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冯开岭在市委常委中分工联系海北县，经常到海北来参加会议、接待之类的公务，黄一平因此随同回到故里，同于树奎见面之后握手、寒暄，一个桌子上吃饭，偶尔也在领导们的牌桌上充当个临时替身。每当这种场合，于树奎总是一口一个小老乡称呼黄一平，拍拍肩膀揽揽腰之类的亲昵动作也不少。逢年过节回到老家，黄一平也少不了给于树奎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当然，更多的时候，是黄一平老家那些三姑六眷遇到急、难、险的事情，少不了麻烦一下这位县太爷。说句良心话，但凡黄一平求到之处，于树奎几乎从不拒绝，总是尽其所能帮忙办了。
黄一平出生于海北农村，父亲是个腿有点跛的残疾人，曾经挑过货郎担子，没日没夜走村窜户，挣些零用钱供儿女读书。熟悉这种营生的人都知道，早些年挑货郎担子是个辛苦活儿，挣不了几个小钱，还经常遭到恶狗侵犯、顽童袭扰。黄一平永远不会忘记，小学二年级时的一次放学途中，远远看到几个邻村的儿童，抢夺了父亲的货物，父亲拐着腿在后边苦苦追赶无果，最终像一个孩子一样蹲在路边大哭。黄一平远远看着，却没有忍心上去安慰父亲。回到家，父亲则像没事人一样照样有说有笑，把挣得的几张毛票递到母亲手上。那一天，黄一平忽然就成熟了。他还记得，那时每年都有救济下拨到村里，父亲作为残疾人应该是照顾的对象。可是，那些掌握着分配大权的大队、小队干部，总是百般刁难，而父母的眼光里充满了可怜与哀求。由此，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让父母过上体面的日子。也因此，自从进入市府做了秘书，他并不忌讳利用各种关系与权力，为自己的小家庭谋利益，尤其是帮助父母谋幸福、争脸面。
有一阵子，黄一平求助于树奎的事情很多，也很杂。比如，爷爷、奶奶轮流住院，医药费用很大，他和于树奎一说，医院马上就减免了一半的医药费。父亲曾经和人合办了一个小砖瓦厂，希望工商、税务方面关照一下，又是于树奎出面，工商、税务的人几乎再也没有上过门；二叔家的农用汽车超载超速又私自改装，经常违章，一年累积罚款就是几千块，于树奎一张条子，管了那辆车子好几年；舅舅家的两个孩子学习都不怎么样，学校毕业了要安排工作，还是于树奎帮助进了城里工厂。总之，因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同于树奎的关系，就连他们家的拖拉机、摩托车都能领到666、999之类牌照。最有趣的乡下区划调整后，他家房子门牌按照顺序末位数是4，某次镇委书记路过看到了，当即将村支书骂了个狗血喷头，结果硬是跳过好几家，换成末位是8的吉利号。据说，镇委书记事后告诫村干部：“黄家儿子在市政府工作，上边又有县委于书记罩着，你们要特别关照、特别客气，否则我同你们不客气！”
当然啦，黄一平在市府做得久了，慢慢知道权力与关系节制使用的重要，家里的繁杂小事很少再麻烦于树奎这样的领导。加之，因为脾气秉性更为投缘，县长乔维民渐渐与黄一平走近，很多事便直接托付于他。此间，随着于树奎与乔维民矛盾不断升级，黄一平夹在中间难免有点倾向，于树奎对他也就有了些看法。尤其是黄一平重回市府后，帮助乔维民牵线搭桥，使之在廖志国处渐渐得势，而“三剑客”与廖志国的裂痕又不断扩大，于树奎与黄一平就更加疏远了。
今天，于树奎独自找上黄一平家门，说明他确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不过，凭他与黄一平曾经的交情，以及对后者个性、人品的了解，黄一平应该不会袖手旁观，更不会落井下石。
晚上八点多钟，于树奎好不容易找到停车的地方，冒雨摸到黄一平家的时候，浑身几乎湿透。
“于书记，怎么是你？怎么会……” 汪若虹大为吃惊。
“呵呵，弟妹，怎么就不可能是我？是不是看我像只落汤鸡，很狼狈？”于树奎苦笑道。
汪若虹从小在海北长大，老家就在县城。平常回家，众多亲戚、朋友、同学、邻居交谈时，于树奎是提到最多的名字之一。在一座县城，一个官员在那里起步，前后做了二三十年的官，而且做过十年以上的县长、书记，有人将他捧为九天之上的神灵，必有人诅咒其下十八层地狱。有人赞他修了宽敞马路、广场，清理了污浊河道，同时也就有人骂他拆了百年老街，毁了世代祖屋。当然，当地百姓嘴里念叨得多，无论是褒是贬，都说明他至少是个做事的干部，不是那种碌碌无为的过眼云烟式人物。不过，在汪若虹的印象里，于树奎早已是海北当地集神、圣、魔、鬼于一身的奇人。看到他眼前这副模样，汪若虹嘴巴自然会张得老大。
在汪若虹找毛巾给于树奎擦雨水的时候，女儿小萌则已经将一杯热茶送到于树奎手里。
“谢谢！我知道你叫小萌，真乖！”于树奎的心里一柔，眼睛里却不由得有点酸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形象有多落魄，竟然从小女孩的眼神里折射了出来。
“弟妹，我也不和你说什么客套话，你一定帮我赶快联系上一平，我有天大的事情要找他！”于树奎说。
汪若虹犹豫着不知如何应答，道：“哦，好的，可是……”
于树奎摆了摆手说：“没关系，只要你答应帮助找就行，而且越快越好！”
汪若虹想了想，说：“他电话关机，不知今晚会不会打电话过来。要不，你就在这儿看着电视等会儿。不过，家里地方小，让你受委屈了。”
小萌见状，懂事地同于树奎打声招呼：“伯伯，我到里面房间做作业了。”
大概坐到九点半左右，茶几上的座机电话铃响，于树奎与汪若虹几乎同时直起身，不料，房间里面的小萌抢先接了。少顷，小萌喊道：“妈妈，姨妈国际长途。”
汪若虹听了，脸腾的红了。其实，这是她和女儿约定的暗号——每天晚上，如果家里有客人，所有电话均由小萌在里间接听，万一是爸爸来了电话，她就高喊“姨妈的国际长途”，然后汪若虹就到里面去接。
汪若虹边向房间里走，边对于树奎说：“对不起，我姨姐在美国定居，我进去和她说点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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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海北方面打听吴少红、任潮涌去向的时候，黄一平正在江心岛办案点上，同海北县交通局长吴少红谈话。
“秘书长，只要你肯出手相救，我愿意交代所有知道的问题。但是，我不知你能够保护我到什么程度？”吴少红还是有些犹豫。
黄一平劝慰道：“吴局长，我们是老乡，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应当明白，如果不是掌握到十分确凿的证据，我们不会把你请到这里来。但是，也请你冷静下来想一想，今天之所以把你安排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又是我来和你交谈，说明领导不是真要为难你或其他什么人，只是希望把事实真相弄清楚。否则，如果换成纪委或检察院的同志来谈，事情的性质恐怕就要发生变化。你呢，采取配合的态度，把事情来龙去脉说清了，不仅对你本人，就是对关心爱护你的领导，也会是一件大好事。”
“既然如此，那我就说了，你是不是需要一个人来记录？”吴少红思考了大约十来分钟，终于下定决心。
“不要任何人记录，你说的东西就我一个人掌握。”黄一平说着，悄悄揿下口袋里录音笔的开关，开始听吴少红的交代。他知道，吴少红将要说的东西，一定接近真相的核心，包含了廖志国希望获得的内容，既不能让其他人知情，又不可不留下证据。否则，万一扩散或事后吴少红反悔，自己这个见证人就被动了。
吴少红说出的真相，远比任潮涌写出的那个名单还要令黄一平震惊——
那个省城的东方公司，真正大老板乃卜副省长的女婿庄大庆。那个不可一世的老总高林，其实只是庄大庆的中学同学，一个普通下岗工人，不过是个装装场面、虚张声势的傀儡。
四年前的春节期间，于树奎带吴少红到省城给相关领导拜年，其中一站便是卜副省长家。这样的程式，已经保持好多年了——于树奎出面拜年，既不用自己掏腰包，也不必县财政拿钱，而是从县直有实力的部门里选几个可靠的负责人，由后者充当活动取款机。那天，他们到卜副省长家的时候，恰好省长不在家，其女儿一家在场。卜副省长女儿在省委机要室工作，女婿庄大庆供职省国家安全厅，做生意是兼职。
看得出来，于树奎与卜副省长一家关系非常密切。闲聊中，卜副省长女婿庄大庆提出：“我们东方公司正在经销一批轿车，质优价廉，外形美观，低碳环保，非常适宜作为机关公务用车，也可以用作城市出租车，不知于叔叔能否帮忙推销一些？”
庄大庆说着，顺便就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掏出一沓资料，就车辆的性能、配置等等，做了一番详细介绍。
说话间，卜副省长夫人插进来，说：“这是个互利共赢的好事嘛，你于叔叔说句话不就行啦！”
于树奎笑笑说：“公务用车毕竟用量有限，出租车倒是可以考虑。喏，今天正好交通局吴局长也在，可以听听他的意见。”
吴少红是个聪明人，当然听得出于树奎话里的意思，当即表态：“好啊！最近，我们县里创建省文明城市和全国卫生城市，正在为出租车混乱、破旧的问题犯愁。庄总的这批汽车，正好帮了我们大忙哩！”
庄大庆听了自然喜笑颜开，恨不得当场就签订合同，倒是省长夫人感觉女婿做得过分了，劝道：“这事还是不要在家里办的为好，等过两天到公司里再谈吧，反正你于叔叔答应了的事情，吴局长还会反悔不成？”
从卜副省长家出来，于树奎叮嘱吴少红：“这事得抓紧，程序越简单越好，知情面要严格控制，派一个嘴巴紧、信得过的人经办。”
回到海北，吴少红就交代任潮涌经办此事，却没有告诉他东方公司的背景，更没有透露他和于树奎在省城的情况。
“照你这么说，四百多辆出租车的事儿，这样三言两语就轻松说定了？”黄一平听了吴少红叙述，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其实，于书记当时也是被逼无奈才答应下来。至于其中的价格、质量问题，事先我和他都不知情。直到出租车司机上访闹事了，我们都才知道其中有鬼。”吴少红说。
“但是，你们当初怎么不好好核实、检查一下呢？毕竟，那是关系到四百多位司机、四百多个家庭的大事呀！”黄一平还是无法理解。
“于书记既然反复交代了要简单、快速，我也就只好照办了，哪敢再在什么价格、质量、配置上做文章？再说，我也没想到庄大庆会无耻到那种程度，唉！”吴少红叹道。
“为什么会选择任潮涌来操作这事儿？”黄一平问。
“还不是因为他听话？你可能不知道，任潮涌当年是我的司机，后来我让他担任运输管理所副所长、所长，又做到局长助理。可以说，我让他向东，他绝不会向西！当然啦，他办成了这件事，于书记马上就让他由局长助理变成副局长了。”吴少红解释。
“苗长林儿子与东方公司又是怎么回事？”黄一平又问。
苗长林儿子的名字，是任潮涌无意提及——他在东方公司签合同时，那位苗公子也出场了。据他当时观察，苗公子与东方公司关系绝对不一般。
“哦，对了。也是直到前一阵你们到东方公司调查时，那边的人才告诉我，这个公司其实有苗公子百分之二十的股份。他们告诉我的目的，是让我知道公司的背景，让我放心。”吴少红不像是有意隐瞒。
“那么，你再说说东方公司那二百万元回扣的事吧。” 黄一平不想在敏感的驸马、公子们身上逗留太久，免得无端招惹麻烦，马上转换了话题。
“当初在卜副省长家谈的时候，庄大庆就悄悄和我咬过耳朵，说是假如生意谈成，会给我一笔相当数量的回扣。我当时就婉言谢绝了，告诉他们一切只同任潮涌发生联系。后来，车辆到了海北，资金打过去，合同履行了，东方公司果然就打给任潮涌二百万元。我听说了，本来想让任潮涌把钱退回去，可转念一想，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要白不要。于是，我吩咐任潮涌先拿出五十万，分给几家出租公司老总，算是堵住那几个老总的嘴。另外还有一百五十万，我和任潮涌商量了一个方案，很快就全部处理了。”吴少红很坦诚。
“那就请你写个名单吧。”黄一平的意思很明确，他要让吴少红与任潮涌的名单相互印证。
吴少红很痛快，三下五除二就将名单写了。
黄一平一看，吴少红开列的名单，与任潮涌的那份完全一致：县委书记于树奎、分管交通的常务副县长顾勇、县委办公室主任冯肖兵、交通局长吴少红、副局长任潮涌各二十万元；原县公安局主管交警的政委、现检察长顾锋，因为负责车辆检验、上牌，十万元；县交通局其余四名党组成员、一位负责出租汽车行业的科长，每人五万元；县公安局车管所长、教导员、检测站长，每人三万元。另外，还有几万元放在局财务上，日后处理出租司机上访时，全部用在给现场处置的信访、公安人员买香烟、饮料了。
“唉！我就知道这笔钱会出事！”吴少红叹息：“说句心里话，当时任潮涌提出给我二十万元，本来我想拒绝，可是后来一想，如果我不要，那他也就不会要。如果没有一根绳子套住他这个经办的当事人，那就很难封住他的口、拴住他的心。”
“于书记的二十万元，是你亲手交给他的吗？”黄一平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