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说：“李建修是个比较斯文的人，第一次见面就问了问我的履历。他自己的事却只字没提。不过从口音中，我能听出来他是南方人，是哪个省的没闹清。”
胡杨又说：“第二次见面更简单，是在我的机车跟前，他来规划水渠时遇上的。这次他只是问了问我的工作情况，关于婚姻的事还是只字没提。他走了之后，我还想，可能我们的事就算完了，因为他从来就没说要我嫁给他，或者是他喜欢我之类的话。那几年，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每一个姐妹让人看上了，只要组织上一出面，男的就来找了。一见面就是先介绍自己的履历，再让女方给他提意见，只要是女方没给他提出大的意见来，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他就回去写结婚申请了，等组织上一批，要不了两三天，把两个人的行李往一起一搬，就算结婚了。可李建修两次都没对我说什么。甚至连我多大了都没问，所以我就想我们的事可能完了。”
然而，就在胡杨准备忘了这件事时，高副处长从和田检查完工作又来了。他又找胡杨和李建修共同谈了一次话。说：“你和李建修同志的结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今天你们就结婚吧。”
李建修很腼腆地看看胡杨后，对高副处长说：“感谢领导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会努力工作报答党组织的关怀。”
胡杨却说：“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再想想。”
高副处长见胡杨还没完全想通。就对李建修说：“那就让李建修先回去准备。准备。我们俩再谈谈。”
李建修走后，高副处长就问胡杨还有什么想不通的。胡杨就哭。开始高副处长还劝，可越劝她哭得越伤心，越有劲了。最后，高副处长也不劝了，反而鼓励她哭：“哭吧，哭吧，哭够了好出嫁。如果姑娘出嫁都不哭，那就是嫌娘家不好，不亲。”
说完，高副处长一甩门走了。
胡杨在门响的一瞬间，竟然也停止了哭声。等她擦干了眼泪走出来的时候，她看见高副处长就站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俩人对视了许久，谁也没说话。等高副处长走过来时，胡杨看见他的眼睛里也含着泪花，胡杨的泪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高副处长背过身去，擦了一把眼泪，才慢慢地走近胡杨，在她的肩上轻轻拍了拍说：“你是一位好姑娘，我和组织上向你表示感谢和敬意，请相信我，你们会幸福的。”
当天，在高副处长的主持下，胡杨和李建修走到了一起。
这天是公元1956年4月26日。
婚后第三天，胡杨才知道李建修是新疆“9．25起义”军官，湖南郴州人，比自己大十一岁，起义前曾在陶峙岳的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部任少校工兵参谋，而且还是一位有着十八年党龄的国民党党员。
新疆和平解放后，他曾和一百多名起义的国民党校级军官一起登报声明彻底退出国民党。
“你说傻不傻，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嫁了个国民党。”胡杨说。
胡杨阿姨自嘲地说：“婚后，我才知道他是暨南大学水利系毕业的学生，1943年应征到南京国防部当了工兵参谋，后随屈武将军进疆，参加国民政府和新疆三区民族军和谈，被留在了陶峙岳的司令部，当了工兵参谋，主要负责北疆伊犁地区的水利工程。1952年，南疆部队进入大规模的开荒生产，急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他就从二十二兵团调到了南疆军区，从阿克苏地区的塔里木河畔，开始了南疆地区一个又一个农场的设计勘察，等他和胡杨结婚时，已完成了三十多个农场的设计。
后来这些农场就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农三师和今天南疆军区所属部队的农场。”
半个多世纪的“国共合作”
“我带你去看看胡杨林子吧，那片林子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我看你也挺喜欢胡杨林子的。”第二天傍晚时分，胡杨阿姨突然对我说。
“好。”我说，“林子里的老树还多吗？”
“这片林子保护的还比较好，基本上还是原始生态。当年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连我家都住在林子的深处，几代人开荒种地，烧火取暖都靠这片林子哟。”胡杨阿姨深情地说，“如果不是保护得早，恐怕早就没了。”
在金色的夕阳中，我和胡杨阿姨沿着叶尔羌河最后的那缕河水，向林子的深处走去……
沙漠里的黄昏和夜晚几乎是同时降临的。当晚霞抖落了一身华彩，夕阳的余辉还停留在远处的沙丘和近处的田野上时，月亮就迫不及待地跳到天上来了。原本洁白的脸儿让落日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胭脂，透亮娇艳。日月同辉原来就是这样的美丽。秋风中，日和月的光芒下，林子里的每一片胡杨叶子，都染着日月的光芒，灿烂无比。
“太美了。”我情不自禁地说：“这是我平生见到的最美的时光，最美的树。”
“我也很喜欢这片林子。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人学习的榜样，它能包容所有的东西，我家的老头子在世的时候常说，胡杨是能包容一切的精灵树。”胡阿姨说得很动情，“这种树很通人性，春天沙漠里的人还没感觉到春风的时候，一片片的小叶子就从苍老的枝条上长出来了。人夏的时候，其他的都绿了，也都开花了，它显得十分平淡，到秋后。其他的树木都没叶了，它的叶子却随着一场又一场的风霜，从绿变金黄，再从金黄变得火红起来，就是到了严冬叶子也落不光，越冷，越红，越好看。”
也是那年8月1日，我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李建修和胡杨分别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中校和中尉军衔。不久，李建修就奉命沿着叶尔羌河，一路向下游走去。他们要在叶河中下游的两岸，尽可能多地规划出一个又一个的农场来。
胡杨是踩着李建修的脚印，走进这片林子的。
李建修和他的规划队，规划出一个农场，胡杨和她的机耕队就跟着过来开荒，地开出来了，部队和兵团就跟着组建一个新的农场。
到1960年6月，李建修和他的战友们在叶尔羌下游规划出最后一个农场后，南疆军区农场规划队（当时已改称测绘队）和机耕队就奉命全部留在了这里，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胡杨和她的机耕队，是1960年冬天才来到这里的。
那时，他们还都是有军籍的现役军人。本来1957年12月，军委根据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部队民族干部问题的报告》，向新疆军区下达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现有军籍人员转业复员的命令》，但是由于兵团和南疆军区都需要这两支特殊的队伍，就一直保留了他们的军籍，直到1960年12月。他俩才正式办理了转业手续，从而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历史上最后一批脱离军队建制的特殊军人。
“我们结婚后，我开我的车，他量他的地，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不过他对我特别好。说实话，结婚不久，我就越来越喜欢他了。高副处长说得没错，组织上是不会把坏人介绍给我的。他一辈子为人脾气好，说话从来都不会大声粗气，就是我和他吵架，他也不生气。有时我就故意气他，说他是国民党。再后来，我就不叫他的名字了，干脆就叫他国民党。有人在场的时候，偶尔叫他个老李或是李建修，他就笑着说你怎么不叫国民党了。我就说给你点面子你还不要呀，臭国民党。就这样，我们在家里进行了几十年的‘国共合作’。有时候老姐妹聚到一起，说起自己的男人，就都夸我们家的那个‘国民党’好，我就说那是让我这个共产党改造的。”
“人难能可贵的是对自己、对他人一辈子都表里如一。”胡杨说。“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俩虽说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共产党，却相敬如宾了一辈子，就是到了‘****’，他被关起来了，红卫兵说他是国民党，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就说他原来是国民党，这不假，但他不是反动派，他是好人。他们就打我，让我在离婚书上签字，我一气就写了个‘下辈子我还嫁给李建修这个国民党’，结果我成了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连党籍都给开除了……”
北京时间二十二时，太阳和月亮都还挂在沙漠的上空。
林子里的气温却明显地降了下来。这时，才感觉到沙漠里的秋天真的来了。
胡阿姨沉默了许久才说：“人这一辈子就得过得平静一些，心不能太高了。想想现在不是什么都过去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被开除党籍后，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和他一起关进了牌楼劳改农场。刚一见面。他就说你也来了，这下咱们可臭味相投了吧。我就说你是国民党我可不是，不过我还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国民党。就是打死我还是这句话，如果真有下辈子，我胡子秧（当时造反派已勒令她不许再叫胡杨，说反革命投机分子胡子秧不配有这样的名字）还是要嫁给你这个国民党。他就说，人活着就要像胡杨才行，不管沙漠怎么干，怎么苦，风沙怎么大，它都照样长，照样活，照样年年发芽。”
1968年，胡杨因“下辈子还要嫁给李建修这个国民党”，而被关进了南疆地区最大的监狱——牌楼农场。
不过她和李建修都不是劳改犯，而是设在监狱里的一个牛棚式的“五七干校”里的学员。期间。不断有专案组来调查他们的案子，每当这时都会有人代表组织，让胡杨揭发国民党李建修的罪行，都会有人劝她和国民党划清界限。她就据理力争。她说：“李建修起义前是国民党，可起义后是解放军的干部，如果说他是国民党，但他不是反动派。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南疆的哪个农场不是他设计规划的。就算他是国民党。那他也是好国民党，是帮助共产党的好国民党。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我是她老婆怎么划？划清了那我就是罪人，就是不听党的话，是党让我嫁给他，我死也要听党的话，如果我和他离了婚，那就是对党的背叛。我胡子秧绝对不会干出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来。”
后来，他们先后离开了牌楼农场的“五七干校”，回到了沙漠中的农场。从那时起，他们夫妇俩就天天结伴来看胡杨。“****”结束后，他们的冤案才得以平反，落实政策时，组织上问她还有什么要求，她说：“有。第一，我还要叫胡杨，不能再叫胡子秧；第二，得让整我的人给我说个清楚。”
走出那片林子时，胡阿姨说：“他也没劝我，就拉着我去看胡杨。好好学学胡杨树，用平常心态做人，用胡杨的品德包容一切。慢慢地我就真的成了胡杨树了。”
告别胡杨阿姨的那天，我又去了一趟那片林子，认认真真地读着那一株株不言不语的胡杨，悟着胡阿姨引用的李建修语录的含义。
“胡杨，是能包容一切的精灵树。”
是啊，在这片林子中，有梭梭、红柳，有芦苇、甘草，也有野草、荆棘和一簇簇、一丛丛叫不上名字，分不清属科的花草，他们为什么能够和谐地生活在这片沙地里？
容与和，原本就是儒学的精髓。
胡杨之所以能从一亿三千万年前延续到今天，靠的是巨大群体的力量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团队精神。这是典型的东方群体文明构架，是一种同种、同族、同根、同脉、同命运的东方文明。
啊，胡杨可以包容天与地，可以包容人与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