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我们举家迁往这座小城。这是中国最普通的一座小城，地处平原，淮河的一条支流从这里流过。这小城是很有点历史了，据说这里是虞姬的故乡。城西头的一条十字路口，就立着一座虞姬像。她站在高高的石樽上，四周有白铁护栏围着。和一切的古美人一样，她温婉，隐约，含糊。她天长日久地微笑着，笑得不明所以然。古代的风钻进她的石头裙裾里，那石头裙里已落满了现代的灰尘。
我们家住在城东头。隔壁是医院和文化馆，马路对面是一家理发店，隔壁就是派出所，常见得穿蓝警服的民警进进出出。这是一条老街，小城的中心。夏天的时候，槐树和梧桐的叶子在人行道落下了森森的影子。我外婆就生在这小城，一年年地长大，结婚，衰老。1949年，我外公去了台湾，她择人再嫁。她是小城的美人，上过洋学堂，她向我描述过她当年的穿着，黑裙子，白上衣，飒爽的短发。她是小城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子。
新华书店也在这条街上，离我们家不远。出了院门，文化馆的隔壁就是了。星期天，我常去新华书店门口的书摊上租小画书看，看的是《洪湖赤卫队》，《一双绣花鞋》，《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五分钱能租三本，三本就能打发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我走回家去，还不忘绕到前街的人民剧场买根香蕉冰棍，或者到老邮局门口看一个太岁爷模样的老人给人写信，他是摆摊的，写信是要收钱的。
我弟弟刚洗澡回来，是我母亲带他去的女澡堂。在院子的一条甬道上，碰上我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在闲聊。就有人逗他说：“女澡堂是什么样子的？”
我弟弟说：“有一个大水池子。”
“还有呢？”
我弟弟不说话了，把头钻进我父亲的两腿间。
“是不是有很多阿姨？”有人把他拉出来，笑道：“来，到叔叔这儿来。——那些阿姨是什么样子的？”
我弟弟犹豫了一会儿，到底还是说了：“都脱光了衣服。有的胖的，有的瘦的。”
众人一阵哄笑。又有人问：“那胖阿姨是什么样子的？你看见她什么了？”我弟弟嗫嚅地看着我父亲，到底还是跑了。
我父亲在机关里做秘书，可是有一天他认真学起英语来了，买来书和磁带，让我和他一起念。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将来还是靠这个吃饭。他指了指脑子。我父亲也教我写毛笔字，每天放学回家临摹一张，然而我不太感兴趣，不久还是放弃了。
我插班入东关小学读二年级。对这小城最初的记忆是愉快的，这是1979年，或者1980年。成绩好，虽然不是班长，可是受人尊敬。老师常常在课堂上点我的名字，说，大家都要向某某人学习。我低下头，抿着嘴笑了。我二年级就开始自学四年级的数学，并学得很好。我父母说，你比弟弟好学，将来一定有出息。
我母亲也常打扮我。那年小城流行一种绸布，绿底白波浪纹，很多人拿来做裙子，穿疯了。我母亲也为我做一条，可是裁错了，横条纹做成了竖条纹。心心念念的一条裙子，满街都是，可是错了。我哭了很久。
三五条主街巷，干净的院落，漂亮的姑娘们，琳琅满目的百货店……小城给我的总体印象是小康人家的富足。真奇怪，怎么会留下这种印象呢？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小城并不富有，工人拿微薄的工资。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国营厂倒闭了，鞋厂，机械厂，面粉厂……工人们在自家门口摆小吃摊，用油布搭成一个帐篷，俗称“蒙古包”。也有人结队到政府街游行。有一天，一个拄拐杖的老人在骂街，说，我是谁？我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他倚在墙角，把拐杖敲得叮叮响。政府停发他的养老金了。
小城人有很多怨言，有人开始惶然。“反腐”开始的时候，每年都要抓走很多贪官污吏，诸如银行行长，财政局、粮食局、工商局等大局的要人。有一年据说是一窝端了。我一个同学的父亲，后来当上了市委书记，一年前也进去了。全家都进去了，包括我那个同学。他长得白白胖胖的，小平头，笑起来的时候会眯缝上眼睛。念中学的时候，就坐在我后排，上课时会拽我的辫子，偷偷地笑。
小城人说，把大大小小的干部拿出来抖抖，个个都够得上杀头。
杀头倒不至于，可是判个二十年是绰绰有余的。很多人家破人亡，儿子自杀了，老婆疯了。小城人畅快之余，更多的是发一些感慨，他们会说，这就是人生么？有什么意思？
当然，这是后些年的事了。当我知道这些事的时候，我明白，风气已经变了。1979年的小城不在了。
我有过一段整齐的生活，就是来到这小城的最初几年。我父母那时很年轻，似乎也很浪漫。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每个周末我们全家去看一场电影。我为她这句话感动了很久，虽然这计划没能实现。她的计划很少有实现的，因为她耽于幻想，而且常常把它说出来。有一次她又说，只要你考上重点中学，我给你买辆自行车。后来我考上了，她果真买了自行车，却自己骑上了。
每天，我骑着父亲单位的破“公车”上学，车座高，脚简直够不着。而且车链常常就掉了，我觉得丢人。可是骑在路上，我仍觉得母亲是个可爱的女人。她常领我和弟弟逛街，为我们买些课外读物和衣帽鞋袜等零碎品。有一年她去上海出差，为我捎了件连衣裙，白底，淡紫罗兰的雪松图案。她近乎讨好地说，我知道你喜欢素净的。她希望我立马穿上，然而那年我已经十岁了，不知为什么突然害羞了，我不想穿上这件漂亮的连衣裙引得男同学们注目。我母亲为此打我，中午把我逼在家里，说，不穿上这裙子，你别想上学。后来我到底穿上了，而且迟到了。走进教室的一瞬间，全班的同学抬头看我，我很慌张。
我越来越沉默了，脾气也很怪。放学回家总是一个人走路，会绕路到河沿，那儿有个露天书场。傍晚时分，早有人拎着板凳，把说书先生围得严严实实。也有人站在河岸上听。说的故事早已忘了，只听得老先生“当”的一声铜锣响，用苍老浑厚的声音说道，话道那唐朝天宝年间……
我挤进去了，看见人鼻尖上的汗珠，闻见一阵阵呛人的劣质烟味。有人在咳嗽，一个妇女把奶头塞进婴儿的嘴里。我一边听说书，一边假装不经意地打量他们，当时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喜欢这一幕，因为我的小城在这里，在这些穷人中间。穷而且平安，很知足。
对于时代的变迁，我最先是从母亲那儿发现的。1984年前后，她突然浮躁了，她看见有人发财了。她喜欢钱，又一向争强好胜惯了的，总想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比别人好。她说，别人能发财，为什么我就不能？他还不如我呢！她甚至决定辞职，“下海”这个新词汇，我最先是从她那儿听来的。她和我父亲商量了半年，后来累了，到底没辞。
这是我母亲最懊恼的事情之一。她懊悔的另一件事是没有在政治上求发展，她说，我原本可以做官的。这方面，我得承认，她是有点虚荣心的。她做官不为别的，只为做给别人看，让老熟人、老同学知道，她过得不错。说到底，她是个天真的女人，有过幻想，活泼的生命力，然而瞻前顾后。她是个矛盾的人，末了安慰自己说，算了，女人能干管什么用？出头露面的，吓死人了。钱多会咬手，官大会出事，我还是做我的会计吧。
时代在我父亲身上的表现，主要体现在言谈上。我常见他和朋友们聊天，说道，苏南的乡镇企业，那真是了不得！
我父母是突然间变老的，因为我和弟弟已经长大了。这几乎是一瞬间的事，我弟弟已经二十八岁了。那一年我回家过春节，伏在阳台上看街景。姑娘们又换了新的一荐，年轻风情的脸，新的时装样式，一样地微笑着。——这微笑自古以来就在那儿，一代又一代的姑娘就在这微笑中老去了。
我母亲买菜回来，见了我批评道，你看你，灰头土脸的样子，就不能穿得鲜艳点！她似乎心情不好，我后来才知道，她在街上被人叫做“老太太”了，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很不适应。我母亲爱发牢骚，抱怨小城的种种陋习。她又告诉我，哪个邻居死了，心脏病突发，呜咽一下，一口气没上来，就死了。岁数不大，才四十五岁。
小城我都快不认识了，在街巷里走着，常常就迷路了。说真的，小城变漂亮了，整洁了。走在街上，我母亲指着一个衣着时髦的女子说，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我说不知道。
做鸡的。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
这是一家发廊门口，所以我有点信了。这一条街上全是发廊，你看看——我母亲指着，我便笑了。至少在这一点上，这小城是很有点时代特色了。
我看见时间这东西是怎样流过我的小城，悄悄改变着一切。而我知道，二十年前的小城确实不在了，那条老街巷，无所事事的机关工作人员，河沿旁的说书先生，老邮局门口代人写信的老太爷……那些淳朴安静的人儿，他们平凡地活着，不焦躁。现在，这些人哪去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