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格雷森所谓的“伸开双腿就想吟诗”，正是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称为的“音调和谐的器具产生的作用”。幸福往往意味着一种身心愉悦的状态；虽说我们并不愿意使幸福掺入粗俗的成分，可我们也许会认为，我们此生中有能力追求的幸福往往指“身体上的愉悦感”。假如存在比躺在阳光下更大的幸福，我倒真想洗耳恭听。我的意思并非在指一种懒散的态度。“身心愉悦”指这样一种情形：我们的神经功能齐全，随时准备发挥作用，并有能力处理手头的工作。既然我们的神经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的神经烦躁不安，除非我们有事可做；那么，就设法投入到自己喜欢的某项工作中去，这才会达到一种和谐的效果。换言之，幸福来自于工作，来自于出色地完成一项工作时所产生的那种快乐和安宁的感觉。
这种工作是体力的消耗，也可以称为脑力的付出。梭罗准备开始文学生涯的时候，他这样描述身心愉悦的状态：“我们有时会经历一种完全充实的生活，而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我感到自己心里涌动着一股不寻常的文学创作冲动……在身心两方面我都感到十分振奋……我感到，我品尝过的果汁，如甜瓜汁和苹果汁，已经融入我的大脑，刺激着我的创作冲动。它们给我以巨大的力量。现在，我能够写出遒劲有力的文字了。”（《日记》，1851年9月7日。）梭罗认为，写作应该由“完整的人”来从事，他自己创作时，他的大脑和肌肉都在发挥作用。“由于感觉生活不如意，我向往着更加美好的事情，我变得更加小心谨慎，更加内向，更加克制自己，就好像期待着什么事情会发生。这时，我忽然发现自己如果肉的核心一样充满生机——我内心充溢着平和而友善的快乐。我自言自语道，我必须注意饮食；清晨，我必须早点起床，出去散步；我必须抛弃奢华的生活方式，终生致力于思考问题。因而，我筑坝拦截内心奔涌的激流，于是，我浑身的水流汇集在一起，促成一个头脑的产生。就这样，我产生了丰富的思想。”（《日记》，1853年10月26日。）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用过早餐后，本杰明·富兰克林有时会赤身裸体地坐在那里完成上午的工作，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尽心尽力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享受着自己的脑力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制造和生产物品的快乐，完成我们可能会引以为豪的事情所得到的快乐，堪称生活的最佳奖赏。无论是农夫观察自己的土豆田播种的进度，还是作家看到自己笔下的作品越来越丰富，快乐和满足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体力劳动者只有运用自己的大脑，才能称为称职的体力劳动者；我也知道，任何一位写作者都会从写作时的体力消耗中获得乐趣，不管是连续敲打打字机，并看到他创作的文字源源不断地从压纸卷筒里打印出来，还是在持续的创作过程中听着钢笔有节奏地在纸上刷刷的摩擦声。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要学会去习惯并享受长时间的体力消耗以及与他的劳动息息相关、耳熟能详的所有物质条件，包括钢笔、笔记本、熟悉的书桌，甚至还有放糨糊和剪刀的小罐。他只有喜欢与写作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体力劳动，他才能被称为一名称职的作家。所以，凡·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如此描述自己的写作习惯和写作过程中体力付出时的乐趣：
“奥斯顿(Allston)喜欢麦克尔·安杰罗（Michael Angelo)的文字描述，他认为这一描述对他来说也是真实有效的——‘当我手里拿着一把凿子的时候，我知道这很适合我。’他两三次提到他的方法：
“我开始一天写作的时候，总是先把前一天做过的所有工作誊写一遍，并进行几处小的修改。这让我的思维活跃起来，我由此得到足够的写作动力。这就如同旋转一只陀螺。如今有些时候，当我完成前一天工作的誊写时，陀螺就开始自转起来……因而，我的笔记都是感觉的沉淀；当我在一天的工作过程中看到这些笔记时，这种感觉油然而生。但愿上苍保佑我不必打印笔记，不必向秘书口述。由此产生了历史上多数作家的注入式写作风格。优秀的作品是通过感觉创作出来的，只有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够相对容易地达到这一效果。”
不，你并没有脱离身体的范畴。即使一个人所穿的衣服也和他的写作有关。“我从来不会扔掉自己的任何一件旧衣服，除非我又写出了一本书。”奥利弗·奥斯顿(Oliver Allston)说道，“当我着手写作时，我穿着一件我特别喜爱的灰色的花呢衣服；我还没有完成第二章的创作。在我大脑里，这件衣服和这本书不知不觉融为一体。我不该幻想穿着其他任何一件外衣或者裤子坐下来写作。正因如此，我在写这本书时，思想严重抛锚了。我继续穿原来那件衣服，希望把我的运气带回来；当我的思想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这件衣服已变成了一堆碎布条。但是，‘假设衣服的背部与边缘破损不堪’，我会不会扔掉这件衣服？即使送给我可可西岛的所有宝藏，我也不会扔掉它。我保存着这件衣服，写完了这本书。我总觉得，是我的这件灰色的旧外衣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
在我看来，如许多的忧愁均是由精神因素造成的，而低迷的精神状态是由于终日碌碌无为造成的，或者是由于所做的事情没有做好、没有做成功、或根本无力去做造成的。在世上所有不快乐的人中，最不快乐的是那些什么事情都不愿去做的人。有多少去精神病医院的病人，就表明有多少不快乐、不工作的人，而不是有工作、没烦恼的人。再难完成的工作也不会把人累死；置人于死地的只有无法完成的工作、毫无目的的工作、具有下述性质的工作：它吞食了一个人的神经，正如海洋淹没了一个人的躯体一样。
在美国，讨论这样的事情是冒一定风险的；太多的人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于神经系统的过度紧张。但是，事情的真相并不为人所知。艰苦的工作可以致人于死地；此处，艰苦的工作包括饮食过度，甚至是行走，比如马拉松比赛。然而，由于工作、饮食或者行走等具有其正常功能，所以上述说法是不公平的。根据我对词语“艰苦工作”的理解，美国人是不会因此而死亡的；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马拉松比赛，因为他们的神经系统一直高度紧张地关注着最终谁将超过谁。我们身体的一般规律是不应该被轻视的。只要没有忽视身体的一般规律，真正的幸福就会降临于这样的人：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再好好地休息一下，以恢复自己的精力。真正的幸福产生于一天中适量的工作。
在这层因果关系中，一个特殊问题出现在美国特权女性的面前。随着一个国家积累越来越多的财富，一个闲散的特权阶层也成长起来；但是，在美国，它却变成了特权的、闲散的、不快乐的女性阶层。李丽安·海尔曼(Lillian Hellman)和克莱尔·布斯(Clare Boothe)在他们的戏剧作品中，多萝西·帕克在她的小说中，都曾描述过这一女性阶层；赛珍珠（Pearl Buck)将她们称为“火药女人”。从19世纪50年代始，美国的男人和女人在生活上越来越分化，詹姆斯·特鲁斯罗·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描述了这一特殊现象的有历史意义的发展进程。
“一种新型的孤独感……”
——詹姆斯·特鲁斯罗·亚当斯
除此之外，美国人的生活中也逐渐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孤独感，那是一种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
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中，美国妇女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她们总是参加各种活动，总是处在嘈杂的环境中，从孤独和单调的家庭氛围中摆脱出来。商业、各种专业和政治都是女人不能涉足的领域，除非一个很不普通的女人，或者在当时的背景下愿意被人称为“怪人”的女人。因此，普普通通、孤孤单单、喜欢社交、思想活跃的一个又一个女性开始致力于创建属于自己的世界。众所周知，西方社会的人们也许有着极其强烈的孤独感，因而，在19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发起了组建现代化妇女俱乐部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情感和知识的饥渴状态的妇女发现了“文化”和美丽。“孤独的人们”组建了“布朗宁俱乐部”和“漂亮房子”。这些组织尽管都不是太成熟，但是，女性最终发现了新的兴趣和新的刺激，以及鼓舞人心的新的自尊。男人也许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奠定个人或者民族生活的物质基础，而女人正在为建设知识和审美生活而贡献自己的力量。约翰·道(John Doe)先生作为当地的食品公司或者木材公司总裁，可能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或者可能正在竞选国会议员，而道夫人现在可能当上了妇女文学协会会长，并开始感到她自己是同一个社区里社会和文化生活的一位领导。
男人世界和女人世界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宽。假如妻子不能与丈夫一起参加商业和政治活动，那么，丈夫也不能与妻子一起参与“文化”社团活动……当他在商界和政界为获得成功全力以赴的时候，他也许会因为没有完全尽到丈夫的责任而感到自己良心上的刺痛，并感觉到他与“姣小女人”之间的距离正在越来越远。然而，当她在属于女性的精神世界和社交圈子里——而他本人被排除在外——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时，他们两人平等了。他觉得，只要他的妻子在“社团”里不感到孤单，而是一边品茶，一边聆听身边的某位女士阅读关于《索代罗》的一篇文章，并乐在其中，那么，他就能够把所有的时间如愿以偿地花在商业、威士忌以及和他的男性朋友一起谈生意上。在社交圈和知识界，男人和女人开始发挥令人奇怪的不同作用，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美国人》
因此，在考察这些美国妇女情况的过程中，赛珍珠清楚地表明了对特权的诅咒，主张为“火药女人”做些事情，并认为这是她们获取幸福的最佳方式。“在我们的文明进程中，最悲剧性的人物是中年妇女。她们在家里的职责已经完成，她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她们正处于身体和心理的最佳阶段，然而她们却感到自己的存在已经失去意义。她们是最不幸的人。她们终日碌碌无为，因为无人向她们要求或是期待她们做任何事情；她们不能得到幸福，因为她们终日碌碌无为……这种公民基本权利的不健全在我的国家促使了这些火药女人的出现；当我思考这一问题时，我想不起任何一个可以责难她们的词语。
我知道，假如男人们面临这一问题，假如，简言之，他们并不具备强制性的工作纪律所产生的优势，那么，他们永远不会在各个领域都达到他们目前出类拔萃的水平……不，如果没有正常的工作纪律、固定的工作时间、竞争标准的要求，那么，男人现在将会和女人发挥同样的作用。”她具有真正的心理洞察力，于是她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工作权是公民至高无上的基本权利，它使得他们真正地走向自由……她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她想做一项轻松的工作，她可以在她的村庄或街坊那里寻找。如果她想做一项重要的工作，她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或者在全民族的高度上思考问题，或者意识到远处有一个全新的世界等待她去探索。不去了解要做事情的极大数量，等于证实了这一公民基本权在何种程度上损害了人们的感知能力；而她了解后不采取行动，证明了已经对她的意愿所造成的损害。”
正是伟大的心理学家C·G·荣格如此奉劝这些神经紧张的都市妇女，“到乡下去。养孩子，喂猪，种胡萝卜。”我不相信，一个女人看到自己种的胡萝卜一天天长大，她此时的快乐会比不上一名画家或者作家；前者欣赏着自己创作的一幅绘画，后者经过辛勤的笔耕书稿终于完成。在所有的情形中，只有创造性的劳动和看到自己的工作出色地完成，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毫无疑问，在精神病院的病人中间，永远也不会找到一位成功的胡萝卜种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