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日管理机构的主要构成
怒发毒疮
8月15日战争结束前后，也许前述的宪兵队囚禁生活造成的营养不良作祟，我身上开始生疮，在大矶静卧养病。我不是范增却“怒而背上生毒疮”。因此我15日是在大矶聆听的天皇终战讲话。之后通过报纸得知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
如大家所知，日本按照投降条件，从投降书签署之日起的六年零八个月内，处于联合国的占领管理之下。而且不久之后我竟意外地立于肩负政治使命的位置，在美军占领管理期间长期劳神费力。为了今后可考，我根据外务省的资料将管理机构的主要构成记录如下：
远东委员会·总司令部·对日理事会
占领管理机构大致分为三部分。首先，在华盛顿设置有最高政策制定机关远东委员会（FAR EASTERN COMMISSION），成员包括美国、英国、苏联、中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其下有制定、发布指令的美国政府、以及负责执行任务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另外在东京设置有最高司令官的咨询部门——对日理事会（ALLIED COUNCIL FOR JAPAN）。对日理事会的组成国家为美国、苏联、中国和英联邦（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四方。
联合国总司令部的组成已经由美国政府在战争结束前的8月13日确定，并于第二天即14日将麦克阿瑟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告日方。不过，前面提到的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则是在此之后，麦克阿瑟司令官对日本治理过一段时间后才设立的。即战争结束那年的12月，我已经成为外务大臣以后，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交部长会议上决定的。可以说是对之前的行政管理以事后承认的形式开始正式运转。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实际的政策制定者为美国，具体为最高司令官。
对日本进行管理的实际执行者如上所述是联合国最高司令官（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总司令部（GENERAL HEAD QUARTERS）——一般简称为G·H·Q——开始设立于横滨，后来暂时迁移到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并于当年10月2日在日比谷的第一相互大楼开始运行。
参谋部门和民政部门
关于总司令部的组成需要注意的是其下属机关有参谋部门和一般民政部门两个系统。
前者分为参谋第一部到第四部，本来直属于麦克阿瑟元帅管理，人员都是总司令官的美国远东军。在管理日本方面，均承担一定程度的任务。参谋第一部的任务为占领军人事以及内部行政工作（占领军高级人员的出入境、日本人出境、国际红十字、撤侨）；参谋第二部的工作是为日方记录的翻译及整理、复员关系记录、谍报、非外交关系的外国使团来访通报以及与日本政府各个机关的联系；参谋第三部的工作是为占领军的作战、降书及给日本政府指令的强制执行、日本人的集体撤侨、战机及舰艇出入的管制；参谋第四部负责补给、民用航空、占领费用及占领造成的影响、支撑日本经济的石油进口以及配给、日本军队的装备补给物质以及设施的处理。
相对于参谋部门，还有与作战无关，专门负责一般民政管理事务的其他部门。总务部负责内部行政、公众卫生、福利、新闻报道、劳动、教育、宗教、财政管理、赔偿等；经济产业部在副参谋长监督下对农业、商业、渔业、工业、进出口、自然资源、科学技术进行调配管理。在众多部门当中，特别为我们日本人所熟悉的是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
民政局也称为政治局，简称G·S，掌管日本政府的内部结构和地位以及相关政策，开除公职、修订新宪法等由该局负责。即该局在战后日本的基本政治结构改革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关系最深，接触最为频繁。在后面将要提到的统治政策变化的第二个阶段结束之后，该局规模大幅度缩小。经济科学局如名所示，不需要特别说明。不仅对我们政府当局，对民间人士来说也是接触最多的部门之一。
地方管理机构和民事局
关于占领军的地方管理机构我还要补充一句。海军基地的横须贺军政府姑且不提，地方管理机构到1949年年末在美远东军第八军指挥系统之下接受指挥。以占领监视和情况报告为主要任务，第八军下属部队的驻扎地均设有地方民事部，负责上述业务。
初期，在全国各府县几乎都设有这些地方民事部。后来，集中进行设置，北海道地区民事部在札幌，东北地区在仙台，关东地区在板桥，东海北陆地区在名古屋，近畿地区在大阪，中国地区在吴，四国地区在高松，九州地区在福冈。
但是到了1950年，第八军司令官不再负责民政关系事务，地方民事部改为直属最高司令官，成为总司令部内的小型民事局，一直到占领结束。
终战联络事务局
为与总司令部的机构进行对接，日方设置了以与占领军进行交涉为主要任务的部门。那是我就任外务大臣前的事。据说与战争结束前后，直接通知日本将要设立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相同，美国毫不客气地要求日方特别设立能够直接进行交涉的机构。于是，日本政府抢在8月末联合国军进驻之前，在外务省一个角落设立了终战联络事务局。
但当我出任东久迩内阁的外务大臣后，有人提议应该把终战联络事务局扩大为更大的机构，因此经过职级改革，将之前的部门长官改为总裁，下设两个副总裁。人们认为需要比外务大臣地位高的大人物来担任总裁，便请当时担任枢密顾问官的原大藏大臣[18]池田成彬出任该职，并得到他的非正式同意。可是，因为池田是战犯等问题，总司令部对此有不同意见。于是在池田的推荐下，请战时担任中支那振兴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儿玉谦次出任总裁。这以后，进行管辖权变更，由外务大臣自然兼任。第二年3月1日起，我接任总裁一职。
这个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从创建之初，人们便一直争论是作为首相直接管辖的部门好，还是作为外务省的一个部门好。1948年1月，我处于在野状态时，听说作为外务省一个下属局的终战联络事务局被废除，改为首相直辖的联络调整事务局。在我第三次组阁时期，又成为外务省的一个局。后来在和平条约签署前，改为国际合作局，主要负责联络协调与美国相关的事务一直到今天。
在设立上述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后，在札幌、仙台、横滨、横须贺、千叶、名古屋、大阪、京都、吴、高松、神户、福冈、熊本、佐世保等地设立终战联络地方事务局，还在一些地方设立了派出机构。像今天很多人所知道的那样，他们负责与分布在各地的联合国驻军和地方民事部进行联系和交涉。
二、对日管理政策的转变（一）——进驻前与进驻后
出现了两个重大转变
由联合国实施的对日占领管理以上述行政组织方式持续到1952年4月。现在回顾一下当时情况可以发现，其根本方针经历过两个重大转变。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一个是，从占领初期的态度严苛到随着时间变化渐渐和缓，最后甚至转向援助培训的方向。这个转变从时间上看，我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现在暂且不提，容后再叙。我想先说一下刚才提到的两个转变中的另一个转变。
另一个重大转变是，美军进驻日本前，在国内制定了占领管理的基本构想，但存在着开始占领同时就进行了大幅调整的迹象。现在如果说得具体一些，就是在距离战争结束很久之前，华盛顿政府就提出了日本投降后对日管理的构想，并预先计划了与管理构想配套的众多管理措施。当然这么做没有问题，只不过，投降之后的日本国内形势与事前设想有很大不同，可能基于这个关系，不得不对管理计划的重要部分进行调整。
虽然管理计划中的重要部分做出调整，与最初构想配套的众多管理措施却没有完全随着调整而中止或调整，其中一些措施按照原计划推进。我认为这就是在初期占领管理过程中招致出现一些所谓过头行为的原因吧。
中止军管的原因
用具体的一个例子进行说明。事情是这样的，占领前就准备好的对日军管或类似军管的直接管理的构想，在开始占领时便遭到放弃，之后转化为实际执行的管理方式，即对日本政府进行改革，让日本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方式。
像大多数人已经知道的那样，本来占领军当初准备废止日本一直使用的货币转而发行军票，并且中止日本的审判权，所有的审判由美军军事法庭进行，却应日本当局的请求而没有真正执行。这件事发生在我就任外务大臣之前，不是我直接经历过的事情。但导致上述计划中止的内情令人怀疑，果真仅仅是日方请求的结果吗？有理由推测大概美方内部已经就中止计划多次讨论过。不管怎么说，占领军当局有过军管计划，而且该计划以日方请求中止为契机被废止都是事实。
美国对日本过高评价
前述情况的出现是因为什么呢？我认为与联合国，特别是美国过高评价日本国民的抵抗意志有很大关系。美国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关于美国的占领政策这样说过：“世界大战中，美国犯过两个重大失误。开战时极度轻视日本，战争末期又过高评价日本。”这不仅仅针对日本的军事能力，也适用于其他意义的抵抗能力或者日本国内情况。
说到底还是因为在瓜达卡纳尔岛、塞班岛、硫磺岛、冲绳等所谓南方作战的战场，美国引以自豪的高度机械化，意外遭受到日军的顽强抵抗，使其痛苦地感受到日本人战斗力或者说精神力量的强大。
关于这一点，后来，总司令部的将军们总是对我称赞日本战士世界第一强悍。据这些将军们说，他们估计在战争最终阶段的本土登陆作战中，联军至少将付出50万人的牺牲。美国人如何过高地看待日本的抵抗意志，如何对此充满恐惧，仅从他们的话语中就可以充分感受到。
不只是美军，像英联邦军，战争较早阶段，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等地的作战中遭受到日军的惨痛打击，对日本人抱有相当大的恐怖和憎恶。
正因为过高评价或者说过高预估日本的军事抵抗能力，在雅尔塔协议中，为请求苏联对日参战付出了高昂代价。如前所述，即使在战争的最终阶段，都没能想象到日本会那么干脆地投降，没有出现预计中将要进行的大规模登陆作战。
而且，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对日本抵抗能力的过高评价，不仅限于军事方面，可以说也存在于结束对日登陆作战后的国内统治方面。也就是说，不难猜测美军当时想象，即使联军成功登陆，日本军的一部分仍会扛着抵抗大旗跑到大山深处继续负隅顽抗，就算到不了那种程度，大部分日本国民对占领管理依然会有组织地抵抗。
这种情况下，日本投降以前，在美国本土制定的占领管理构想，现在想来，当然是非常严厉和残酷的。
然而当他们登陆日本后发现……
也就是说美国最初一定是抱着进入敌占区的心态制定的占领计划。因此，如果在占领军进驻后，出现受到日本人有组织地抵抗的局面时，即使通过日本政府进行行政管理，也难保顺利无虞，届时就算到不了军管程度，无论如何也有必要采取准军管的政治手段。基于这种考虑，美方在最先制定的管理计划中，如前所述，准备最低限度也要使用军票和设立军事法庭。但是没有想到日本政府的中枢机关意外地迅速组织投降，而且投降后日本的国内形势并没有发生令人担心的不稳定情况，美方于是判断没有必要采取极端的军管措施。9月2日签订投降书时，美国国内已经决定采取中止发行军票等计划的方针。之所以这个方针得以实施，可以想象，不能缺少日本当局、当时的重光葵外务大臣和冈崎胜男终战联络事务局长官等的努力。
另一个过高评价
美国除了这个偏差之外，还有一个对日本的过高评价。恐怕就是基于战前、战时的经验先入为主地认为日本是彻底的军国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国家，因此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深入大部分日本人的内心。因此他们自然认为占领同时应该尽早做的事情便在于从根本上破除所有军国主义思想，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将日本国民解放出来——这是占领军们多次提过的说法。
按照以上思路考虑，从初期对共产主义者的宽大处理、对工会的保护培育到劳动基本法的制定等一系列政策，当然都是民主化政策无疑，但同时另一方面，可以推测占领军在治理日本之际，抱有团结工人阶层等激进分子的想法。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对地主极其严苛的农地改革，如果解释为是从政治上团结农民大众的一个策略，也是无法否认的。
不仅看起来对共产主义者的处理比较宽大，在工会的成长方面也有允许工会自由进行政治活动的迹象。因为其程度超出经济领域，让人反而感到没有必要。到后来，屡次发生的过激政治争斗让总司令部自己烦恼不已，竟然将自己亲手解放的德田球一[19]总书记等共产党干部们驱赶出镜，让人产生巨大且具有讽刺性的矛盾感。上述情况如果单纯从民主化角度来看，必须说是难以理解的行为。即使从占领政策的制定背景、国际形势的变化来看，也难以进行说明。不难想象这期间出现了其他重大变化，即上述的日本投降前的占领统治构想与占领进驻后的实际情况出现较大偏差。
回想补余：
发生了猝不及防的事情——冈崎胜男（前外务大臣）
那是1945年9月2日的事情。那天我们天不亮便起床前往停在横滨海面的密苏里号参加投降仪式。顺利结束投降书的签署，松了一口气的我们回到东京大概是下午3点。然而，下午6点多，横滨终战联络事务局突然派人到我这里。来人说，联军当局准备明天（即9月3日）的早晨在日本全国各地发布《告日本国民书》，他是来送抄本的。
一共三张布告，第一张的大意为天皇将置于联军最高司令官的指挥之下；第二张为今后将禁止使用日本纸币，日本国民须使用美军军票；第三张为关闭日本的法院，由美军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我当时担任名字很长的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长官一职，所以首先收到通知。感到事态紧急，马上向重光外相报告。听说在随后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东久迩宫首相为首的阁僚们反复斟酌应对之策。即将10点时，我被召到首相官邸，东久迩宫、近卫、重光等阁僚都在座。绪方竹虎办公厅主任对我说，“这种布告如果对外公布，日本政府一天也干不下去。你辛苦一下，马上去横滨，和他们交涉下不要发布了。”
但是，时间已经到了夜里10点。即使马上出发，也很难找到美方负责人，何况还要进行交涉，我不认为能够让美方将已经准备好的布告突然中止发布。我极力推辞说，又不是我的职责，应该由外务大臣出面。但是外相不去，我不幸以终战联络长官的身份被强迫去进行交涉。
无奈之下，驱车前往横滨。午夜时分到达，司令部里只有值班人员。然后又赶往参谋长们住宿的新格兰酒店。新格兰酒店把守严密，穿越步哨拦阻费了不少力气。我装作富二代的样子混了进去，在前台打听清楚，爬楼梯来到参谋长的房间。因为是夏天，房门半开着。向内一看，眼前是客厅，里面有卧室，借着月光可以看到白色蚊帐中睡着人。于是鼓起勇气走进房间，打开灯，叫醒了蚊帐中的人。对方睡眼惺忪，嘴里嘟嘟囔囔地说跟他去客厅。我说完来意后，仔细打量对方，是一位和参谋长有点像又不太像的男士。
开始对方非常愤怒，我无言以对。反复道歉后，向他说明了情况。到底是美国人，很快释然，回答我说，那可不得了，我给你找找参谋长，然后全然忘记刚才的愤怒，开始到处打电话。结果没有找到参谋长，找到了副参谋长马歇尔少将。
很快同样睡眼惺忪的马歇尔少将出现在我面前，借用他的客厅，我向他陈述日本政府的苦衷，打起精神进行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交谈。不知道对方是否听进去我的话，但因为我夜深人静之际跑来，所以应该还是感到了事情的重要性吧。
“好吧。我尽量先中止明天发布公告。不过，明天麦克阿瑟元帅和参谋长说什么我可不知道，以后的事无法保证。”对方这样说道。他马上喊来通信官，命令他通过无线电通知日本各地联军改变原定计划。这样总算避免了早晨发布公告，我也暂时完成了使命，在夏日黎明的晨光中返回东京。
到达东京后我马上叫醒重光外相，向他进行了汇报。重光很高兴，不过他担心仅是这样还不够，我们二人决定尽快动身去横滨面见麦克阿瑟元帅。简单吃过早饭，又驱车飞驰在路上。当然事先预约见面有可能被拒绝，我们便直接去司令部，等麦克阿瑟元帅来后请求面谈。这天麦克阿瑟元帅对我们态度非常好，马上将重光请到房间里说话。日本内阁官员会见麦克阿瑟元帅这是第一次。最后，麦克阿瑟元帅也同意中止发布那三个布告。
这件事当时没有公开。如果我们在国内不得不使用军票，不得不由美国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难以预料。想起来非常后怕。倒是我，因为这件事，不仅前一天参加在“密苏里号”举行的投降仪式没有睡觉，当天也完全没有时间睡觉，困得要命。
三、对日管理政策的转变（二）——从严苛到宽大的演变
随着冷战的展开
除去上述占领出发点方面的偏差，随着占领统治的推进，世界形势的迅速变化也使美方的管理政策踏上大幅度转换之路。我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很难清楚划分出时间点，总之第一阶段是彻底推动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时期。以最为明白的形式体现出上述内容的是强调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的新宪法。
关于非军事化，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接连落实了如下几项：彻底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所有的军事机构，惩办战犯，解散极端国家主义团体，禁止教育宣传军国主义。稍微有些意外的命令是，国家与神道分离。而且为了从经济方面去除日本发动战争的能力，强令拆除军需生产设施。
民主化方面，从将不受待见的人物开除公职开始，废除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降低选举年龄、允许妇女参政，实施了一系列新政。然后又以民主化的名义，进行农地改革，解散财阀，设法避免经济力量集中，其理由并不能让人信服。恐怕是那种与不流血革命紧密相随的激进理想主义的产物，可以认为其中含有如前所述的特殊含义。
作为民主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给后来的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是起始于释放战前政治犯的、占领初期对共产主义采取的绥靖政策和对工会进行保护扶持以及制定劳动基本法的过程中存在的过头行为。当然从大的方向来看，必须承认没有什么不妥，但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趁战争结束后暂时的生活不稳定有所企图的破坏性势力对此加以利用，大部分情况下，发展为带有政治性色彩的示威运动和劳动纠纷，造成了社会混乱。这样，总司令部的初期政策发生转变，一般认为既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也与上述的日本国内局势有相当大的关系。
管理政策进入第二阶段
从管理政策的变化这一角度判断，占领政治的第二阶段应该开始于政策重点向日本经济自主化方面进行转换的时期。特别是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激化使美方决定重新研判初期的管理方针。通过政策改变，力图在经济层面重振日本，可以认为美方向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渗透的方向进行了转换。正式表明美方政策转变的标志是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伊尔在旧金山的演说以及远东委员会美方代表麦考伊的发言，当时我在野。
拓展阅读：
1948年1月6日美国科内斯·罗伊尔陆军部长的演说主要内容如下：
“对日占领政策的目标不仅在于使日本自立，还在于在日本构建有力且稳定的民主政体，以针对今后也许会发生在远东地区的新兴集权主义战争的威胁，发挥壁垒的作用。”
1948年1月18日美国弗兰克·麦考伊代表发言内容如下：
“美国正在提出为尽快使日本自立而需采取的措施的议案，陆军于7月以后的一年间，在保障日本人最低生活水平的同时，将向议会请求拨付用于供给加强和平产业的原材料、零件等的资金。
美国政府考虑到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协作对促进日本经济自立计划的成功实施绝对有必要，因此请求远东委员会善意地研讨近期将要提出的以此为目的的政策。美国国民不可能长期向日本经济提供援助，作为替代之法，只有使日本自立。目前美国花费在日本经济方面的经费每年高达3.5亿美元。美国国民的牺牲总算防止了日本经济的混乱，美国还支付费用帮助日本进口粮食和其他防止疾病和不安扩大所必须的物质。而且美国认为实现占领的基本目的是使日本成为具有可对世界经济的复兴贡献相应力量的能力，作为国际社会一员拥有相当程度的生活水平，成为能够自立的国家，为此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
政策转变体现在从当年到第二年，为促进贸易增长给予资金援助、根据对外援助法提供物质、停止中间赔偿（用工业设备赔偿）。而且允许放宽一开始作为占领指令实施的《经济力过度集中排除法》和《禁止垄断法》的实施，缓和了对日本经济的巨大束缚。
在占领开始时，美国政府给麦克阿瑟总司令官的命令[20]中，非常冷酷地说道：“日本经济的复兴和提振，总司令官阁下不负有任何责任。”想起上述事实，就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政策转变的重大意义。
当然日本经济这期间并不单纯依靠美方的援助和支持。积极开始对日援助有一半体现在要求日本自己进行努力的方面。我记得那是1948年12月，我刚开始第二次组阁。当时美方推出为社会所知晓的十分严厉的《经济九原则》让日方落实。接下来的情况很多人都知道，第二年，约瑟夫·道奇公使作为总司令部经济顾问上任，强行要求日本实施所谓“道奇计划”的财政金融紧缩方针，执行抑制通货膨胀的各项政策。
拓展阅读：
《经济九原则》是关于稳定经济的原则。由总司令部于1948年12月18日特别公布，并由经济科学局局长马库特少将向吉田首相发出函件。即：
（1）全力降低经费的使用，而且最大限度地采用必要和恰当的手段，真正实现总预算的平衡；（2）推进和加强征税计划，对于逃税者要通过刑事诉讼迅速、彻底且强势地进行追讨；（3）保证严格控制信用的扩大，只针对有利于日本经济复兴的计划；（4）制定可有效稳定工资水平的计划；（5）加强现在对物价的控制，必要时可扩大范围；（6）改善对外贸易管理事务，加强对现在的外汇进行管理，并设法使上述事务的处理职能顺利移交给日本的职能部门；（7）特别是基于尽可能增加出口的考虑，要更加有效地落实现在的资金和生产资料的分配制度；（8）努力增加所有重要国产原料以及产品的产量；（9）更加有效地落实粮食收购计划。
从提振经济转向重视安保
占领政策的第三阶段从朝鲜战争的爆发到《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可以说带有最后阶段的特征。如果说前述的第二阶段是经济重振期，第三阶段可以视作提升安保期。
最重大的变化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按照总司令官要求，在现有警察力量之外，新设立7.5万人的强力部队即警察预备队，这样便诞生了由首相直接管辖的治安警察专门部队。与此同时，对已有的海上保安厅的建制进行调整，保安队员新增8000人。这是因为占领军作为联合国军前往朝鲜前线后，需要填补治安方面的空白。不久，进一步发生转变，并发展到今天的陆海空自卫队，可以说这使第三阶段的政策调整具有了更加明确的时代特征。
重视安保的同时，充分利用日本潜在的军需生产能力。在占领初期，解散裁撤或者用来进行战争赔偿的军需生产工厂随着时间的推移，再次受到瞩目。
追循上述占领管理政策的变迁，直至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联合国总司令部被废除，总司令部对日本的管理历经六年八个月结束。
四、总司令部里的两个派别——理想与现实的对立
如果要记述总司令部当局的行政管理事务，就不能忽视其构成成员中存在两个派别的事实。这是因为，两个派别在对日关系方面，有时会发生微妙的对立。
本土派和前线派
总司令部的这些构成人员，大体上可以分为，为应对管理日本事务很早之前就在美国本土召集起来的人员和自战争开始时起便追随麦克阿瑟元帅进行作战最终来到日本的人员。两者从各个角度显现出颇有意味的不同。属于后者的人员可以说是纯粹的的军人，属于前者的人员特别是干部级人员即使是军人，原来都是民间人士，他们中有律师也有百货商店的售货员，甚至还有地方报纸的编辑。
关于这两个派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是，前者即在美国本土组织起来的人员大部分极为忠实、积极且按部就班地推进使日本民主化的任务。与此相比，后者即属于麦克阿瑟元帅幕僚的人员，看起来最为关心占领管理如何成功。前者可以说倾向理想主义，而后者更倾向于现实主义。
上一节已经详细叙述过，对日本的改造，根据日本投降前原来制定的计划判断，可以理解为是在延续构成该计划背景的特殊理念下推动的。因此，属于上述理想主义派的总司令部成员要求日本政府忠实于该计划和理念，并以之为第一要义，至于是否符合日本实情，或者从结果来看是否合适，好像并不太关心。不仅如此，日本政府的有关人员，尝试针对改造措施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即使这些建议和意见可以更顺利更有效地推进计划实施，也屡屡被认为是对占领政策的抵触，有时竟然被认为是一种妨碍。
警察制度的改革
在占领政策的实施方面，作为两个派别明确对立的代表性事例，可以举出战后日本警察制度的改革经过。说起来日本的警察制度，后文还要详细叙述，通过改革和调整，发生了巨大改观。然而警察制度的改革也成为因改革的过激，在制度的实际效果方面显露出矛盾的明显事例。而且可以说是前文提到过的所谓民主化理想与维持治安的实际需要之间冲突最为激烈的事例。
在发生改观的过程中，一直坚持民主化理想的是总司令部民政局，而基于维持治安的实际需要考虑，支持进行政策调整的是参谋二部下属公安课当局。民政局负有对日本政府进行内部指导的任务，在改造日本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内政指导往往不得已变得按照计划、理念推行。另一方面，参谋部当局为了顺利实行对日本的占领管理，认为确保治安是重中之重。出于这种职责方面的需要，参谋部和民政局之间自然会产生对立。
尽管两个部门存在对立，但由于日本政府的直接管理部门是民政局，日方当然以与民政局的关系为主，日常联系也最多。不过如前所述，参谋部一直站在有效维持治安的立场支持日方。参谋二部不仅在警察制度方面，在开除公职等问题上，也站在了放宽民政局的严厉态度和要求的立场。
顺便提一下，在所谓民主警察之外设立的后来改称为警察预备队的特殊警察，恐怕就是因为治安关系，其主管部门为参谋二部的公安课。“共产党的不合法化”虽然最后没有实现，当时这种观点却相当有市场，参谋二部部长威洛比少将就是最坚定的不合法化支持者，屡次对我等进行劝说。
五、对过激占领政策的调整——政令咨询委员会
如前所述，总司令部的占领政策随着时间流逝逐渐开始放宽。其间，尽管处于占领时期，但日本政府依然一有机会便与对方交涉，不断努力请对方修正占领政策的过激之处以及与实际情况不符之处。在1949年第五次国会上通过的放宽《禁止垄断法》的议案，我认为就是努力结出果实的典型案例。而且关于解除开除公职处分，始终与总司令部进行协商，并稳步取得成果。在此过程中，1950年10月末，有大量人员被解除开除公职处分，这其中第一次有前军人被解除开除公职处分。此外，对《警察法》也进行了修改，例如密切了国家警察和地方自治体警察的联系，由国家警察接管难以为继的地方自治体警察，并在1951年第十次国会上通过。经济方面的各种管制，从1949年到1950年，在总司令部的指示和认可下逐步撤销的例子很多。
对李奇微新司令官的期望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1951年4月11日，麦克阿瑟元帅突然被杜鲁门总统解除了总司令官的职务。16日，麦克阿瑟元帅匆忙离开日本。当天，当时还是国务院顾问的杜勒斯先生抵达日本。18日，我和杜勒斯先生一起到总司令部拜访新司令官李奇微上将，三个人进行了会谈。我记得那次和上将说了如下内容的话：“日本虽然是无条件投降，但我认为日本投降时的做法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虽然荣光不再，却不会做那种心口不一的事情，今后也不会做。这一点，以前的麦克阿瑟元帅给予我们足够的信任。不过，有时我们会向麦克阿瑟元帅提出一些令他不快的请求，今后或许也会向您提出同样的请求，届时请多多谅解。”听到这里，杜勒斯先生和李奇微上将相视一笑。
实际上我从以前就开始对麦克阿瑟元帅屡次进行说服工作，希望他理解在占领过程中实施的各种改革有必要纠正不符合日本实情以及风俗习惯的部分。后来因为麦克阿瑟元帅原则上赞成我的看法，于是我将与他谈的内容归纳成一份意见书，准备提交给他，没有想到他突然接到解职命令。因此我在这次见面时身上带着上述意见书，当着杜勒斯先生的面交给了新司令官。
5月1日，在即将迎来新宪法发布四周年前，新司令官明确宣布放松占领管理的方针以因应日本独立，同时声明，给予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21]进行修改和重新研究的权限。日本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定，正式开始对占领以来的各种法令进行重新审视，并为此从首相最高咨询机关的角度，设立非正式委员会。
成员有木村笃太郎（前法务相）、中山伊知郎（一桥大学校长）、前田多门（前文相）、小汀利得（日本经济新闻顾问）、石坂泰三（东芝社长）、板仓卓造（时事新报会长）、原安三郎（日本化药社长）等人，后来又有田中二郎（东大教授）和石桥湛三两位加入。
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以座谈形式研究各项法令，并没有特别的名称。但报纸称呼其为政令咨询委员会，好像也就约定俗成了。根据当时记录，自5月14日召开第一次委员会后，多次积极召开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即1952年。
政令咨询委员会的成果
委员会讨论的主要问题，最开始是当时争议颇大的解除开除公职处分。政府在委员会讨论的同时，推进与司令部的交涉，当年六月即有数万人被解除开除公职处分。政府设立了公职资格审查委员会后，政令咨询委员会便将解除开除公职问题转给审查委员会处理。
在与经济相关的各项法令方面，由原安三郎负责，对如何修改《禁止垄断法》《企业集团法》及与财阀解体有关的各项法令进行研究并提交报告。
在劳动关系法规方面，由中山伊知郎教授负责制定草案，并据此对如何推动《工会法》《劳动关系调整法》以及劳动基本关系等各项法令提交报告。
这之后，着手处理长期无法解决的行政机构改革问题，由田中二郎教授担任主任进行研究，政府方和自由党方也先后进行调查。政令咨询委员会根据田中制定的草案于8月份提交了报告。
教育制度问题依然由田中教授担任主任，对“六三制”等所有教育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于11月份提交了报告。而且该委员会还研究了农地问题、治安立法问题，一直审议到1951年底。
我经常出席委员会的会议。委员会各位委员非常积极主动，尽管平时个人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仍亲自执笔撰写负责项目的报告草稿，这应该是在其他委员会很难见到的情形。他们提出的报告对各部委制定具体细则具有重大参考价值。与财阀相关的各项法令很快得到修改，在第十三次国会（1952年）上通过的行政机构改革案采用了报告中的很多内容。其他报告在和平条约生效之前的各项立法条文制定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