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本·拉登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加奇怪了，因为父亲想把圣战和那些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却渴望战争的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让那些追求寻常生活中的快乐的人来参加圣战。虽然参加圣战的人中有些只是临时性的，他们来阿富汗只是来度一个“圣战假期”，不过多数士兵都很快就迷上了圣战战士的生活。他们相信对于穆斯林而言，圣战是最圣洁的事情，因而他们都向往暴力圣战。他们希望能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真主，这让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具有了崇高的意义。
那些年轻人成了我们的同伴，他们让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父亲手下的人对他都很崇拜，他们相信所有与父亲有关的事情都是真主向人们传达的启示，所以他们提到父亲的时候语气中总是充满了敬畏。一天，有几个人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年夏天我们住的那个地区的鸟都会飞到坎大哈来。阿拉伯人很喜欢鸟，所以我们特地给那些鸟做了很多事，希望它们能住得舒服些。我和母亲还把门上的玻璃打开了，让那些鸟能有个好地方筑巢。一旦它们的蛋孵化成小鸟，它们就会飞走。那几个人注意到有一只鸟已经连续好几年来我们那里了。那只鸟的一只脚上缠着一根十二英寸长的红色带子，其他鸟的脚上都没有这样的标记。
他们中有个人猜那只鸟是美国人用来跟踪父亲的，可是不久他又改变了想法；不过大家仍然觉得很好笑，一只小鸟都能三番两次地找到父亲住的地方，有着先进技术的美国军队却怎么也找不到。
父亲手下有一个负责训练士兵的军官对我特别好，总是笑着跟我打招呼，或者给我提供各种帮助。我从没听到过他的真名，当然，那是因为他不可以使用自己的真名。在父亲的军队里大家都叫他阿布·祖布尔。阿布·祖布尔在父亲的组织里职位很高，他常常在坎大哈和喀布尔附近的各个训练营之间跑来跑去。
后来阿布·祖布尔出了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件事。他有一头漂亮的黑白相间的母牛，很多士兵都很羡慕他能有那么好的牛，因为当时食物和水是实行严格配给制的。不久以后那头母牛生了一头小牛，阿布·祖布尔非常高兴，他已经计划好怎么用那头小牛了。
一天晚上，阿布·祖布尔做了个噩梦。他梦到自己手下的两个士兵偷偷地挤了那头母牛的奶，结果他的小牛没有奶吃了。第二天早上他还一直想着那个梦，做完第一次祷告之后，他脑子里仍在想着那个梦，琢磨着那个梦给他传达了什么信息。他叫了一个训练员过来，那人叫阿布·阿塔，他们俩认真地研究了半天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阿布·祖布尔知道，自己如果不弄清楚这件事情肯定是不会安心的，于是最后他把自己梦里的那两个士兵叫了过来。
那两个人来了，显得异常紧张。
阿布·祖布尔很聪明地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他知道他们很迷信。“你们俩昨天晚上做什么坏事了吗？”
那个名叫阿布·瓦利德的士兵听完这话马上就垮了，他承认他们俩偷偷去牛圈挤了阿布·祖布尔那头母牛的奶。他们已经把挤出来的奶喝了，所以如果不是阿布·祖布尔做了那样的梦，那除了那头腹中空空的母牛，这世上就没人知道他们俩做过什么了。
当然，阿布·祖布尔觉得他们俩辜负了自己对他们的信任，因此十分生气，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处罚。他们必须在那座山上跑上来又跑下去，直到他们认识到自己错了，并从这件事中吸取了教训才能停下。当然，那以后大家就传言说真主非常赞赏父亲从事的事业，所以如果有谁做了坏事，真主就会在父亲手下的领导人熟睡时告知他们那些事情。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和父亲还有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起开车去视察那个地区，确定一些战事细节问题，同时检查最近刚招募的那些人在训练营里面的训练情况。父亲坐的车在前面，我坐的车在后面。像以往一样，那次一路上路况非常糟糕，所以车开得很慢。同行的很多人都受不了了，所以父亲时不时地就让车队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车只要开到某个小村庄，父亲就会让车队停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去村子里的水池里把水壶灌满，再在村子里随便买些吃的，然后顺便休息片刻。
村子里没有公共厕所，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私人厕所，所以我们大家必须四散到田地上的各个角落里，找一个没人的地方解决问题。在这之后，大家就会回到车队旁，找棵大树边乘凉边等其他人回来。我们很少抱怨那些动作慢的人，因为没有谁特别想回到阿富汗那些崎岖不平的路上去。我们都喜欢多休息一会儿，聊聊天说说话。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士兵一直让大伙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出来。下车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下来的，后来他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都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我们全都在那棵大树下，享受空气中微风的轻轻吹拂，那个士兵突然从高高的草丛后面笑着跑了出来。
看到同伴以后，他脸上的微笑就变成了大笑。我们对有趣的事情都很感兴趣，所以大家都追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可他却只是笑个不停，什么都不肯说。最后他终于忍不住说：“当时我正蹲在地上，突然我听到一阵脚步声。于是我就发出信号，想告诉外面的人里面有人，让他别进来。结果那个人反而走得更快了，直接就朝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别提我那会儿有多吃惊了，但我还是一直不停地发出‘嗯嗯嗯’的声音，没想到外面那个人照旧没停下脚步。”
“我快要疯了，要知道那时候我的姿势可不太雅观，实在是不适合见人。”
听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突然，一个高个子男人站到了我面前！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看着我蹲在地上，他问我‘朋友，你没事吧？我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我很担心，所以就过来看看发出声音的人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那个士兵快笑翻了，“我当时只能继续‘嗯嗯’！我还能做什么呢？要知道那时候我裤子都没提起来，还可怜兮兮地蹲在那里，难不成我还要跟他交谈吗？”
那时已经有很多人聚到了他周围，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很好笑。没人说话，可是大家都笑得眼泪都出来了，那一张张平时严肃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出来的泪水。
那时候，尽管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显得荒凉而灰暗，但我一直努力安慰自己，告诉自己我比其他很多人都要活得好多了。至少我不是阿富汗这个饱受内战摧残的国家的残疾儿童。可怜的阿富汗人没有能力好好照顾那些残疾儿童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有些士兵还看到过得了精神病的孩子像狗一样被家人用沉重的链子拴在树上或者椅子上。
实际上，我就认识一个这样的男孩，他和我岁数差不多。那个男孩住在我们坎大哈院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身上也拴着链子。这样经年累月地拴着，那男孩竟成了逃跑高手。摆脱了链子的束缚以后，他有时候会来我们的院子这边。有一天，一个警卫看到远处有一个男孩朝我们院子这边走来，就大声叫说：“停下，你是谁？”
那个可怜的男孩不明白他说了什么，于是还继续往前走，继续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那个警卫觉得肯定是有人来对我们的院子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于是就朝那个男孩的头顶上方开了一枪。谁想那男孩一点儿也不害怕，仍继续不紧不慢地往前走。
最后那个警卫终于看清了他是那个附近村子里被拴在链子上的可怜男孩。其他警卫听到枪声都赶了过去，急忙把那个男孩带走，将他送回到与铁链为伴的生活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父亲没能成功地让我接受他内心渴望的那些东西，但我还是注意到父亲常常会很悲伤。父亲的难过让我很心痛，作为儿子，我会尽力为父亲的行为寻找理由。我希望父亲能放弃战争、放弃暴力。当然，我的这些想法都是在父亲跨越最后的界限，让自己再也无法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之前出现的。
就在我对父亲的感情好转了一点儿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很残忍的事情，使我对基地组织的厌恶变得更为确定、清晰，使我更加下定决心永远不去参与父亲的那些事业。
我和我的兄弟们在喀土穆的时候开始就养了很多小狗，那些小狗是我们的宠物。来阿富汗之后，自从诺瓦拉赫毛拉送了我我在阿富汗的第一只小狗波比之后，我们养的狗就越来越多了。在我们的世界里，是不会有人去人为控制宠物数量的增长的。实际上，在穆斯林的世界里，人们认为阉割狗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样会让公狗失去交配的乐趣，让母狗失去当妈妈的机会。穆斯林认为我们应该让世界顺其自然，所以，我们院子里的狗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搬到坎大哈之后不久，我就听说父亲的训练营里很复杂，里面有人在测试致命性生化武器。
有一天我正在和我养的一条母狗还有她的几只小狗崽玩，突然几个士兵跑来找我，向我借我的小狗。我不想借给他们，可是又觉得他们可能是自己想养宠物，于是我就让他们把小狗带走了，还叫他们一定要在小狗需要喂奶之前把他们送回来。
后来他们常常来找我借狗，我很好奇，想知道他们把我的狗带到哪里去了。那时候我已经在阿富汗住了好几年了，我注意到在阿富汗很少有人喜欢狗。实际上，多数阿富汗人都看不起狗，认为狗是有害的，很多人一想起狗就会联想到老鼠。一旦看到小狗，他们不仅不会跑过去抱它，反而会一枪把那条狗给杀了。在我们的世界里，大家绝没有我所听说的西方人对宠物的感情。
很快，一个朋友就坦白说我和我兄弟们喜欢的小狗都已经贡献给圣战事业了。父亲的士兵把我们的小狗当作了实验对象，让它们吸毒气，以此来测试毒气致死的时间。
听说这件事后我震惊得无以形容。我哭了，可是父亲和他的下属绝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停下来，不再拿我的小狗去做实验。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必须进行测试，而我们的小狗就是最好的测试对象。父亲根本不在乎我是多么喜欢那些小狗，根本不在乎我请求他们放过我的小狗的话。有几个新来的士兵毫无同情心，甚至会觉得向我讲述那些可爱的小狗死时的痛苦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他们坚持要告诉我那些小狗死的时候是怎样被捆在笼子里、浑身颤抖的，它们在整个测试过程中都痛苦万分。那些毒气生效的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
我从不会接触刚出生的小狗，因为当我盯着它们的眼睛看时，我意识到它们已经死了，它们只是还不知道罢了。我离开阿富汗的时候，他们还在进行毒气测试。
“小狗事件”过后，我意识到父亲选择的事业最终只会给大家带来痛苦、失望和死亡，于是便更加疏远了父亲。实际上，那些小狗痛苦的样子让我无比难过，我只好把那样的场景放到了大脑的最深处。今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重新提起这件事。
那时我的情绪很不稳定，就像正在经历一场暴风骤雨一样。我决定了，只有独立自主，找到一个合适的新娘，建立我自己的家庭，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1998年3月，我满十七岁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在十七岁的时候结婚。可能是因为父亲是十七岁时结的婚，所以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十七岁结婚，就像我的哥哥阿卜杜拉那样。阿卜杜勒·拉赫曼和萨阿德也想结婚了。
于是我们三个就去问朋友有没有哪个战士的女儿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大家都认为到适婚年龄是结婚的必要条件。那时候，我们院子里没有刚到结婚年龄的女孩子。我最希望能像阿卜杜拉那样，和沙特的某位表姐妹结婚，因为我知道我是永远也不会回阿富汗的。可是我的叔叔阿姨们是不会有人同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本·拉登的儿子的。阿卜杜拉很幸运，他在父亲声誉败坏，让儿子们的名声也受到影响之前就结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