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豪斯上校的忠告
从1932年到1933年，我受外务省指派去巡视日本驻欧美使领馆。当时的外务大臣是内田康哉[1]，次长是重光葵[2]。我想大概是由于重光次长的好意才会让待命中的我去欧美进行巡视。在纽约时，岳父牧野伸显[3]伯爵介绍我认识了豪斯上校。
豪斯上校
爱德华·豪斯上校（1858—193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活跃于国际外交舞台上，当时在日本也为人所知。巴黎和会期间日本的全权代表牧野伯爵与其过从甚密。豪斯上校刚见到我便开口强调说：“没有外交意识的国家，必定会没落。”“外交意识”直译的话大概可以译为“外交上的感觉”，或许也可以译为“国际意识”。总而言之，豪斯上校讲了如下的话：
欧战爆发前，我受威尔逊总统之命前往欧洲，其间去拜访德国皇帝威廉二世[4]。当时皇帝正在检阅北海舰队，于是我们便在皇帝乘坐的游艇上进行会谈。德国倾向主战，我极力主张和平。我说，德国若不发动愚蠢的战争，今后将会成为世界一流强国，永葆繁荣。反之如果发动战争，德法间的争斗将无休无止，直至发展为世界战争。这样一来，德国便会受到英、法等国联军的围攻，苦心经营的国家崛起大业或许会被彻底颠覆。但是德国皇帝和德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听进我的忠告，后来发动了战争，结果正如我的预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是蓬勃发展的新兴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军备都大有凌驾英国之上的势头。我见上校时，日本可以说是第二个德国。上校继续着他的肺腑之言：“对今天的日本，我也想奉上当年对德国说过的同样的忠告。如果日本执意发动战争，近代日本迅猛的发展态势将一朝失去，反之如果此时日本慎重行事，坚持和平道路，冷静地专注于国家发展，日本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德意志帝国，殷鉴不远。这些是我这个老头子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结论，所以希望今天的日本国民能够深刻地体会我的话。”
上校徒劳的忠告
回国后，我大力宣传上校的话。不久之后，近卫文麿[5]先生访美与豪斯上校会面时，据说上校热心地再次重复了这番对日本的忠告。近卫公大抵和我一样尽力向朝野上下转告了上校的话。
然而不幸的是，与德国一样，豪斯上校的忠告对日本也丝毫不起作用，日本一改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外交上的传统，莽撞发动战争，从根本上破坏了振兴国家的大业。
二、日本打开国门以来的外交道路
前辈政治家们的苦心经营
谈起日本的外交，首先不得不回顾历史上与英、美两国的关系。众所周知，日本是在美国要求下打开国门的。但是，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密。明治年间自不必说，即使进入大正时代（1912—1926）后，亦是如此。这是由于当时美国忙于国内发展，无暇顾及海外，而另一方面英国则稳步扩大势力甚至延伸到远东地区，因此与日本的关系自然深入。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大增。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太平洋战线以美国为主力，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美英的地位发生了逆转。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对国际时局，特别是对自由世界诸国的外交影响依然重大。
明治维新时期的前辈政治家们在国家步履维艰之际致力国政，终于成就振兴大业。其苦心经营之历程今天回顾起来依然清晰可见。先辈们在打开国门之初，精心确立的日本外交基本方针说到底在于与英国的合作。尤其是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奇迹般赢得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在远东具有重大利益的英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日本的实力，自然而然会采取亲日政策。
日英接近和日英同盟
基于以上关系，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三国干涉”时，英国也避开参与俄、德、法的共同行动。而且，“三国干涉”后不久，俄国强行向清政府租借迫使日本返还的辽东半岛，并欲将旅顺、大连作为军事基地。英国为与其对抗，向清政府租借了渤海湾对岸的威海卫。不过考虑到日本的感情和利益，事先郑重地向日本政府寻求了谅解和同意。
英国的亲日政策随着俄罗斯帝国不断东进，最终上升到提议成立日英同盟的地步。与此同时，日本也凭借英国基于同盟之谊的合作以及美国的善意援助，不仅摆脱了日俄战争带来的危机，而且迎来其后的国运昌盛。这期间负责的政府领导层所付出的外交方面的苦心是国民应该牢记的。当然，当时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然而完全不像后来在日本国内发生的所谓“消灭亲英美派”的那种强烈政治性对立。
前人没有过的自卑感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今天的日本国民再三思考的是前文所述的明治时期日本国民的对外态度。日英同盟成立时的英国处于大英帝国的最盛期，称霸七大海洋，领土辽阔，号称“日不落帝国”。日本不过是刚刚登上世界舞台不长时间、位于远东地区的一个小岛国而已。也就是说，当时的大英帝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根本不像今天美国与日本的相差程度，而是更加悬殊。尽管如此，日英同盟成立之时，如前所述，日本朝野上下非常愉快地对此表示欢迎，完全听不到诸如“哦？这样日本不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喽啰吗”“日本不会被英国殖民地化吗”之类怀疑悲观的论调，反而以“东方的英国”自傲，丝毫没有自卑感。
近年来所谓进步文化人士、左翼改革思想派那些人，只要日美关系一出什么问题，就极其简单地炒作什么“日本在变成美国殖民地”“日本在成为亚洲孤儿”等不要说美国，在世界任何国家都难以想象的自卑言辞。听到如此言论，我便不由得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日英缔结同盟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的日本人吗？不过，我想大部分日本民众，即使在今天也和五十年前的日本人一样，一定是立场坚定且力量强大的国民。同时，我深切希望他们不会被如前所述的打着进步主义幌子的幼稚、卑躬屈膝的言行所迷惑。当然，日英同盟那个时代还不流行帝国主义、殖民地这样的说法。我们必须清楚，事实证明，日本没有因为成为英国盟国而从属于英国。
三、日本外交的倒退和复归
与英美关系的变化
上述的日英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力的逐步上升，好像已经令英国等国家产生了“日本正在一步步成为难以对付的国家”的看法。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提出震惊一时的“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十分露骨地显示出日本打算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意图。不仅如此，尽管说是出于日英同盟的义务，日本却在英国不一定同意的时间，采取英国不一定赞成的方式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青岛以及山东半岛一带的势力范围。我想，这些事情给人以日本趁英国等列强忙于欧洲战事之机，趁火打劫之类的印象。
这种情况下，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迅猛上升的美国，战后快速登上世界领导地位，因其早就怀疑日本的对华态度，遂利用召开华盛顿会议的机会，大肆宣扬对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开始出手制衡日本。毫无疑问，裁减海军的条约对当时陷入白热化状态的世界性造舰竞争起到刹车或者降温的作用，是一种有效恰当的措施。而且尽管对华九国条约并不特别以日本为对象，不过从结果来看，明显制约了日本的行为。美国又说服英国废除存在多年的日英同盟，其遏制日本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国内已经出现应该与德国联合抗衡英国的主张。当时还不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见，仅是日本内部，尤其是陆军部分人的看法。前面所提到的“对华二十一条”中，特别受到指责的第五款[6]主要也是基于军部的要求提出的。因此，日本军部的将帅们在接连遭到从华盛顿条约到废除日英同盟的打击后，认为英美两国采取的是对日封杀政策，进而将他们视作日本向大陆发展的障碍制造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其后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各国间的国际贸易竞争白热化，事态发展到日本商品的出口空间在全世界受到挤压，导致日本逐渐采取在邻近大陆扩大势力范围的扩张政策。由此，日本和当时已经与英、美对立的德、意两国靠近，在满洲等中国大陆地区挑起事端。结果正如大家所知，日、德、意三国从签订防共协议发展到结成三国同盟，再到对抗英美，最终发动大东亚战争。
内心深处坚定亲英美
但是，从大的历史走向来看可以得知，前述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对英美关系的异常变化并不是日本的本来状态，不过是一时的政策调整。不但站在战败后的今天回顾过去非常清楚，即使说战前乃至战争期间，元老、重臣毋庸论及，普通国民的内心深处是否认可与英、美为敌，与德、意结盟也是极大的疑问。
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面也有所提及——主张利用日本远离战火的契机，公开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野心，趁机与德国结盟的人不是没有，可我相信主流民意对英、美基本上抱有亲近感。
而且政治领导层忠实地坚守同盟义务也是清楚的事实。尤其是日本海军，不仅保护远东地区盟友英国的利益，使英国没有后顾之忧，甚至远涉印度洋、地中海，致力于护送协约国的运输船队。这都是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大书特书的日本的贡献。
爱德华·格雷先生对日本的赞誉
关于日本的贡献，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格雷先生在回忆录《二十五年》中这样写道：“日本长期以来是英国公正、有尊严、诚实的盟国。而且由于日本政府的自律，大战期间，涉及太平洋地区各种问题时，与英美两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摩擦。”格雷先生承认当时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努力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一事实，同时他也说：“但是西欧任何一个国家，假设它们处于与日本相同的立场，能比日本更好，哪怕与日本同样地保持自律吗？”由此可以再一次了解到，我们的前辈们重视国家信义这一事实，并且这一事实受到外国知名政治家如此认可称赞，即使今天的我们亦倍感喜悦和骄傲。
总之，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外交的未来发展方向为什么应该延续明治以来坚持的亲英美道路，过去这些宝贵的经验日本国民应该特别铭记在心。
国际信用和国际正义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必须以国际信用为基础。曾经有人说过：“外交和金融性质相同，都要以信用为基础。”这确实是至理名言。如前所述，日本以日英同盟和亲美为基准，迎来从明治到大正的国运昌隆。然而突然改变方向，敌视关系紧密的英美的同时，甚至与关系一般的德意结成同盟。这种变化不仅战略上十分拙劣，而且从丧失日本外交信用这一角度来说，非常遗憾。为了重塑日本的外交信用，今后必须进行长期努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忍受和耐心的艰苦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漠视明治以来前辈政治家们历尽艰辛，苦心经营打下的外交根基就这样土崩瓦解下去。
国际信用重要的是基于正义进行外交。外交以本国利益为上无须赘言，但即使是本国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国际正义的外交也有被恶势力所战胜的情况。就长期来看，正义外交一定会符合本国利益。一味在意眼下国际形势的变幻，拘泥于外交小利是十分愚蠢的。正义凛然的大丈夫态度正是外交人士所应坚持的态度。
外交方针依然是亲美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开始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内外政策受到对美关系的左右既是事实也是一种必然。不能否认在惯性影响下，占领结束独立后的今天，依然有人认为日本政策应始终保持对美依赖。不过如果是那种意义的对美依赖，随着日本经济发展为世界性规模的经济体，实力逐步提升，自然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在各个方面。
但是，日本外交的根基应置于亲美这一大原则今后不会发生变化，也不应该加以改变。这不单纯是战后占领状态带来的惯性使然，客观上也是需要坚守的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道路。另一方面的对英关系，如今也许不比对美关系重要，然而，考虑到美英两国超常紧密的关系和英国在世界外交中的地位，对美关系的重要性有时意味着对英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在贸易等经济关系方面，英国本国以及英镑圈的重要性依然没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英关系亦是日本外交领域绝不能忽视的部分。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毫无疑问必须通过海外贸易养活九千万国民。既然如此，自然难免会将重心放到经济上最为富裕、技术上最为先进且历史上关系最为密切的英美两国。这未必是主义、思想的问题，也不是经常有人说的“从属”之类的关系。只因为这么做，最为简便，同时最为有效。总之，不外乎是有利于日本国民的便宜之路而已。
空泛的中立主义
无须再次赘述，与国家防卫相关的所谓中立主义，无论怎样进行概念上的包装，其内容都是空泛的。从最近东欧的苏联卫星国发生的事件可以充分看出，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一国的独立自主没有意义。如果拥有足以保守中立的武力且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另当别论。可是，日本并不是这样。以日美安保条约为主的集体防卫体制是保卫日本的唯一道路。
因此，我认为日本应该以亲英美为核心，广泛推进与自由世界各国特别是地理和经济方面均接近日本的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当然，虽然这样说，却绝不意味着完全忽视与共产圈各国的关系。不过，日本国内存在一种言论，过于强调与共产圈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贬损对美英关系特别是亲美的外交方针。有鉴于此，特意着笔写下上述内容，明确日本外交应该坚持的道路。
利用排外心理的势力
但是，进入大正时期，有些人开始赤裸裸地反对明治以来坚持的亲英美的外交政策。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反英美情绪并不见得相同。有单纯嫉妒英美强大富裕的人；有憎恨英美在国际外交方面骄横的人；有基于各种主张和理由反对英美的人物，等等。其中，据我所见，对国家最为不利的是一些鼓动这种排外情绪用于扩大个人政治势力的。
最近的一个事例便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的行为。当时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的反英美态度如前所述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元老、重臣等领导阶层坚守明治以来的亲英美道路的反感，图谋与之对抗，从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而且他们将反英美的主张用“打破现状、建立新秩序”等革命性口号进行包装。但他们所犯的一个最大过失是反英美达到极致，竟与德意结成同盟关系。最后导致日本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国国民陷入战争失败的痛苦境地。这些都是我国国民切身感受到的事情。
对照历史来看，将排外情绪利用在政治运动方面的行为体现的是政治落后性，发达国家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朝鲜东学党之乱，中国义和团事件无不如此。再比如去年以来，埃及纳赛尔总统的做法也可以充分显示出这种心理。他采取激进和过激手段故意向英法势力进行挑衅，口头呼吁和平，结果却是损害和平。其实不外乎意图通过对外强硬的态度煽动国民的排外心理，从而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事态发展到极点，竟然表示出与国际上英法的对抗势力苏联结成联盟的姿态，甚至更进一步达到接受苏联援助的程度。从上可以看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踏上了和日本军部当年完全相同的道路。
深刻反思这些国内外事例的发展轨迹，令我隐隐担忧的是，即使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日本国内部分革新分子逐渐显现出利用反美运动作为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工具的倾向。他们以打破对美一边倒、实现独立、坚持中立主义等名义，向国民渗透反美情感，意图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实现个人野心。这种潮流如果止于今天的程度，也许不足以令人忧虑。但是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革新分子不会重蹈日本军部的覆辙，在反美运动达到高峰的时候，脱离自由主义国家阵营，渐渐倒向共产主义国家阵营。这一点我迫切希望日本国民做出慎重且智慧的评判。
四、与亚洲、非洲的关系
在此我想结合最近的中立主义和第三势力简单谈一下和亚非各国的关系。
亚洲、非洲与日本
亚非各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国家，现今在这些国家激荡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情绪。作为日本人，基于明治初期的经历，不仅能够充分理解，同时也对他们抱有满腔的同情和共鸣。然而，我想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些国家与日本的国情以及国际地位的不同。
一些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被称为进步文化人士的一群人，因为日本也是经历过战后数年占领才实现独立，与新兴的亚非各国有共同点，因此倾向于提议日本应该和这些国家携手，反抗曾经的殖民主义大国，尤其是英美法。我认为这是完全缺乏对现实认识的愚蠢论调。日本除去被占领期间，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独立是日本的本来姿态，是常态。这一点与前述国家明显不同。
事实上，今天的日本在国内政治、经济、工业、社会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与其说是亚洲国家，倒不如说更接近西欧国家。至少达到了西欧国家的水平。但是，亚非各国民众开化程度还很低，工业、经济能力尚未获得开发，还没有走出所谓不发达国家的范围。因此与外国经济的有机依存关系非常弱。所以在现阶段，这些地区的领导人更加致力于从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摆脱外国的殖民地影响、宗主国影响而非努力开展与外国的经济联系。总之，他们远离倒向两个世界中的某一方这样的问题，专心于如何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建设自己祖国的工作。我想这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中立主义。虽然他们对外积极地标榜要为世界和平、两大集团的融合等贡献力量，但这并非是基于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才主张的中立主义。因此，既有必要对他们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同情，又要看清楚其实质，不能给予过高评价。
我们能够做出贡献的方面
我在前面说过，日本在各个方面更接近西欧国家。当然，从地理划分方面来看，日本位于亚洲。与西欧各国相比，日本理所应当要比西欧各国更加了解亚洲。从人种方面来说，一般情况下，与西欧人相比，我认为日本人对亚洲人、非洲人更具有亲近感。基于地理方面、人种方面的原因，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今后的国际作用应该不言自明。例如，将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资金与日本的技术良好地结合起来，对东南亚进行开发就是很好的想法。这些在很长时间里受到西欧各国殖民压迫的不发达国家，对引进外国资本难免抱有相当大的戒心。日本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说服之类的作用，我想对树立日本形象大有好处。
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在实际操作时，会有相当大的困难，需要极大的忍耐和努力。但是，对亚非的民众来说，通过援助他们的经济开发，从而让他们明白正是自由主义才能给他们国家带来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恰是我们国家能够做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正是我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