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蔡元培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举行葬礼时，亲自执绋送葬。《鲁迅全集》编纂好后，蔡元培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请求送审时开放绿灯。蔡元培为这部全集写了序言。序言中对鲁迅的创作和学问推崇备至。这些评价出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之口，更让人感到其分量之重，情感之真，至今看来仍令人感动不已。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激和崇敬，她曾撰文说：“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5)忘年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之后，开始转入文化战线，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实，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31年5月瞿秋白与鲁迅经冯雪峰中间联络相识算起，他们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时间。可是从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看，他们的友谊却是非常深挚，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给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瞿秋白读了这本由鲁迅等编辑的刊物十分赞赏。特别是读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虽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但对鲁迅的文章非常喜欢读，认为他的文章犀利、泼辣，很有战斗力。事后冯雪峰与鲁迅谈起瞿秋白，说他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文，鲁迅当即让冯雪峰请瞿秋白将《铁流》俄文的序文翻译出来。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31年9月，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
后来，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冯雪峰的朋友家里。他和鲁迅的联系就由冯雪峰承担。冯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拜访了鲁迅。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讨由瞿秋白执笔成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如编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多篇作品，就是瞿秋白执笔的杂文。1933年4月瞿秋白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他写的序言中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特点，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弱点，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鲁迅对他的直率批评和鼓励非常满意。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鲁迅的处境很艰难，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在1932年11月、1933年2月、7月及9月，四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到家里避难。这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领导者的瞿秋白，无疑是极好的保护。1934年1月初，瞿秋白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来鲁迅家辞行。他们彻夜长谈，依依惜别。不料第二年的6月瞿秋白被反动派杀害。为此鲁迅抱病搜集、抄写、编排、校阅瞿秋白的译稿，编辑成《海上述林》两卷出版，作为悼念瞿秋白的礼物。
(6)双雄鲁迅与胡适都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并立双雄。
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他的同乡好友、《新青年》编辑钱玄同经常到鲁迅的住处来，将《新青年》拿给他看，并希望他能写点文章。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他对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气魄和胆识十分敬佩。1918年1月《新青年》改组，鲁迅、胡适都应邀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在《新青年》改组会上，鲁迅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等人。他们成了同一战线上的盟友。最初，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发表文章相互配合。当胡适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时，鲁迅则与之相呼应，创作了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更为激烈的批判精神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鲁迅与胡适同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学术领域经常互相切磋，互通信息。胡适研究《红楼梦》提出作者“自叙传”一说，得到鲁迅的充分肯定。鲁迅写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曾引用过胡适考证过的资料。胡适早就有写作中国小说史的想法，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他给与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虽然鲁迅对胡适倡导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持有异议，但真正形成鲁迅与胡适分歧的原因还在于对国民党的看法上，鲁迅面对国民党的黑暗与强权，所采取的态度是“黑暗至极，无理可说”，只有反抗。而胡适也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不满，但他却标榜美国式民主，冀望通过“负责任的言论”来引导政体走上民主化轨道。这种分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上。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被选举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向国民党提出“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时，胡适则公开发表文章予以批评。宋庆龄、鲁迅对胡适的言论提出质疑，胡适仍然固执己见。1933年6月18日，积极参加同盟活动的杨杏佛被特务在上海暗杀，两天后鲁迅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出席杨杏佛的入殓仪式。而当鲁迅为杨杏佛遇害而伸张正义的时候，胡适对昔日的学生和朋友之死，始终未置一词。鉴此，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只得将胡适除名，由此鲁迅与胡适也就彻底分道扬镳了。
尽管鲁迅与胡适成为不同立场的代言人，可是胡适对鲁迅在白话文学上的成绩，一直是持肯定态度的。鲁迅逝世后，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指责鲁迅，污蔑鲁迅，极力贬低鲁迅的价值和影响。胡适闻知立即给苏雪林去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乘之作。”苏雪林还翻出旧账说，曾有人认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了日本盐谷温的著作，熟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研究的胡适，在给她的信中写道：“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这种客观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7)慈爱许广平回忆：一次，上课时，前排的几个学生说：“周先生，天气真好哪！”鲁迅不答。又有人说：“周先生，树枝吐芽哪！”还是不答。“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哪！”终于，他笑了笑。学生受了鼓励，说：“书听不下去哪！”他说：“那么下课！”马上有学生接口道：“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这时全体学生都说要去，于是鲁迅便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了。
常维钧回忆：讲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鲁迅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都收到五花八门的稿件：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