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愤之余，我返回银镯家，拿出我的记者证，向他们讲明利害关系，告诉他们，如果老太太发生意外，我将马上报警，一切后果由他们家人负责。
得知我的身份，他们才慌了神。银镯的父亲赶紧让他儿子找了辆三轮机动车，司机非要100块钱才答应送我们。
坐上三轮车，我们一行四人赶紧向村外追去，大约追了两公里，才看见他们母子二人站在野外拦车。看到车上是我们，老人又一次哭起来。原来，两个小时他们也没能走出两公里远，老人还掉到沟里一次，万幸的是没有摔伤。
借着车灯，我发现跟我们来的那个男媒人在和银镯的父亲说着什么。我说“开车”，准备扔下男媒人走人，他看到我们的车开了，就赶紧跑着扒上了车。
半路上，我又给了车夫100块钱，他才答应将我们送到固原县。直到凌晨2点，我们才跌跌撞撞地逃到了固原县城，找到一个五元钱的大铺店住下。这时，一颗提着的心才得以放下。
我外出拍片多年，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被扣作“人质”的情况。回到洛阳后，银镯的家人先后六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还愿意把女儿嫁过来，请我们再到他们家去谈，并咒骂那三个媒人搅了他们家的亲事。这家人为他们当时的行为感到后悔，可那时老三已把另一个姑娘娶回了家，正在度蜜月呢。
在固原，一大早起来，老三和他嫂子便将当地的三个媒人统统赶走。下午2点钟，我们将疲惫不堪的老人送上火车，让她先回洛阳。随后，我们又回到开城乡，到聪梅姨妈家，想做最后一次努力。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等待着周围的媒人给老三介绍媳妇。
老三母亲哇哇大哭：“上来三次了都没把媳妇娶回家，这要是回去了，村里人说起闲话来多丢人哪！”
2001年2月，老三再次来到固原县开城乡，相亲前，他先去理了发。
聪梅的姨妈展示她说媒成功的结婚对象。
随风飘落的生命
来宁夏等西部贫困地区相亲、招妻的现象，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就有。这里环境恶劣，人们生活贫困，于是，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便有不少人来此招妻。他们当中多是在当地找媳妇有困难的，有的是残疾人，有的年龄大或相貌丑，或是二婚、三婚，等等。这里的姑娘大多嫁到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天津、北京等地。
人的生命有时就像一粒种子，随风飘落到什么地方，都得生根、发芽、成长，哪怕这种生长有时是扭曲的。有时候，环境不是自己能选择的。人们想要改变恶劣的生存条件，唯一的选择就是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去。在自由迁徙受到限制、无力完成理想的迁徙时，就要借助某种外部力量。
远嫁到好的环境中去，对这里的姑娘来说是唯一的出路。家里既得到了经济补偿，自己又改变了生存环境，应该说是件好事。挣扎在贫困边缘的人，会抓住每一个到来的希望，这种希望有时是不能用正常的伦理道德去衡量评价的。对男人们来说，挣钱娶媳妇，并让她们传宗接代，也是天经地义的。
在聪梅的姨妈家等待的几天里，我和这里的一些人聊天时，趁机做了些调查。仅在开城这样的乡村，这几年外嫁的姑娘就有百人之多。我了解到了很多女子嫁人的心酸事。
1996年，曾有一位姑娘被家人远嫁给河北沧州的一个傻子。两年后，姑娘又跑回来，男方家人从沧州追来，前后三次，男方每次都得付钱才能将人带回去。三次的花费将近30000元。女子本人虽说不愿意，可也无法抗拒家人和命运的安排。还有姑侄二人双双被河北人娶走，两年后又双双离婚回到了家乡的情况。
地区风俗、文化、生活，还有人的性格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远嫁他乡后，一旦无法适应对方，这种先结婚后恋爱的婚姻生活大多不会长久。
1997年前，开城乡一个姓马的姑娘和本地一个男青年自由恋爱，但家人嫌男方家境贫困，便将姑娘以14000元的价格许给了内蒙古临河的一个男子。出嫁的路上，在一个叫盘石（音）的车站，新娘子离奇失踪。新郎向女方的父母要钱，而女方的父母则向新郎要人，双方谁都不知道新娘是怎么失踪的，男方落了个鸡飞蛋打。
到了2001年春节，马家父母才接到女儿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她和心上人一直在北京打工，因不满家人将她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才和心上人设计逃跑了，他们一切平安，请家人放心。这件事在开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重大事件，令那些准备出嫁的姑娘兴奋不已。
带上媳妇回家
冬季，高原的早晨，太阳出来时呈现出金黄色，没有猩红的前奏，金色的阳光直接洒向颜色单调的土地山峦。随着太阳的升高，阳光越来越苍白，风越来越大，并开始有沙尘暴。风刮过高原特有的杨树时，像是有什么东西抽到树上一样嗖嗖作响，让人不由得对这里的贫瘠与荒凉有了更强烈的感受。
2001年2月16日，媒人跑了一天，带来的姑娘都看不中老三。每个媒人出去联系，都要付给人家车费，几天下来，都没有看好的。看来是山穷水尽了，老三很失落。
下午回家后，老三的母亲从河南打来电话跟我说，泾源县新民乡的三个人以前要饭到洛阳时，老人曾招待过他们，他们曾答应老人为老三在当地找个媳妇。老人回家后，收到他们回信说可以去找他们，并留了电话。于是，我们当天便和泾源县新民乡的媒人禹全得取得了联系。他说没问题，让我们尽快赶到泾源县去找他。
2月17日，一直等到中午，跑出去的三个媒人中的最后一个才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为了让我们相信他，他还带回一张照片，说你们来晚了，这姑娘正月十四才被天津的人娶走，有结婚照为证。虽然事情没办成，但媒人的车费还得付，一共24元。媒人临走时看着我身上的羽绒服说：“你能不能脱了给我？你肯定有钱，还可以再买嘛。”我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下午3点，我们告别马玉仓一家，坐上了前往泾源县的长途车。晚上7点，我们赶到了泾源县新民乡杨堡村。
在街道边的一个小旅店，老板想了很长时间才告诉我，住单间大炕五块钱一天，住小炕两块五一天，管把炕烧热。说完，嘴里还跟着录音机中正播放的流行乐曲唱了几句：“再见吧亲爱的梦中女孩，我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在这里，流行歌曲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刚传入大陆时那样，听起来让他们颇感新鲜。
2月18日，早晨起来，外面一片霜白，六盘山区的雾霜很大。这时候我才看清新民乡的全貌：一条长不足300米的土石街道，街道两边不过是些平房，多数为土夯的屋墙。
五六间土房的小旅店有个小院子，前面一间做门面，卖些杂货，后面是住房加客房。被褥多年未洗，夜里也看不清有没有虱虫。杨堡村再往南四里地，便进入了甘肃平凉境内。这里给我的感觉，像是老照片上清末民初的那种街道建筑，有种时光倒流感。
等到9点多，跟第一个媒人禹全得接头的时间到了，但一直到中午，在旅店都等不到禹全得，我们三人就先到街上的饭店吃饭。禹全得踏着饭点找来了。说禹全得是媒婆，倒不如说他是“媒汉”。他看过老三后说：“没问题，吃完饭我就给你找姑娘去。”
禹全得在当地以说媒为生。如果说成一个媒，媒人一般可得600元左右的酬金。一年如能说成几次媒，收入在当地也算是高的了。地里收成不好时，当地人就结伙外出要饭。说是要饭，其实主要是要一些钱财，人家给饭也吃。
禹全得和两个同乡到河南等地要过饭。2000年年初，三人要饭到了老三家，老三母亲见他们可怜，曾给过他们钱，也让他们在家中吃住了几日。其间，老人和他们谈到老三的婚事，他们也答应回去帮忙给老三物色对象，没想到真有“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三个要饭的中的一个，竟然把老三的婚事说成了。
草草吃完饭，我们便到了姑娘家，就在这条街后面。在她家院子外面，我们见到了一个19岁的姑娘。她叫禹香玲，上过一年小学，和禹全得是本家同族。
禹香玲家中有父母和一个15岁便到西安打工的弟弟，还有一个姐姐，17岁嫁到了河南民权，五年中一次也没回过家，姐夫至今还欠香玲父亲4000元彩礼钱。据香玲父亲说，大女儿是让女婿扣着，怕万一回来就会被留下来要彩礼。这场婚事最后变成女婿丈人两头都怕的事。
香玲的母亲是个双目失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眼睛是去年夏天被香玲的父亲失手打伤的，因没有钱治，就慢慢变瞎了。
香玲家中一贫如洗，别人家里炕上都有一条棉褥子，她家炕上连条褥子都没有，仅铺了一张用荆条编的席子，不知用了多少年，磨得发亮。别人家烧炕用牛粪、树枝、木材，她家烧炕却用从街上拾来的烂布和废旧轮胎。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香玲和老三见面半小时后，两家人便同意了这门婚事，二人还时不时打闹几下，看着挺开心的。之后，便是商量要多少彩礼钱。
香玲她爸开口要15000元，而老三和嫂子最后把价格压到13000元成交，给禹全得的媒钱600元。双方谈妥19日付钱，20日早晨从这里起程去平凉，再坐火车回洛阳。这个地方连一家银行都没有，我只好带着老三连夜坐车赶回固原，第二天在当地的中国银行取出13000元现金。
2月19日中午，我们回到香玲家，当着媒人禹全得和香玲表哥的面，把钱全部交给了香玲的父亲，并为他家买了300元彩礼。当晚，我们便以亲戚的身份被请到香玲的大伯家去住。香玲的大伯家境比香玲家好，全家人热情地招待了我们。
晚上，突然有两个汉子来要说媒钱，并和禹全得吵了起来。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们两人也是去过洛阳的人，说好了这个媒是他们三个人来说的，但是禹全得却没有通知他们，而是一个人来说媒，这样禹全得收的媒钱就没有他们的份。
三人从屋里吵到屋外，最后打了起来。禹全得一个人招架不住，被他们两个打倒在地，被别人拉起来后，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那两人追不上禹全得，就对我们放出话来，说明天娶亲走的时候再来。
我们坐在炕上取暖，香玲的大伯当着我们的面，动员他弟弟把那13000块钱给他保管，说：“天这么黑了，你家里就一个瞎老婆子，再加上你那么笨，就不怕晚上有人去你家抢劫？我们家里人多，还是把钱放我家里，到明天再和你一起存到银行去。我是你哥，你尽管放心。”
香玲的大伯看起来很像我们在开城遇到的那个男媒婆，人很精明，很会说话，连我当时也觉得他说得有道理。香玲的父亲一看就是个头脑和行动都比较迟钝的人。最后，香玲的父亲犹犹豫豫地回家，把13000块钱拿了过来，交给他哥保管。
后来，我从香玲父亲的电话里得知，这13000元自从给了他哥哥后，就再也没有还给他。香玲的大伯就是这样的人，不管谁的钱，只要到了他手里，就别想再拿出来，而且没有什么道理可言。
晚上，香玲的大伯让我睡在火炕的最里面，在他们看来，这是把最暖和的地方让我这个客人来睡。我倒是睡过陕北的热炕，寒冷的夜里睡着很舒服，可是那天没睡着多长时间，就被“烧”醒了。无奈之下，我就把被子垫在身子下面，可这样没盖的，上面又冷了。外面下着大雪，我只好趴着睡会儿，再躺着睡会儿。我觉得自己就像架在火上的烙饼，翻来覆去烙着，直到天亮。
早上，我打开房门，走到下着大雪的屋外，马上就感冒了，可是肺里面却火热。在随后的两年里，我的肺热一直都无法去掉，经常内热外寒。一直到了2004年8月，我和中央电视台到长江源头拍摄《再说长江》，在夏日的冰雪里，呼吸到高原的寒气，肺热的毛病才彻底好转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