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解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要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必须首先对中国的历史问题、现实的经济政治等问题、未来发展问题作出系统的回答。李达认为社会主义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价值目标，因此论社会主义是李达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达论社会主义最大的理论特色是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前途命运问题作了深刻的剖析。这些剖折虽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今天读来，仍能获得一些历史性的启迪和闪光的思想火花。
第一节 李达论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
李达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从社会主义思想入手的，正如中国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邓小平接触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书籍是《共产党宣言》一样，这与当时中国的学术氛围和实践需要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思潮曾次第登场，在中国政治理论舞台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宪主义、军国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但是这些思潮在理论上只是喧闹一时，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当十月革命成为西方先进思想成功实践的典范时，俄国采取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式给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强盛和现代化发展带来了希望。当时中国政治思想界最关心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走社会主义”。而今天我们回头去看中国一百来年的近现代史，我们所能发出的疑问是“中国为什么走社会主义，中国怎样走社会主义”。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到“为什么走社会主义”，从“能不能走社会主义”到“怎样走社会主义”，这不仅是一种今天对理论运用的回顾，还是一种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调整路径的反映，也蕴藏着一种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实践逻辑。李达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对社会主义的分析论证与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实践逻辑的缩影。我们不妨从李达论社会主义的几个历史时期去分析他逐步将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相结合的实践逻辑。
李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可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抽象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期。这一时期他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的概观和特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大概在李达留日期间至“社会主义论战”前的时期。二是“社会主义论战”时期。这一时期李达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多的认识，开始将社会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相结合，对传播唯物史观、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李达结合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四是《社会学大纲》时期。这一时期，李达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过渡期、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李达在对社会主义的论述过程中，不断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理论，而且不断吸收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些非常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
一、抽象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期
这一时期是李达初步运用唯物史观阐述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阐述具有明显的理想色彩和抽象理解，主要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1.社会主义基本特点的抽象概括
李达用了“三个反对、三个主张”概括了社会主义的互助、劳动和公有制的特点：“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竞争主义，主张万人协同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资本万能主义，主张劳动万能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个人独占主义，主张社会公有主义。”【1】李达还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比较的角度对社会主义的特点进行了解释。李达认为，社会主义主张“共同的生产及支配”，共产主义主张“共同的生活”；社会主义主张“全废私有资本”，资本主义没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共产主义主张“全废私有财产，各人应以财产献出，给社会共有”。但李达也指出，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因为对于共产主义所主张的“私有财产公有”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还不能具体地勾画它，还有一种理想色彩在里面。“现在社会主义的纲领，还没有主张到这个田地。”【2】社会主义是中国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社会主义是要实现的第一个纲领。社会主义纲领与共产主义纲领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关系。中国现在谈共产主义是不现实的。
针对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比较流行，甚至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混淆的状况，李达专门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差异进行区分，进一步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李达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否认一切的国家政府，主张“人人是主权者，没有受政府统治的必要”。而社会主义虽然“不承认现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但是也要设一种代表社会的中央机关，用它统一社会产业。由这一点看来，社会主义也是要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政府，和那无政府主义根本打破政府组织是不一样的”【3】。那么，社会主义要组织什么样的政府呢？当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此时的李达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展开，而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期才介入，并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学大纲》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2.社会主义主要目的的简单描述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李达认为，社会主义是19世纪的产物，是“要改掉19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一帖对症的良药”【4】。而“19世纪的文明弊病”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弊端，即经济上的不平均和人格上的不平等，而这些都是一些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广义的解释，就是关于社会制度全体的问题，叫做社会问题。一种是狭义的解释，就是由产业制度产生出来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什么？劳动问题就是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产生出来的东西。”【5】劳动问题，即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是最大的社会问题，当前而言就是“劳动者要怎样才能不饿死、不冻死？要怎样才能够不受资本家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所要直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虽然是救济经济上不平均的主义，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这目的是怎样呢？就是人类平等的思想，对不平等的自觉。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6】。因此社会主义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通过社会主义才能争取经济的自由和平等。在这一时期，李达对社会主义目的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他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除经济不平等，没有明确指出是消灭生产资料所有制，而事实上经济的不平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物，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的过程。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李达对社会主义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对其基本特征的理想性的描述上。这种具体的描述缺乏一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实践逻辑的把握，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理论渊源、价值追求以及中国革命的实践逻辑等。究其原因，在于李达对唯物史观这个社会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工具的认识还是比较简单的，在与社会主义理论分析的结合上体现了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还是表面的，既没有达到从历史的实践的角度论述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也没有达到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来具体地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显然，这一时期的李达是一位唯物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从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始于“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期。
二、“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期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先进思潮的主流仍旧是民主革命思潮，但具有新的时代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潮空前高涨；二是革命的目标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推崇资本主义转向了抨击资本主义。【7】而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要不要实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思想界中引起了颇具规模的论战。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这是影响中国20世纪思想界的重要事件。在陪同罗素的过程中，哲学家的崇拜者张东荪发表了关于罗素社会主义观点以新认识的文章《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以此为导火索点燃了“五四”运动过后中国政治思想论坛上一场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大辩论。直至北伐革命爆发，这场争论才渐渐平息下去。这场论战的双方，分别为以梁启超和张东荪为代表的“研究系”与以陈独秀和李达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双方虽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但论战本身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客观认识、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对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任务的认识，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主革命战略和政策的制定。正是在这场论战中，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逐步走向成熟，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把握逐渐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命运等具体问题密切地联系起来。在论战中，李达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作出了以下贡献：
1.理论原则的初步总结
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传播的初期，为了准确地阐述“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李达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撰写了《马克思还原》一文，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梳理，概括了七条基本原理，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这些研究提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解读、传播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说服力。那么，如何把握科学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的逻辑关系？李达认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脉络上是一致的，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8】李达还分别从社会主义产生的物质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规律、矛盾运动和发展趋势以及政治前提即阶级斗争方式等方面概括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其他原则。李达认为，通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的发展予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社会现实矛盾运动结果的论断，并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相关思想：“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9】李达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是与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和掌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简要表达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把未来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以社会主义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的为前提，设想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根据社会的需要，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在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各项扣除之后，对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没有商品生产，没有货币交换；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国家开始消亡但尚未完全消亡等。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们当时没有形成对于社会主义特征的完整的论述，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从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去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还一再声明：我们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方案，对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了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0】恩格斯在评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说道：“一些读者可能会以为他从这本书里会知道共产主义的千年王国看来到底是什么样子。谁期望得到这种愉快，谁就大错特错了。”20世纪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俄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不仅面临着巩固政权的任务，而且还面临着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而这一切又毫无经验和先例可资借鉴，这决定了列宁只能领导人民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过程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列宁在总结了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对社会主义的具体特征，列宁还是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他提出“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1】。他在《国家与革命》中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材料可来说明社会主义的特征，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还没有造好。他指出，社会主义将来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达到完备的形式，这些我们不知道，也不能说。【12】只有未来建设者才能具体描述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些基本原则，如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民政权等。在领导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实践中，列宁所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主要有：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具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建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及其民主制度等。列宁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对李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达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有密切的联系，如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就是受限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用货币经济来分配生产物、调节收入，其平等是收入上的平等。李达认为在生产力还不极度发达的社会状态下，实行货币经济是恰当的，而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按需分配”则是空洞和不现实的。【13】
3.中国社会主义实行的可能性分析
李达通过对“研究系”的批判，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行了分析。张东荪、梁启超等“研究系”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发展资本主义，理由之一是认为中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理由之二是认为中国缺乏搞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14】中国的出路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只有“开发实业”，先发展资本主义，制造出无产阶级，然后才能谈得上搞社会主义。李达对“研究系”的论点进行一一反驳，指出“开发实业”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开发实业，开发实业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根据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李达认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15】。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突出，弊病甚多，并显露出发展危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16】呢？因此，虽然中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可以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来发展经济。在这里，李达提出了通过结合中国的实践来组织经济形式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并不缺乏阶级基础，“发展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的论调是十分荒谬的。这如同为了给女子放足，而故意先给“天然足”的女子缠足一样荒唐。虽然中国无产阶级在“量”上还不是很大，但从“质”来看，现有的无产阶级对当前中国社会性质的影响力却是决定性的。中国工业的发达虽不如欧美、日本，但由于国际资产阶级的压迫，中国无产阶级境况的悲惨，比欧美、日本无产阶级更甚。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广大的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群众，不但遭受到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而且共同遭受到国际资产阶级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痛苦和更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社会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趋势。在中国的基本国情下，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用社会主义来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体现了李达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基于中国实际、中国国情提出的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这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推崇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主张矛盾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主张矛盾是一个运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研究系”缺乏对中国国情辩证的分析，忽视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紧迫性和劳动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强烈的革命要求，从而片面地认为生产力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就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在对中国改造的步骤上反映出他们脱离中国实际的形而上学的反社会主义观。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结合，对片面强调经济决定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予以了批驳，充分论证了社会革命不仅需要物质前提，而且还需要思想前提和政治前提，尤其强调在特殊的条件下，思想前提和政治前提产生的作用很大。社会主义革命固然需要物质前提，但不能由此而认定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工业发达国家里发生，而不会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发生。事实证明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由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主义革命往往会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这时政治前提就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李达指出：“英美的资本制度比俄国的要发达十数倍；……何以社会革命不在英美两国发生，反而在俄国发生呢？这就是因为俄国社会革命党实行的力量比英美两国的大。”【17】中国不仅是经济落后国家，也是政治上受压迫至深的国家，所以只有搞社会主义才会有出路。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解放，离不开政治解放；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政治问题的解决。
这场论战在中国20世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论战，在客观上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初步尝试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这一时期，李达的社会主义观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如以道德评价作为阐述社会主义的重要手段。李达将劳工阶级的生存状况、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等社会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等问题置于道德的天平上进行分析。李达认为，劳动者应受到道德的赞许，资本家应受到道德的批判，如李达的《劳工神圣颂》简单地把劳动者比作神，而且是“正在睡觉”中的神，并认为不合理的现状是由劳动者的“宽容”造成的。文章对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关系也描述得非常简单：“劳动者是创造利息的人，他创造了，他被人买了……资本家把劳动者当做生乳的牛，天天榨取他的‘牛乳’。”【18】他用文学语言描述了劳动者的境况和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还缺乏一种哲学理性和客观论断。他在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中抓住了经济地位的差异，但还缺乏从一种历史的视角来分析此种社会关系的产生原因、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因此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是抽象的对象，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抽象的对立关系。
三、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观
经过全国思想界的“社会主义大论战”，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使更多的人接受了中国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念。紧接着一个理论问题也凸现出来，即在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是革命还是渐进？这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成为实践的策略。从1923年至1927年大革命前后再至20年代末这一个时期，李达作为一名专职学者潜心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思想，尤其是社会革命理论，撰写出版了《现代社会学》、《社会之基础知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民族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记录了自己的学习成果，较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其间又传入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理论，使李达对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有了更多的理论认识。他较为深入地思考了在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阐发了联系中国革命实践的社会主义思想。
1.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实行的现实价值
李达根据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社会革命思想时的欧洲社会经济背景来说明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也是可能的。李达指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就根据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欧洲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中国“当前”的产业状况比较当时的欧洲也不会差多少，因此中国也可以照样举行革命。而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能取得社会革命的成功，也与俄国共产党组织了坚强巩固的无产阶级组织以及利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有很大关系。因此，李达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无产阶级，企图（进行）社会革命，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19】。从理论根据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根本动力。从事实根据来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社会革命提供了成功的榜样，中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具备了社会革命的条件。
那么中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是否真的具备了社会革命的条件呢？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空想还是一种跨越？当时的政治思想界存在两种意见相左的认识。江亢虎提出所谓“新社会主义”的三个“政纲”，即“资产公有”、“劳动报酬”、“教养普及”，主张“民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20】李达指出江亢虎的民主革命三论纲在中国没有可实行的现实意义。因为进入世界历史时期的中国，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占统治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只能实行社会革命。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进入了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当代学者叶险明提出：“社会生产力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内在本性，决定了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不可能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否则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是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发生了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些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首先是由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系统的演变规律和特点所决定的。在这里并不存在着什么‘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生产关系’到底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问题。由此而言，当代一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并不是对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恰恰相反，而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社会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中的发展特点（如极端的不平衡性、突变性等），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历史时代取代资本主义历史时代的过程，是以某些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为其起点的，这一起点的生成基础是：‘电力革命’已经使最初的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引起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发生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的物质基础。”【21】叶险明的以上观点为我们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何坚定地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可以实行马克思学说、采用社会革命的方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要在世界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通过社会革命取得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通过强有力的经济、政治组织形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历史的必然。而李达在20世纪20年代就能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下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艰难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虚幻性的视角，去论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远见卓识。
2.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实行的“当前”任务
李达指出，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所发表的党的宣言上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在于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农工专政，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他们的政治主张在于引导无产阶级帮助民主主义革命，和国内民主革命党派（如国民党之类）合作，共同推翻军阀的政治”。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标志着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进到实行的时期了”。而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李达认为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目前的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吗？二是假使目前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准备，怎样实行？三是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应该采用何种政策？”【22】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可以说切中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关键点，是李达设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欲实行社会主义的三个重要环节。在这里，李达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回答的三个关键性问题。
李达又认为，在社会革命阶段，大概要经历三个时期，即理论传播和政治组织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及发展产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这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论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之前和建党之初，确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纲领，但是并未能认清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和革命的当前任务，设想的仍是直接消灭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消灭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在内的一切剥削制度。以后不久，在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中共迅速校正了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当前实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目前任务是进行民主主义性质的“国民革命”，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李达接受了列宁的殖民地革命理论，认识到中国社会革命必须具有双重性质，是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和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遗物，求得自由平等，以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从事经济的、政治的建设。被压迫阶级的革命的目的，在打倒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求得劳动的解放，以社会主义的精神从事经济的、政治的建设。所以两者共通的革命对象是资本帝国主义；两者的经济的、政治的建设，虽然依据的经济基础有先进和后进的区别，但其精神总的是反帝国主义的。由这点来说，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实有结成联合战线的可能，而且也必须结成联合战线，才能推倒帝国主义。”【23】在这里，李达改正了自己过去在认识上的偏颇，接受了中国革命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理论。
四、《社会学大纲》时期的社会主义观
20世纪30年代是李达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在哲学上的代表作是《社会学大纲》，这是李达研究马克思主义比较成熟的著作。在书中，李达全面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研究，其中包含一些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李达除了继续研究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社会革命理论，还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理解及对列宁、斯大林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研究，阐述了对社会主义过渡期思想、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等的认识，其中仍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逻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李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蓝本。李达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也从社会革命理论领域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建设等理论领域。
1.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后的政权巩固
李达认为，在冲破资本主义链条建立起来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巩固其政权是非常重要的。巩固政权有两种重要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和经济文化发展。李达强调，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革命成功后要经历一个“过渡期”，处于这样条件下的国家被称为“过渡期国家”。过渡期国家具有历史性，是特殊的历史存在，它历史地存在于社会主义的国家产生及国家走向消亡的这一过程中。它“是最后的一种国家形态，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造出了消灭榨取、消灭阶级一般因而消灭自己本身的条件。因此，过渡期国家已经不是旧意义的国家，即不是当作阶级榨取工具与少数者压迫多数者手段的意义上的旧国家了，它是国家的新形态，是‘由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形态’”【24】。李达认为这是过渡期国家最深刻的本质属性，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过渡期国家又可以叫做“半国家”。
过渡期国家的又一特征是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主义和论述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时指出，新社会的产生过程有一个过渡时期，并且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5】恩格斯赞同马克思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国家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26】。列宁针对俄国的形势进一步指出：“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认为：“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概念，就是国家的概念。这种专政的意义，就是为镇压布尔乔亚的反抗而组织的不能同任何人分权的普罗列达里亚的政治的支配。”【27】因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反抗阶级实行专政，对广大勤劳大众实行民主，是维护社会主义过渡期国家国家秩序的统治工具。
2.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期”的经济建设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等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分析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具体对象。李达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为研究对象，将其经济建设分为过渡期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经济建设。过渡期的经济建设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实施管理经济的职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过渡期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同一世界历史时代，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占有强势力量，因此市场经济可以并必然同处于过渡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结合。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在生产力不够发达而社会资源极度有限的条件下，过渡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必然要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新经济政策”。
李达虽然强调过渡期经济的根本法则是计划，但同时也指出关于过渡期经济及其发展，不能抽象地、普遍地去考察，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体系发展中的各个阶段情况；不能忽视种种经济制度相互关系的变化，必须顾虑到社会主义建设各阶段的生产力状态。所以“新经济政策，是普罗列达里亚国家的特殊的政策。这个政策，是在普罗列达里亚国家掌握支配的地位之下，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28】。不过由于当时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不成熟性，李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时代就是苏俄经济的复兴期。“复兴期的本质，是基于社会主义诸关系之发展的工业的复兴，是基于商品关系之发展的农业的复兴。这就是充分地表现着复兴期经济的二重性。所以驱逐和限制资本主义要素的政策，是同时与资本主义要素并存的，因为那时根本消灭资本主义的充分的经济基础，尚未存在。”【29】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李达对“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晰，对“新经济政策”里所蕴涵的市场经济要素对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意义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当然从客观上来讲，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还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落后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更是无“教条”可循，李达这一认识的局限性有其历史的原因。
此外，李达还非常重视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赞同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的观点，重申了列宁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
综上所述，历史的线索展现了李达社会主义研究形态的内在实践逻辑。这种实践逻辑既体现了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发展过程，又反映了李达运用唯物史观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上的实践过程。这种实践逻辑还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实践对李达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影响以及在各个时期李达社会主义研究的重点问题，体现了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的深化的过程。为了进一步分析李达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在理论上的结合问题，在接下来的三节中，我们将展开李达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二节 唯物史观视角下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初步掌握了唯物史观理论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思想向普通大众传播。从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报纸、杂志上宣传和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的中译本相继出版，列宁著作的中译本文章也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其间，苏俄政府两次发布对华宣言并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增加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好感。先进知识分子还开始把理论变成一种行动，纷纷在各地成立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中国共产党积极酝酿并很快成立起来。“理论是行动的向导”，因中国社会形势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了两次大规模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第一次论战是与各种假社会主义尤其是基尔特式的社会主义的论战，从1920年11月正式开始，到1922年初大体结束，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展开，其实质是试图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几乎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论战，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要不要建立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些问题也是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但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事物，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回答不是通过一两次论战就能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有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即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和不断地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设想共产主义分为两个阶段，对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只作了一些原则上的推论和预测。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现实道路的过程中，虽然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在讨论党章修改是否要详细补充论述社会主义的特征时，仍慎重地指出，应将这个问题交给“未来的建设者”。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初步预测和概括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给包括李达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以及探索难度。
那么，为什么要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呢？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以及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30】从实践基础来讲，因为这个问题与解决内忧外患下中国的现代化出路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入和本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社会已发生了深刻的分化，广大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纷纷破产，大批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流入城市，成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即工业无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不但遭受到本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而且遭受到国际资产阶级残酷的掠夺和压迫，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有着更大的痛苦和更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社会革命的爆发是必然的趋势。
从理论基础来讲，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广泛讨论也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主动运用初步掌握的唯物史观这种新历史观观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中国的命运与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说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出社会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其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构成的基础，建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一切革命的原因，皆由生产交换的方法、手段而生，不是人的智力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抽象的真理产生出来的。简单地说，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代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31】李达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了当时劳动阶级的客观存在、阶级对立的客观存在、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他运用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说明了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物质力量，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认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唯一方法，即“劳动者非信奉社会主义，实行社会革命把资本家完全铲除不可”【32】。
一、运用唯物史观探索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背景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理论起点的社会主义思想如何能运用于中国社会，中国社会为什么要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的历史命运为什么存在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之中，这些是中国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必然要回答的一系列问题。实质上，这就存在着一个为什么要解决和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在中国土壤上的“适应性”的问题。李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力图揭示中国社会具有实行社会主义“适应性”的实践背景。
1.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造成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不可能和不现实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33】。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34】。在当时的中国，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国内部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使近现代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是人们认识中国国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救国救民道路的基本出发点。在这种社会矛盾背景下，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性问题就摆在李达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面前。
这是李达通过对“研究系”的梁启超和张东荪“假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来展现的。1921年梁启超在其任主编的《改造》杂志2月号特辟了“社会主义研究”专栏，发表了他与蓝公武、蒋百里、蓝公彦、费觉天、张东荪等人的文章，宣传基尔特式的社会主义。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认为，“今日”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其主要理由是中国没有无产阶级，不具备实施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他指出，社会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今日”中国实现，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于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因此根据梁启超的观点，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造就劳动阶级。在欧美社会，经产业革命已形成了劳动阶级，故多数人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改善劳动者地位，争取劳动者权利。而在中国，由于没有“劳动阶级”，何谈对劳动阶级的解放？何谈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故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应以使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要义，然后才谈得上改善之事。由于梁启超的学术和社会声望，他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一经发表即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同年4月8日，李达发表了《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直批梁任公“误解了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提倡温情主义，主张社会政策”，“误解了社会主义运动”。李达说：“梁任公是多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谈思想的思想家，所作的文字很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很能博得一部分人的同情。就是《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虽然明明主张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而立论似多近理，评议又复周到，凡是对社会主义无甚研究的人，看了这篇文字，就不免被其感动，望洋兴叹，裹足不前。我为忠实主义起见，认定梁任公这篇文字是最有力的论敌，所以借着这篇文字作一个X光线，窥察梁任公自身和梁任公所代表的智识阶级中一部分人总括的心理状态，试作一个疑问质询梁任公，或者对于主义上有些少的阐明补正也未可知。”【35】李达对梁启超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两个问题上：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中国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后一个问题又是与对前一个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
李达分析，梁启超认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产业不发达，生产机关极少，不能行均产”【36】。梁启超说：“故吾以为在今日之中国而言社会主义运动，有一公例当严守焉。曰，在奖励生产的范围以内，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其运动可为毫无意义。”【37】李达指出，这是梁启超误解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表现。因为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指收入分配的平均，更重要的建立在相应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关于这一点，在李达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论著《社会学大纲》中作了深入的分析。
梁启超认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之二在于，中国“工厂绝少，游民最多，并无劳动阶级。既没有劳动阶级就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38】。“欲行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必须先以国内有许多现行之生产机关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39】，有什么可以交给劳动者管理的呢？只有创造了劳动阶级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见，梁启超对什么是劳动阶级也存在极大的误解。梁启超以“国内”有多少为唯一判断标准，而没有看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滞后这个特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链条之中，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要想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得到独立的、充分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因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来源地、产品销售地，而被迫沦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最弱势的一环，导致中国劳动阶级所受的剥削最深刻，要求地位的改善最强烈。因此，中国寻求革命的群众并不能仅仅限于工厂里的产业工人，中国劳动阶级的指称并不能仅仅限于实业工人。所以，中国的劳动阶级数目是庞大的，革命的力量是惊人的。
梁启超认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之三在于，外国资本家阻碍了中国产业的发展，中国民族产业还是幼稚的。梁启超排斥外国资本家，因为他们造成中国人的失业和财富被掠夺，主张中国的产业要由中国资本家开发，以吸收本国无业游民为劳动者。工会运动“不在敌抗本国资本家，而在敌全世界资本家”【40】。所以梁启超“误解社会主义运动为劳动者地位改善，所以反对；又误解为均产，所以反对；又误解为专争分配，所以反对；又误解为利用游民”【41】，所以也反对。作为辩论另一方主力的李达直接选取了梁启超的主张作为自己的论战对象，对当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相当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和社会影响作了深刻的批判，有助于澄清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们的思想。
李达认为要解决梁启超的这些疑惑，还必须在理论上解决几个问题。如果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话，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二是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经济组织形式，三是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
这些理论问题包括：其一，社会主义拥有比资本主义更好的生产方法。李达认为：“社会构成之基础，成立在支持人类生活的物质生产和生产交换之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之根本是改造经济组织以谋求社会中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42】在这里李达强调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李达分析了那些不懂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人的思想基础。这类人把社会主义看作洪水猛兽一般，当社会主义潮流澎湃而来的时候，他们就大惊小怪。他们以为一旦实行社会主义，就会破坏生产机关，或者将生产机关分散，生产事业就要永远停止，人民就得不到生活资料了。梁任公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他把社会主义误解为均产主义，忧虑社会主义不能提供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好的生产方法；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忧虑劳动者不经过资本主义竞争就不能自觉，忧虑劳动者自己没有促进生产发达的资本。李达对此作了澄清和批驳：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不会导致社会生产上的倒退；唤起劳动者的自觉是教育的问题；劳动者最大的资本就在自己身上，金钱的资本也要让资本家归还给劳动者。
其二，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生产组织形式。李达认为，一方面中国现在已处于产业革命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并没有因产业革命而得到发展的机会，反而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遭逢破产，处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束缚之中。开发实业以增加富力，解决中国的贫穷问题，这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李达强调自己绝不赞成“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的主张”，因为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社会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使多数人过不上人的生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制下必然的状况。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少数人之所以能免于贫乏而过奢华的生活，正是以多数人免不了一般的贫乏为前提的。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的结果是只顾增进物质文明，却不讲适当方法去分配物质文明使多数人都能享受物质文明的幸福，结果物质文明还是归少数人所有，多数人仍旧过不上人的生活。在中国，如果要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就应该明明白白地提倡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够使教育及工业发达，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的社会。幸而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以避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