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萧军于1946年9月23日重返阔别了十二年的哈尔滨。先后担任了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化出版社社长、《文化报》主编等职务。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化报》与《生活报》论争事件。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了“关于萧军问题的决定”，从此萧军便被排斥出文艺界，被湮没了整整三十年。萧军在极端困难的逆境中写出《五月的矿山》、《吴越春秋史话》以及《第三代》最后部分，《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萧军近作》等重要著作。萧军在新中国成立后所写的这些作品，思想更见深沉，艺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但保存了宝贵的文学史料，而且是非常优美的散文艺术珍品。特别是后两部作品，名为“注释”，其实是别具一格的艺术品。
习武1917年，十岁的萧军随做生意的父亲到长春，当时日本侵略势力在东北甚嚣尘上，有志之士都以刺死伊藤博文的朝鲜志士安重根为榜样，修文习武。萧军经父亲同意，拜了江湖侠士山西人段金贵为师。从此，他就开始了昼习文夜习武的少年时代。
1926年，19岁的他到吉林北山当兵。当时，北山聚集了一批武士文人，作为文职兵，他有机会同这些江湖义士弹琴赋诗，练拳舞剑。在这里，他因路见不平，也出过几次手。由于他的剑术出众，演京剧《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的演员秦小舫拜他为师，学习舞剑。1927年，他考入沈阳宪兵训练处，在这八个月的学业中，他学习了格斗—柔道—日本劈刺和侦察技能。之后，他被分配到哈尔滨当宪兵。虽然只干了几个月，但他对欺凌民众的兵痞，污辱妇女的警察，抢劫钱财的贼盗，都施展了他的武功，打了几次漂亮的仗，战无不胜。此年，他考入了沈阳的东北讲武堂。在此学习期间，他开始用不同的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第四学期将毕业时，发生一场动武事件。起因是，在日本留学归来的中校教官朱世勤，无理鞭打一位同学，萧军气愤之下，以行意拳为同学挡开鞭子。朱世勤翻过来就打萧军，并且拔出佩刀，萧军拾取一把铁锨，格开佩刀，泰山压顶，照朱的头顶劈去。由于众多同学拉架，才没劈死后来当了汉奸的朱世勤。但是，萧军因此挨了军棍，不给毕业证书。他就这样离开了讲武堂。由于他的武功声望，辽宁昌图县的一个陆军旅，便聘请他去当了武术教官。
1931年“九一八”后日寇占领东北，他在沈阳结识了著名武师辛健侯，两人共伸爱国情怀，切磋武功，使他的武功更臻精熟。这时他已精通长拳，花拳，行意拳，八卦拳，太极拳和各路刀剑，还有日本的柔道和劈刺。不久他和辛健侯先后到了哈尔滨。
他在哈尔滨与萧红同居后，以写作为生，有时仍和辛健侯练武。在当地他结识一位白俄拳师后，又迷上了西方拳击。以后，他走青岛，奔上海，逃武汉，赴西安，涉兰州，到成都。两次投奔延安，一直到抗战胜利，他都坚持练武。就是在解放后了无声息的许多年间，北京的一些武师与他还有来往。
(89)逝情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原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幼年丧母，父亲张廷举是当地有名的官僚绅士，不仅对佃户奴仆很残暴，对萧红也十分严厉。家庭环境和冷漠的亲子关系使萧红从小就养成叛逆的个性。1931年，专横的父亲逼着萧红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汪殿甲（王恩甲）。萧红断然拒绝，和封建家庭决裂，逃出了父亲的控制。
她逃婚出走至北平，考入女师大附中，未婚夫汪殿甲尾随而至，两人因经济困窘回到哈尔滨，在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同居。1932年，汪殿甲以回家取钱为由，将怀孕中的萧红抛弃，险些被旅馆老板卖到妓院以抵还六百多元的食宿费。孤苦无助、重病缠身的她向报社投书求助，报社主编裴馨园收到信后非常同情这个不相识的女读者，便派萧军到旅馆探望。萧军按照信上所示的地址找到了萧红。萧军这时看到的萧红是一个憔悴的孕妇，脸色苍白，神态疲惫，穿了一件已经变灰了的蓝长衫，拖了一双变了形的女鞋。
萧红对萧军的到来，非常惊喜，更没有料到来看望她的人正是她所佩服的作家三郎。萧红读过萧军以三郎笔名发表的诗歌和小说。萧军当时头发蓬乱、衣着褴褛，活似个流浪汉，然而，却散发着豪爽的英气，萧红不由产生信赖和亲切的感觉。年轻的萧红在那狐鬼满路的茫茫人海里，终于遇到一个知音，便打开心扉，把自己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难言的屈辱，痛苦的心情，对爱和美的渴望与追求，尽情地倾诉出来。萧军在萧红的床上，发现了散落的纸片上画着图案式的花纹，虽是胡乱勾勒的，但线条洗练流畅，显示出勾勒者非凡的艺术才情。接着萧军又看到纸片上有几节字迹秀丽工整的短诗，萧军被震动了！他感到无比的惊异，眼前的是一个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这个灵魂！但是萧军心有余而力不足，适巧松花江决了堤，遂得以趁乱从旅社救出萧红。萧军与萧红在患难中结为夫妻，两人在道里商市街二十五号大院的一间小房同居。萧军送给妻子的礼品，不是什么珠宝首饰，而是比珠宝更珍贵的三首定情诗，萧红也从此走上写作之路。
萧军与萧红结合的六年，是他们各自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六年，是他们出成果最多、最艰苦也最快乐的六年，也是打打吵吵的六年。
萧红确实如萧军所说，“自尊心过强，有时膨胀到病态的地步。非常敏感。她有消极的一面，生活意志很弱”等等，这是她的性格问题，萧红生来一副多愁多病身，她不是伟人，无力自控，但她对萧军是真正投入了感情的。1938年，他们来到设在山西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工作，萧军总是闹着要上前线抗日，要去打游击；萧红则认为抗日应各尽所能，我们的特长是写作，应当用笔为抗日呐喊。两人各执一词，不欢而散。正是这一次争吵，让萧红下定了与萧军分手的决心。
萧军也尽了自己的努力。他一直跟着萧红，不想分手，但又忍不住不吵不闹。最后，萧军只得默默接受这一切。他在兰州遇上了贤淑温良的王德芬，并与之恋爱结婚，这一次婚姻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萧军逝世。萧红与萧军的同居关系维持了六年（1932—1938），正式分手时，萧红已经怀孕，那孩子后来不久夭亡。1939年（一说为1938年），萧红另与端木蕻良结婚，婚姻关系维持了四年，直到她病逝于香港。萧红临终前还想起萧军，念叨道：“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情书
致萧红
吟：
前后两信均收到了。你把弄堂的号码写错了，那是二五六，而你却写了二五七，虽然错了也收到。
今晨鹿地夫妇来过，为了我们校正文章。那篇文章我已写好，约有六千字的数目，昨夜他翻好四分之三的样子，明晨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已搬到环龙路来）再校一次，就可以寄出了。其中关于女作者方面，我只提到您和白朗。
秀珂很好，他每天到我这里来一次，坐的工夫也不小，他对什么全感到很浓重的兴趣，这现象很好。江西，我已经不想要他去了，将来他也许仍留在上海或去北平。寄来过一次，你的第一封信她已看过了。今天在电车上碰到了她、明、还有老太太，她们一同去兆丰公园了，因为老太太几天要去汉口。
三十日的晚饭是吃在虹他们家里，有老唐、金、白薇（她最近要来北平治病了，问你的地址，我说我还不知道）。吃的春饼。在我进门的时候，虹紧紧握了我的手，大约这就是表示和解！直到十二时，我才归来。
踏着和福履里路并行的北面那条路，我唱着走回来。天微落着雨。
昨夜，我是唱着归来，
——孤独地踏着小雨的大街。
一遍，一遍，又一遍，……
全是那一个曲调：
“我心残缺……
我是要哭的！……”
可是夜深了，怕惊扰了别人，
所以还是唱着归来：
“我心残缺！……”
我不怨爱过我的人儿薄幸，
却自怨自己痴情！
吟，这是我做的诗，你只当“诗”看好了，不要生气，也不要动情。
在送你归来的夜间，途中和珂还吃了一点排骨面。回来在日记册上我写下面几句话：
“这是夜间的一时十分。她走了！送她回来，我看着那空旷的床，我要哭，但是没有泪，我知道，世界上只有她才是真正爱我的人。但是她走了！……”
吟，你接到这封信，不要惦记我，此时我已经安宁多了。不过过去这几天是艰难地忍受过来了！于今我已经懂得了接受痛苦，处理它，消灭它，……。酒不再喝了（胃有点不好，鼻子烧破了）。在我的小床边虽然排着一列小酒瓶，其中两个瓶里还有酒，但是我已不再动它们。我为什么要毁灭我自己呢？我用这一点对抗那酒的诱惑！
偶尔我也吸一两支烟。
周处既找不到，就不必找了。既然有洁吾，他总会帮助你一切的，这使我更安心些。好好安心创作罢，不要焦急。我必须按着我预定的时日离开上海的。因为我一走，珂更显得孤单了。你走后的第二天早晨，就有一个日本同志来寻你，还有一个男人（由日本新回来的，东北人）系由乐写来的介绍信，地址是我们楼下姓段的说的。现在知道我地址的人，大约不少了，但是也由它去罢。
《日本评论》（五月号）载有关于我的一段文章，你可以到日本书局翻看翻看（小田岳夫作）。
花盆你走后是每天浇水的，可是最近忘了两天，它就憔悴了，今天我又浇了它，现在是放在门边的小柜上晒太阳。小屋是没什么好想的，不过，人一离开，就觉得什么全珍贵了。
我有时也到鹿地处坐坐，许那里也去坐坐，也看看电影，再过两天，我将计划工作了。
夏天我们还是到青岛去。
有工夫也给奇和珂写点信，省得他们失望。
今天是星期日，好容易雨不落了，出来太阳了。
你要想知道的全写出来了。这封信原拟用航空寄出，因为今天星期，还是平寄罢。
祝你获得点新的快乐！
你的小狗熊
五月二日
（注：此信系萧军于1937年5月2日所写，当时萧军在上海，萧红在北平。）
(90)师谊1934年夏，萧军与萧红在好友舒群的安排下，到了青岛，住在舒群岳父家。萧军担任了《青岛晨报》副刊的主编，但他的主要任务是抓紧《八月的乡村》的写作，而在青岛最大的收获是在地下党员孙乐文的帮助下，与鲁迅取得联系。在青岛待了不到半年，两人迫不及待地到了上海。
鲁迅是他们心中的希望和明灯。如果能见上鲁迅，那此行所有的悲苦辛酸都值。他们只好继续给鲁迅写信。鲁迅的回信总如期而至，但谈及见面，不禁让人凉了半截，先生的意思是“从缓”。鲁迅被当局通缉数年，当时环境之恶劣与现实之残酷，让先生不得不谨慎万分。但鲁迅对人生地不熟的二萧又十分牵念，怕他们病急乱投医，再三提醒“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他真诚地说：“我想我们是有看见的机会的。”
出乎鲁迅意料的是，他在复信中称呼萧红为“女士”，遭到她的不满与抗议。更出乎二萧意料的是，这一因过于敏感而炮制的抗议竟然博得了鲁迅的好感，他似乎看到了这对年轻人身上温润如玉的天真，他认为，他出来保护这对年轻人身上的美好东西责无旁贷。他们再通信就像老朋友一样俏皮嬉戏，而见面的机缘也已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