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字星杓，号起孟、启明、知堂、苦茶庵老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取名作人，以名行世，一生用过90多个笔名，常用笔名有独应、周逴、周遐寿、仲密等，绍兴人。鲁迅二弟。9岁以前在家中私塾开蒙，11岁入三味书屋，后去杭州陪侍狱中祖父并授读一年半，遍读史书与笔记小说。光绪二十七年秋，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科，开始翻译英文小说。光绪三十二年夏，随鲁迅东渡日本，先后进东京法政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曾与鲁迅创办《新生》杂志，未果；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并开始创作小说和自学多种外文。宣统元年六月，在东京与羽太信子结婚。
辛亥革命前夕归国，先后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英文教员、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教育司视学，兼任《绍兴教育会月刊》及《叒社》杂志编辑，还常在《越铎日报》发表反封建的政论和翻译外电通讯。在任绍兴教育会长期间，着手进行教材改革并开始研究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参加《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编辑工作。同年10月，又任《新潮》月刊编辑主任，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著名文学论文，以及新诗《小河》、《微明》、《画家》、《爱与憎》等优秀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起过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孔德学校、中日学院、女子学院等校任教。1922年11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4年冬，与林语堂等创办《语丝》周刊。1930年8月，主编《骆驼草》。抗日战争开始后，滞留北平。1939年元旦，遇刺未亡，随即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委员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又以汪伪政府要员身份访问日本和“满洲国”。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刑10年，1949年1月被保释出狱。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从事著译工作。曾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与人合译了《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一生著译颇丰，主要著作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瓜豆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也回忆和撰写了大量有关鲁迅的图书和文章，主要有《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等。1965年9月，所写最后一部30多万字的回忆录《知堂回想录》，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
(14)淡漠1897年正月，周作人陪祖父的妾潘姨太到杭州陪侍因科考贿赂案被光绪皇帝钦判斩监候、羁押在杭州府狱里的祖父周福清。在杭州时，周作人住在花牌楼，被“拘在小楼里边”，“生活够单调气闷”。这段生活是周作人淡漠性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八道湾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杏树，开花的时候，周作人每天从树下经过，却不知道花开了。鲁迅因此说周“视而不见”，他曾感慨：“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林语堂说，鲁迅极热，周作人极冷。1944年，林在西安遇到沈兼士，相约登华山。路上，沈对林说，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时，日本人将抗日青年关在北大红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沈兼士边说边流泪，林语堂不禁感慨：“热可怕，冷尤可怕！”
周黎庵记载，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底，国民党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肃奸运动，逮捕了许多人。在这四十多天中，周作人经常到琉璃厂逛旧书铺，镇静自若，一点没有风雨欲来的恐惧情绪。
周作人被捕前，北大学生邓云乡到周的办公室请其写稿子，周当时正准备赴南京应付汉奸诉讼，他对邓的冒失并不气恼，只是轻松地说：“现在不是写文章的时候，将来一定给你写。”
王士菁回忆，周作人即使谈到激动人心的事或应该深刻反省的事时，也不激动，“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谈到李大钊去世后掩护李的子女、保护李的文稿之事，他并不激动，“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之事，“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妻子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虽然稍觉寂寞，惟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
(15)反目鲁迅本名周树人，与周作人、周建人是同胞兄弟。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大四合院，将母亲接来，与周氏兄弟三人同住。当时，鲁迅的母亲年迈，夫人朱安不识字，鲁迅提出由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家务。鲁迅作为大哥，主动将每月收入，除留些零用钱外，都如数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这种安排本来是出于对羽太信子的信任，可是她一朝权在手，便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她花钱大手大脚，讲排场，摆阔气，丝毫不考虑这些钱是大哥的血汗钱。因而鲁迅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周建人是经羽太信子搭桥，与她的妹妹结婚的。因为有着这层关系，羽太信子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当佣人一样对待，指使他们干这干那，一点儿也不尊重。鲁迅知道周建人老实，不甘心他在这个家里受人支配，就给蔡元培写信，请求帮助给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个职位。这是鲁迅出于对弟弟的关心，迫不得已而为之。
羽太信子变相挤走了周建人还不满足，她还想独占这所四合院。于是便设定阴谋向鲁迅开刀了。1922年7月的一天，羽太信子又哭又闹地对周作人说，鲁迅从后窗户偷看她洗浴！周作人本来就是对羽太信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听到她的诉说，也不细问根究，就气呼呼地给鲁迅写了封信，信中写道：“以后你不要到后院来！”鲁迅接到此信十分诧异，亲兄弟在前后院住，怎么忽然写起信来了？他想问个明白，可是周作人却拒绝与他见面，更不用说弄明白原委了。无奈，鲁迅一家就搬出了八道湾，他母亲也跟着他一家搬出去住。这样，羽太信子就独霸了八道湾这所四合院，达到了她的目的。其实，羽太信子诬蔑鲁迅偷看她洗浴，完全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陷害，八道湾后院的房屋，北窗户很高，外有泄水沟，沟外还栽种着花卉，是根本无法靠近窗户往屋里看的。
(16)良知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5月12日，他得知这一消息就匆匆回国。5月28日回到北京。6月3日，他即和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大学生被北洋政府拘捕的中小学生，被军警拒绝，未能见到。6月4日下午，参加北大教职员会议，讨论营救被捕学生的事。那时，北大文科院红楼外已经驻兵五棚，而周作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好像一点也不在乎。6月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演讲学生。当夜，他就在灯下写下《前门遇马队记》，愤怒谴责军警的所作所为。6月14日，他在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就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看望。
1926年“三·一八”的第二天（3月19日），时为女师大教授的周作人就以无比悲愤的心情写下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发表在3月21日的《京报》副刊），他控诉“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第三天（3月20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痛感“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3月2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可哀与可怕》，“我固然哀刘杨二君之横死，但我也怕天下有不知哀矜之情的男女”。这一天他又写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72期），再次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引《心中》一文说：“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的文字是平稳而不是激烈的，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和他的兄弟鲁迅并没有什么两样。
4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发表《恕府卫》，指出恕府卫的理由：一，他们无知识；二，他们是奉命的。尤其要谴责的是那些“使用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
4月5日他在《语丝》73期发表《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的学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表示“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称她们是“新中国的女子”。
不足一个月，制造“三·一八”惨案的段祺瑞政府就垮了，另一个军阀张作霖进了北京，《京报》被封，邵飘萍先生于4月26日遇害，北京弥漫着一片肃杀之气，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受到严峻的挑战。周作人在5月24日发表的《闲话四则》（《语丝》80期）中说：“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5月31日，他还在《语丝》81期发表《死法》一文，为生命的失去感到痛苦，他说：“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三月十八日为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君在执政府被害，学校里开追悼会的时候，我送去一副对联，文曰：‘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沙成仙！’这末一联实在是我衷心的颂辞”。
6月28日，离“三·一八”一百天，周作人写下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他说：“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17)恩师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本名章炳麟，号太炎。他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早年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笔。
当时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又恰好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同学，便通过他的引见结识了这位自己很敬佩的同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之余，还在神田大成中学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应鲁迅等人的要求，又在《民报》报馆另开一班，给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学生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等国学文化。章太炎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将很枯燥的文字学讲得很有趣味，谈笑风生，庄谐杂出，如同与家人或朋友谈天一般。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自然使学生们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鲁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来信，告诉他们印度梵师来讲学，他已经为他俩交了学费，希望他们参加学习梵文。后因学习的难度很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但章太炎治学“儒佛兼收”、“兼收并蓄”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对他很有激励作用。在1926年的《谢本师》中他写道：“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就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却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渐入颓唐，退居书斋，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国学会，淡泊于日益壮大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的文章，告诫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很委婉地对章太炎倡导国学提出了异议。由此，他们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彼此的联系逐渐减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逐渐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背离。又与章太炎的思想趋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访北平时，周作人再度执弟子礼，热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作《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给予这位恩师很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