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帕默斯顿的笑声——怪里怪气的“哈！哈！哈！”自从皮特[1]时期和维也纳会议以来在皮卡迪利大街上就再也听不到了；约翰·拉塞尔勋爵已经老了；德比勋爵也下台了。一个新的局面打开了，新的主角——格莱斯顿先生[2]和迪斯雷利先生[3]——开始引人注目。维多利亚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对政治仍抱有始终如一的热情。她的偏爱是人们难以预料的。格莱斯顿先生是她尊敬的皮尔先生的信徒，曾赢得艾伯特的支持；迪斯雷利先生曾使用卑劣的手段让皮尔先生倒台，而且王子曾说“他的性格中，没有绅士的风度”。于是，女王不信任迪斯雷利先生，也不喜欢他，并且这种情绪也在与日俱增；相反，对于这个人的对手，女王却很信任、尊敬和关爱，即使是墨尔本勋爵也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
当女王发现在政府中只有迪斯雷利能够理解她哀悼艾伯特的感情时，女王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于其他人，她会说，“他们只是可怜我，而不是同情发生在我身上的不幸。”但是迪斯雷利能够理解她，他的安慰方式采用了对亡人的歌颂形式。女王认为他是“唯一赏识王子”的人。从此以后，她对他表示出了特殊的好感。在威尔士王子结婚时，女王在圣乔治教堂里给他和他的夫人预留了两个座位，同时还邀请他们在温莎住了一晚。当由下议院讨论为艾伯特纪念馆募捐的问题时，迪斯雷利作为反对党的领袖发表了演说支持这一项目，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辩论才能。女王赠与他一卷白羊皮装帧的王子演讲录，并亲笔题词。在给女王的答谢信中，他“大胆地触及了一个神圣的问题”，细致地描写了艾伯特完美无缺的品行。他说：“王子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能够实现理想的人。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他身上既有男子气概，又很率真；既有骑士的风度，又具有古典的智慧。在英国历史上与他相提并论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菲利浦·西德尼爵士。他们都具有很高的品位，多才多艺，他们身上既有浪漫的活力，又有古典的稳重。”当谈到他与王子的相识时，他说这是“他一生最值得高兴的事情，他们的交往充满了美好的回忆，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与王子的相识会一直鼓励、安慰着他”。维多利亚被这些“深刻而精湛的话”感动了，从这以后，在维多利亚的关照下，迪斯雷利的政治地位非常稳固。1866年，保守党[4]上台执政，迪斯雷利作为英国财政大使和议院领袖与女王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了。两年以后，德贝勋爵辞职，这让女王非常高兴，于是任命迪斯雷利先生担任首相。
但是，迪斯雷利执政只有9个月。内阁在下议院里只得到了少数人的支持，他们在大选中落选了。在迪斯雷利下台以前，女王和她的首相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了。现在，他们之间已经不再是感激的女主人与忠实的仆人之间的关系了，而是成了朋友。他的公函是用他“最擅长的小说文体”写成的，真实地记录了政治新闻和社会传闻，从其中也能窥视他的个人特点。维多利亚很乐意审阅他的公函，她说，她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公函，好多事情自己以前并不知道。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女王亲自采摘了几束鲜花给他送去作为回报。他赶紧送给女王一卷自己创作的小说作为回赠。女王说她“很感谢，而且很珍惜”。后来，女王自己也出版了《我们在苏格兰高地的生活回忆》一书。据说，在这时首相与女王谈话时经常说“我们作家，陛下”。在政治问题上，女王是他忠实的支持者。“确实，没有见过像反对党这样办事的。”女王写道。因此，当内阁在议院中落选时，她真的“被下议院的行事方式震惊了；他们这样做是败坏立宪政府的名声”。她惧怕内阁重组的前景，她害怕如果自由党坚持要求废除爱尔兰教堂的话，那么她的加冕誓言就会成为障碍。但是，重组内阁势在必行。维多利亚失去了自己宠信的首相，为了安慰自己，她授予迪斯雷利夫人“贵族”的称号，但这是没有用的。
当女王的指令送到哈瓦登[5]的时候，格莱斯顿先生正穿着一件衬衫在砍树。当他看完了女王的指令后，只说了“意义重大”这么几个字，就继续砍他的树了。他在日记中清楚地袒露了自己的想法。他写道，“万能的主啊，为了自己的某个目的，支持并宽恕我这个不值得注意的人。感谢上帝。”
但是，对于上帝的旨意，女王和这位首相的意见并不一样。女王相信，在格莱斯顿先生安排的这次内阁重组计划中根本没有神的意志。但是，她又能怎么做呢？格莱斯顿拥有魔鬼式的能力，在下议院中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是无法抵挡的。5年来（1869～1874年），女王发现自己一直处在因改革——爱尔兰教会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教育改革、议会选举制度改革、陆军和海军组织改革、司法改革等而引起的动荡不安中。她反对、力争、愤怒……她觉得，如果艾伯特还在世的话，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但是她的抗议和抱怨并没有起到作用。那些处理不完的公函已经让她筋疲力尽了，因此当冗长复杂的爱尔兰教会法案送交给她时，她简直一筹莫展了。她看了法案再看说明，看了说明再看法案，到最后弄得都不知道哪一份更让人头疼了。但是她必须履行自己的职责，她不仅要认真看，而且还要时不时地做笔记。最后，她把这一大堆文件交给马丁先生，要求他做一份内容摘要。看了他的内容摘要以后，女王的反对意见更加强烈了。但是，政府有着强大的力量，为了避免发生更糟糕的事情，她不得不敦促反对党进行调和妥协。
在这次危机还没有解决、爱尔兰教会的前途还未知的情况下，女王的注意力又被提交的另一份改革法案吸引了。这项法案提议，应该允许海军留胡须。女王焦急地给英国海军大臣写信说，“不知德斯先生对这件事怎么看？”总的来说，女王同意这项法案。她写道，“就个人的意见而言，我认为是可以的，只要不是留八字须就可以，因为八字须在外观上像陆军士兵。因此，最好还是按照提案中说的一样，留全须，但是应该短一点儿，这样才能保持清洁。”女王又考虑了一个星期，才写了最后一封回信。她说，她希望“对这个问题提一点附加意见，就是绝不允许只留八字须而不留下颌的胡须。这一点必须明确”。
海军的改革法案还可以容忍，但是陆军的侵犯就是一件更严重的事情了。自古以来，陆军就与王室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艾伯特在世的时候，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陆军琐事，甚至比研究壁画的制作方法和设计卫生房屋花费的时间还要多。但是现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格莱斯顿先生的命令已经发出去了，总司令不再属女王所管，而是隶属于议会和陆军大臣了。在自由派的这些改革中，这是最令女王反感的一项改革。她认为，这项改革是对她个人地位的攻击，也是对艾伯特地位的攻击。但是她没有办法，首相为所欲为。当她听说这个可怕的人还在酝酿另外一项改革——企图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时，她只能听之任之了。她曾指望上议院能够阻止这一切，但是格莱斯顿先生认为上帝会支持他，于是他准备了一条巧妙的对策：买卖军官职位已经得到了皇家特许证，现在理应由国王取消。维多利亚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她不想废除买卖军官职位的做法，但是她却被要求必须行使国王的职权来废除这一做法，这又使她满意。因此，当内阁提出她应该签署这项改革法案时，她没有犹豫地欣然答应了。
就像格莱斯顿先生的政策让人难以接受一样，有一件事也让女王非常反感。她非常不喜欢他对自己的态度。这不是说格莱斯顿在与女王谈话时有什么不礼貌的行为；相反，在和女王谈话和通信时，他的态度总是很恭敬。的确，在格莱斯顿的一生中，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思想给他的性格增添了令人费解的色彩。他把维多利亚看做神圣传统的体现——英国宪法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国会法案指定的女王，有一种近乎于宗教徒般虔诚的敬畏。但是，女王并不赏识这种赞美。这众所周知的抱怨——“他说我说起话来就像在公众集会上演讲”——不管是真是假，都有点儿像警句，而不像是维多利亚说的。但毫无疑问的是，这表达了她反感的基本要素。她并不反感有人把她看做制度的体现，她就是这种制度，她知道这一点。但她也是一个女人，仅仅把她看做制度的体现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因此，格莱斯顿先生的所有行为：拘谨的言辞、鞠躬时弯得低低的腰、谨小慎微的言行，都是没有用的。他的忠诚过了头，也就变成了盲目的奉承。他不得不把聪明的才智、渊博的学识、严肃的热诚都用在他尊敬的对象上，这样就产生了误会。真实的维多利亚和这位格莱斯顿之间产生了不和谐和灾难性的后果。女王的不愉快、不喜欢，最后也演变成了憎恶，虽然她很有礼貌，但是她不会作出任何让步；而他也非常失望、惶恐和屈辱。
但是，他的忠诚始终没有变。在内阁会议上，首相真诚地朗读了女王的信函，女王在这些信中表达了她对目前问题的看法。会场上鸦雀无声，他一封又一封地读着女王的信件，就连信中的着重号、惊叹号以及语法特点，都没有一点儿遗漏。期间没有人发表任何议论，在休息了一会儿后，会议才开始转到议事日程上。
二
虽然维多利亚反感首相对她的态度，但是她却发现这些态度也有它的用处。公众对她难以让人理解的隐居生活感到不满，而且这种不满也在与日俱增，如今以让人惊恐的方式爆发了。共和主义思想到处流传。拿破仑三世的覆灭和法国共和政府的建立，刺激了英国的激进派，他们变得比1848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更为极端，也第一次达到了受人尊敬的地步。宪章运动本来是下层阶层的事情，但是现在议会成员、博学的教授以及贵妇们都公开发表最危险的观点。君主政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受到了攻击。它的一个致命点受到了攻击：人们说这太浪费了。有人提出疑问：国家在王室身上花费巨额资金，到底能为国家带来什么好处？维多利亚的隐居生活给这种论据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有人提出，王室的礼仪已经失去了作用，那么每年30.5英镑的花费是否值得？人们详细审查了王室的收支情况，并且出版了名为《她用这些钱做什么？》的小册子，极为恶毒地陈明了王室的财政状况。这个小册子指出，王室每年给维多利亚提供6万英镑作为她的私人财产，但是按照法案规定，这笔钱的一部分是供她“支付家庭开销和维持王室的尊严和体面”。但是，很明显自从王子去世后，这方面的花销大大减少了。人们不得不想：每年拨给王室的巨额资金没有按照议会指定的用途使用，而是落入了维多利亚自己的腰包。这笔钱到底有多少，不可能弄清楚，但是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笔巨额资金，总数可能达到500万英镑。这本小册子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异议，而且在报纸和公众会议上，这样的抗议也不断被提出。尽管对维多利亚的财产估计有点儿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她确实是一个很富有的人。她每年可以从皇室专款里节省下2万英镑，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收入持续稳定增长，而且她从丈夫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1852年，守财奴约翰·奈尔德先生曾经赠给她一处价值50万英镑的房产。在这样的情况下，1871年，她要求议会为露易丝公主和公主的长子阿盖尔勋爵的婚姻拨款3万英镑作为嫁妆费以及6000英镑的年金，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异议，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调和公众舆论，女王亲自参加议会开幕，议案几乎以全票通过。然而，几个月以后，亚瑟王子到了法定年龄，女王希望国家能够给他1.5万英镑的年金，这使抗议的呼声更加高涨。报纸上处处都是愤怒的言论，布莱德劳有一次在特拉法加广场的集会上，斥责“王子的可怜相”；查尔斯·迪尔克先生在纽卡斯尔的激进派会议上陈述了自己的见解。王子的年金问题最终在下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但是少数派中有50个人坚持应该把年金缩减到1万英镑。
对于这个不快的问题，格莱斯顿先生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他绝不赞成在他的追随者中有人有极端的想法。他说，女王的收入本就应该由她个人支配，并且，他认为对王室存款的抗议只不过是怂恿了王室的铺张浪费，他成功地通过议会批准了这项提议。他指出，这是按照惯例进行的。1872年，查尔斯·迪尔克先生又一次在议会中受到了指控，他们提出应该彻底查查女王的费用，目的是改革王室的年金制度，首相用他的雄辩尽自己所能帮助女王。最终，他胜利了。在一场大骚动中，这个议案被否决了。维多利亚放心了，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喜欢上格莱斯顿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