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党“本土化”政策的推行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取得安身之地，重建政权，一方面要延续它在大陆时期的独裁体制，对台湾民众实施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缓和由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而激起的台湾人民对它的不满情绪。因此，如何协调同台湾人民的关系，稳定社会基础，是国民党必须解决的问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党采取吸收少数台籍人士“参政”的方法，协调与台湾人民的关系。当时，无论在党在政，由于台籍人士人数太少，政治阅历及学历多不及同辈的外籍人，因而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最初只开放了农林、粮食、卫生3个单位，由徐庆钟、李连春、颜春辉分别负责。后来又开放了民政、建设两厅。“行政院”机构中也只有蔡培火出任“政务委员”（台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只有1名台籍人士。
进入70年代，国民党的组织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党的系统中，国民党吸收了大批台籍人士入党。到1976年，台籍党员已占国民党党员总数的55.20%；在行政系统中，通过实行“地方自治”，吸引台湾地方士绅进入地方权力机构，台湾的地方政权多已台籍化。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派系角逐的沉浮，当初从大陆去台的第一代、第二代人相继退出了权力核心，迫切需要提拔大批年富力强的人进入各层权力核心。特别是要实现“革新保台”，稳定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社会基础，需要大量任用依附于国民党的台籍人士，以换取台湾民众的支持。从台湾民众方面来看，他们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能胜任各项工作。因此，实行“本土化”政策已成为必然趋势。
所谓“本土化”政策，就是在保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对台湾地方势力的限制，吸收台籍人士进入党政各级权力机构，从而巩固和扩大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本土化”政策的推行，使大批台籍人士进入了各层权力机关。台籍人士通常是通过4个渠道晋升的：
（1）以“技术精英”的身份直接进入上层系统。如李登辉、连战、施启扬等。这些人都获有硕士、博士学位，其中许多人曾留学国外。连战（1936年生于西安，是台南市人）是连震东之子（连震东曾官至“内政部长”、“行政院政务委员”），是台湾政坛“四公子”之一。1957年台湾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1959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获国际公法与外交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学位。1968年返台后曾任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政治研究所所长，代理法学院院长。后进入政坛，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交通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等。施启扬（1935年生于台湾彰化）1958年台大法律系毕业。1962年获台大法律研究所硕士学位，同年赴西德汉堡大学学习，主修比较民法，获法学博士学位。1967年返台后任台大法律系副教授，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从事有关欧洲的研究。进入政界后曾任“教育部常务次长”、“法务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
（2）通过民选逐级而上者，如林金生、吴伯雄等。这些人有群众基础，比较受重视。
（3）由企业界崛起者，如林挺生等。林挺生是台湾十大企业集团之一的大同企业集团（主要生产重电和家电）的首脑。该集团资产总值达392亿元新台币（1988年）。
（4）由“政府”或“司法”系统逐渐晋升者。如邱创焕、洪寿南等。
通过这些渠道，大批台籍人士进入了国民党各级权力机构，特别是进入上层权力核心，使各级权力机构的台籍人士比例迅速增加。在行政系统，“行政院”在严家淦内阁以前25年的9任“内阁”中，仅有3名台籍人士（蔡培火、连震东、徐庆钟）。在蒋经国组阁时，就起用8名台籍人士入阁（徐庆钟任“副院长”，林金生为“内政部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其中徐庆钟是第一位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台籍人士，并从此开始了由台籍人士担任该职的惯例）。蒋经国出任第六、第七届“总统”后，“副总统”也改由台籍人士担任，先为谢东闵，后为李登辉。“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的“副院长”也先后由台籍人士担任。台湾省主席、台北和高雄两市的市长，也由台籍人士担任。1972年6月至1984年6月，台湾省政府主席、秘书长、厅长、委员中，台籍人士所占比例由59%上升为82%。
在国民党组织系统中，台籍干部比例也逐渐增大。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1976年产生的国民党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台籍人士比例，由1969年第十届的8.1%增加到23.6%；中常委则由2人增加到5人，比例由9.5%增加到22.7%。
“民意机构”中的台籍人士比例在各阶层都在迅速增加。
总的看，“本土化”政策的实行，标志着国民党当局对台湾地方势力政策的调整与转变，是国民党政权“台湾化”的真正开始。实施的结果，出现了台籍官员与大陆籍官员“共掌权力”的局面，而且台湾官员任要职者越来越多，无论对“中央”事务或“地方”事务，他们都具有相当的发言权，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台湾政局的发展，必然出现主要由台籍人士主政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