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在延安（一）（1937年12月—1941年12月）
20 到延安最初的日子
延安城里就有几个招待所，我们被分到天主堂招待所，就是张学良和周恩来会面的那个天主堂。当时不知道，知道肯定就更激动了。
当时我们睡在谷草上，谷草不是稻草，是小米的梗子，很硬很粗的，直接铺在地上。头天晚上住的时候，觉得奇怪，一大堆人睡在地上，不习惯。到鄜县（现富县）住下时，晚上吃饭，店老板问你要多少斤，我说一碗面，还是问要多少斤。后来别人告别我，所谓斤，就是未和好的面粉，对方要根据你要的分量，给你和面来煮。一般的面条有筷子头那么粗，桌上有盐，有辣椒粉，有水样的醋，自己放。当时心里感觉这个陕西怎么这么苦。从成都锦绣平原到那里，生活水平，天地之差。这样的面，在成都哪有人吃。这就是那时陕北的物质水平。吃白面条，就是享受了。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后，东北军后撤，收缩战线，把共产党“欢迎”进延安。我们去的时候，党中央搬到延安将近一年。我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到延安后，延安已经比较热闹了，还不算十分热闹，一条以南北为主的小十字路而已。比我家乡的小镇还小。
我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号左右到的，因为到了延安后，听说前几天毛主席到延安飞机场去欢迎王明、康生、陈云三个人。现在我了解，王明他们是十二月十五号左右到的。
到了延安，就填表，写思想自传，包括到延安的动机、对共产党的认识等等。现在来看，就是在详细审查。在天主堂住了十多天，写了很多字，填了多种表格，谈了多次话。
这以后，就分我到陕北公学十七队。一个队七十个人，住七八个窑洞。有队主任、协理员管我们。又是填表，写各种自传，主要从事政治考查。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到延安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有些人分到抗大，有些人分到陕北公学。两个都是短期的政治训练班。当时有个说法，抗大毕业，基本分配到军事部门，陕北公学毕业，分配到前方基层工作。这只是一句话，其实没有任何区别。陕北公学也大得很，但后来不知何故不提了。
21 陕北公学三门课，学习过程中又反复写自传
我们学三门课。第一门是“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教程”。这门课讲的是“九一八”后的历史。国民党的，我们知道一点，但共产党的具体情况就不知道，所以有新鲜之感。第二门是“游击战术”，第三门是“群众工作”。这些课都是抗战的需要，跟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跟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关系，课程的设置就是抗战上前线需要。
陕北公学除了这三门课，还有晚上的急行军。晚上哨子一吹，赶紧起来。都是半夜，冷死人，有时在高山上走一两个钟头，女生也一样。对一个中学生，特别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去的人来说，有点吃不消（支持不下去）。但我当时并不觉得苦，你是来打仗的，这个训练必须接受。
三门课学完后，我们并不是真的全到前线，到前方根据地，不少人留在了延安。到了前方的人，也不直接上前线，而是当基层干部。基本上没有作为一个连队战士上前线的。完全上前线牺牲的人，不算很多。大量死的人，是生病，过封锁线，或者被日军包围这几种情况。
陕北公学三个月反复写思想自传，反复写对什么什么问题的认识。因为反复写，写得很多，就能看出你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知道你的真实想法。你到延安来，是凑热闹的，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还是真正的抗日，过去是否反蒋，或者是否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常识。当然，还少不了一个问题是：你对苏联的态度。你必须是彻底拥护苏联的。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看出。你虽然不懂什么马列，但你的思想倾向是多年形成的。如果你没有十来年看左倾书报，你就写不出来。这样一来，就相信了我这样的人，不是一时投机。
22 入党，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困难也不困难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入党宣誓。入党之前，经过长期的考查、填表、写总结，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困难也不困难。当时的背景是大量的学生到延安。中央有个目标，通过考查，能入党的，都要入党。长征到了陕北后，党员就很少了，抗日战争的局面已展开了，知识分子党员不多。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概念，从初中到大学都算。当时入党也不是号召，但对非党员公开表态：你们想入党可以写入党申请书。这就是在大规模发展党员，比例是多少，我不知道。每个队有个队长、两个辅导员，这三个人，找你谈话，了解情况。他们都是相对有经验的党员。各个队的情况都是这样。陕北公学很大，工作人员连学生，大概有两三千人。没有什么党委，是在陕北公学总支委办公室里宣誓的。记得墙上有三个人的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时好像还没有挂斯大林。毛主席像也没有。
23 马列学院非常特别，学员非常参差不齐
一九三八年一月进的陕北公学，四月初马列学院秘密招考，通知我去考。要去考试，大概只是一个形式，基本上都定了。陕北公学十七队还有余宗彦也接到了通知。
这个考试，是在延安清凉山下面一个千佛洞里秘密考的。其实绝大部分题我都没有答出来，十个、二十个问题，你答对了一两个，像列宁说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多少答出来了，就认为你是读过马列的。我自我估计，我至多能得二十分。
通过考试后，四月下旬，集中在延安蓝家坪，党中央书记处就在那里。一个班是三三制，三分之一是长征老干部，三分之一是老地下党员（多数是抗战后出狱不久的老革命家），三分之一是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三个学校考进去的，合起来不到九十个人。
马列学院非常特别，第二学期我曾经同李先念一个小组，一个炕上睡觉几个月。我那个小组，老干部有宋时轮上将、姬鹏飞外长。后来曾做国防部副部长的王树声大将隔我一个窑洞。
我们组有哪些地下党员呢？有杨超、章夷白等，好像还有宋时轮、聂洪钧、姬鹏飞，都是长征和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活动的地下党员，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抗战后才被党保释出来的老英雄。我们那个组，有两个三八式，一个是我，一个是张同舟。张同舟是西安人，西安事变时，中学生，红得不得了，算是学生领袖了。西安事变结束后，国民党势力未进入西安前，党赶快把这些人撤走了。我们组还有个人，叫曾三，后来长期当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新党员有尹达、张黎群等。
后来，学员中的三三制办不到了。因为一九三九年蒋介石封锁严格了，根据地工作开始后，老干部抽不来了。
马列学院，江青是第二班，叶群也是第二班，丁玲大概也是第二班或第三班。实际上一个班就是一个期。
我们小组住在半山上，这个山只能开小窑洞，小窑洞只能住两个人，我跟曾三住一个窑洞。到了根据地后，对我教育最大的就是曾三。曾三也是个知识分子，长征干部，后任中办副主任，“文革”中被整死。我受他的影响很大，我非常敬爱他。
当时十七八岁，对长征干部和监狱里出来的干部都尊敬，但是，对后者更尊敬一些。道理很简单，长征不管怎么样，枪在你的手里边；而监狱里出来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人人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英雄、革命家。所以对他们真是五体投地。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是特别敬佩这批人。他们确实是为了理想，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随时可以付出生命。现在许多青年对打倒蒋介石不了解，不知道那个时候要打倒蒋介石是绝对正确的，没有任何错误。蒋介石当时就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至于说他并不准备投降日本，这是事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镇压一切抗日积极分子，首先是共产党，手段残酷，抓起来就杀头，连陈独秀都要抓起来坐牢。我们当时一批青年，痛恨蒋没有错。蒋介石在日记里说，要抗日，但他要先安内。他这个“内”不是一般的“内”，而是关起来杀中国进步抗日人士。现在的青年不懂“九一八”后六七年的环境。那个时候，日本人侵略那么厉害，蒋介石镇压抗日活动也那么厉害，怎么能不恨他呢？当然，现在我们去研究，发觉蒋也在准备抗战，绝不投降日本，也是完全正确的。
24 马列学院重量级的老师：吴亮平、柯柏年、王学文、康生、陈云、李富春、艾思奇、杨松、陈昌浩等
六门功课，分两学期学，八个月就毕业了。第一个学期，三门课，是根本。马列主义，从马克思讲起，讲到斯大林。这门课，一九三九年后，就变成苏共党史了。老师是吴亮平，我对他有一种很伤感的感情。他是留苏的第一批人，是跟张闻天、蒋经国同一批坐船到苏联去的。英文、俄文都好，还经过长征，到延安后却只是中央宣传部的一个科长。而博古、王明、张闻天这些人，先后是第一号人物了。吴亮平教的内容丰富，但也有教条。哪个没有教条？都是把列宁、斯大林的东西当“圣经”。
后来教我们的是柯柏年，解放后是外交部美大司的司长。美，美国；大，代表大洋洲，是研究性质的，当时谈不上什么外交关系。柯老懂英文、德文，课讲得最好，是学者型的，原原本本，头头是道，讲得引人入胜。他是延安数一数二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人。
还有一门叫政治经济学，是王学文教。现在知道这个老前辈的人很少了。王是留日的，学《资本论》很认真，他一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表面上，他是研究经济的，实际上还做特科的要务。特科是周恩来创建的，一直受周的领导，是共产党的情报和反间谍部门，相当于公安部兼安全部，既搞情报，也搞活动。共产党的特科很厉害，恐怕是世界第一，根本原因是他们是一批有崇高理想的人。王学文资格老，是马列学院的副院长，但是他不善说话。我们很尊敬他。但说实话，上他的课，很难听懂。
有一门课叫党的建设，简称党建。讲共产党的性质、群众工作、支部工作、反特工作等。第一班，第二班，不是一个人讲的，张闻天人缘好，他这个人不得罪人，不整人，请什么人，什么人都来。党的理论这部分是康生讲的。康生会讲，有一句是一句，条理清楚，没有一个字重复，很有感情。他给我们讲课，举了一个人，饶漱石，后来的新四军的政委，华东局的书记，地下时外号叫“机关枪”，康对他称赞得不得了，说他会做地下工作。
陈云讲群众工作，大大称赞“小开”。“小开”是潘汉年在党内的外号。“小开”是上海话，是小老板的意思。陈云称赞他怎么样灵活机动，样样都能干。陈云也大赞过“机关枪”。
记得这些内容的人，现在还有人健在，现在北京听过此课的，我知道至今现有六人，我不会说谎。中国的历史很复杂，作为典型的了不起的好干部，“文革”中被整成“反革命”，连命都送掉了。这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二学期又是三门课：中国革命史、世界革命史、哲学。哲学是艾思奇讲。艾思奇写文章十分通俗，使人感兴趣，但不会讲话。给我们讲课，不看我们。反而是抗战前看他的《大众哲学》，对活泼人们的思想起了作用。
讲中国革命史的人，叫杨松，湖南人，是个老前辈，在苏联很多年，抗战后从苏联回来，是管东北抗日联军的人物之一。他讲得不错。一九四一年，《解放日报》创刊后，他被调去当总编辑。一九四二年春天得肺病去世了，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
教世界革命史的老师叫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的政委，徐向前是总指挥。陈昌浩是留苏回来的，“文革”中自杀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有讲话的天才，从我到延安，到现在，没有遇见有超过他的，他比王明还会讲。他很年轻，一九三六年，红军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全部被打散，他们这些主要领导人手里有几个钱，他就躲到甘肃偏僻地方一农民家里。巧得很，他躲的那家也是湖北人，那家人猜到他是红军。他到延安恐怕在一九三七年的秋末或冬天了。第二年八九月，就能够给我们上课。他从罗伯斯庇尔，讲到拿破仑。他讲课不狭隘，极传神。讲到拿破仑，他就是拿破仑，讲到罗伯斯庇尔，他就是罗伯斯庇尔，非常有吸引力，英雄主义极为外露。以后我想，他哪里有这些历史知识呢，可能他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看了很多书。当时延安已有各种各样的书，英文的，德文的，俄文的。当时苏联出的书不少，讲世界革命史的书苏联刚出了一些。看情形，他可能热炒热卖。他给我们上课，印象最深。
延安讲课，跟现在不一样，七点吃早饭，从八点到十一点半，至少讲三个钟头。如果有休息，了不起就是喝水。我们坐在马扎上听，有个马扎就不错了，扛来听课，又扛回窑洞。教室是搭的平房，土墙，坐六七十个人。屋顶是很厚的黄土，没有石灰。后来建了更大的，可以坐一百多人，外边也可以坐一百多人。
25 专学习联共党史，错误影响不少
一九三八年年底已经学了八个月，六门课也完了，进入一九三九年年初，马列学院就成立一个部，叫马列学院研究室，分四个研究室：马列主义研究室，哲学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中国问题研究室。人员以一班、二班的学生为基础，有四五十个，又从中央党校、抗大抽调了三分之一的人，加起来有八九十个。我分在马列主义研究室。刚进去的都是青年人，基本上都不能看外文。开始读一些翻译的书，很快地，苏联在一九三八年出版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简称“联共党史”，后来叫“苏共党史”，我们就以这个书为研究课本，根据这个课本，再找一些有中文译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其他书来参照读。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后来被毛主席批为教条主义。当然是，完全是。但是，以联共党史为根本教材的根本方针，不是博古、王明、张闻天定的，是一九三八年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基调报告明文定的，毛主席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号召我们学马列，就是学斯大林。这些，现有文件都能查到，是执行毛的决定。
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所谓学马列就正式变为只是学联共党史。我们在马列主义研究室搞了一年，就是这样做的。我们用的那本书，漂亮得很，是苏联出版的中文书，纸张、印刷都很漂亮，都是苏联的进口材料。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学习马列，就是学斯大林，就是学联共党史，而这个是六中全会通过，是中央定的。从前，我们这些人只知道点马克思，哪里知道斯大林？从此，很多人陷入对斯大林的崇拜。当然，客观上也有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书太多、太厚，也没有翻译，就是翻译过来也看不懂。在今天，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看懂，像《反杜林论》《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有几个人能看懂？号召的人，真的懂吗？
那时候，我也成了斯大林的盲目崇拜者。联共党史，事实证明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老同志自以为至今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在坚持联共党史，坚持斯大林主义。
一九四〇年，我调到马列学院教育科去做教育干事，有时又叫助教，有四五个人。这个职务不重要，并不是非要不可，主要是做联系班上的工作，开会呀，学习呀。我的时间多一点了，可以看杂书。马列学院有三四个窑洞的书，也有很大的阅览室，有五六十平米。全延安，初时也只有马列学院有。大后方所有的杂志、报纸，包括国民党的反动报纸，统统有。我身在延安，对大后方的情况不生疏。我感到当时去看的人很少，经常去的恐怕就我一人。国民党到了重庆后，专家多无事做，只好办刊物。我记得当时有《外交评论》《财政评论》《贸易月刊》等，很正规，资料丰富，对国际形势、国际经济形势，多有报道，我经常看。
一九四〇年比较平淡。现在回想起来，在五六十平米的阅览室看那么多报刊，上百种，这个对我帮助很大。我对国民党的情况，以及世界的大事，始终关心了解，不全盲目。
26 为什么马列学院办不下去了
马列学院一期期办下去，一九四一年年初，办第五班，实际上就是第五期。第五期分两个班。这时的学生质量大大提高了。国民党实行封锁，学生来延安不容易；此外地下党开展工作也困难，许多人都撤回延安了。
其实，一九四〇年年底，马列学院就很难办下去了。一九四一年起，请不到教员，连宣传部的吴亮平，在张闻天手下做科长，《解放》的杂志总编，他都不来了。这就不正常了。张闻天谁也请不动了，谁也指挥不动了。现在看来张闻天太单纯了，那几个月，非常困难，四面楚歌了，他还要硬撑。
党的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白区工作的负责干部，还有些抗战后到延安去的知识分子干部，都到马列学院来，马列学院似乎变成一个共产党中央训练高级干部的学校了。
张闻天当院长，拿笔杆的人，变成了拿枪杆的人的老师，还有那么多大人物，解放后，大将、上将、部长一大堆（批）。张闻天是个书生，一九四一年还要继续办，即第五期，突然所有的教师一个也不来讲课了。以张闻天的身份，请不动一个人，有些人如吴亮平、艾思奇是他的直接下属。张闻天成了孤家寡人。
一九四一年上半年，这个学校的学员很多，但实际上教学进行不下去了，有学生，没有教师，维持了几个月，下半年，办不下去。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几号，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出来了，说延安过去的教育，特别是马列学院的教育——当然没有明讲——是教条主义的典型，说整个党的宣传、理论学习全部要改造。因此，学院要停办，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过几个月，就是反对党八股了。
马列学院停办后，一改组，学院绝大多数工作人员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最后，学院改成中央研究院。跟马列学院不同的是，没有人来讲课，全自学。设有多个研究室，有哲学研究室、文学研究室等。张闻天还是院长，只是纯挂名的。这时，他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范文澜来当副院长。这个副院长也是个名义，范文澜始终是个学者。真的副院长是李维汉。
27 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半年，可以开始大读闲书
一九四一年六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公开发表后，从党中央到各县，都加强调查。很快中央成立了一个大得不得了的机构，叫“中央调查研究局”，毛主席兼任局长，副局长是任弼时（这个机构实际上没有真成立过）。下面分三个部门。一个叫中央政治研究室，主要研究国民党区的情况，包括国际方面的；一个叫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根据地内部问题；第三个部门，叫敌伪研究室。敌伪研究室设在军委里边，一般人不知道。里边有谁呢，有日共总书记野坂参三。他一九三九年就到了延安，但没有公开。一九四三年才宣布他到延安。日本战败后，他回国，是日共的总书记。党务研究室的情况，我不知道。政治研究室，毛主席兼主任，陈伯达是副主任，包括工作人员在内的有七八十人。陈伯达这个人，什么事都不管，一直如此，就是写文章，他自己要写什么，或者上边要他写什么。自从这年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从此就成为一个党的制度了，任何地方都有。中央书记处有，国务院也有。有些叫政治研究室，有些叫政策研究室。
一九四一年六七月间，我就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去了，邓力群也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其实就是马列学院的学生，马列学院停办了，大部分早期留校的学生就转到这里了，还有其他部门来的少数人。中央政治研究室有政治组、经济组、国际组等组。我就在经济组的农业小组里，研究国民党地区的农村问题。我一直喜欢农村。这个机构有个好处，报刊多得不得了。我们当时不是以看书为主，以看报刊、材料为主。在这里只有半年，工作没有做什么，很自由，也可以读闲书，比在马列学院舒服得多。
我在马列学院待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八年四月下旬，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在班上；一九三九年到马列主义研究室，在研究室待了近一年；以后又在马列学院教育科工作，即所谓干事，全部时间都在那里，直到一九四一年六月马列学院停办。但我以读杂书、读报刊为主。
第五节 在延安（二）一九四一年似乎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
28 统一思想、舆论
一九四一年，我以为基本上是延安的一个分水岭。
延安，最热闹的时候是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各种各样的学校很多，光是外边来的学生就上万。抗大、陕公，还有鲁艺、中央党校、马列学院，还有其他。吃什么？粮食全是老百姓支持；烧什么？延安全是荒山，一棵树都没有，全是二三百里外拉的煤炭。延安的经济支撑不了这么多万人的简单消费。
一九三九年春天，延安的粮食供应有困难了，能上前线的上前线，抗大、陕北公学也搬了，分别到各个地方去。马列学院稍微延长了一年。因为总人数不太多。各校要在延安住下去，像一九三八年一样，经济不允许了。因此延安时代，一年年的情况都不同。
一九四一年五月到六月，延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中央同时发布了两个决定，一个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一个关于加强减租减息工作的决定。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一系列并无专门决定的措施。
要讲我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的经历，我要先讲一九四一年整个一年的情况。现在回头去看，一九四一年是延安发生历史转折的一年。整风为什么要来？一九四二年的整风不是突然来的，光要做好准备。准备工作从一九四一年就开始了。有什么现象呢？统一舆论。
延安前后出了许多杂志，像《解放》《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萌芽》等等，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文艺刊物。
特别要提一下《轻骑队》。经过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之后，延安一些想表现自己特点的青年，在党的中央青委里边办了一个墙报，起名《轻骑队》。墙报是用很多木板钉起来的，字很大。人物包括李锐、于光远、许立群、童大林等。《轻骑队》有一种批评的声音，对延安的某些现象提出批评。《轻骑队》这批人胆子也够大的，他们应该算延安青年当中思想最活跃的极少数人。他们写短的批评文章，有些人叫杂文，远在丁玲、王实味之前。他们的文章确实好。解放以后的杂文家，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轻骑队》的，我印象深得很。每出一期，很多人都要跑去看。我自己很少去，我还忙着我的教条主义工作，要看书做准备工作。
《轻骑队》是轰动延安的，从毛主席到下面的人，每个人都知道。有一种说法，毛主席是去看过，另外的说法，有人抄好了给毛主席看，还有的说法，说原稿给毛主席看。后来《轻骑队》遭到一些人的坚决反对，跑到毛主席那里去讲，说《轻骑队》这些人不得了，在延安要造反了。其实《轻骑队》这些人只是批评了几句，应该说他们是延安一部分思想活跃的青年代表，是延安的先进分子，是共产党的先进分子。毛主席本人对《轻骑队》有什么说法，前后听到很多，因无确据，我不能乱说。
党中央机关的理论刊物《解放》，是一九三七年开始办的不定期期刊，名义上是张闻天主编，实际上是下面的宣传科长吴亮平负责。这个杂志在一九四一年春，出到一百三十三、一百三十四期的样子，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不声不响地没有了。
所有报刊全部停刊的同时，党中央在六月创立了《解放日报》。
一九四一年，所有的报刊全部停办，谁有这个权力呢？具体内幕就不知道了。但现在回头来看一九四一年，所有的报刊一律停，这件事非同寻常。
29 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当时他不是中央委员
中央领导干部有个很大的调整。彭真从晋察冀调到中央当组织部长，据说当时彭真中央委员都不是。陈云一下子被换了。陈云的声誉本来是高得多的，作风比较实在。为什么要换陈云呢？大家都不清楚原因。
30 开始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
中央宣传部慢慢瓦解了。当时不当一回事，现在看来，很重要。现在据载，张闻天在一九四一年夏秋即被免去中宣部长职务了。胡乔木调到毛主席身边做秘书，以后出了很重要的书。一本是《六大以来》党史资料汇编。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九一八”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即王明、博古主持工作时期的地下刊物有一些运到了延安。这本书就收了从六大到抗战前能够收到的文件，包括“九一八”前后，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中央的极左的打倒一切中间派的决议、文章等。这些东西确实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很厉害。毛主席反对他们，这个对不对？我觉得是很对的。过去含含糊糊，看不清楚。毛主席本人虽然不重视他们，但在组织上还是把他们当成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博古他们当时是青年呀，知识分子出身，站在那么高的位置，不了解情况，以为贴贴标语，游行一下，闹闹就会取胜了。他们很幼稚，而且这些东西又主要是来自莫斯科。张闻天虽然文化修养高，但是那两年写的文章照样是打倒一切。
整风的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具体做工作的是胡乔木。不要看胡乔木当时也是个青年，一个毛主席身边的秘书，但他的工作能力特别强，把这些东西都弄出来，编出了这本书。
另一套书叫《两条路线》，两本。这些书的任务，是能充分说明王明、博古、张闻天是错误的。（其实均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
31 张闻天的去与留
大概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虽然没有点名，但讽刺的主要对象是张闻天，说张闻天这些人对中国一点都不懂。《改造我们的学习》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是不行。这个报告影响很大。“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报告中用此讽刺挖苦以前的中央领导，包括瞿秋白，挖苦得很厉害：你们从苏联学习回来，只知道苏联那一套，对中国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是根底浅。但是，毛的这个批评对党内的年轻党员，确是金玉良言，我一生拜服。当时看到这个对联，只觉得很深刻，但对其所指的具体对象，延安百分之九十五的青年干部，都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认为是指我们这些青年，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是指过去的领导。
当时王明、博古已经没有权了，声望也不高了，但张闻天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是总书记，或叫“总负责”。这个名义还在不在，延安含糊了几年。一九三八年，张闻天让毛主席当总书记，毛主席不当。张闻天这个总书记又像是，又像不是。我们这些青年没有到延安前，以为党内最高负责的是张闻天，毛主席跟朱老总主管军事。到了延安后，不大听说张闻天。实际上也看得出来，延安的一切，都是以毛主席的领导为核心。但是名义上，还有模糊状态，张闻天的总书记还有没有，没有下过文件。但是，究竟有没有决定一切的领袖？有没有说一句算一句的最高的领导？当时实际上的理解还是毛主席。
一九四一年九月之后，张闻天很快就提出了下乡调查。一九四四年，张闻天任何职务都没有了，搬到枣园去了，带几个人办一个刊物《参考资料》。
一九四一年一年，材料、人事、舆论都准备好了，到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报告，正式整风开始。张闻天则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离开延安了。
第六节 跟随张闻天到陕北和晋西北作农村调查（1942年1月—1943年4月）
32 陕北神府县贺家川口：生产关系简单时，我就着重调查生产力
从一九四二年一月起，到一九四三年四五月，我不在延安，我跟着张闻天的农村调查团下去了。我们叫延安农村调查团。张闻天自己要求下去，跟他的夫人刘英一起。我们下去时，根本不知道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不知道张闻天已没有权力，自行下放了。这一下去就是一年半。张闻天的事，就是毛主席周围的几个人，另外延安还可能有几十个人知道吧。
张闻天这么高的职位，中央组织农村调查团，各地方弄不清，把你当中央，由张闻天当团长，带几个青年小助手到晋西北调查。张闻天用的是假名，叫张晋西。
我们政治研究室农业小组有四个人，派了我去。中央各部委抽调一些人，中央党务研究室去两个人，财经工作部去两个人。中央研究院的马洪当秘书。马洪很能干。我们的目的地是晋西北。全体团员是：刘英、马洪、雍文涛、薛光军、许大远（须旅）、薛一平、尚明、徐羽、曾彦修。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天还远没有亮，我们十来个人就从延安杨家岭动身，另外加上警卫一个班。中央派了一个加强班十二个人，还有一个排长领导，很是气派，因为张闻天住到哪儿，通天亮是要站岗的。就是白天在路上，张闻天骑着马，前边都是搜索着前进，左右都有人保护的。我们跟在后边走。这些警卫战士真可爱，是红军，是中央警卫团的。排长、班长均是经过长征的四川人，个个像小老虎。张闻天还有一个单独做饭的，还有一个管理员。“管理员”这个称呼现在不大有人知道了，但在延安流行了十几年，管理员管理日常生活，即是个小总务科长。加起来，一共三十几个人，浩浩荡荡。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悄悄离开延安的。李富春、杨尚昆送出杨家岭。我们走出杨家岭十多里，天才亮。
各地都不知道张闻天没有领导地位了，接待得很隆重。我们先到陕北神府县。国民党统治区叫神木县、府谷县，这两个县有一部分在我们手里，我们叫神府县。神府县的领导在贺家川口，是个小镇。凡是叫什么川、什么口、什么湾的，在北方就相对富裕，因为有水，附近有小河。张闻天住在贺家川口，作农村兼城镇的调查。我们其他人分三个组出去，我所在的组去路家南坬，这个地方是个穷地方。我喜欢调查穷地方。路家南坬距贺家川口要走大半天。我们组还调查另外一个村，叫柳叶村。我是这个组的组长。我们这个组的其他三个人是：尚明、许大远、徐羽。尚明现在还在，解放后曾任中国银行副行长。
路家南坬有三十几家，柳叶村也有三十几家。柳叶村名字很漂亮，实际很穷，没有水，旱灾很厉害，收成很低。一般人只调查生产关系，什么多少地主、多少富农、土地占有等，但这个地方没有这些，没有地主，两个村都没有，生产关系相对而言就简单。我调查有个特点，如果生产关系没有多少好调查的，我就调查生产力。
怎么调查生产力的呢？举一个例子，以后我在其他地方的调查也跟这里差不多。路家南坬是个穷村庄，羊有几群，一群十几二十个；有几个放羊娃，几家人的羊由一个放羊娃放，每家两三只或三五只，大家出一点钱。山上没有树，也没有一棵草，羊要跑很远，十来里路，把草根都刨来吃了。近的吃完，就跑到更远的地方，羊把草根吃了，土地流失严重。我提到过这个问题的严重，但农民不会看得那么远，听不懂。跟农民讲，农民接受不了，农民只看眼前，所以越来越穷。当时的地方党政也不管这些。我还发现一个情况，小麦比谷子（小米）价钱高，农民反而不种。我问一个农民，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小麦？他讲了种子与收成的比例。小麦的种子花一斤，可以收十斤，不好的时候，种子花一斤，收五六斤。风一来，种子就被吹走了，种子就收不回来。而谷子呢，一斤种子，收一百多斤。一般的人愿意种，因为种子少一点，肥料少一点，收成还有。另外，谷子一颗，很粗，喂牲口很好，而麦草轻飘飘，用处不那么大，等等。这些东西，不在农村待十几年，不懂。还有种大蒜，那里的大蒜贵得不得了，我问为什么不多种一点？农民说，你知道大蒜是怎么种的吗？一是需要种子多，一瓣蒜长一头，买不起种蒜。二是需要鸡肥多，此外，一颗大蒜种子种下地时，需要三四粒黄豆做底肥，所以种不起。类似这些情况，通过调查，我知道了很多东西。我后来在河北调查粉条厂、豆腐坊，也是这么做的。粉丝本身赚不了多少钱，开个豆腐坊，也赚不了多少钱。粉坊有粉渣，豆腐坊有豆渣，这些渣可以用来喂猪，赚就赚在这些地方。知道一点点农村经济的常识后，再去了解，就很有好处。一天到晚去调查这个剥削，那个放债，不给你讲真话，很难调查到真相。“稼穑艰难”的时候，农民永远不会相信你。所以，生产关系简单时，我就着重调查生产力。
我们调查完这两个村时，张闻天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我又一个人跑到贾家沟去调查。贾家沟有七十一户人家，是个富地方，有水，虽然不多，但是有条河的上游的看不见的细水在这里。我一个人搞了十来天，专调查生产力，也有报告。此报告张感兴趣。
33 晋西北兴县：我不会按地方意图去写调查报告
大概到了四五月间，结束了贺家川口的调查，东渡黄河，到了晋西北的兴县。兴县不是很穷，县城离黄河五六十里。兴县的碧村是晋绥边区区党委所在地。当时还叫区党委，不叫中央分局。党内早就有电报通知下去了，说洛甫下去做调查了。洛甫是张闻天写文章用的笔名。这个笔名确实有点苏联味道，但他是从苏联回来的那群人中，个人道德、个人修养都高的人。区党委还不知道张闻天本人的情况，对张闻天非常客气，因为长期以来张闻天名义上是党的总书记，别人以为是党的总书记下来了。当地的干部偷偷问我，党中央领导，到底是张闻天，还是毛主席，谁是最高领导？我说，根据我的观察，从我到延安起，都认为最主要的领导人是毛主席，从来没有说张闻天是第一领导人，但大家都说张是总书记。
我们下去后，当地就组织大规模的调查团，我们成了加进去的一小部分。调查团有三个大组，组长都是当地的领导干部。我们调查了三个地方，一个是兴县的黑峪口，黄河边上，西渡河就是陕北。黑峪口是一个小镇，有条小河，名字真漂亮，叫蔚汾河，从此处流入黄河。天旱时不大有水，雨天有一点水。这个地方比较富裕。还有一个叫高家村，是黑峪口到兴县县城一个大路边上的大村，是往来的要道，比较富裕，有点小作坊，有七八十户。
晋西北的生产水平很低。在黄河边黑峪口看见剃头担子，插有布幌子，灰黑灰黑的，写有八个字：“朝阳取耳，清水剃头”。令人吃惊。这是六七十年前的广告。现在几乎人人有手机，变化之大，是近一二十年的事。
我们在黄河边上却没有鱼吃。黄河涨大水，鱼自动漂向河边，群众用棒打，竟然没有网鱼的东西，没有捉鱼的方法。这种用棒打鱼的方法，像原始部落。我们几个青年买了些棒打鱼吃。
这两件事，说明当时生产力低下得可怕。我们如果不去发展生产力，只抓阶级斗争，能起什么好作用呢？
我又钻山沟，山沟的名字真好听，一个叫花园沟，一个叫碾子村。花园沟三十户，碾子村一百多户，都比较穷。我是这个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当地的负责人阎秀峰，解放后曾任西南局的书记处书记，“文革”时被打倒。
我选的花园沟。花园沟原来有一个“富农”，我们看了后，认为只是一个富裕中农。他很能干，养了一条牛，是大犍牛，很漂亮，毛色发亮。那个时候，有条牛不得了。他还代人耕地，收几斤黑豆。后来我们讨论，过去将他当作斗争对象，现在应该改正。为什么呢？一、他是先进生产力，二、他勤劳，牵着牛给别人耕地，一亩地收三升黑豆，也是应该的。虽然我们这些意见是正确的，但没有用，我们一走，一个运动来，肯定还是个富农，又非弄光不可。
我在这个地方看见的东西，让我感到非常惊奇。比如“耧”。“耧”是下种的农具，由很好的枣木做成，牛拉着，有三个落籽口，可以自由调整，根据播种距离来设定三个口的宽度。牛拉一次，就播三行。在这么个小山沟里看见这么先进的生产工具，漂漂亮亮，真是惊人。“耧”是古人留下来的，春秋战国时就有。西北的土地，大多贫瘠，种高粱的间距，牛都可以睡。叫作“高粱地，卧老牛”。为什么这样呢？靠天吃饭，不这样不行。行距、株距都很宽。种小麦，也要一尺多宽。
通过调查我发现，在中国农村，只要有点条件，农民勤劳，办法多得很，只要有井灌，就富得流油。当时的问题在哪里呢？在没饭吃。我们调查时发现，他们的粮食非常困难。调查团还是老规矩，在穷苦人家吃饭，按规定，用粮票，一天两斤半。正规的粮食很少，吃点小米窝窝头，连皮一起吃，玉米也带皮，做成窝头。有时候，皮比粮食多。我们向上反映意见，认为农民的负担重，农民交公粮往往占去一半，自己剩下的很少，根本不够吃。而只要成了干部，成了八路军，一天的小米一斤半，这对农民来说，根本办不到。根据地建立的第二年、第三年，还有多种负担，布鞋也是派的。做布鞋需要布、需要麻等，也是负担。牲口出差，更是个大灾难。一年四季都有任务，农民跟着毛驴走，毛驴吃的，自己吃的，都是自己出，负担不起，所以许多农民情愿牲口死掉。所有的根据地情况都差不多，负担不起。马、骡全没了，毛驴还有一些。这些情况我们都反映了。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上面的各种“调查”多得不得了，下面的基层干部填表都是乱填。比如花园沟行政村——这是阎锡山时期的行政村，我们暂时还没有改，一个行政村就是一个乡——我问行政村书记，百分比是什么意思，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连“百分比”都不念，把“%”叫“括栏栏”，即圆蛋蛋的意思。叫都不会叫，怎么还能填？我们出了多少报告，往往是这样来的。上面的调查太多，各种各样的调查全都是公文。报告中说的什么“青年队”“妇救会”“儿童团”，其实不怎么有。肚子饿，吃都吃不饱，哪里又是农救会，又是青救会，又是民兵，又是基干民兵，样样有，一去看，似乎什么也没有。我不大会按照上级的意图去写报告，只按实际调查的写。
34 从田家会战斗谈到敌后的抗战
这次在晋西北，我们遇到一次晋西北反扫荡的大胜利，名“田家会战斗”。大概是五六月，我正在花园沟调查，半夜得到紧急通知，立即连夜西渡黄河，日军来扫荡了。我们这些非武装人员，连夜出发，天亮赶到黄河边。西渡黄河，就是陕甘宁边区的神府县境。过了十来天，我们又回到晋西北。大概是在岚县境内，我们打了一场著名的田家会战斗，是一场漂亮的埋伏战，消灭敌军人数我不大清楚，好像是一百多，或两百多，或更多。现在的人不大了解，认为消灭敌人一百多，有什么稀奇。可那是十分稀奇的了。敌人出发前，我们必须有可靠情报，在最有利于我们的地方预设强大埋伏，以后外面对我们这样的打法有“口袋战术”之称。硬打，我们的武器弹药与日军相比过于悬殊，硬打就是无谓牺牲。所以放你进来，进入我们在地形上占绝对优势的设伏地方，猛然发起攻击，才有可能制胜。这次田家会战斗就大胜了，敌人停止前进了，根本没有深入到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兴县来。现在的人已全不懂了，战争的规模并不大呀，这样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吗？确实，打败日本，绝不可能是某一方面能办到的。中国的抗日胜利，是集合本国的国、共两方面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加上美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军三年多的硬打，加上苏军对日本在我们东北领土上长期保持数十万（号称百万）精锐军队的牵制与最后的全面歼灭，等等，才取得最后的全面胜利。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八路军在敌后八年并没有打多少大规模的歼灭战，能起那么大的作用吗？这种作用，这种战争形态，在一切战争史上至今还是唯一的。想想如果华北、华中全被敌人占领了，庞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就会被敌人据为己有，大大增加敌人的战争力量，而正面战场的云、贵、川恐怕也保不住了，中国的抗战局面将何等困难？那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与抗日武装，就是在敌人的胸腹内一直存放着几把刺刀和几个炸弹，你说它们的作用有多么大？敌人在山西，在河北，在山东，在河南，在苏北，在安徽，在鄂北，始终只处于大半占领、半占领，以至于小半占领的状态。不然的话，敌人安然占领华北、华中全境，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那么，日军的气势还得了？我们在华北、华中虽然并未打过多少大仗，但根据地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日军的内脏部位插了几把刀子，是我们根据地广大军民的鲜血把敌人拖住了。像上述的田家会战斗，如果我们没有挡住，敌人进根据地来扫荡几天、十来天，我们的军民就可能被屠杀多少万。所以我们抗日根据地军民真是生死与共的。我觉得我们多年来的影视，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好像农村富裕户都是汉奸，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对民族的侮辱，把“全民抗战”变成“穷人抗战”了，这叫什么历史？处处突出“阶级斗争”，到了自己污辱自己民族的程度，真是可叹之至。
35 张闻天的调查意见没有被采纳
在兴县的调查目的是广泛的，调查后我写了花园沟调查报告。说明上边报表太多，下面不得不填，但许多东西是虚假的。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张不写进去，基本上是妥协的。
张是懂经济学的，他最后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发展经济是根本，允许农村富农经济发展，不能消灭富农经济。富农生产的粮食多，大部分都交了公粮，一家富农交几百斤，对我们军队的存在，对抗战很有好处。张闻天还提出了地主的减租问题。过去减得别人饭都吃不饱了。一些地主没有什么收入，日常生活已发生困难。形式上来看，是革命，实际上，农民心里不这样想。地主与贫农的关系，没有对立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农村的贫农、中农并不支持你过“左”的政策。过去叫二五减租，张闻天说，现在多减一点，四六也行，需要的时候，对半也行，看情况。但佃客不能一点都不交。不交，农村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饿饭，影响社会秩序。其实，这就是“当家不闹事”之意，自己当政，天天闹事，自己制造饥饿人口，这算什么政策呢？张闻天认为中农是农村的主要生产力，这个话，毛主席也讲过。张闻天认为，对中农要绝对保护。那时，一般中农都怕再上升一点，再富裕一点，就整到他的头上，成敌人了。
张闻天还提出农贷问题。名字是农贷，实际上一分钱都收不回来，成了救济款。农民困难，要不要救济？政府是要救济，但农贷一定要有利息，一定要还。如果农贷成了政府的救济，没有什么好处，成了无底洞，对改变生产状况没有什么帮助，只能产生依赖性。张闻天明白提出农贷要贷给有生产能力的农户，包括中农在内，要使之有利于发展生产。
所有这些意见，完全正确。张闻天是有政治水平、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懂得实际的经济，不把阶级斗争当饭吃。
这些意见，被当地最高领导完全拒绝。原因很简单，区党委书记××大概是九月初从延安回来，他可能去延安作工作报告之类的。回来之后，××的脸色突然变了，一切变得太快。本来要张闻天对干部作的调查报告也停止了，实际上是下逐客令了。张闻天知道是怎么回事，立刻就走了，回到陕甘宁边区继续调查。张闻天终始没有给我们说过，连马洪都没有跟我们讲过。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个别跟我讲，小曾，准备走了哦，人家不欢迎了。张闻天从来没有向我们宣布过要走。但是几天后，我们糊里糊涂就过黄河，往南走。走的时候，我的印象是区党委的负责人没有一个人来送行，连话别也没有。我们就灰溜溜“夹着尾巴逃跑了”。
当时，什么都不敢问，总感觉有问题，感到对方要送客，不走不行了。但是没有人问过。除了他的夫人刘英，其他人都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我们，绝对服从，不敢问，不敢想，组织性很强，就是相互议论也没有谈过。这是思想改造造成的，因为一天到晚讲纪律，讲服从，自然而然变成了这样。
一九四二年七月一号晚上，在黄河西岸躲避日军大扫荡时，张闻天召集我们农村调查团，还有本地的一些干部谈话。张从头到尾全部歌颂毛泽东这件事，我后面要讲。张闻天为什么要说那些话？我们也一点都没有思考。当时都是这个样子，绝对地组织服从，不能有疑问。像这样普通的问题，也没有问过自己。
在晋绥边区这段时间，好处是我们都作了一些认真的调查，张闻天讲了些好意见。但是，张闻天的意见全部被拒绝。
36 陕北米脂县：这次调查带点学术性质
一九四二年中秋节前不久，我们就到了陕北米脂县。米脂县在绥德北边六七十里，县城很小，很干净，而且县城有文化，非常特别。至于说到出美女，我没有此感觉。米脂县是一九四〇年才扩大的，具体我不清楚。城里很小，没看见什么妇女，美不美，我不知道。
大概绥德地委也不知道张闻天出了事，对张闻天招待得很隆重。我们住在三五九旅的一个团部里，团长张仲翰，对张闻天非常客气。张仲翰解放后是新疆建设兵团的副司令，是王震最得力的助手。他家是冀中的大地主，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是北京一个大学生，他把家里的长工、短工组织起来，就成了抗日队伍。
中秋节后，我们就下乡了。我们的调查分四个地方，张在总部，他调查的米脂县杨家沟，离米脂县不远。张和刘英，还有秘书马洪都住在那里。杨家沟基本都姓马，有一百多户，大、中、小地主大概有百之分七十以上。很特别，以一个姓集中在一个村的地主大集团，在全国可能只有这么一个。张闻天作学术调查，调查马家集团是怎么发家的。杨家沟有大学生，主要是北京的，也有留学生，留日的，欧美留学的没有听说。这个地方的文化不低。
我这个组在刘家峁，也是个山沟，距杨家沟三十里。刘家峁跟杨家沟有相同之处，是一个地主集中的地方。刘家峁只有七八十户，不大，地主集团姓姜，可见原来这个地方，并不是因姜姓而出名的。这个集团有几家很大，其中有一家住在像欧洲中世纪的城堡里，好几层，全部石头建筑，包括有水井。水井很深，两个人摇一半天才能把水拉上来。还有用石头建的粮仓。米脂县的县仓库就设在这里。整个建筑修建成那个样子，主要是用来抵抗土匪，是怕大股土匪，你有几十个人，没有大量重炮弹，三五个月都打不下来。在中国，恐怕这样的建筑并不多。我去的时候，这家已经没有势力了，他们收的地租，除了自己留四五个人够吃外，其他的都交公粮了。我就住在这个建筑的公家粮仓办公室里。房主四十来岁，没有能力，表现上还是客客气气。对这些大地主，你没有杀他，他阿弥陀佛。
这次调查也是学术性质。调查这样的集团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什么时候衰落的。说起来非常可笑。最早，姜家在附近黄河边上的吉镇——老百姓叫“格针店”——开了一个中药店。那一带有这样的风俗，任何人家死人，要摔一个砂锅。（我们家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一句俗话，不知是否由此而来。）光绪年间大旱，死人多，需要的砂锅多，姜家囤积后涨价，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放债，发展起来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农村的大财主的发展史。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地租剥削结合，姜家就是这样。中国商人赚了钱，最后还是买土地，修房子，不像西方发展大工厂。中国地主不扩大再生产，当土老财，修这样的城堡。米脂全是山沟，像这种堡垒，很高的，沿着山修，三四层才能修到山顶。尽管他们是有钱人，但实际生活水平低。在这种家庭里，还是只有地位最高的家长才能吃白面粉，平时也不杀猪宰羊。一般人的生活就是一个有饭吃、有衣穿而已。我们一般人不太理解。他们的钱，是想尽各种方法赚来的，却堆在那里，剥削到一定的程度，不是扩大再生产，而是坐享其成，一辈子做土老财了。
经过这样的调查，增加很多知识，不调查农村经济，就不知道它是由商业资本、高利贷和地租剥削三者结合发展起来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一味求保财，但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这个现象看见了一些。
张闻天写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初稿是秘书马洪起草的。马洪也是中学生，字写得极好，水平也比较高，难得。解放后曾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37 绥德县：我的一个小调查报告，张闻天觉得有点意思
在米脂县调查完了后，我们又转到绥德县。绥德县过去叫绥德专区，现在跟榆林区合并了。绥德比延安漂亮多了。大概过春节后，张闻天留在绥德调查商业。绥德一个小城有多少商业可调查的？大的全是公营，属三五九旅王震管的。实际上张闻天就是不想回延安，在外边能拖就拖。
我没有参加商业调查，觉得在城里没有好调查的，我单人独马跑到城东六十里义合区去了。绥德城只有那么一点大，没有必要都挤在城里，我一个人提出来，他就准了。张闻天这个人不一样，和平一点，见识广一点，民主一点。
义合区首镇义合镇，是交通要道。义合区委、区政府在那里。因为我一个人，只能调查一个小村庄。他们给我推荐的地方叫虎墕，在山顶上。山顶上有宽的地方，周围很雄壮，很险要。我调查了十天。此村原来是土地革命老区，后来被彻底清剿，破坏一光。一九四〇年前若干年，由一些小军阀统治，大概是一九四〇年春天转到我们手里。我不作全面调查，只一家一家地问清剿时的损失，比如被抢走了几个鸡、烧了什么，每家心里全有账。调查发现，经过我们恢复政权两年，基本又全部恢复，只有一样没有恢复，那个大磨没有恢复。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说，我们苦了，粮食要挑到山下找别人的磨子碾。我写了调查报告，副题是：“破坏和恢复的力量”。报告主要说明，小农经济没有多少设备，即固定资产。被烧、被抢后，和平一年两年，只要不打扰他，与民休息，让他好好生产，保证治安，生产就恢复了，一年、两年、三年，就变得比较富裕了。我的调查报告，张闻天看过，觉得还有点意思。我从此肯定：农村第一需要的就是安定。只要有安定，中国农民吃苦得很，只要准他们好好劳动，不样样都充公，他们就会迅速发展起来。
我调查完后，张闻天接到通知，单独回延安。秘书马洪也走了，绥德还派人护送。
一九四三年三月，留我们五六个人继续调查。我们留下的六七个人住了个把月，不太安心。我们在那里是做客的，又没有分配工作，又没有回延安。大概四月份，绥德地委通知我，要我一个人立刻回延安。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知道了，延安整风紧，开始反特务了。我没有参加整风，没有参加审干，所以一九四三年四五月紧急调回延安。回延安不久就是“抢救”。
38 解放后，人民出版社印了张闻天的农村调查报告。我写了出版者的话
这次调查，各种调查报告很多。一九五四年我到人民出版社工作时，曾经问过中办副主任曾三。我说，据我所知，中国的农村调查，没有这么详细的，可以出版。他调查后，回答我说，除了张闻天的米脂县杨家沟调查报告，其他的在延安撤退时都烧了。我说，好，那就把张闻天的调查报告要出来。后来人民出版社就印出了张闻天的报告。我写了出版者的话。我实事求是写明调查报告初稿具体动笔的是马洪，张闻天是修改定稿。
一九五四年，张闻天还没有被打倒，出版这本书估计到不会受到批评。张闻天这个调查报告认真、仔细。出版的目的，一是纪念这次调查，主要是对这次调查留一个痕迹；二是别人也不知道这些情况。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人也不知道。
第七节 在延安（三）我在整风“抢救”时的情况（1943年5月—1945年7月）
39 回延安后，情况很不对了，跟离开时完全不一样
延安整风开始那一年多，我们都不在。延安整风从一九四二年二月八号毛主席的一个报告算起。我们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号离开延安的。
为什么张闻天在整风前要带着我们离开延安？后来有一个说法，张闻天是躲风。张闻天去调查是完全自愿——既然我在旁边无事做，我就下去调查。当时形势完全清楚：一九四一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虽然是批判中央的教条主义，但着重是针对张闻天。在延安的干部一般能看得出来，有些话就是针对张闻天讲的。毛的文章说，不能像你们那样办学校。
毛主席的整风的报告，我没有听过，但看过，从内心赞成，因为感受到党八股太严重。但是，我所理解的党八股，跟毛说的，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毛偏向党的几位领导的文章，我所感到的是普通的那一套文章。任何情况都讲空洞的政治，包括文学，政治压倒一切，没有感动人的力量，只有政治斗争。反对主观主义，我更赞成。我调查生产力，不讲空洞。
我大概在一九四三年五六月单独调回延安。回去时，感到一切变了，所见的情况跟我离开时完全不一样，各个机关全有了土墙，绝对不能来往了。杨家岭也全被土墙包围起来。我们中央政治研究室在杨家岭旁边的一条小沟，小沟与主沟，统统筑个长土墙包围起来。各个机关互不往来。那个时候电话少，大单位才有一个，像政治研究室都没有。我一回延安，就参加筑土墙。
第二个发现，是人不能自由行动了，必须几个人在一起行动。另外也听说了一些情况。一九四二年全年，延安在干什么呢？业务全停下来了，学习毛的报告。学完报告后写自传，因为过去写的那些还不够，还要检讨入党动机，来延安的动机；还有填不完的表。另外，还要写互相揭露的材料。揭露什么呢？当时叫“小广播”，即相互之间谈的“不合组织原则”的东西，特别是对领导人的不满。一句话，相互谈的“阴暗面”，都要写出来，叫“填小广播表”。这一年我全不在，跟着张闻天躲风，真是幸运。我们离开延安不过四个月，延安就有“五人反党集团”。“五人反党集团”里，我就认识三个。王实味跟我在马列学院一直在一个单位，他不是学生，他在马列学院编译室搞翻译。他的英语好得很，文笔也很好；另外两个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一个农业组的，一个是后来的复旦大学副校长陈传纲，还有一个是他的夫人王汝琪。王是后来审判“四人帮”时律师团的组织领导人之一。
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反对教条主义的报告出来后，延安的知识分子非常高兴，以为过去的那些教条、那些口号、那种文章和宣传不大好了。因此三月八号才有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丁玲的文章是在毛主席的报告以后才出现的呀，在丁玲自己看来，她是拥护毛的反对党八股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也登出来了。文章很漂亮，比丁玲的漂亮多了。我们当时在乡村，不太注意这些，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些文章，包括艾青的，是对毛的报告的理解，但他们的理解全错了。发表丁玲与王实味的这两篇文章，跟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不一样，这个不是故意放火。延安《解放日报》的各级负责人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那里有一大批人，陆定一也在那里，如果弄得清楚，为什么这些文章能够发表呢？恐怕对毛的报告，只是从字面去理解，以为准许你讲点个人感想。他们以为，他们是拥护毛的报告的。几篇文章之后，就是“反对五人反党集团”。
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乡下调查，全躲掉了，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延安越来越热火朝天。很快，每个干部、每个青年知识分子重新写自传，填表，相互揭发，很紧很紧。我们还没有回延安时，已经流行一个说法：知识分子入党是“半条心”。什么是“半条心”呢？就是说，虽然你到了延安，但你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作风，你的世界观并没有放弃，你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当时，大概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参加共产党是够资格的，包括老党员。半条心整了一年多，人人都承认了。
然后就转入整“两条心”。“两条心”，就变成敌我问题了。你那条真心是拥护国民党的，你到延安来是假的，是敌人派来的，是敌我矛盾。那时，“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这两个名词还没有出现，但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40 “抢救”柯庆施
我是一九四三年四五月间，已经开始整“两条心”的时候回到延安的。
我回延安后一看，我们中央政治研究室七八十个人，已经有六七个人或更多的作为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被审查，失掉自由了，来往要有人看着。有一个人叫许立群，笔名羊耳，“文革”初期是中宣部副部长，已经被隔离了，给他找了个小窑洞单独关起来，水饭都是单独送去，大小便也要人看守着。
回到延安后，康生七月几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做《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杨家岭中央机关，包括我们单位都去听了。我一听，吃一惊，按照康生的说法，到延安的青年，岂不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康生带着一个人到处作报告，这个人好像是甘肃省的一个地下党员，因为一天到晚要他坦白，他就坦白了。他是第一个坦白的人，说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是国民党搞的“红旗党”成员。这个纯粹是被逼出来的，说抗战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红旗政策”，即国民党把大批青年送到共产党里边去做特务。这个滑稽吧，怎么一下子把来延安抗日参加八路军的青年说成是国民党派来当特务的呢，太滑稽了。所谓“红旗党”，就是指在国民党特务“红旗政策”下搞的假共产党。抗战后，大后方各个省开始恢复建立起一些不大的党组织，因为抗战前一些省一个党员都没有了，“红旗党”就是指的这个。这样一来，大后方的地下党组织，一下子又变成了国民党特务了。我们这些人更都是国民党派去参加共产党的小特务。康生七月几号的报告，就是这个内容。什么叫“失足者”？你是国民党的特务，“失足”了，现在把你“抢救”过来，不杀你，就是叫你“坦白”，承认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
跟着就搞“坦白”运动了。对共产党要心怀坦白，对党讲了是敌人派遣分子后，就宽大处理。坦白运动，交代你是怎么当特务的，怎么混进延安的，做了些什么样的破坏活动。
康生做报告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土改工作团的人全回来了，其中两个进会场时我们还坐在一排。其中一个老同志雍文涛，后来是陶铸非常相信的一个人，任中南局的秘书长，还有一个姓薛。他们是党务研究室，我们是政治研究室。康生讲话时，我们三个还讲，要吸取中央苏区的教训啊。所谓吸取中央苏区的教训，就是指中央苏区杀AB团的事。所谓AB团，根本没有这回事，错得没有边（谱）。什么AB团，杀的人不知道，被杀的人也不知道。AB团不知道是怎么搞出来的。到现在为止说不通。那么困难的条件下，那么残酷的战争都过来了，突然说是敌人派来的。总之，中国不能再有第二次了。
康生报告后，各个单位开展“抢救”运动。我先看见公开“抢救”统战部副部长、后来的华东局书记柯庆施。柯资格老，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以前，他在上海跟刘少奇一起参加过外语训练班，其实就是苏联派人来办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训练班，这样到了苏联，据说见过列宁。一九三六年春，一说柯庆施在华北局当组织部长。一九三六年或一九三七春，柯回陕北，从共产党成立，柯庆施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九三八年后，中央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是王明，这个部的作用也不大。王明抗战初在长江局当书记，回到延安，给他一个部长。王明一九三九年回来后，再也没有出去过。柯庆施就是统一战线工作部的副部长。
“抢救”柯庆施很突然。有一天杨家岭大礼堂开大会，名义上不是“抢救”柯庆施，主席是×××，会要散了，阳光从窗子外斜照进来，×××问柯庆施，柯庆施同志，墙壁上有人写了字，说你是国民党特务，请你说明一下。柯庆施在台上，很镇静，说了一阵。大意是，我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这个事，我不知道。对柯庆施这样一个人搞如此的突然袭击，没有一个长期准备怎么可能？接着有三四个人发言。发言人当中，一个是×××，一个是×××，还有一个姓张，长期在东北军里做地下工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第一个发言，这不等于是定了案了吗？杨尚昆的回忆录中说他散会后回窑洞，遇到毛主席，毛主席听到喊口号，问是怎么一回事，杨尚昆说“抢救”柯庆施。但是，别人整理的杨的回忆录说毛主席听见叫口号，就不合事实了。我就住在大礼堂正对面的窑洞，住了几年。就是在大礼堂唱京戏打锣，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才能隐隐约约似乎丝丝听见，喊口号是绝对听不到的。毛主席住在更靠后边，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有相当距离。
具体的发言记不起来了，但核心要点是说，柯庆施当时在长江、华北几个地区巡视后，组织往往就被破坏了。有些地方呢，他去巡视后不久，组织就垮了。按照这个逻辑，地下党的人都必须有被捕的历史，为什么柯从来没有被捕过。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怀疑已经过分，拿到大会上“抢救”，更不应该。没有事实根据，下面的群众莫名其妙。斗了个把小时，没有结果。这个会我是全程参加的。
连柯老也被公开“抢救”，那真是太随便了。这说明形势之紧张，行动之粗暴。“抢救”我们不算粗暴，我们是小青年。延安的“抢救”运动，柯庆施是唯一发了书面简单更正通知的。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吧，上面通知说，经过调查，柯庆施同志的历史没有问题。没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通知”。
41 我被“抢救”成了“反革命”和“特务”
我回延安后，补写各种小传，好在我一个小广播也没有。这方面也没有被追问。我们政治研究室，领导是陈伯达。陈伯达这个人懒得不得了，是甩手掌柜。真正帮他行政杂事的人叫柴木，“文革”初也冤死了。
政治研究室在“抢救”运动中，是出了一些问题，但不像有些单位规模那么大，我们大概有七八个人被“抢救”。其中有两三个，比如于炳然，在东北军下面工作的一个老党员，是被捕了，许立群也被捕了，陈传纲、王汝琪夫妇早不见了。我们单位被“抢救”的人就放在那里，看得紧一点，也不逮捕，也不拘留，也不天天斗。总的说来，这次“抢救”，我所在的单位，属于运动中比较文雅的，比例还是少的，没有大斗，不是最厉害。
九月间“抢救”到我的头上了。开始是劝说，在延安叫“劝说运动”，就是来几个人，日夜劝说你。意思是你有问题，你应该对党坦白。劝说我有没有理由？有一定的理由。第一个是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我一九四一年到政治研究室后，七八月间，曾写过一首自嘲打油诗：“马恩列史条条妙，不背条条恨不消。条条背得翻锅烂，马恩列史好条条。”
“马恩列斯”的“斯”写成“史”，是为了平仄关系。
写的时候，我以为这打油诗是自我嘲讽，自我讽刺。我闹着玩，没当成一回事。但是整风一来，别人说你是讽刺马克思主义，就是反党。这样批我，在当时可谓是有证有据，我也不去争辩，承认就是“反革命”。
第二个是因为一些信。
我随张闻天到晋西北调查后，写了一些信回延安，说群众负担重，说调查的统计表不实在。这些都没有错，这是我去调查的结果。但是，上面觉得你的任务是歌颂，你不但未这样做，还讲了些批评性的话。
第三个是后来告诉我的。当时留在延安还有一个小型的陕北公学，我在那里去上过课。一个学生写坦白材料时，说我在河南开封介绍他参加国民党复兴社。我是从成都去的，没有到过河南。其实问问田家英，我是怎么到延安的，就清楚了。“抢救”我的时候，田家英已经不在政治研究室了，但还在杨家岭，一问便知。
延安的“抢救”运动，不知何故一下子发了高烧。在单位里边，先叫“劝说运动”。一个小组，日夜来劝说，车轮战。劝说的人发自真心，怕你不承认，怕你被抓起来，说得他都要流泪。劝说时也有下跪的，下跪也是出自真心，难过呀，怕你犯错误呀。
我十八岁到延安，没有政治经验，哪里经得住这种事呀！劝说了几天，能承受，三五个晚上不睡，还能顶住，但一两个星期，就顶不住了。不能睡觉，谁受得了？人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两个字：随便，要怎么就怎么了，至多是枪毙。当时觉得，枪毙都比这样要好过一点。来劝说的人是二十四小时换班的。劝说最好的效果在晚上十二点之后。在这么一种逼迫下，什么结果都能问出来。说我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我就承认。承认后，就交代，交代只有乱编了，越编越空，像写小说。我编了一个初中时的体育教师，因为当时都看不起这个体育教师。我说他介绍我加入复兴社。对这位体育老师，我无颜见他，他可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我在延安污蔑他是特务，介绍我加入复兴社，这是我这辈子最卑鄙的行动。我今天还应该对他下跪。人做了亏心事，只有坦白承认，认罪。
当时我没有咬住不承认。许立群大概就没有承认，当着大家的面，被手铐铐走了。这个事情，打击面之大，想不到。我哥哥的同班同学张宣，鼎鼎大名的四川七君子之一，被抓了；一九三三年我在宜宾联中三十五班的初中同学王家广，被抓了；一九三七年我在成都石室中学的高中同学余明，他三年级，我一年级，被抓了；他们统统被抓到保安局监狱里。延安的监狱之一就是县城西靠山的几排窑洞。日本投降后，那里大部分人到前线去了，这些被关的人无处可去，原来的单位或者已撤销了，或者已改编了。后来，管得不太严，自由一点，允许他们晚饭后出来散步。而他们过去住的监狱，变成招待所了。一次散步，碰见王家广。我说，几年不见，你在哪里？他说在“保安大学”。我问，什么保安大学？他才给我讲清楚。当时把保安处的监狱叫保安大学，一起坐监的，叫同学。他说，他是一九四三年在绥德被捕的。余明是在米脂被捕的。这样看来，他们大概比我早一两个月，他们是被捕，我是被叫回延安。对他们两个，怀疑更重。因为他们做了不少地下工作。张宣可能被捕得早一些。
对我的审查到一九四四年，这年五月左右，宣布一些人的结果，包括我在内，曾某某，没有政治问题。
宣布决定那天，两个人的讲话我还记得。一个是中央组织部的干部科长王鹤寿。当时科长了不得。部下面就科，科以下的，都叫工作人员，干事、科员，没有这样的说法。因为下面老资格太多了，叫干事、科员不好听。另外一个是邓发，中央职工委的书记，他三十年代初在江西负责“肃反”，是掌刀把子的。两个人的发言，真是惊人。王鹤寿说，“抢救”了大半年，全是主观主义。有人举报某人是特务，这个人是不是特务，怎么不来问问我，我跟他一起坐监，我就可以证明。邓发讲得最有趣。三十年代邓发曾做过苏区的保卫局长。保卫局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部长加公安部长。他来讲话的时候，是中央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已经没有什么权了。当时有三委：青委，工委，妇委。他来讲话的时候，形势好一些了，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情况基本弄清了，原则上统统不是。他讲，搞了那么多，笑话百出。某单位把一个女同志搞成五种特务。有国民党军统、中统，兼日本特务，阎锡山的特务，这个女同志在北平沦陷后在北平一段时间，因此又是华北汉奸政府的特务。中统、军统这些名词，全是听报告听来的，不然哪里知道什么中统、军统？
“抢救”运动，纯属无中生有，没听说一个是真的。
42 “抢救”运动不是扩大化的问题，是无中生有的问题
现在还有一些人在为这个运动极力辩护，说这个运动只是扩大化了，还是正确的。根本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无中生有的问题。谁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包括那些现在硬着头皮伪造历史的人，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硬要这么写。把大批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人说成是特务，现在来讲是个大笑话，也是莫名其妙的东西。被抓的我哥哥同学，我的两个同学，我问过他们：你们听说过有没有国民党派来的特务？他们说，保安处抓起来的一个也不是。现在有铁的证据。李锐解放初回到湖南，任《新湖南报》社社长，他曾看到国民党军统局副局长唐纵的日记。唐纵在离开长沙时，惊恐中把日记全部丢下了。唐纵是戴笠的副手，又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组的主任。第五组就是专门汇集各种情报的。唐纵的日记说，现在延安共党内部不稳，可惜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唐纵日记》已出版，不知这部分还在否。
现在讲，是扩大化，但后来扩大到全国解放区，并不仅仅是延安，有些根据地一九四四年才搞“抢救”。这个教训是血的教训。延安已经发现不是了，为什么其他根据地还要搞？延安“抢救”运动这个教训，没有好好吸取，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所以，这些问题今天为什么还要说，因为要接受教训，要总结。“文革”前一两年起，不是又是叛徒、特务满天飞吗？现在又有文章说延安有国民党情报人员，不知确否。即有一两个，也不能来个全民“抢救”。现在中国大陆上有没有外国情报人员？大概是有吧，能因此发动一个全民反特几年吗？
根源来自哪里？来自苏联，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就是用很大的精力来搞内部肃清。现在不是说斯大林是三七开吗？中国的历史命运要想绝对避免这些东西的话，那是要承认事实的，不能再用尽苦心去为这类东西辩护了。
43 “抢救”运动后的概况：种地，纺线，大演戏
一九四三年“抢救”运动后，延安整个趋于沉寂，单位之间不往来，朋友也不往来，许多人等待结论。
除了军事部门，其他部门的业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延安的热闹没有了。当时上面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明确三十年代后几年，在上海新成立的党中央核心，王明、博古、张闻天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是确立毛泽东的权威以及毛泽东思想。但是做这些事，我们下面全不知道。为了做这个事，当时延安设立了一个大党校，多至六部，有没有七部八部，我不清楚。一部，就是高级干部，把各解放区党、政、军能抽回来的干部，统统抽回来；国民党统治区、敌伪占领区，能够抽回来的，尽量抽回来，一是审查，二是重新训练。因为这时我们的力量在收缩，敌伪在扩大势力，国民党反共越来越厉害。如十大元帅，罗荣桓当时在不在延安，我不知道，其他九大元帅统统在延安，包括彭德怀。在杨家岭，有砖修的四个好窑洞，就住着三位元帅：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我们中宣部部内来往，都要经过他们的小围墙外边。这个事情说明，延安这时，刚好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情况相反，延安青年分散了，各方面的领导和高级干部大集中了——恐怕是空前的集中。集中一是为了弄清楚历史问题，确立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地位，二是带有保护性质，减少损失。这些我当时当然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才知道。
第二件事，是搞了特别大的生产。一九四三年后，内部供应困难增加。另一方面“抢救”运动后，各个单位基本没有业务工作了，所以集中力量搞生产，种小米、种土豆，还有纺线。延安纺线就是这样来的。纺线既纺毛线，又纺棉线。有一段时间，从早到晚纺线，到处都是这样。这时王震的三五九旅，相当一部分要开进延安，要保卫延安，他们到南泥湾去住，吃的东西不够，要自己解决部分，包括穿的。陕北好多地方出土羊毛，纺毛线，织毛衣，供军用。男女都一样动手。我呢，种地、纺线、织毛衣，这些都干过。纺棉线开始比较难，很快就会了。
一九四三年，我同时又种西红柿。我是种西红柿的专家。在杨家岭沟口外有很大一片平地，划出一亩地左右种西红柿。我跟张云天种。以他为主，他身体强壮。我跟张云天两个人住一小窑洞。那个窑洞也只能住两个人。他是在我被“抢救”成“反革命”和“特务”后奉命来监看我的，怕我出问题，主要是怕自杀。他是福建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这个人好得不得了。后来我们从北京一起南下，到了南城县——赣州往南——他翻车死了，一车人死了二十几个。这个同志什么都比我强十倍，太可痛了。
说来也奇怪，种西红柿，说干就干，种子还那么好，结出的西红柿一个有半斤重。那时延安与重庆还偶有飞机往来，延安还把最好的西红柿送到重庆，送到最高级别的民主人士像宋庆龄、冯玉祥这些人那里。因为重庆少有。哪里来的种子？真的不知道。普通的红色西红柿，最不好吃，最好吃的是粉红色的，还有黄色的味道也特好。种西红柿要讲技术，我们请教总务处，他们可能请教了老百姓。奇怪的是我们那几年没有看到老百姓种过西红柿。种西红柿需要大量的肥料，还要去掉多余的岔枝。一株西红柿刚挂果时，要用手把多余的小岔枝摘掉，一株就保持七八个，但顶不能摘，摘了容易枯。西红柿五月初分苗，七月挂果。看见果实一天比一天大，也不想什么事了。
我跟张云天也聊天，但不谈政治。谈什么呢？我跟他谈“二战”问题，他也喜欢谈这些。那时延安出了《参考消息》，可能只有现在《参考消息》的四分之一多一点，不大，一面印，没有标题，什么美联社电等，容纳很多新闻。一九四三年，认为美国这样打，逐岛反攻，损失很大，不理解。当时重庆有“先亚后欧”“先欧后亚”论之争。重庆一部分人希望先把日本打败，即“先亚后欧”；听说党中央主张要先打败希特勒，即“先欧后亚”。党中央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主张不能宣传，一宣传，不了解国际形势的人会认为，你中国人，为什么要先打败希特勒呢？
解放后，一直到现在，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从一九四三年算起，真是莫名其妙，应该从一九三九年算起。一九三九年二月间，李富春就代表中央作了开始大生产的动员报告，我听了，《解放》杂志登了。冼星海还有“二月里来好风光……”生产大合唱之歌。“二月里来好风光”就产生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天，因为冼星海一九三九年秋天就到苏联去了。李富春作的报告，冼星海作的歌，现在都不算了，怪事，什么道理？一九四三年，毛主席编了一本书，提出总结生产运动之类，因此大生产也从一九四三开始算，莫名其妙。
我们一九三九年、一九四〇年根本上就以劳动为主了。一九三九年我还在马列学院研究室，到南门外二三十里去背柴，后半夜就出发，每个人带几个比拳头还大的馒头，天黑才回来。背柴来回要走好几十里，一些人支持不住，笑话百出。我是晚上九十点回来，有的人半夜回来。有一个叫黄乃的，第二天才回来。他是哲学研究室的，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儿子。他高度近视，晚上看不见，就在路边随便找个地方待了一个晚上，没遇上狼，万幸，天亮才慢慢摸回来。那时没有电话，也没有什么人救，只有干等。
延安生产劳动，对大家的锻炼意义比较大，至于对延安的供应起到什么作用，很难说。像我参加的那些农业生产，我就感到恐怕吃的比收的多一点。一天有几个比拳头大的白馒头吃，那是很不简单的。在延安种谷子（小米）收成很少。荒地种谷子，相距一尺多宽种一棵。也种土豆，土豆需要的种子很多。
第三就是搞特大的戏剧运动，演大戏。解放后没有人讲过什么原因。为什么演大戏呢？一九四三年年底，延安的“抢救”运动基本结束，大家没有事干，都闲散在那儿，很多人在等结论，这时就出现了许多戏剧。延安有平剧即京剧院，《三打祝家庄》就是这时搞出来的。《三打祝家庄》的总司令是宋江。这个戏，毛主席写信表扬了。后来，一九七三年突然批宋江，说宋江是投降派头子。那么一九四三年、一九四四年宋江又是什么派呢？一九七三年起的批宋江，我就设法一言不发。办法多得很，找个重劳动、脏劳动去做就行了。谁知道过了两年，宋江又是什么派呢？《白毛女》也是这个时候搞出来的。延安演过《日出》《雷雨》，还有陈白尘的《升官图》，这是个闹剧，讽刺国民党的。还演过某老前辈的《天国春秋》。还演出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还演过西蒙罗夫的《俄罗斯人》，还演过反法西斯的《马门教授》。《前线》这个戏是斯大林批准的，翻译过来后，毛主席又叫大家看，也演出了。还有一个戏，这个戏出来后没有怎么演，叫《同志，你走错了路》，参加编戏的有陈波儿，著名的电影演员。这个戏是写新四军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军部遭国民党消灭的事。写项英如何错误。这个戏完全是把政治翻译成戏剧，没有要看的，不久就停演了。当然，最用力气的是《白毛女》。
戏编出来后，各单位轮流去看。延安看戏都是机关发票，晚上去看。当时延安没有电，但煤气灯很亮，很神气，了不起。延安有两处礼堂可以演戏。一个是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个是杨家岭对面的中央党校的大礼堂。延安有些人晚上看戏要跑十几里，我们在杨家岭，比较近。
延安的戏，就是“抢救”运动之后的大缓和，上面有意这样做。这个事，是特殊时候产生的。延安有王大化那样的天才演员——恕我说句大话，他的演技，我看远至现在，是前无古人的。重庆抗战后期的戏剧也特别发达，但未见得比延安的好。我一生看戏最多是这两年。现在回想起来，我有这么一个感觉，当时共产党真是集中了国家的很多人才，而且一变成共产党后，人就特别能干起来，都很出色了。共产党员没有几个学过演戏的，怎么一演起戏来就那么厉害？
一句话，一九四三年秋季“抢救”后，紧张的是上层，下面不紧张了，像我，像一般的干部，都不那么紧张了。种种地，纺纺线，看看戏，上面是有意放松，感觉到紧张两三年之后，整个是放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上比前几年压力小一点，但是各个单位之间绝对没有来往，相互也不看望，比较沉静了。
第八节 在延安（四）日本投降及延安撤退（1945年8月—1947年2月）
44 “王明路线”一词是进北京后才听说的
一九四五年五月七大后，中央要重组宣传部，因为整风后，它就停业了，虽然名义上还有这个机构。中央派陆定一做部长、陈伯达做副部长。这两个人是孤家寡人来的，原来宣传部的人已零零落落，还是原来那几个人，绝大多数等待“抢救”结论。他们两个人来，在一个窑洞开了欢迎会。陆定一准备编中共党史。新的党史，当然完全是新的历史。为了编这个党史，陆定一在部内成立了党史小组，找了几个人，有张仲实、丁华，还有我。开了几次会，把《两条路线》等整风的书给我们看了，我们才知道一些事情。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因为国共斗争很紧张，陆定一去做中共政协的代表了，离开了宣传部。
现在很多书，很多文章，讲延安怎么反对“王明路线”，看上去这个党内斗争好像是公开的，大家都知道似的，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我身在中宣部，就没有听说过什么“王明路线”，包括在胡乔木的窑洞里，也没有听他讲过一个字的中央上层问题。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胡乔木那么相信我们，分他办公的一个窑洞给田家英和我两人住，他一天到晚忙于历史决定呀，毛主席的报告呀，对这些，我和田家英两个人，半个字都不知道，胡乔木从未泄露过一个字。别人怎么可能都知道呢？我根本不相信。
陆定一他们来了后不久，日本投降，宣传部的很多人等着到前方去。这个时候，才有个别的老同志跟我们这些青年接近，跟我们讲了一点。这些老同志历来守口如瓶。从苏联回来，曾做过延安鲁艺副院长的赵毅敏就跟我们谈过。大概是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日本投降后，一次晚饭后他跟我们讲，你们注意，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这本书是错误的，以后不要吹了。他悄悄告诉我们，是好意。所以，现在讲的什么“王明路线”，似乎延安人人都在批它。根本无此事，我当时全不知道，整个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都不知道。这个名词，进北京前我未听说过。
陈伯达是个书呆子，专门写他的书。陈伯达在写什么呢，奉命在写《中国四大家族》。他这本书的材料，全由两个助手提供，即何均与陈真。陈伯达很聪明，归纳能力很厉害，他自己很懒，这本书是毛主席叫他写的，书名也是毛取的。
45 抗战胜利，中央工作紧张，似未有大规模庆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后，现在有很多文章说延安大庆贺，什么敲盆啰，放鞭炮啰，晚上有提灯游行啰，我只能说，我绝不知道这些事情。我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有没有，我不敢说。有，可能就是在延安南门外一点。我所住的地方，应该是延安的中心。杨家岭是党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往南一点的山沟叫王家坪，是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对面隔一延河，是中央党校一部。当时党校一部不得了，都是高级干部，大得很，一两千人。我们斜对面，是中央研究院，当时改为党校三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走出门来，一里、二里、五六里，尽收眼底。日本投降，我们那些机关，没有旗帜，没有锣鼓，也没有什么瓦盆铜盆给你敲，延安又哪来鞭炮呢？我所见的，延安很冷静，但是内心里确实是高兴得不得了。这个高兴是完全意外，因为我们不知道抗战还要经过多少年，我们准备到山沟里还要待那么一二十年，日本突然就投降了，有点把人震惊呆了：胜利了吗？这就胜利了吗？日本人不能再杀中国人了吗？这不是喜极而狂，也不是喜极而悲，而是喜极而呆：日本也有打败的一天吗？情绪太复杂了，主要是想哭……中国没有亡呀！中国没有亡呀！我们宣传部的人，相对无言，只有禁不住的流泪。这时，只有禁不住的眼泪才能表现我们最真实的感情。看见中央领导人，也是严肃得不得了，中国人的鲜血已经流成河了，只有喜极而悲才是正常的。现在电视里说的、访问里讲的那样大规模的情况，我只能说，我没有听见过，我也丝毫没有看见过。因为没有那个条件，不是每个单位都有锣鼓的，不是每个单位都有那些庆祝的东西的。每人只有一个陶瓦盆。瓦盆一敲，不就碎了么，谁敢敲？
46 延安大撤退：宣传部有几个“家族”需要我们照顾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月，延安准备大撤退，因为估计胡宗南要用几十万军队打下延安。延安那时没有什么兵力，延安机关老早就离开了。实际上九月、十月就准备撤退，十一月就撤退到延安北边的瓦窑堡了。宣传部也搬去了，搬到王家湾村。王家湾村，小村子，二三十户，因为沾个“湾”字，就有小水沟，也算比较富的。
当时宣传部零零落落，有几个“家族”需要我们照顾。王学文、张仲实、曹葆华、许文宣母女，我们戏称“四大家族”。王学文，加上他的夫人，一儿一女，四个，他的夫人是小脚，他的儿女还没有分配工作，王老身体也非常不好。张仲实夫妻，有一个小孩。曹葆华夫妇，曹葆华非常胖，走起路来很困难。一个新来的女客人许文宣及其女儿。许文宣是毛主席一九二几年在长沙活动时的老朋友，共同干革命的。她带着十四五岁的女儿到延安，作为客人住在宣传部。延安那时有许多这样的情况，来的客人都分散到各个部住着，像毛岸英，没有工作做，住在宣传部。此时中宣部的最高负责人是许之桢，资格很老的，一九二〇年与刘少奇、任弼时等同时在上海外语补习班学俄语的。我们撤退时，就由他决策了。可是他没有什么名义。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单位的撤退，实际上由秘书长丁华指挥，丁华有四十来岁。
我们单位的壮丁呢，基本走了，图书资料室的几个人也都走了。延安撤退前，丁华秘书长等几个人又调到中央新成立的指挥整个后方的机构去了。田家英那时在西北局书记高岗的调查团，到哪个县去，我不知道，壮丁就剩资料室的刻字员和我两人，还有刚从新疆出狱回来的一个同志。我们搬到王家湾村后，我曾回杨家岭两趟。上述两个壮丁，他们不了解情况，只有我跑。毛岸英跟我们在一起，身体好，但不可能派他回去，一是安全，二是他也不熟悉。回杨家岭住一晚上就走，两百多里，来回好像要四天。为什么要回杨家岭呢？撤退得匆忙，主要奉命去仔细检查与销毁文件。
阴历年是在王家湾村过的。王家湾村很安静，老百姓的生活看起来不穷。我住到一九四七年三月初，天天还有《参考消息》看，消息灵通。比如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参考消息》天天登。所以，我肯定是在三月初才离开陕北的。
第九节 在山西土改（1947年3月—1948年6月）
47 参加土改工作团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突然有一天，临时负责人许之桢对我说，中央组织一个土改试点工作团，每个部门抽一个人，你跟洛甫（张闻天）下过乡，你去。另外，田家英也要去。现在不集中了，你直接到山西兴县去。毛岸英已经先走两个星期了。我说，难怪好久没有看见毛岸英了。许之桢也不知详情，我就一个人背着被盖行李，带着牙刷什么的走了。当时，只要有证明，就有住的，有吃的。老干部们是怎么去的，我不知道。我一个人埋头走，走好几天。青年人都是一个人走，现在比较难想象。一九四二年我就几次走过这条路，不稀奇。
我大概是一九四七年三月中旬到了山西兴县。谁也不知道还有谁，因为撤退后都是分散去的，到了才知道，团员是延安各个部抽调的一个或者两个人，团长是康生，副团长是陈伯达。
这一批二十几个人，以老干部为主，所谓青年只有四人，后来只剩三个了，田家英很快就调走了。老干部有张琴秋，是个女革命家，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茅盾的弟媳妇，工作能力很强，后来我主要在她手下做土改工作，我很尊敬她，“文革”中被整死。高文华，一九三六年刘少奇到天津、北平去之前，据说他是华北局书记，资格老，身体很不好，不能参加工作，实际是随这个团撤退的。还有其他一些老干部。这个队伍拖拖沓沓。康生他们不跟我们走，他们是怎么走的，我们不知道，毛岸英是由康生带着的。
这时土改还没有开始。我们跟晋绥分局干部组成了几个大的土改工作组，总部在山西临县，康生自己在临县郝家坡坐镇。郝家坡是个小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可能是为了安全，离开大道，四周都是山，康生在哪里住，当然首先要考虑安全。临县中心组，由临县地委书记当组长。另外有三个大组，一个是雁门关外的朔县大组，一个是山西极西北三个县组成的保德大组，还有一个是静乐组。我在朔县组。我们朔县大组，延安工作团的成员共有四个，老资格有张琴秋、李国华、张越华（博古夫人），加上我。我们与当地的干部组成三十多个人的大组，组长张邦英，是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部长，也是延安调去的陕北老干部。保德组，延安工作团有两个人参加，一个廖鲁言，一个于光远。廖鲁言是老同志，是这个组的副大组长，解放后当农业部长。于光远现在还健在。静乐大组是陈伯达自己去的。延安工作团有田家英、史敬棠在那里。田家英就不说了，史敬棠我们也很熟悉，过去是同学。这个组后来由于延安撤退后，刘少奇把陈伯达、田家英带走了，也就撤销了。
48 雁门关外的朔县土改：不顾具体情况，什么地方都是一样的土改是不妥当的
我们从兴县出发，到朔县县城要走五天。朔县，这个地名听起来就有点怕。朔风凛冽嘛，过去把蛮荒之地叫朔方。这条路我前前后后走过五次，是全天下我最熟悉的路。朔县是新区，是日本投降后我们解放的地区。朔县的西面是大山，一片荒凉，但是滹沱河的上游要经过这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荒凉，但是土壤多是半沙荒的，土地辽阔，撂荒的多。朔县自然状况很不平衡，少数地有水灌溉，很富；荒沙地占绝大部分，相当贫困。我们到朔县城后，还往西走五十里，到厦阁。厦阁当时叫行政村，也就是乡。行政村是阎锡山时的名称，我们还没有改过来。我们到这里的任务很明确，第一，反奸反霸；第二，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土地；第三，建立组织，包括党的，青年会、妇救会、民兵等这一套；第四，扩军，动员参军。土地改革最后看你有没有成绩，往往是用有没有与有多少人参军来考核的，这是跟扩大军事力量联系在一起的。农村的情况看来不是到了非要土改不可的地步，但你不土改，兵源扩大就成问题。
张邦英、张琴秋在厦阁，我被分配在前柳树，组长是李国华，中央组织部的科长（当时部长下就是科长），参加过长征。我们这个小组有十二三个人，晋绥和当地干部占多数。前柳村是个平地的村子，大，有八九十户，算中等偏大的村庄。后柳村要小一点，有六七十户。
我们去前柳村调查后发现有几种情况。一是群众对我们很怕。要发动群众斗争，分田地非常困难。原因是塞外荒沙地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当地并不缺地，缺的是水。不仅缺水，也缺肥料、缺牲口等。牲口过去是很多的，经过十多年战乱，快没有了。没有水，没有肥料，收成不够种子。可以说，农村处于破产、半破产的情况下，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交通活动，全停止了。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朔县北面就是山阴县的岱岳镇。岱岳是个重镇，汽车完全通。那些地方汽车路很好修，路很硬的，不修路汽车也能走。我们新解放区都是唱空城计，内部根本没有兵力。如果傅作义的部队来，两个小时就到了。我们的情报灵通，情报一来，往山沟里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地的老百姓不敢起来，怕共产党走了后，傅作义回来。我认为，在这种地方立即土改，恐怕不一定对。
前柳村八十来户，实际上没有一个地主，殷实农家，就四五户。用科学的话来讲，算得上“富农”的，一户都没有。只有两户，也仍是富裕中农。也没有发现恶霸。所以，在这个地方搞土改，比较困难。但是，你的任务就是土改，不得不干。最后，在李国华的领导下，还是斗了两个好吃懒做到处偷东西的流氓，当地叫二流子。你不开会，不斗，给你一个“右倾”帽子，你可吃不消。我们这个组的几个老同志，是老的土地革命出身，知道过去“左”倾的乱斗，损失太大了。他们见多识广，是有一点警惕的。按照他们的本性，是要稳重的。所以，有这几个老干部掌握，比较稳重。但是群众对我们还是怕。山西老百姓在全国来说是很老实的，多少年阎锡山的愚民统治，敌伪的统治，每个人都是心惊胆战的，只要是官家来的什么人，他们都极怕。
我们没有划出地主来，但还是基本上平分了土地。我要说，这个做法现在看其实是不对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你的任务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分配土地呀，每个人平均大概分了六七亩。这些土地有些原来就在他们的手里，不过拿来一律归公，又重新分配一下而已。当地的土地单位叫“垧”，在北方，有大垧、小垧。我们还是照亩算。分配土地后，我参加丈量土地。量土地的工具叫“弓”。我发现，农民选出来的积极分子量得很随便。如果是好地，就慎重得很，如是差地，马马虎虎。看得出来，他们对分配土地没有大兴趣，因为拿到后，无法耕种。他们一切都没有，没有工具，没有肥料，没有种子。很多人，肚子里也没有粮食。战乱十多年，日军及伪政权把中国榨光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发现一个问题：在这样的地方搞土改，并不是当务之急。当务之急，在我看至少要用三年去恢复农业生产。
土地分配后，我到最穷的三四家访问过。进去后，他们也不招呼你，你问他，他也没有兴趣，说，我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你分的地，我要走两顿饭的工夫才到，我肚子还没有吃饱哩。现在可以讲一句半句了：不顾具体情况，什么地方都土改，不一定是妥当的。
49 临县郝家坡土地会上，康生说“你们这个划分阶级的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
我们在乡下工作两三个月，土改工作进行了三分之二，我就到康生的临县郝家坡去开会了，时间大概在六月间。本来应该是张琴秋、张邦英去的，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但是，他们是这么老资格的干部，又有这么高的地位，要去，就麻烦了。要牲口，要管牲口的人，还要带个秘书，实际上他们去，还得带着我去，加上来回路上十几天。他们就派我一个人去。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听会。我不能代表这个组做工作汇报，当然我自己也不会那样做。我们组的整个情况，如果上面有人问，可以讲讲，这个意思他们是明确了的。
我走了五天，回到了兴县。晋西北这个路，基本上是公路、平路，我走得多了，无所谓了。当时延安已经失守三四个月，所有的陕甘宁边区的党中央机关，统统到山西这边来了。兴县到临县郝家坡，还要走两天。从兴县出发，第一天，走到黄昏，我想，应该找个地方住了。这时就不用找兵站、找老百姓了，各村庄都有中央机关。太阳完全下山了，我果然发现原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几个人在散步。我一招呼，彼此都认识。我说，我到郝家坡去，今天晚上就在这里住吧。他们已经吃了晚饭，又给我吃了饭。他们村庄住有什么人呢？吴玉章、王明，还有几个民主人士，都是些老人，地位特别高的，要特别照顾，所以，他们办公厅有些人在这里。这些同志，虽然平时没有往来，但经常见面，都比较熟悉，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都是老熟人，彼此信任。我住下后，他们给我讲，康生那个地方，情况非常特别啊，中央机关的干部，意见多得很。土改工作团的名气大，别人都知道。到处吊打，到处挖地财，特别严重的是挖祖坟。康生当时是中央土改团的团长，政治局委员，长期的社会部长，因此，谁也难说话。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河东），还包括后方工作委员会，还有叶剑英、杨尚昆，这些情况，他们都知道，他们也不满意，但不敢说，怕戴上右倾帽子。办公厅行政处的这几个人说，你是不是去见见吴老，然后再跟康生反映反映？老实说，我更怕。我说，吴老这么大的年纪了，这么晚了，已经七八点钟，说不定已经休息了，让他好好休息。我知道，吴玉章的话也起不了作用，康生也不会听。我去讲，更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还没有到郝家坡，已经听说康生那里胡搞乱搞，搞得民间害怕，搞得所有的干部，包括吴玉章这样的人，有意见不敢谈了。这就反映出一个问题：没有民主，一个压倒一切的“革命”口号下去后，明知道是错的，谁也不敢反对。一反对，不但是右倾，说不定就是反革命，弄得像吴玉章这些老革命前辈，都不敢讲一句话。很多错事就是这样一干到底的。
到了郝家坡，我就听会。我确实是听会，听晋绥分局召开土改工作会议。这个会要求各地把土改工作团搞土改的情况汇报一下。晋绥这个地方，地方不大，也比较穷，但地委有八个之多。参加会议的人，有晋绥分局的书记李井泉，还有几个部长，几个参加试点的县委书记。这时，保德那个组，廖鲁言、于光远来了。但于光远因为手指严重化脓，在兴县住院，自始至终没有参加。所以，康生带的工作团，两个人参加，但我纯属旁听。
这个会议，名义上由李井泉主持，实际上是康生。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康生有个非常片面的规定：满足贫苦雇农要求。大家都穷，整个农村都穷，只有在穷里边想办法，把不应该没收的没收，这样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整个会，在康生的领导下，在康生讲话的精神中，强调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要斗地主，彻底斗倒地主。而且康生还引用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康生在晋西北搞了些什么东西呢？第一，同意并发展了“化形地主”一说。“化形地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家虽然已经穷了，实际上是装穷。这一来就把很多人的家庭出身查三代。只要你祖父是地主，第三代后还算地主，叫“破落地主”“化形地主”。第二，挖地，叫查“地财”。本来农村穷，斗来斗去，没有好多东西分，就挖坟，说元宝、银元都藏在地下，到处挖。一般老实的农民，即使贫苦，也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做这种事，中国人觉得违背良心。过去中国厚葬，稍微好一点的，有什么银器、元宝。晋西北那个地方，有金器的少。在临县，挖得相当普遍。试点的多少个村，都在挖坟。这个错误就不可收拾了，社会道德良心都无法维持了。这种事，什么人愿意干？只有地痞流氓愿意干。他们没有道德标准。第三，郝家坡也死了人。特别是妇女被吊打。因为要追问家里的东西埋在什么地方。郝家坡究竟死了几个，我不清楚。就是逼要人家的银元、元宝，没有办法，自杀了。
康生当然在会上不会讲这些事，不会公开提倡，但允许这些事与不允许这些事，讲话不一样。大家希望他在这个会上，对这些事作出结论。你康生自己实验的地方，有死人现象，你作为政治局委员，应该怎么办？但他没有批评。
原来晋绥分局土地改革的时候，有个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这个文件是懂一些马克思主义、懂一些政治经济学的人做的，原则上是比较正确的。地主主要是收租，没有剥削关系，怎么叫地主？所以，基本标准是对的。但是，在郝家坡会上，最严重的是，康生把晋绥分局的这个内部文件否定了。因为拿这个标准看，很多人不够地主。康生在会上说，“你们这个东西害死人，赶快把它烧了。”意思是作废了，再不能用了。
这个会，康生把比较正确的划分阶级的原则作废了。这是康生最大的错误与罪恶。
一九四八年，中央搬家，毛主席离开陕甘宁边区到平山县西柏坡，路过晋绥分局所在地兴县。毛主席有个在晋绥分局对干部的讲话，“毛选”中有。毛批评了李井泉，说你们把马克思主义烧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就是指中央晋绥分局原来内部划分阶级的文件。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烧了”，是康生要烧的，毛主席批评的是李井泉，未提康生。
毛主席批评李井泉，我们都知道是一九四八年春天的事。一晃几十年，一九七八年，我从上海调回北京后，因事出差到昆明，碰巧遇见了李井泉。当时我的党籍还没有恢复，但大家都知道“反右”时开除的党籍，都要恢复的。我住在云南省一招待所的普通房间，而招待所的后面是很讲究的，有花园、假山等。我看到李井泉在那里散步。我走向前招呼他，自我介绍说参加了郝家坡会议，我知道毛主席路过时批评你，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如果现在还需要的话，我可以向上面写信，证明不是你烧的，是康生叫烧的。他说，谢谢你，不必了，不必了。他说，我也不谈了。你说那时叫我怎么办，我说是康生说的？康生的地位在那里，我能怎么样？我跟李井泉的谈话不长，几分钟。
老人家明知道是谁讲的。这些事确实令人难以理解。
50 郝家坡会结束后，我回到朔县补课，大错特错
在郝家坡会议期间，因为我的身份，我不能代表我们那个组讲话。我也问过康生的秘书凌云同志，康生同志要不要听我的汇报？结果有天晚上，康生把我叫去了。我汇报了我们村半小时，说明没有地主，实际也没有富农，虽分了土地，农民没有什么兴趣，等等。他批评我，应该说不严重。他说，书呆子，照你们这样办，怎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回去，回去，重新来过。我汇报时提心吊胆的，怕闯大祸，一听“书呆子”，就放心了。康生叫我回去，我还得回去，还有七八个人等着我回去。
一九四七年六七月，郝家坡会议结束后，我又走八天回到朔县补课。这回补课，就要命，说原来的斗争不彻底、分配不彻底等，按照康生的要求重新来做。但我回去时，中央土改工作团的人都走了，他们以为土改已经结束了，只有区的干部还在。所以回到前柳村补课，工作组就变成没有头了，老同志都走了，没有领导了。我给县里交涉，县里把区委书记调来当组长。名义上我是协助，实际上区委书记要跟我协商，很尊重我的意见。这个区委书记很好。
回去后，干了一些很不妥当很“左”的事。第一件，把两家富裕中农划为富农。这两家是弟兄俩，住在一个院子，后来分成两家。两家都有两三个强劳力，是种地的好把式，妇女也很能干，房子干干净净的。这两家确实比较富裕，养的是晋西北的大犍牛，全身油光水滑。但是这两家没有长工，每年在收割小麦的时候雇几天短工。抢收时，天还没亮要割到太阳斜照吃饭，下午太阳斜照后再去割到天黑。中午太热了，受不了。从生产关系上看，他们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是勤劳致富的。但是要“补课”，原来已经分掉了一半财产，怎么办呢？我在郝家坡开会时，向康生具体汇报过这家。康生说，回去，回去，扫地出门。不然，怎么满足贫雇农的要求呀！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把不该分的，分了；把不应该打击的，要他受到惨重的打击。
在回前柳树前，我向区委书记传达了康生的话，商量怎么办。他说，把这两家划为富农吧，没有划为地主。
经过多方了解，群众对这两弟兄并没有仇恨，人家是老老实实的人，没有听说有什么高利贷之类，开斗争会，斗不起来。但那个时候不管了，还是要发动群众斗一下，这种斗只是走过场。斗了后，把他们的土地没收了。他们的家，按照人口，应该分多少分多少，多余的全部拿出来分了。他们有水浇地，是比较好的土地，离家近。而远地，走几里路的，谁也不想要。他们两家的两条大犍牛也分了。怎么分呢？那么多人家分，几家合分一条，一家分“一条腿”，如四家人，就是一家一条腿。当时看到牛被牵出来，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知道一般的农民并不懂养牛，没有料，三个月，牛就死定了。
对这两家人的整个做法是全部错误的，是真正的破坏生产力。早在这之前，我就读过苏联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里边不是写强迫搞农业集体化吗，老百姓就是杀猪、杀羊、杀鸡，一场大破坏。康生当然知道这些。
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我明知道这个没收是错误的，但是当时我所处的地位，没有办法，必须要服从命令，我顶不住。但是，我还是大打了折扣服从的。
第二件，开斗争会。土改，最反对的是和平土改。什么叫“和平土改”？就是没有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开无数的斗争会。一九四六年后，有些解放区的高级干部老家是大地主，他们就在这个地区工作，他们自己献地，全部献出来，开始报纸上还登出来表扬，后来，献地运动被当成和平土改，说是麻痹群众。这些献地的老革命，后来被斗得很厉害。他们的资格都很老，有的可能是二八式、三八式，献了地还没有资格登报。
我回去补课怎么办？当时的农民，老实得很，上面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斗谁呢？最后找来找去，找了两个二流子，农民对他们没有好感。区委书记跟我一起研究，要斗，只有斗一下他们。调查一阵后，调查到他们喜欢胡吹，说傅作义离开我们不远，将来打回来不得了。傅作义在岱岳，真的离我们只有百把里，人人都知道。
凡是开批斗会就要打，不打就不行。我在旁边看着，一般地打几下，不管，真打了，就找人来制（止）住。
另外有一些贫苦的人还要求分东西，把两三家富裕中农吊起来打，我听说吊打的是妇女，大吃一惊。急忙找区委书记说，你赶快去命令停止。后来我问，这几家有没有东西可分？区委书记说，你不知道，他们要分好醋，埋了很多年的。本地人知道这些情况，哪家十多年前埋下了醋缸。山西好醋引诱力大得很。我听了哭笑不得。
前柳村的补课，总的来说是错的，是我自己被迫犯的错。很多人对自己过去的错不愿讲。我必须讲。
还有一件事，是死了一个人。磨石滩是个煤矿区，农业不发达。区委书记跟我讲，这里搞了土改试点，但不彻底。有个县公安局的外围侦察员，老百姓怕他，经常看见他骑着自行车转来转去。区委书记说，磨石滩事情比前柳村复杂。于是，我们就到这个地方去，我也愿意去。一九三六年我在四川北碚卢作孚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做实习生时，钻过许多煤矿。到了磨石滩，我先钻矿井。我下了两三次，是斜井。工作队下煤矿，是一种表态，发动群众就容易一些。
最后弄清楚了老百姓害怕这个人的原因。敌伪时期，朔县敌人有个暗探队，叫“蓝部队”，就是利用无职业的中国人打探情报，这个人是蓝部队的成员，也就是说是汉奸性质的。日本投降后，傅作义留用此人，解放后，我们又留用。这个人的家在当地是小恶霸。群众看到解放后他仍然被公安机关留用，还是骑着自行车转来转去，所以怕他，不敢揭发他，怕共产党哪天走，他会报复。我跟区委书记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想办法把他弄回村里关起来，开批斗会。这个会是又斗又打的。有一天晚上，群众偷偷把他打死了。天呀，一个区委书记，一个延安来的土改团的人在这里掌握土改，死了人。以前，土改死了人不算啥，但是，我们自己却不这样认为。我说，到县委去报告，承认错误，请求处分。我们报告后，县委书记比较客气，说，确实是群众有仇恨，这件事已经出了，就算了。口头上批评了几句。
第二年，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我已经回到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了，一天，我看到《晋绥日报》，也就是中央晋绥分局的机关报，第一版整版报道解散朔县县委的事。报纸上没有提到我们的事，说朔县县委是右倾。我当时写了一封信给晋绥分局办公厅之类的，请他们转几个负责人。我说，我在朔县工作几个月，到县委去了多少次，看见过县委的生活情况。他们吃的什么？正规粮食是小米加谷糠。我没有在县委吃过一次小米饭，县委是很艰苦的。我说，别的我不知道，就这一点来讲，我作为客人去，也没有招待过我，也是吃小米加谷糠，解大便都困难。我说，这个县委是很朴素的。我的信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解散这个县委，当时来看是土改右倾。现在来看，我们上面的领导，不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一味“左”。
康生在临县胡搞，留下极坏的影响，到了无法干涉的地步。我们在朔县，开始没有胡搞，我到郝家坡开了会回去后，执行康生的批示，也胡搞了一些，也死了一个人，犯了大错。
到了七月底八月，叫我回兴县，工作团准备离开山西到河北。
第十节 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后到河北山东土改（1947年7月—1948年5月）
51 从山西兴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的一路上，“三青年”分工为老同志服务
这个时候，毛主席、党中央已经转到西柏坡，康生早就到西柏坡了。我们土改工作团这些人也奉命去西柏坡。
我们这个队伍里，有像高文华、张琴秋这样的十多个老干部，加上三青年合在一起，要从山西兴县走到河北平山县。平山县靠近石家庄，从兴县到平山县，要走十多天。怎么走？并没有什么人护送，因为当时根据地每隔半天的路就有兵站，农村的老百姓派人、派牲口从这个兵站护送到下一个兵站。我们从兴县晋绥分局出发，带粮票，带路条——路条还不是一般的，因为我们队伍里有资格很老的干部，所以是晋绥行署开的。这个行军就很特别，团长、副团长没有了，也没有说哪个带队，但自然是张琴秋带队，什么事都问她。
这十几个人，就靠我们三个青年照顾。土改工作团的青年人有凌云、于光远、史敬棠、我。凌云是康生的秘书，“文革”被康生关了十多年。打倒“四人帮”后，当过公安部部长，凌云跟着康生一路。于光远，《解放日报》的，我，中宣部的，还加上史敬棠。这个工作团，以中老年为主，上面没有派秘书，没有管理员，统统由我们管。我们既是秘书，又是服务员。我们走路，同时为他们服务，我们很愿意为他们服务。
三青年的任务怎么分呢，我打前站做饭，一般是提前两个小时走。比如这些老同志中午要休息，我就提前到下一站准备晚饭。他们每天有六毛钱的补助，我们三青年没有。那时六毛钱能买半斤多肉。我们吃饭在兵站，但没有菜，至多有土豆丝，我们住也在兵站。史敬棠管房子。到一个地方，老干部哪些住哪些房子，要他分配。于光远管交通，老同志有沿途派的牲口、大车，于光远要安排，一直走到西柏坡。老同志骑的毛驴都是老百姓派的，所以抗战时期，老百姓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于、史的任务，我可能颠倒了。）
我们从兴县的碧村出发，第一天，到界河口。一听这个地名，就知道有水，很富裕。第二天，到岢岚县；第三天，到五寨县；第四天，到神池县。这一段路，我曾经走过四次，加上这次，就是第五次了。这条路是公路。路上铺有小石子，可以通汽车，只是没有汽车。那些地方基本上是高原，很少下雨。某一次我一个人走，碰到国民党飞机扫射，我赶紧躲藏，扫射完了后，我还拾了两个小机关炮弹壳，有近四寸长，两根手指那么粗，青铜的，恐怕有大半斤。这两个弹壳跟着我多少年，后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五寨到神池，中间有一个大镇，叫义井，是神池县的，有两三百家人。“神池”“义井”，从这几个字看，就知道这里水的困难。为什么叫“神池”？有一池，是神赐的。为什么叫“义井”？又有叫“三井”的，因为周围没有水，镇里有两三个水井。打水的是柳条筐，编扎得很紧，能装水。义井这些井旁，一天到晚都有人轮流摇水。
我打前站买东西，那些地方可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富裕，没有鸡呀蔬菜卖，但是一般有猪肉卖。一天做晚饭，我买了两三斤肉，但烧什么呢？什么菜都没有，我发现有大蒜头卖。四川不是有大蒜烧肉吗？很香。我就做大蒜烧肉，烧好后，给他们送去。张琴秋大姐是浙江人，还有一个女同志张越霞是江苏无锡人。她们听见大蒜就摇头，更不说看见大蒜烧肉了。我怎么办呢，我先把大蒜拿出来，只端肉去。她们吃了，觉得好吃得很。我说，几位老大姐知道这是什么烧的吗？我说是大蒜，她们哎哟哟，大吃一惊。我这才把大蒜拿给她们看。她们说，没有什么蒜的味道嘛。当时没有什么东西吃，有东西吃就不错了。钱是有的，就是没有东西买。
到了神池后，不是往北，而是往东，到了长城外雁门关北面的广武镇。这一段路我感想很多。这一路就是古代多少年的战场，从秦汉开始就是。我们在荒原中见到当时一个人都没有了，但有很大的天主教堂，感叹天主教的势力深入到这么荒凉的地方。这段地形也特别，两边是山，中间基本上是小石子与粗沙平地。走在沙路上，看两边的山，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这当中的沙荒平川，怕有好几十里宽。路上也见不到什么生物，所以，感觉好像看见了古代战争你杀我、我杀你的场面。那种荒凉、凄惨的感觉，非常难受。当时也不可能跟别人讲，那些老同志不在乎这些，只有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到了这种地方，思想呀，感情呀，才会这样。因为亲临古代战场，想着多少人战死，有说不出来的难过。广武镇在雁门关之北，倚山而建，是向着关外的一个军事重镇。快到广武的时候，居民已经开始做饭，炊烟在昏沙中已经升起，就想，古战场的司令部可能就在这里吧。为了争夺广武镇，不知道死了多少人。我们在广武住了一个晚上，塞外的凄凉初步看到一点，难免不想起唐李贺诗的两名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不过这里不是黑云，而是使人更难受的黄云。
到了广武镇，从北面弯来弯去慢慢上雁门关。这个路很宽，可以过车。雁门关很有名，特别得很，从北面来易攻。匈奴来打的时候，进攻比较容易。我们绕来绕去，绕到关顶，往南一看，就知道雁门关一失守，匈奴一下子可以冲到太原去。想想，那些古代镇守雁门关的将领多险啊。因为一冲上来，就完了。一九三七年，日军也是从北面先占雁门关，然后南下犯太原的。
下雁门关后往南走二三十里，到了代县城。过去防守少数民族大军南下大司令部就设在代县。路上，心情可谓复杂已极。一是想不到能活到今天，能亲自来到这个古代中原民族与边疆部落必争之地，白骨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以后能不能永远葆和平呢？当时心里可谓有说不出来的悲哀，因为根本没有想到两年后就会全国解放。
到代县已近黄昏，远远看见很多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在陕北、在山西，十多年没有看过几棵树了。进县城后，看见县城的十字路上有很雄伟的建筑，街边晚上有上百个卖东西的摊子，油灯火亮，烟尘滚滚，这种景象，从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了。在山沟里住了十多年，一进代县，心里有点奇怪了。没有想到，除了我们山沟，还有这个世界，而且这样的地方是共产党的地区了。后来真进了北京、上海，反倒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了。须知这才是浓浓的中国味，现在把地摊、夜市等都要改掉，就不大像中国了。
往东走一天，到了峨口镇，这大概是什么河边上的大镇，沿着河边有几百户，这也是十几年没有见过的。晚上人很多，还有点灯卖东西的。在峨口镇住了一晚上，继续前进。峨口之后许多地方的路，两边是山，中间是路，路上全是鹅卵石头，也就是说，我们是走在季节河滩上的。有几天遇到下雨，沟里不能走了，我们住下来。我们三青年想为老同志买点东西，买一两个鸡，结果跑了几个村庄都没有买到。这说明根据地农村里比较穷困，但自然条件并不那么差，是十年以上的战争造成的。
又走了五六天，大概八月中旬，我们到了西柏坡。西柏坡是党中央的中心，周围十几二十个村庄，都是驻的中央单位，以西柏坡为代表。到了西柏坡，我们就分散到各人原来的单位了。
当时知道中央在九月要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毛主席还在陕北，陕北的危险还没有过去。所以，全国土地会议，就委托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他们在西柏坡召开。我们就等这个会。
52 全国土地改革会议
这个会议，大概在一九四七年九月间开的，在西柏坡村后边树林里，那时太阳还大，但不太热了，搞了一些布幔。这个会由中央工委几个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其中包括康生负责主持。实际上是刘少奇主持。有二三百人参加。全国各解放区的区党委以上的代表都来参加。那时的区党委没有现在意义上的这种完整，下面还有几个地委。一个地委管几个县委。座位没有正规的，开会时自己搬坐的去。我们这一群（批）土改工作团的人，也没有说出席什么的，反正自然就进进出出，自然而然参加。当时西柏坡一带中央机构多得很，其他人是不能随便进出的。
刘少奇的整个报告，内容很多，很长，现在我基本上记不得了。刘少奇一九四七年大概四月中旬到西柏坡，组织中央工委。根据地的工作由工委主持。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陕北指挥全国的战争。当时以战争为主。毛主席走到哪里，中央就在哪里，他可以一个人，至多找几个助手如周恩来，但必须带电讯器材，另外就是耍“笔杆子”做宣传的。陕北留下几个大笔杆子：陆定一、胡乔木、范长江。但“文革”中把范长江搞死了，逼得范长江自杀，一代天才，太难再得了！
刘少奇主持这次整个解放区的土地工作会议，我认为总的还是比较稳的。他刚到西柏坡时，发现当地的土改都已经在大干特干。他发现太“左”，到处吊打、逼供，包括中央工委住的西柏坡，把农村的游民当成基本群众。游民一起来，什么事都弄烂。真正的贫农老实得很，并没有想分别人的财产。
刘少奇已经感觉到问题严重，一下制止不了，因此由中央工委派两个县委书记，直接由中央工委领导。建屏县的县委书记，换成经过长征、长期担任中央青委书记的冯文彬，平山县委书记换成钱俊瑞。钱俊瑞解放后当过教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能力很强，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上海救国会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现在的平山县，在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分为两个县，西半边叫建屏县，东半边叫平山县，西柏坡在建屏县。
其他人的发言，很左的也有，东北来的发言最左，但不占主流地位，强调什么“煮夹生饭”，即反复搞，大家不愿听。我的印象大多数议论，事实上都是提出问题，即老根据地基本上不存在重新分配土地的问题了。意思是说，土地问题实际已经基本解决了。怎么解决的？经过合理负担，这个合理负担很厉害。不没收土地，让地主，或者其他收入多一点的，大部分交公粮。减租减息，合理负担一来，事实上大地主、大商业老板，基本没有了。地主的土地卖得很多了，土地已经相当分散了，形式上是卖地，但一亩地的价格非常低，假如，平常是十元白大洋一亩，这时不到一两元白大洋。老百姓都信白银保值。谁有权力谁先买。农村谁有权？村干部、乡干部。有的是从村里提起来的区干部，一直到县干部。
干部多得斗争果实的问题，用通俗的说法，是多吃多占。其实不是多吃，主要是多占。从有较多土地的地主手里通过合法的买卖形式，拿土地来重新分配。当时形势很清楚，整个根据地全部是共产党的军队，农民的顾虑不太多了，他们不怕什么地主，只怕顶头的村干部、乡干部。总的来说，基层干部，过于滑边（出格）的比较少，但通过合法的手段多占斗争果实，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代表的发言到最后，倾向慢慢转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上去了。在北方，土地面积比南方大，但是，肥地跟瘦地、水浇地与旱地的收成可能相差十倍以上。他宁肯要两分近地、水浇地，也不愿意要十亩远沙地。
这个问题，我印象中讲得最好的还有朱总司令、董老董必武。他们说什么呢，要点是说，土改斗争，对农村的小工厂要保护，对雇长工的人的斗争，要有限度。朱总司令说，小工厂的学徒，除了老板养活他外，他还有工资，还能养活其他人，这是其他任何国家没有的事。朱总司令说他跑了那么多国家，一个工人原则上养活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人，很难办到。我们要绝对保证我们的工商业不要被搞垮。这些老前辈敢说，一个学徒、店员的收入能养活几个人，根本是不对的，不可能的，非把一切工商业立刻搞垮不可。
最后这个会草拟了一个土地改革法，报陕北中央，报毛主席。草稿我没有看到，但是草稿的精神似乎不是重新平均分配土地。因为整个会议开得很长，不大赞成重新平分，这跟后来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号公开发表的土地改革法不一样。不过，我没有原上报草案在手，可能记错。
这个会结束后，我们土改工作团就在等，康生传话，土改工作团还要继续下去。我们也没有分配工作。土地改革法这个方案报上去，很长一段时间，两三个星期，等得很焦急，不知什么道理，就是不回答。可能是十月七八号，回答的电报到了西柏坡中央工委。
有一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分别通知我们，第二天下午到他们家去，康生五十岁，请大家坐一坐。那个时候曹轶欧还很慈祥。我们去了，有花生、枣子、茶水。康生拿出一本手抄本的《土地改革法》说，这就是要公布的毛主席的回电。康生喜欢写字，字也写得很好，规规矩矩的楷书。他说，中央对报上去的土地改革法有原则的修订。他究竟说了多少话，记不得了，但是“原则的修订”这几个字，印象比较深。什么叫原则的修订呢？不管新区老区，土地全部归公，然后打乱平分。
当时像我们这样一些人，感觉到这样做不妥当，这是没事找事，把农村的农民得罪完了。农民的保守性是很强的。我这片土地，多少年种惯了，你全部充公，再平分，分到谁的手里呀！弄得全部农民的心里都不安，谁都怕受损失，贫农也怕，尽管他缺少土地，但是，他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还是怕拿来分给别人。当时我是不大接受的，觉得是自己找麻烦。我印象中会议上没有人有这种主张。
公布后大约三个月左右，整个根据地，山西、陕西、山东、河北，一直到东北，可以说是全部行动起来。一切最“左”的事，都是在这几个月发生的。打人呀，逼供呀，挖地财呀，斗干部呀。
一九四八年一月，不得不有个原则性的大转弯，回到调整土地。
53 河北饶阳土改：斗争目标已不明确了
康生到山东去了，与他夫人曹轶欧，还带着秘书凌云及毛岸英。毛主席把毛岸英始终委托给康生。他们四个到山东去的事，我们全不知道。
后来通知我们，到河北饶阳县冀中区党委去报到。当时的区党委，相当于现在一个小省委。我们这一批人，谁负责？康生走了，含含糊糊，没有指定哪个负责，那么多老同志，但大家原则上听张琴秋的。张琴秋女中豪杰，精力好，能力也强。
这回我们是坐卡车去的，缴的国民党的卡车，一个卡车全装完。当时我们正在围攻石家庄，白天有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们只能晚上走。经过曲阳，转弯，向东，穿过定县，再经过几个县到饶阳。非常巧的是，我们早上七八点前到饶阳，就听说石家庄昨天解放了。那天正好是双十二。为什么记得呢，谁都记不住解放石家庄是哪天，但我记住了一九四七年的双十二。“双十二”即十二月十二日，是一九三六年张学良在西安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的日子。我记许多事，就用这个方法。
土地改革前，一般第一个步骤是整党。怎么整法呢？每一个人，从区委书记、委员、部长起，到所有的党支部的，一层层整。整什么呢？整你怎么划不清阶级界限呀，怎么跟地主有来往呀，等等。整党后，布置土改下乡。这是土改的第一阶段，大政方针就是这时定的。区党委召开三级会议，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区委一级，主要负责人都来，几百人，有时候上千人。
到冀中饶阳时，冀中区党委正在开三级整党会议，他们要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冀中一个核心地方开会，叫辛集，是冀中最大的一个城镇，产皮毛，现在是辛集市。我参加某个县的会，县委、县政府，各个区区长、区党委书记参加。我听到一些极其不合理的事情：集中斗一个区委书记。说这个区委书记跟地主阶级的界限划不清，包庇地主。我从这个区委书记的发言，从别人的批评中弄清楚了事情。冀中是我们巩固的根据地，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后，城市、镇、大的村庄都被敌伪控制。敌人到处修碉堡，在村里也修，而且很高大。我们留下极少数的人很难成立正式的区委区政府了，下面的工作人员只能叫武工队，敌人一来一两百人、两三百人，有汽车，还有马，我们几个人，连枪都没有，只有两个手榴弹，当然退。夏天，我们躲到青纱帐里，出不来。我们一出来，除了敌伪，还有汉奸。这位区委书记说，每次都是某某人家给我们送饭、送水，晚上估计敌人不来了，把我们接出来，安排住处，第二天天不亮，再送回青纱帐里。按照党的政策，这样的人叫开明爱国人士，因为他是抗日的，是援助我们的。（按：其实应该是坚定的不怕牺牲的抗日英雄。）这位区委书记发言时带有检讨，说自己阶级立场不稳，在土改中对这个财主比较客气等。在土改中，遇到这样的事情，当事人往往要受处分，留党察看，你不承认错误，就开除党籍。把拼着脑袋救我们的人，当成敌人，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当时听了，以我的年龄、资历，只有反映。没有领导人，只有反映给张琴秋。她也没有什么办法。她也怕，怕挨整，不敢反映。所以，这种整，是错误的，它只能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越来越不讲道理，越来越不讲中国的人情事理。在这样困难时援助我们抗战，他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呀！他的危险也是很大的呀！因此，在土改中，对这样的人应该和平土改，把他多余的地拿出来分了，还应照顾，而不应该斗呀，打呀，查三代呀。当时的风气是一律不管，如果考虑这些人在抗战中对我们的援助，你就是错了，你就是阶级立场不稳。想想看，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叫“全民抗战”呢？现在的电影、电视，几乎凡是地主就是汉奸，其实是对我们全民抗战的糟蹋。八路军固然以生命来保卫人民，但人家也是用生命来保卫你共产党，保卫你八路军打敌人的。现在过了几十年，我已经到了九十岁了，我可以说，不管你从哪方面讲，这样做都是错误的，是过分的。但我们多少年来，实行的往往是这样的政策。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对科学家，对大学教授，都是这样。“文革”就封顶了，全部都是敌人，就剩下你江青了。到了这个程度，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十亿人口，全部都是敌人了。刘少奇、邓小平都是敌人了。总之，中国把“阶级斗争”弄到了极致，发展到了无法理解的程度。在最危险的时候，别人拿出生命来救你，你转过来什么也不认了，把中国的道德彻底丢进粪缸里去了。现在大家也认识到过去的有些做法太滑边了，但是，现在还有这么一些人，还不承认这些，只是承认有些地方做得不大对，“左”了一点而已。一切事情，翻脸不认人，在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54 有头无尾，把麻烦丢给后来的人
康生一生从未做过农村工作，怎么当起名义上是中央的土改工作团的团长？真是怪事。康生虽然不同我们在一起，但因为有个所谓中央土改工作团的招牌，当地接待得很客气，很周到。我们分成几个组，到几个村庄去。我跟张琴秋一个组。当时她四十多，实际上我是秘书了，只是没有这个名义。我们到冀中饶阳县的大崔庄、小崔庄。到之前，我这个小知识分子就想了很多。这个“崔”字，让我想起了唐朝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深县与饶阳连在一起的，均以产桃出名。而作者就姓崔。因此我想，这个地方的风景一定很好。其实崔护的诗大概是讲今西安市南郊的事情，跟我去的地方不沾边。
大崔庄有三百多户，小崔庄有八十多户，小崔庄是附点，因为人手不够，就没有专门派小组去。小崔庄派我一个人去，住在农民家里。有时也住在大崔庄，我两边管。
一到冀中，跟山西的感觉不一样，这个地方房屋比较整齐，农民文化比较高，穿的衣服也比较整齐干净。我们一到大崔庄，看到墙上有很多口号，是当地原来的工作队写的。比如“平分一切土地，贫雇农万岁万万岁”等。张琴秋也看见了。我们组里还有两三个老同志，都摇头，头痛呀，这样搞法，那要大翻锅，要大闹。我给张琴秋提了一个建议，涂掉另写，因为我们不是这样的搞法。这个地方已经不好搞了，极“左”的东西已经搞过了。土改一次又一次，这次我们搞什么？她同意了。我找了几个年轻农民，用石灰浆把这些口号涂了，写上新的。不过，新的大概也是五十步笑百步，还是“左”得很，不过文字上通顺一些罢了。
我们先调查，但是，非常难。没有人赞成把土地打乱重新再分配的，我们心里都知道办不到。首先是村干部不赞成。一句话，抗战后的村干部都不赞成，因为他们得到的“斗争果实”都是比较多的。
因为康生不久又把我们叫到山东去了，我们只调查了个把月。但是，印象已经出来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不是抗战前的旧农村了，不是地主、恶霸、汉奸的问题了，而且土地基本上已经分散了，分散到历届村乡干部的手里。房屋的占有也变了，过去有钱人的房子已经卖了，到了干部手里。所以，原来的什么什么人，都破落了，生活很贫困，再斗他，拿得出来什么？无非就是挖地财那一套。但是，乡村干部内部斗争十分突出，很激烈。干部与干部之间有分配不均的问题；乡干部、村干部跟贫雇农民之间有分配斗争果实不公平的问题。这个所谓“斗争果实”，是指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的土地。所以，这时调整内部矛盾，重于阶级斗争。但当时不敢这样想，也不敢说，只模模糊糊有这个意识，不明确，没有形成理论。如果非要斗不可，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敲锣打鼓，戴高帽子游街，我们只能发动农村的二流子、农村的游民来干。这样一来，农村就搞得稀烂。历来的所谓农民战争，基本上是靠游民发动起来的，不是靠老实的农民，老实农民全不想要人家的东西，而且是本村天天要见面的人的东西。
还发现农村的生产力已经大大降低了。到什么程度呢？壮丁基本上没有了，牲畜也没有了，出公差太多了。现在我说到这些，还是非常痛苦。当时开会，要成立青年小组。我到小崔庄去，也要成立青年小组，结果一看，两个青年小组十几个人，全部是十几二十岁的妇女。我们看赶集，女孩子也爱美，也比较漂亮，个子高高的，干干净净，但几乎全是年轻妇女。久经战争的人，不大动情，我这样的人不一样，当时忍不住就流眼泪。日本侵略，把我们的农村变成女儿国了。当时他们就自称是女儿国。我们看不到壮丁，日本的侵略，壮丁有些被捕了，有些当兵了、逃难了，惨得很。当时人民恨日本侵略者，很深。如果别的国家到你的国家来，把你国家的年轻壮丁都杀光，就剩下妇女了，你哭不哭？
这样一来，感觉到这个地方赶快恢复农业生产，比强调阶级斗争重要得多。这里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部调整土地的问题，还有分一些富裕中农的田的问题。这些问题，从上面的政策去调整，并不困难。不采取斗争的方法，而采取内部调整的办法，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这些基层干部都参加了革命，是党员了。只要好好商量，农民没有不听共产党的话的。
对这些事，当时我们只是了解了一些情况，感觉到重新再来平分土地，大动干戈，是很难很难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在这时，康生叫我们到山东去。我们在冀中饶阳只调查了一个多月就离开了，有头无尾。
我在小崔庄遇到一件事，说明我们新的内部矛盾往往代替了老的矛盾。张闻天时，我已经有在农村钻一年半的经验。开调查会，已是没有用的。毛主席开调查会是什么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现在开调查会，全看上面要什么，他们讲什么。在冀中时，一般晚上我回小崔庄睡，发现小崔庄很压抑，人人不敢说话，也不敢接近我。冀中农民，比山西、陕西农民开放一点，绝大部分的农村人都识字。我找人谈，不敢说。我住了一个月，和和气气的，慢慢地，问出问题了。我又深入了解，一些老年人敢讲了。根源是民兵队崔队长。这个人只有二十几岁，实际上是小崔庄恶势力的头子，是新的恶霸。这个问题不要回避，他是党员，不然当不了民兵队长。大家都怕这个民兵队长，因为他有武装。我问有什么武装，他们说，拿出几个棒棒也是武装嘛，有一些梭镖，手下几个人。这个人狠，凶，主要是强奸妇女。我说，你们不是都姓崔吗？他们说，他不管这些，好几辈人了，同在一个村庄，名义上的同宗。
我跟张琴秋报告。这个人能够把整个村庄压得没有一个人敢讲话，工作队到了，也没有人敢讲。张琴秋同意把这个人揭露出来，看群众有什么事实。但群众怕他，不敢斗。又请示张琴秋。张琴秋是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千军万马她都指挥过。她说，那就扣起来吧。
于是叫青年把这个人扣了起来，关在一间房子里，派人看着。有一天晚上，突然发现他跑了。小崔庄的人吓坏了，说，你们走了以后，他回来报仇，我们怎么办？小崔庄的群众上了屋顶，敲锣通报，大叫：崔某某跑了，像发通缉令。快天亮时，在二十里外的滹沱河边把他捉（抓）住了。押回来，把他关起来。
但是，关起来不到三四天，我们就奉康生的命令走了。以后的工作队怎么处理，结果怎么样，都不知道，我们就把烂苹果丢给后来的人了。以张琴秋的权威，她可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后来的工作队怎么样，是不是跟这个人的关系很密切，就不晓得了。
这个例子说明，在我们根据地，借用毛主席的话来讲，内部矛盾的突出，远远超过贫苦人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早不当权了。不但权力不是地主的，土地也分散了。这个时候的矛盾是一批新当权的人占有的土地太多。所以，在老区，一般性的号召，发动群众，重新分配土地，斗地主，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一九四七年年底至一九四八年一月春节之前在河北饶阳县的大崔庄、小崔庄的土改经历，我看见了很重要的现象，我们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像这样的比较老的根据地，做法应该是调整解决内部矛盾。假如有大地主、大汉奸，自然要斗，要分他们的土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内部分配不均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一定要叫我说根据地内还有多少恶霸，多少汉奸，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一切重新来过，那是否定了过去我们自己的多年工作，我们好几年不是白干了吗？我不能讲假话。我讲这些是我自己看见的事实。在我们自己的地方，长的十来年，短的也有几年，敌人来，我们退，敌人退，我们进，反反复复多少次。实际上，当地的恶势力，基本上已经被我们铲除掉了。
55 康生叫我们到山东去继续土改
我们在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十多天离开河北冀中的饶阳，往东南，到山东黄河北面的阳信县。这个县不大，山东渤海区党委、华东局后方机关、华东司令部的后方机关都在这里。当时还没有全国大反攻。
我们一路发现冀中这一带群众的发动、军事组织工作比山西好。可能是群众文化高一点，又是平原，客观上工作好做一点。他们派给我们两辆大车，用的是毛驴拉，当时已经没有骡子了。只要有证明，当地群众就负责派车、派人。当然，不是全部都招待。没有上级路条的，就不管，管中级以上的官员。
我们三青年的分工，还是跟上一次离开兴县时一样，我负责伙食，于光远负责交通，史敬棠管房子。这一带走一下，立刻觉得人民的觉悟高得多，不怕我们，山西还有点怕我们，我们感觉到军民确实是一家人，让人感动。每个村都有一个接待的地方，有几个人，帮助过往的人吃、住，派大车，一切都是义务。我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每到一个地方，小米饭均有，但我也要提前到村里去买点东西。村里没有肉卖，只有买点鸡蛋。晚上住下，炕拿什么烧？那时烧玉米根。玉米根都很大，一个就好几斤重，一个炕发四个。烧炕很讲究，要把玉米根弄断之后烧。等到烧了两个钟头，我们饭吃完了，房子也暖了，炕也热了，就睡觉了。炕上有两层毛毡子，毡子上面有苇席，烧炕后，门窗关严了，盖的被子比较厚的话，天亮前，还不怎么冷，还能忍受。但是当地贫苦老百姓是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离不开老百姓。我们吃的、穿的、住的，全是老百姓无偿供应的。人民是父母，我有亲身经历呀！
我们经过津浦铁路上的泊头镇，好像乡下人到了北京一样。哎呀，还有这么大的城市呀！晚上，满街的灯火，各种小摊、小吃店，热闹得很。当时才从山沟里出来，看到很惊异。当天买了好东西，大办“宴席”，吃了烧鸡！
泊头镇才解放不久，是津浦路的一个重镇，是日本人的重要据点。不但游击队去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国民党几百个人、千把人也难打进去。
到山东阳信县，先要经过乐陵县。乐陵出无核小枣。其实有核，只是核退化了，吃的时候，核很软，很小，可以一起吞下。这些事业不知现在发展了没有？阳信还出香椿，出大量的香椿。当地居民等香椿长到五六寸长，摘下来，用半人多高的大瓮腌上，吃一年。
56 听见毛岸英批评康生，我们提醒他，你不要随便讲
一九四八年春节前几天，我们到了黄河北面离黄河不远的阳信，再到某村，渤海区党委就住在这里。过春节的时候，不好下乡，我们继续住在村里。这时，康生给我们讲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是怎么出狱的，清楚得很。六十一个人出狱奉中央命，填了什么表，登了什么报，办理了出狱手续。
我们去之前，康生已经在山东一两个月了。原来是邓子恢在那里管渤海区党委的整党。邓老大概有些下不了手。那就换指挥，换成了康生，叫康生去，康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康生扫荡了渤海区党委书记，叫景晓村，当时比较年轻，三十几岁，在当地威信很高。康生把景晓村斗下来，也把渤海区的行署主任斗下来了。我们到时，他们已被斗下来了。
不知什么原因，景晓村去世后的纪念文集，讲他一生的贡献的书，我都收到了。我估计于光远他们也会收到，我们工作团员并无通信地址。为什么会给我寄呢？他们的家属可能不太清楚，想是不是你们也参加了整景晓村，要不然怎么给我寄来呢？
整景晓村的详细情况我们丝毫不知道。但是，通过毛岸英，我们感觉到一些。我们四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在一个炕上。我们三青年，于光远、史敬棠、我，加上毛岸英，四个个子都不小。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不久，比较随便讲。当时我们叫康生为康老。毛岸英说，康老整景晓村太粗暴了。“粗暴”两个字，是我现在用的，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用不用这两个字，我记不清了。他的意思是太粗暴了。一个政治局委员，怎么能这样整人呢？相反，毛岸英对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有很好的评价，说饶漱石有政治家风度。我们三青年，还是延安整风时的那套思想，上级是不能谈的，不要说政治局委员了。听见毛岸英批评康生，赞美饶漱石，我提醒他，不要随便讲，不要跟别人讲。大概我们三人均这么讲了。经过延安整风，大家的组织观念都极强，政治局委员是高级领导，你这个小党员，怎么能讲政治局委员？所以，听见别人说康生怎么怎么样，自己就怕，内心恐怕，生怕别人说你议论上级，批评上级了，那不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情况发生了突然改变。一九四八年一月中下旬，任弼时有个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新华社全文发表，各地都印出来了，人手一册。当时，任弼时还在陕北毛的身边，这个报告当然是毛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报告把三个月前公布的《土地改革法》基本推翻了。现在当然不用这样的话，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原件俱在，可以复按。报告讲，原则上根据各根据地的具体情况采取措施，已经有一点调整的味道了。我的理解，这是个很大的纠正，因为三四个月来，发生了乱打乱杀，损失极大。各个地方不断叫复查。老百姓说，“不怕土改，就怕复查”，一次复查，说前次右倾了，第二次，又说你前一次右倾了。复查的人绝不敢说你“左”倾，我给你改正，而是加码的“左”倾。要不然，下一个人也去复查他呀。东北的说法，叫“夹生饭”，就是说饭没有煮熟，再去重新煮。煮一次，煮两次，煮三次，一次比一次火大，饭成锅巴了。但是，我听张闻天的部下讲，当时张在东北的合江省任省委书记，他没有煮夹生饭，根本未理此事。张是政治局委员，在东北九省的一个省当省委书记，他以这个身份，管一个小省，他顶得住。抗战时期，他也了解农村，一年半全在农村里，别人是顶不住的。
任弼时的报告，从根本上转变了土改中过激的、不适当的做法，也是紧急地把三四个月以来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做法制止了。过去的做法实际是在让农村中自己制造恐怖。那几个月根据地的损失太大了。我在农村，我在实际干，只能按实际情况说话。至于现在的史家怎么说，是他们的事，我管不着。
57 已经做过的错事，一般没有办法再回头改正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中央正式做出新的决定，即关于老区、半老区土地调整的决定。原则上改变了土改法的做法。
这个政策是对的，但是马后炮了，而且是马后炮得很多了，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要干的，已经反复干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这不是一个地方的口号。现在的有些史家，可以把这事怪这怪那，总之是下面错，上面对。其实按照土改法那么去做，不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是什么呢？至于一九四八年为什么要补这个决定，意义在哪里？现在很难说。我觉得这个决定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已经做过的错事，一般没有办法再回头改正。
我们在山东一九四八年过了正月初五就到各个村庄去。这一次，因为有任弼时的报告，我们胆就壮了，就根据情况来处理，主要还是调查。我们发现，农村的土地问题基本也已解决了，不是重新分配的问题，基本上是调整斗争果实分配不均的问题。正是处于这个关头，五月间，一封电报，调工作队回西柏坡，康生本人留下，要他负责山东工作。
这时，康生也不敢违背任弼时的报告，他知道这是毛主席的意见。但是他后来怎么搞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搞土改，工作没有做多少，但看见的事不少，这也是很大的收获。不是一般地跑下乡，而是较长时期在村庄里，了解了我们工作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对的。
工作队基本回去是什么原因呢？毛主席已经到了西柏坡。他先不住西柏坡，住聂荣臻那里，离西柏坡还有二百里吧，中央要正式开展工作，要把战争时各单位分出去的人调一些回来。大多数人已分到东北去了，从东北调回很困难。
这次我们回去，坐的是四轮大卡车，美国援助蒋介石的，给我们缴获了，轮子有我的肩高。这次我们白天走，也没有什么人打前站了。初夏，不太热，一九四八年的六月上旬回到了西柏坡。回去后，各人回各人的部门。
第十一节 回西柏坡的大半年（1948年6月—1949年3月）
58 在东柏坡做书箱，保证了延安撤退时埋藏的部分运到了北京
一九四八年六月回到西柏坡，第二年，即一九四九年的三月二十几号进北京，在西柏坡只有大半年的时间。在西柏坡的时候，我有前后两段。前边一段，即六月至十一月，属中宣部，住在东柏坡。后一段住西柏坡，在小新华社临时帮工。东柏坡与西柏坡中间隔一座小山嘴，像鳄鱼嘴。相距不到二三里路就是西柏坡，等于一个村庄分两边。
在东柏坡，各人归本部门，我回到中宣部。但是，中宣部当时实际上没有了。部长陆定一住在西柏坡，他单独应付毛主席那边的事情。陈伯达住在西柏坡，写文章、写书。到此时，这两个正副部长实际上从来没有正式管过事。整个宣传部的人，很多都到东北去了。剩下的人，有秘书长丁华。丁华本名叫帅昌书，四川眉山人，是一九二六或者一九二七年入党的，是上海做教师工作的地下党同志，曾经是江青的上级，后来江青整他。其他的，有几个家庭，我们开玩笑叫“四大家族”，业务工作人员一个都没有。这时调了一个到处跑的很能干的人，叫林间。尽管如此，宣传部仍然处于停业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党中央集中力量打仗，有没有宣传部没有关系，暂时用不到它。宣传工作，毛主席主要是抓新华社，号令一声，全球惊动。他走到哪里，新华社一定是要在脚边。
于光远转到了宣传部，他原来的单位《解放日报》停了。王惠德也调来了。于光远、王惠德，加上我，三个人做点业务。在西柏坡时，我们属于一般的干事。整个延安，当时没有干事、科员这个名称，“干事”还是自封的。
这段时期，六七月到十一月，我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回到西柏坡是初夏，六月，天还不太热。我们知道延安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的书基本上都藏在延安附近的地窖里。虽然是中央图书馆的书，实际上是由宣传部代管的。怎么埋藏的，我们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处理的。我们收复延安已经三四个月了，想到派人把书运出来。当时估计中央不可能回延安了。
林间是马来亚回来的华侨，到延安时间很长了，他非常单纯，非常热心，个性开朗，跟大家的关系都很好。他管总务，很能干。我建议丁华转建议杨尚昆，设法把延安埋的书弄出来。杨批准了，由中宣部林间去办此事。林一个人跑去延安，驮了几十匹毛驴的书回来，辛苦得很。当然，中央办公厅花了大力协助他，他也得到了各地的全力协助。林间把书全部驮回来了，功劳真是大得不得了。好在没有下大雨，如果下大雨，就全完了，没有箱子，连油纸都没有。这些书放在东柏坡很大的一间空房子里，堆满了。
慢慢地，我看没有人管，因为图书馆的几个人全部到东北去了，上面也没有人管，我就想，如果哪一天傅作义一来，一本都没有了，都要被烧掉，没有准备是不行的。当时的准备就是进深山去。
我设计了一种书箱，两尺多宽，两尺多高，两格，一个盖子，十几个木襻，很牢固。我到附近的夹峪找木匠铺做。夹峪是个大村庄，有四五百户，距西柏坡有四五里路，中央很多机关在那儿。夹峪的木匠铺有两三家，我要求用结实的木头来做，用好胶来粘。木匠用的木头是榆木，胶是鱼胶，均是特上材料。鱼胶的黏度很强，木匠用这种胶粘木头，当场摔给我看，木头打破了，胶粘的地方没有破。鱼胶说是“进口”的，即是从产鱼的地方，如天津这些地方买来的，它是用鱼鳔熬成的。做一个我设计的这种书箱子，要用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元。这笔钱不少，从哪里来呢？我就找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说了做箱子的作用。我说现在把书装好，现在不用，疏散时关起箱来立刻就可以抬走，好运输。延安撤退时埋在地下没有问题，因为干燥，但以后疏散的地方潮湿，就不行，书会腐烂。杨尚昆很好说话，人和蔼，他批准了。
我动员两三个青年来装书，统统装好。一个立方体的箱子，在它的每一面都写上相同的序号，盖子上也写上序号。记得是七八十箱。
这批箱子果然起了作用。十月到十一月，有一次说傅作义要来偷袭西柏坡，上边通知，各个单位准备行军，如果傅作义来，我们还是走。东柏坡破窑洞多得很，当天晚上，因为宣传部的人不多，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号召西柏坡的所有干部，包括老百姓都来帮助搬书箱。真是壮观，排成两排，两个人面对面，好几十对，两个人抬着传送。传了两个钟头，半夜十二点左右，全部传到了几个破窑洞里，外边做了一些伪装。
我这个人，没有学问，但是干这些事还用脑筋。后来这些装在箱子里的书运到了北京。现在不知下落。
59 在西柏坡小新华社
一九四八年十一或者十二月，我背着行李，绕过山头，由东柏坡到了西柏坡的小新华社。
新华社是很大的，西柏坡就那么大一块地方，所以只允许一个小编辑部存在。小新华社占一个院子，胡乔木直接抓（领导），后来听说是社长，但我没有见到宣布过。小新华社有军事组、文教组、政法组、经济组等。另外有个名义上的评论组，实际不评论，胡乔木宣布他自兼组长。评论组有范长江、石西民、廖盖隆、王宗一和我。我们坐在那里，干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回头来看，是胡乔木要把我们这一大批人集中起来培训一下，他是在办训练班。新华社的工作，稿件固然重要，但是他也把训练摆在很重要的地位。
一直到三月下旬进北京前，这几个月，我受胡乔木的培训得益是很大的。他在文字上的要求非常严格。从逻辑、语法、修辞方面全面要求。他本人的文章并不一定那么生动，不如陈伯达，但他要求文章讲究逻辑、语法、修辞、语境等等。这些名词都是我现在想出来的，就有点僵化了，他讲得还要生动。后来“文革”快结束时，邓小平不是也找他出来编毛选吗？毛答应了。毛说胡乔木就喜欢改人家的文章，他的文章胡也要改。毛主席的东西是一九二三、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写的，那时许多文字语法都不讲究，毛病多得很。
西柏坡有电灯。我们大概在晚上七点上班，十二点下班。办公都在晚上，跟报纸一样。相当多的时候，有几辆摩托车等着送稿件。一般分几批送，送去在外村的电台发报。只要一发稿，全世界就收到了。快十一点稿件发完后，胡乔木经常要召开一个没有名字的会议，即胡乔木的“炉边闲话”。所有的人集中在中间一个比较大的房子里，房间可以坐二三十人，由他来讲。他主要讲在稿件中发现的逻辑、语法、修辞问题。这些问题经他一谈，觉得文章“一无是处”。这里的“一无是处”，不是贬义。因为他说得有道理，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像范长江这样的名记者说，我的文章全不通呀！范当然是客气，但也感到自己过去的文章有些问题。那时没有录音，失传了，真是太可惜了。
胡乔木讲的表面上都是小问题，比如，说蒋介石回南京后的政府是伪国民政府。他说，它是真国民政府呀，因为国民政府只有它一个。伪国民政府是汪精卫。南京国民政府就是国民党政府，伪国民政府就是汪伪国民政府，是两个概念。北洋军阀就是北洋军阀，你不能说它是伪北洋军阀，难道另外有个真北洋军阀吗？这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你把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称为伪国民政府，那汪精卫的政府不是应该叫“伪伪国民政府”了吗？说得大家笑，觉得道理很对。
我还记得他举的一个词。我们报纸常常用“哭声震天”来形容蒋介石统治区人民怎么苦。他说，这个词要看具体的情况，上万人哭，用这个词还可以，但几个人、几十个人在哭，觉得离开事实太远，你自己都不会相信。
胡乔木的讲评，没有一个人不佩服，没有哪一个有怨气，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文章有问题，不通的地方太多了。因为我们平时的文字太随便了，经不起推敲。
这种训练，对一个人非常有益，而且终身受益。在这类技术问题上，胡乔木比别人高明多倍。用他的一套来分析，凡是没有经过他改的文章，技术错误确实都很多。但是经过他修改的文章，有时也会发生另外一个问题：语法、修辞、逻辑等全没问题了，也可能把个人的风格改掉了。胡本人的文章就并不漂亮，“第一支笔”不等于文章大家。“第一支笔”当然是大褒义，但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同时是贬义，即不管怎么说，都能勉强把事情说得“圆满”，以错为正，画白为黑。他就对李慎之说过，他写的“三个世界”的大文，全是“胡说八道”。
总的说来，胡乔木的这个“训练班”办得很好，在动笔写东西时，不要随便乱写。用这个标准来看，现在的报纸，从标题到文章，许多东西，都是胡说八道。
我一生是愚鲁的，如果说思想上、文字上受到一些教育，还是离不开陈伯达、胡乔木两个人。尽管陈伯达判了十八年徒刑，但是在我年轻时，他还是老师，实际上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胡乔木的教育更加直接，因此，他就是我的师长，不能因为今天我对他晚期有一些意见，就说他不好。中国人尊师重道，我这个习气改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