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从百里风区（吐鲁番）走出来，就开始翻天山。正值隆冬季节，又下了几场大雪，许多山沟都填平了，前面部队踩出来的路也找不见了，天一晴，西北风就来了，那个冷呀！再加上几次轻装，皮大衣都交到驮运队了，身上大都穿着夹衣，每天早晨起床后，冻得直打哆嗦。可那路怎么也走不到头，经常走得脑子里一片空白，除了往前走什么都不知道了……”
1950年1月16日，17岁的李建菊和六个掉队的女兵，让收容队收容后，暂时编制到了骡马队，负责二十多匹骡马赶运工作。
说实话，这在当时是件比较轻松的工作。白天边放牧边走，除却了强行军的许多困难。晚上睡觉，还可以靠在骡马身边取暖。
可是，好景不长，没几天，所有的人身上都感到奇痒难耐。原来，天天和骡马睡在一起，再加上长时间没洗过衣服、没洗过澡，几乎所有的人身上都生了虱子。男同志还好办，中午天热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脱下衣服边走边逮。而李建菊等几个女同志就苦了。头上生了虱子，抓都抓不过来，七个人干脆全部理成短发，后来还不行。就一律剃了光头。
头上不痒了，身上却没法办。男同志支援她们的几件换洗的衣服，没几天，虱子又长成了串串。一天下午，从西北师范大学入伍的胡静。在行军途中，突然丢下骡马，大声哭叫着，疯了一般，边脱衣服边跑，把身后的人都吓呆了。
胡静没跑出多远，身上的衣服就全都甩光了。
之后，跪在雪地里大声哭了起来。
当李建菊清醒过来后，才想起身后还有几十号男人，哭着喊了一声：“全给我转过去。”
男人们这才想起，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的裸体。于是，所有的人都红着脸转过身去了。蹲在地上也跟着哭了起来。
他们深感羞愧难当。他们自责愧为男儿。一大群男人，竟然保护不了几个把一头秀发都丢在了行军途中的女兵。
胡静是他们的姐妹。被虱子折腾成这样，他们怎么能够不难受，不难过呢？
李建菊用一床被子裹住了胡静，将她紧紧地拥在怀里。
几个女兵一起哭了起来……
直到太阳西斜，抱在一起的七个女人，才止住了哭声。
李建菊缓缓站起身来，从雪地里拾回一件件的衣服。
是夜，七个人坐在一个火堆旁，一只又一只地逮起了虱子。
那天宿营时，男人们在远离骡马的山谷里给姑娘们搭起了一座帐篷。也是从这天起，姑娘们每天夜里都躲在男人们为她们搭起的帐篷里抓虱子。
等她们到达阿克苏后，收容队的指导员，找到了五师师长徐国贤说明了情况。
徐国贤马上找来军需官，让他找几套衣服给姑娘们换换。
军需官说：“咱们刚来，物资还在后边，到哪去找？”
徐国贤说：“我不管你到哪找。就是偷，你也得给我搞来，否则你这个军需官就当到头了。”
当天下午，徐国贤又派出一警卫排，对师部兼地委大院的一间房子实施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只是所有的哨兵全部背向房子而立。
一切布置完毕，徐国贤又对带班的干部说：“谁敢回头，一律军法处置。”
姑娘们自从离开哈密之后，终于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澡。
李建菊说：“身上抹下来的灰，有好几斤！”
姑娘们从里到外全部换上了新衣后，这才想起自己是女人。当时胡静洗完澡后，提议把生过虱子的衣服全部烧了。
李建菊说，不行。用水煮煮，虱子就会死了，还能穿。
七套衣服在一口大锅里煮了半天，姑娘们仍不放心。
直到水面上浮出一层尸（虱）体，才敢捞了出来。
“睡着觉也能行军那才叫本事”
和清一色女兵的女生大队相比，赵佩玉这批编在十队的几个女兵可就苦了。
1950年元旦从吐鲁番出发后，她们一直跟随教导团主力，每天以六十至七十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连续行军四十八天。才走到喀什。
途中，平均每人穿破八双鞋子。
元月中旬，十队到达焉耆后，沿冰封的开都河溯源而上，直奔库尔勒而去。
两天后，暮色西垂时，才到达铁门关。由于语言不通，请的维吾尔族向导也说不清离库尔勒还有多远，队长李绪珠决定就地宿营。
部队正在忙着安营扎寨，满身知识分子情调的赵佩玉、尉迟颖俩人却顺着铁门关附近的小路走到了石壁刻有“襟山带河”的孔雀河畔，河上有一座钢木结构的大桥，桥的那头守着几个国民党起义部队的士兵。赵佩玉过去一打听，守桥的士兵告诉她，前面就是库尔勒。
尉迟颖站在桥上，大声喊道：“队长，翻过山就是库尔勒了！”
正在忙着架灶设帐的部队听她一喊，没等李绪珠下命令全都开始收拾东西，又拔营出发了。
队伍又在黄昏中向库尔勒开拔了。
赵佩玉和尉迟颖站在桥头的哨楼上高声吟起了岑参的诗句：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旌旗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赵佩玉说：“岑参这首诗里说的戍楼，就是咱俩现在站的这座铁门关城楼。岑参一生中，七次出入铁门关……”
“大姐，你考古来啦。”尉迟颖说。
赵佩玉说：“晚上到库尔勒后，咱们搞个边塞诗会怎么样？”
尉迟颖说：“行。”
赵佩玉是位归国华侨，她1924年出生于美国加罗林州大学毕业后跟随父母回国。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社会一片动荡，父母又回到了美国，她只身一人留了下来，进入山东大学外语系读书。1949年9月，在兰州西北师范任教时，毅然参军，跟随部队进疆。
过库尔勒后，十队沿着先头部队在原始胡杨林中踏出的道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行进。
“为了不误春季的大生产运动，部队每天都是强行军。早上四点钟起床，吃点东西就摸黑上路。走三四个小时天才亮”。
胡杨林中的道路，是前边几支部队踩出来的，浮土很厚。部队走得越快，带起来的尘土越大，呛得人都喘不过气来，嘴上全都捂着湿毛巾。天气冷，不一会儿，毛巾就冻在脸上，揭都揭不下来。在尘土中行军视线不好，几米外什么都看不见。加上人困马乏，眼皮老在打架，走着走着就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步子，但两条腿还在机械地往前挪着。许多人走着，实际上已进入假寐状态。排头就每隔几分钟提醒大家一次：“向后传，跟上，不要掉队！”
这天早上一出发。队里怕女兵掉队，就让赵佩玉等十几个女兵走在最前边。
刚上路不久，胡杨林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
赵佩玉说：“走了一会树稀了，能从枝缝里看见星星。走在队伍前边没多少土，不用捂毛巾，但鼻子、耳朵都冻得不行。怕困就使劲抬着头看星星，可不一会儿又睡着了。前面一条很深的沟，我一头栽下去了。把沟里的冰都砸裂了，一下就掉进了水里。可还没等我爬起来，后面七八个人全部跟着掉了下来，把我压在最底下，差点没淹死。等男兵们把我们拉起来一问，原来后边几个全都跟我一样迷迷糊糊似睡非睡……”
女兵也有不是风景的时候
深秋的塔里木。一片金色的胡杨林边环绕的棉田里。
当年和何俊秀一个班的退休农艺师满天芳说起那次行军来，几乎是说一句笑半天，听不出半点的艰辛。
满天芳说：“何俊秀是六班长，全队出了名的瞌睡虫。行军中能边走边打呼噜、说梦话。你往哪里走，她往哪里跟，有几次差点掉队。有天行军，走着走着她倒在路边睡着了，天不亮，别人也没发现。结果天亮了，来了一群野猪。才把她吓醒，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地才追上队伍。后来到喀什总结时，她说这一路上就那二十多里是醒着走的。”
“为这事团里把队长、教导员狠批了一顿。队里怕出事，就想办法，让女兵们一人拿一根胡杨树枝子，相互拉着。这样。只要前边的人不打瞌睡。后边的就掉不了队。可何俊秀还是不行，拉着拉着就松了手。没办法。她就用绑腿，一头捆在自己手腕上，一头拴在前面一个的背包上，一上路就可以放心大睡，只要队伍不停，她就一直跟着往前走。但是，只要队伍一停，她就往别人背包上撞。有几次穿过间隙很小的树丛，需要拐弯，前边的人忘了提醒她，结果何俊秀就撞到树上，鼻子都碰出了血。”
“出了轮台的第二站是七郎台。”满天芳说，“快到宿营地时，各班都要捡柴火，每人抱一大抱，一到目的地就生火烧水，做饭、洗脚。那一带干红柳多，一会儿就捡一大抱。我们班长何俊秀也抱了一大捆。到宿营地了，她还闭着眼往前走，指导员胡荣平就站在她对面，看她往哪去，结果，人家直直地冲指导员走了过去，把指导员撞了个仰面朝天，她才停下脚。”
“那天夜里宿营，就更可笑了。”满天芳笑了半天才说，“在七郎台宿营，我们一个区队四十多人，分了一个羊圈。男同志多，占了靠右边一大半。我们女的少，就挤在左边靠墙的地方。中间只留了一条小路。那时候行军，大都和衣而睡，男女同志经常挤在一起，也没出过什么事。”
满天芳说：“也不单纯都是大男大女，按理说应该是复杂的。可人累得走着都能睡觉。一倒下就睡了，一夜连个身都不翻，谁还有心思胡思乱想。再说那时候，部队纪律也严，谁敢出事，非枪崩了不可。我们那时候可真是宝贝，高中生都算知识分子。王胡子说谁敢动我们一根毫毛，就地枪毙（估计这话是层层加码传达王震在酒泉的命令，绝不会是原话）！”
“就是睡羊圈那天夜里，出事啦。”满天芳又笑，“一间羊圈，那么多人，男女之间只留了条小道，供夜间解手出出进进。可睡着睡着，那条小道就挤没了。半夜里一个男兵迷迷糊糊起来解手，他找了半天感觉是走出去了，而实际上他走到我们女兵这边来了。根本没出门。一泡尿把我们四五个人尿了个满头满脸。就这样，我们班长都没醒。”
满天芳大笑着说：“那个男兵那一泡尿，一下就炸了锅。当晚就开他的批斗会。区队长让我们几个发言，说那个男兵是不是耍流氓。我们几个都才十八九岁，害羞都不吭气。区队长就让何俊秀说。班长说：‘黑乎乎的我们什么也没看见，算什么耍流氓？不就是一泡尿吗？这比臊臭臊臭的羊粪味好多了。批什么判，快睡吧！’我们想想也是，都表示没什么。区队长就不再追究了。”
“那个男兵啊？他当时吓得全身直打哆嗦。何班长和我们这么一说。他才缓过神来，跪在地上磕起了头，千恩万谢。说感谢我们不杀之恩。其实，现在想想有什么呢？人家又不是故意的，更谈不上耍流氓了。”
满天芳谈得十分轻松，言语间充满了善良和母爱。
我问她后来那个男兵怎么样了？
她说：“部队到喀什后，他调到边防上去了。临走的时候还来看过我们几个。何班长还给他送了一双手套，我给他送了一个笔记本和一本识字课本。可惜，在1962年对印作战中，他牺牲了。听说死得很悲壮……”
此时，满天芳眼里含着泪。淡淡地说：“几十年了。我们几个老姐妹都还很想他……”
1950年4月19日，李建菊等最后七名女兵，安全到达喀什。
二军教导妇女大队正式结束了这次历时半年，长达三千多公里的徒步行军。
最后的边地风景还是她们
这一千多名徒步走进新疆的女兵，虽然在漫长的进军旅途中经历了千难万险的艰苦磨炼，但是当她们到达喀什后，经过教导团短期培训，很快就被分配到了天山南北急需人才的各个岗位上。
一千多名女兵分散在二十多万人的兵营里，真正成了宝贝，成了宠物，成了花儿。再加上王震特殊的知识分子政策，她们都在严格的保护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她们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构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新疆军区的女干部群，也是新疆文学艺术界、自然科学界的精英群。
自然，在进疆的五万女兵中，她们的婚姻是最自由、最幸福、最美满的一批。
据统计，在她们的老伴中，有近40％是一起进疆的知识分子，50％以上是当时的团以上领导干部。
在我采访的几十位老人中，甚至没有听说，有谁的婚姻是组织包办的。当然，组织介绍是普遍现象，可基本上都是门当户对，年龄相仿，自愿结合的。
大多数人一生中夫唱妇随，事业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