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踏入政界的第一步——成为宫内阁的外务大臣
战争结束前后的情况，像我在前面提及的那样，因为隐居于大矶，知道的不过传闻程度而已，详细内容并不清楚。关于东久迩宫，我后来从当时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侯爵处了解到，战争爆发前近卫内阁倒台，东条内阁开始执政时，据说近卫公就有意请殿下组阁。因为考虑到要抑制当时过度膨胀的军部势力，必须殿下出面。但另一方面木户内大臣等人担心，如果能成为走和平道路的内阁另当别论，万一误判也许反而会导致战争，从而累及皇室。出于上述考虑，他们表示反对，结果决定由东条大将组阁。因为有如此过往，在战争终于行将结束之际，为了控制住乖张的军部，以便能够正常处理战后事务，决定恭请殿下出马。
殿下的召唤
美军进驻后不久的9月17日，当时殿下内阁的办公厅主任绪方竹虎（现已去世）给在大矶的我打来电话说：“殿下有急事，你带着正装来一趟。”我想可能是和总司令部有关的事情，便坐上来迎接的汽车在下午6点左右抵达东京。来到首相官邸见到绪方后，他才告诉我，重光外务大臣因故辞职，由我接任。我考虑自己到目前为止一直隐居，什么形势也不清楚，而且值此重要时期，必须由国内外深孚众望的人担任外相为好，就向绪方推荐当时还健在的池田成彬、币原喜重郎两位。绪方东拉西扯根本不听我说。因为他说殿下等我很久了，便暂且到麻布市兵卫町的住友别宅即东久迩宫的临时宅邸去面见殿下。
殿下表情沉重地对我说，就拜托你了。我把和绪方说过的内容又和殿下重述了一遍，但毕竟不能像对绪方那样强硬，结果只好接受。尽管夜已经很深，却在当天晚上就举行了任命仪式。
顺便说一下，因为事情发生过于突然，令我为难的是，忘记携带与正装搭配的黑皮鞋。绪方问我：“鞋怎么回事？”我回答：“你也没有告诉我带来啊。”两人笑在一处。没办法，借了一双鞋出席任命仪式。但因为皮鞋过大行走困难，而且还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在殿下面前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出丑。当时的情景至今不能忘记。就这样，我迈出了参与政治的第一步。
两个美国士兵
当时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藤泽和户冢之间的东海道一带有一片荒凉的松树林，一天，在那里，我的汽车被两个美国士兵拦住。我想这两个人也许要抢劫，两个美国士兵却说，他们实际上因为迷路正不知道怎么办好。想回东京，如果方向相同的话，希望我让他们搭车，哪怕半路下车也可以。这对我来说小事一桩，便让他们坐到车里。没想到，车开了一会儿，两个大兵便笑嘻嘻地又给我巧克力，又给我口香糖，又给我香烟，态度和蔼地招待起我来。这就是占领军将士常见的态度，那时我自己的感受应该和普通国民的感受相同。我深深地感到，正是因为美国大兵们的这种态度，才使他们一枪未发便平稳地完成了占领。
劝说币原男爵出山
10月4日，麦克阿瑟元帅下令发布《关于解除对政治自由的限制的备忘录》。其内容为：第一，废除《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等所有限制自由的法令；第二，废除内务省警保局和府县特高课；第三，全部罢免从内务大臣、警保局长、警视总监、府县警察部长到特高课长总数将近5000人的重要官员。当时的内务大臣山崎岩第一个被解除职务。
现在看起来，也许不难理解推出这样的措施有什么意义，没有特别重大的感觉。但对当时尚未适应占领管理之严厉的政府来说，受到非常大的震动，东久迩内阁以战后事务告一段落为理由在备忘录发布的第二天即10月5日，宣布集体辞职。
于是就产生了下任首相由谁来担任的问题，木户内大臣挑选币原喜重郎男爵担此重任，并且让内大臣秘书长松平康昌到我处要我出面劝说币原先生出山。币原先生是我担任外务省次官时的大臣，对我来说既是老前辈，也是当时外交界的一位元老，由于被视为和平主义者，受到军人排挤，一直远离仕途，过着与政治无缘的隐居生活。我马上出发前往他当时在玉川的家，传达木户内大臣请他出山的消息。
然而币原先生完全无意出山，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我把前些天绪方刚对我说过的话，比如，现在不是应该回避责任的时候，必须迅速收拾时局等等，原封不动地用在币原先生身上，说得我口干舌燥。币原先生却找出各种理由加以拒绝。如此胶着了一小时左右后，我灰溜溜地回去了。
“会说英语吗？”
返回后向木户内大臣报告了经过，建议说，只有内大臣亲自对币原先生进行说服一途，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并告诉内大臣，我从币原家回来前留下一句话：“陛下马上就会传召您，您还是做好准备。”内大臣迅速将币原先生叫到内大臣府，向他转告陛下非常担心时局，诚恳地劝说他。据说木户内大臣事先取得陛下许可，当天由御膳房提供膳食，两人边吃边谈的。
这样，确认币原先生态度有所松动的木户内大臣马上向陛下报告，陛下特事特办，免除一些形式上的手续，召见币原先生。当时，陛下特别赐座，并和他亲切交谈。币原先生深受感动，终于接受任命。于是，我作为使者，去见麦克阿瑟元帅，请求批准币原担任继任首相的申请。当时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刚一走进司令部萨瑟兰参谋长的房间，他便问道：“您有什么事？”我如实回答道：“我前来报告，下一任首相的人选内定为币原。”正在这时，元帅走进来，问道：“你们说什么呢？”我答道：“来请求批准币原男爵的任命。”元帅又问：“年龄多大？”“70多。”“年纪有点大啊，会说英语吗？”币原先生是公认的英语大家，本人也以此为傲，不想到了元帅这里，竟然被问是否懂英语。我赶紧回答：“当然会说。”币原在世的时候我曾把这件事说给他本人听，他像老小孩一般甚至考虑见到元帅后要挫挫元帅的锐气，不过，最后也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留任外务大臣
得到认可后，开始组阁。说是组阁，也没有特别合适的场所。不得已在我当时居住的位于麻布市兵卫町的外务大臣官邸设立总部，着手进行组阁。组阁参谋这一职务由后来成为新内阁办公厅主任的次田大三郎担任，找来阁员候选人进行谈话。我在幕后提供帮助，相当于幕后参谋。虽说是幕后参谋，但因为军部当时已经不存在，又没有像样的政党组织，组阁没有费什么事。只是获得总司令部的认可多少有点麻烦，用了两天时间才完事。当时还保留着陆海军大臣，海军大臣由现已去世的米内光政大将担任，陆军大臣由下村定大将担任。我记得曾帮忙与他们交涉。这两位将军在终止战争以及之后对军部的镇压和处理方面竭尽全力，功不可没。
我在币原内阁中留任外务大臣，不过当时外务省虽然存在，但无须赘言，占领初期日本没有外交。我留任外务大臣不久后的10月25日，根据总司令部的命令，停止一切外交和领事相关的工作，对外联系包括与驻日外国外交代表的联络在内悉数通过总司令部外交局进行。因此，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关于重要问题与总司令部联络而已。
几千万人中的十五个人
当时有这样一件事。总司令部下达命令，罢免地方长官15人。币原首相正因罹患肺炎卧床不起，对我说，设法与美方交涉一下，我便在美国大使馆面见元帅。我提出抗议说：“罢免15名知事不好办，这样一来，地方行政将会崩溃。请重新给予考虑。”“你说，日本人口到底有多少？”元帅微笑着说，与以往一样在我身边绕圈子走个不停。“恐怕有几千万吧。罢免几千万人当中的区区15个人，地方行政便会崩溃，不是太奇怪了吗？何况，知事下面有能力的年轻人肯定多的是。给他们一些机会不好吗？人口如此众多的日本应该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罢免15个知事，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这是常识，对吧？”“你说的当然有道理。”我表示投降。确实应该给年轻人机会，把众多的“老爷爷”赶下台也不错，想到此我的想法从反对变为赞成。明明去说服别人反而被别人说服，我回去把情况向卧病在床的币原首相汇报后，他苦笑了起来。
《麦克阿瑟传》一书中的错误
有关总司令部和麦克阿瑟元帅的详细内容在别章叙述，本节我想指出以原民政局长惠特尼名义出版的《麦克阿瑟传》一书中一些重要之处的错误。
尽管我本意不打算批评别人的著述，但是涉及的内容是我做外务大臣时代亲自参与过的，而且在占领行政方面，记述的是像“直接行使最高司令官职能的最初事例”这样的重要问题。
这本书中记录了作为军队司令官的麦克阿瑟元帅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数年里，在美国远东军司令官任上的业绩。第二部《日本》中有这样的内容：尽管占领管理基本通过日本政府实施，美国政府却指示，最高司令官可以在他认为遂行职务有必要的情况下直接行使自己的职能。叙述完后，作为例子提到下述插曲。
开除公职指令下达后，当时的币原内阁数名阁员被要求开除，因此明显可以理解为是1946年1月4日那几天的事情。根据该书的记述，币原内阁对该指令“决定以集体辞职表示反对态度”，“不巧币原首相卧病在床，为了向麦克阿瑟元帅报告该决定，派出外务大臣吉田茂，同时通知给报社。报社在吉田面见麦克阿瑟元帅之前，用大标题进行了报道”。
该书接下来记述：元帅马上同意会见吉田，并冷淡地听取了吉田的解释；吉田说，向天皇提交内阁全体的辞表的同时，计划请求天皇再次命令币原首相组阁；辞职程序基于当时依然生效的明治宪法等。而且还写到，听完吉田解释的元帅严肃发表了如下意见：
“我知道币原男爵是执行占领指令的最佳人选。不过，如果值此之际男爵做出内阁集体辞职之举，日本国民必定会理解为他拒绝执行指令。那样的话，币原男爵也许对天皇来说是一位好的继任首相，我却不能接受。”
我完全没有记忆
我引述了书中部分内容。然而关于此事，我完全没有记忆。也不知道币原内阁那时决定集体辞职。同样不记得麦克阿瑟元帅和我谈到币原先生的情形。我只在前述东久迩内阁解散后，前往总司令部请求同意其作为继任者担任首相那次和元帅谈到过币原先生。
当然该书的创作方式采取的是仿佛在旁亲眼观察的剧本写法，也不像完全都是无根无梢的事情，所以或许有人以其他人为对象说过同样的话做过同样的事，惠特尼少将误认为发生在我身上。[23]
二、意外成为政党总裁
大概是我担任币原内阁外务大臣时的事情。鸠山一郎[24]为中心召集安藤正纯、芦田均等旧政友会的国会议员成立日本自由党，不久之后以旧民政党派的议员为主成立日本进步党。我对政党天生不怎么有亲近感，所以当时也没人劝我参加，我也不特别感兴趣。到后来我意外地被推举为自由党总裁前，如果说多少与政党产生关系的事便是在推荐币原先生为进步党总裁之际，曾经稍微说了几句话而已。
没有党首的进步党
币原内阁诞生时，政党还处于尚未重建状态，国会议员是战时选举并延续下来的。当时的立法活动根据投降条件规定必须无条件地在国会通过总司令官的命令，几近与政党和内阁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为了将总司令部的命令具体化，并将其中三个需要迅速转换成法律的内容通过立法程序制定为法律，如：包括妇女参政权在内的《新选举法》、扩大工会权利的《工会法》以及使佃农成为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的《农地调整法》等，召集的临时国会将近年末时随着法案的通过而被解散。接下来的总选举因为开除公职审查的缘故延期，到第二年的1946年4月10日新议员选出前，国会基本上等于不存在，因此即使想与政党有关系，或许也没有机会。
前面提到的日本进步党，由于包含大量所谓战时支持军部的议员，根据1946年颁布的开除公职令以及其后进行的候选人资格审查结果，出现众多无资格人员。在4月份的总选举中，自由党获得130多个席位，进步党不过90多个席位，下降为稍强于第三名社会党的势力。创建时的总裁（现已故）町田忠治先生也在被开除公职之列，造成进步党没有总裁，町田、大麻唯男等干部为了找到合适人选煞费苦心。
推荐币原为进步党总裁
正好这时，一方面币原先生身边的人在他辞去首相职务后考虑如果币原先生就此再次归隐另当别论，如果不是那种情况，欲作为政治家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就必须正式加入一个政党，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因此希望币原先生以总裁身份加入进步党。而我也考虑由币原先生担任进步党总裁比较合适，记得是在总选举稍早前，在没有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我主动去劝说他。
“今后不会有官僚政治了。您承陛下信任，成为首相。但以后无论如何都将由选举中占多数的政党总裁出面组阁。您也抓紧时间加入一个政党吧。现在进步党的町田受到开除公职处理，导致进步党没有总裁，正处于困境之中，我建议您加入进步党并担任总裁！町田与您曾在同一个内阁里为官，关系不错，您就接任吧。”然而，币原先生那时又找出一些理由搪塞，没有马上同意。
町田忠治先生在浜口雄幸内阁时代，是我担任外务省次官时的农林大臣。后来我们关系也一直不错。劝说完币原先生后，我去拜见町田先生，对他说，进步党总裁，币原不合适吗？你也了解他，以前他还多次担任民政党内阁的外务大臣，与党的渊源很深。结果町田先生听完后非常赞成，去劝说币原先生，依然遭到拒绝。之后和大麻唯男一起去币原先生那里。在大麻的极力劝说下，币原总算答应了担任总裁一职。
没想到大麻问我道，那你到底怎么打算的？我回答说，我对政党什么的没有兴趣，没有考虑过入党。大麻便说那我要说一下，之所以请出币原，也是想将你一起请出来。我回答说，只要币原当上总裁，我自己怎么样都可以。入党不入党的事情当时没有明确回答，谈话就此打住。
受到鸠山开除公职的波及
这样，币原先生确定担任进步党总裁。恰好这时获知总选举的结果，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社会上都预测下一任首相理所当然由自由党总裁鸠山一郎担任，币原内阁必然总辞职，因此认为币原首相答应做进步党总裁是出于让进步党占据执政党位置的考虑。阁员当中，也许有人内心如此打算，但我关于那方面的事情完全不懂。不仅限于这个问题，从总选举开始到开除鸠山公职时为止的内幕情况，我大多不清楚。
鸠山一郎被开除公职令我十分震惊。后来我才知道，关于鸠山将被开除公职的传闻早就在政府内部流传，从什么渠道获得的消息不清楚，有迹象表明是办公厅主任楢桥渡和内务大臣三土忠造等人掌握并传播出去的。
于是，当时从政府部门传出来否定所谓宪政常道论（政党轮替，由第一大党执掌政权的模式。认为如果鸠山不能当首相，政权未必必须由第一政党执掌。结果这一论调没有得到舆论支持，便又逐渐出现了开除鸠山公职的说法。
因此鸠山的开除公职处分在台面下的政治角力中被充分利用，针对鸠山本人，也有人忠告他，由于存在被开除公职的可能性，最好不要寻求获得政治上的正式地位。鸠山并不在意那种私底下传播的消息，请现在已故的三木武吉等人推动与社会党的联合工作。然而，在联合工作刚刚遭受失败之际，他便被开除公职了。没想到，这件事竟然波及到从未认真考虑过加入政党的我，不仅意外地加入了政党，甚至还坐上了总裁的位置。
“自由党总裁你来干！”
鸠山的开除公职处分确定之后，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组阁新路完全崩溃。币原内阁已经提交辞呈，只有等待下任内阁出现一途。
一方面尽管币原先生已经成为进步党总裁，但现在却不能居首相位；另一方面，又找不到继任者。这时，鸠山找到我，对我说，自由党总裁你来干吧！我本来对政党什么的就不感兴趣，内政方面也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而且岳父牧野伯爵又反对，因此并不想接受。于是便推荐前辈政治家古岛一雄老先生[25]。鸠山说，那就拜托你去说一下。我前往世田谷经堂古岛老先生的家拜访，提及此事，老人家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再上台演出了。你快放过我吧！”干脆利落地拒绝了我。
我向鸠山报告结果的同时，又向他推荐外交界元老前宫内大臣松平恒雄，还是由我前去询问意向。我马上前往涉谷的松平家拜访，说明来意，感觉对方拒绝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便告诉鸠山亲自前去劝说。两三天后，鸠山突然来到我这里说，刚从松平家回来，已向松平先生表示收回前言。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收回前言了呢？我很不解，鸠山解释说，如果请松平担任总裁，内部不同意见太大。不知为什么，党内强烈反对。鸠山最后对我说，还是务必请你来担任总裁。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时间一天天过去，只要新内阁不上任，币原内阁就只能一直这么不上不下地拖下去。可能因为有报道说我或者成为自由党的顾问，或者接受担任总裁的邀请，一天内阁会议结束后，国务大臣松本烝治博士对我说，你快些接受吧，我们既不能辞职，又不能总是占着位置，头疼死了。我开玩笑说：“我自己不是自由党党员，没有接受的道理。芦田均是自由党员，你来做怎么样？”芦田当时担任币原内阁的厚生大臣。
危机四伏的社会形势
当时在场的币原先生听到我们说话后，让我散会后去他办公室。我一走进首相办公室，他便说不管怎么样你先接任吧。我态度郑重地对币原先生说：“您说我劝您出任政党总裁是非常残忍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您处境很困难。您想把收拾困局的工作推给我吗？”说罢离开了首相办公室。
又过去两三天时间，事态没有任何转机。于是，币原先生再次把我叫去说：“无论如何你也得接任。”那时，因为政局走向不明朗，除自由党、进步党两党以外，社会党、协同党以及共产党等各政党之间出现很多复杂动向，特别是共产党的活动十分活跃，使战后本已不稳定的人心愈加动荡。
当时的社会形势混乱。总选举之前的4月初，一个名为“打倒币原内阁国民大会”的群众集会在日比谷公园召开，受到共产党的指导，成千上万的群众涌向首相官邸，发生警察开枪的事件，甚至占领军的装甲车和武装吉普车都出动警戒。这以后一直到币原内阁总辞职，首相官邸门前的游行示威每天都会发生。而且战时消失了的五一劳动节集会重新于当年5月1日在宫城前广场召开，有数十万工人参加。同样的集会在国内各地进行，当时的新闻报道称，红旗席卷全国。道理非常明显，如此动荡不安的现实形势要求，无论如何，首先必须迅速稳定政局，安抚民心。
接任自由党总裁的三个条件
这种情况下，我终于不得不开始考虑接任自由党总裁。我将鸠山叫到麻布市兵卫町的外务大臣官邸，进行最后的谈判。我那时提出三个条件。我没有钱，也不会去募集钱；阁员的挑选鸠山不能参与；不想继续做时可以随时不做。鸠山满口答应。于是我终于接受了接任总裁的请求。站在鸠山的立场，他大概考虑暂时由我掌管自由党，等待以后重返自由党的机会，而我本身也没有长期做下去的打算。总之，我的心情就是迫于形势不得已接受。
决定接任后的第一步便是正式加入自由党成为总务会长。成为总裁必须由党的大会决定。因此，我首先任代表党的职务即总务会长。所以，我在党的大会上被正式推选为总裁是很久以后的事情[26]。这样，自由党失去总裁以来混乱的政治局面，通过我接任党首重新回到“鸠山开除公职”前的状态。尽管如此，仅靠自由党自己不可能成为众议院的稳定势力。这期间发生过很多事情，最终我与币原总裁的进步党经过协商，提出自由、进步两党组成联合内阁的构想，由我代表自由党出任首相[27]。我记得那天是5月16日。
麻烦的组阁
组阁可不是容易的事情。我曾经前后有过两次帮助广田内阁和币原内阁组阁的经历。我自己组阁却是第一次。以永田町的首相官邸作为组阁总部，着手进行新内阁的组阁。
我的工作大体是执行党内已经定下来的事情，不过最麻烦的是挑选农林大臣。关于农林大臣，我与终战内阁的农林大臣、农政界元老石黑忠笃商议了一番。石黑最初推荐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畑精一。认为战后复兴首先应从农村开始和农业立国的我，想打破选择农林大臣时从党推荐的数人当中考虑的固定模式，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挑选，因此我亲自运作东畑入阁事宜。结果费了半天力却遭到东畑本人的拒绝。接下来，考虑请前东大教授那须浩入阁，但被总司令部否决。
事情有点麻烦起来，我甚至有放弃组阁的念头。石黑也过意不去一直表示歉意。这种情况下，他推荐了农林省农政局长和田博雄。和田在党内存在一定问题，不过迫于当时陛下都有所担心的紧急状态，我毅然决定由和田担任农林大臣。起用新人和田，属于异常状况，引起很大骚动。我听说和田现在作为社会党政策审议会长十分活跃，本人正在党内构建自己的基本盘。想起当时情景，不由感慨时移势易。
在游行示威的情况下完成组阁
当时共产党德田球一等人率领的游行队伍包围组阁总部，在大门紧闭的情况下，竟然翻墙而入，总之他们打算采取静坐示威等方式，妨碍吉田内阁的成立。这些人趁组阁久拖不决之际跃跃欲试，组阁总部的发言人、办公厅主任林让治甚至被这些游行队伍堵在一个房间里听他们陈情6个小时之多。从上述情况来看，我半途不放弃，能熬到正常举行任命仪式，确实属于幸运之事。
如此这般，我的第一次组阁在陛下命我组阁一周后，币原内阁总辞职一个月后的5月22日，得以完成。进步党4人进入内阁，币原总裁成为国务大臣，从而实现两党联合。
三、第一次内阁的一年
甚至不知道第二天会怎样的混乱时期
我第一次组阁的1946年5月，正处于战后人心浮动、物质不足、特别是粮食匮乏的时代，不仅如此，还有趁此不幸从政治方面加以利用的共产主义分子的活动。
高喊着要吃粮的示威运动还算好的，一些人借机率领游行队伍，恐怕是有意识、有计划地闯入宫中厨房，属于极其欠缺常识的粗暴行为。除了破坏性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当时政府部门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即在与每天都迅速加剧的通货膨胀作斗争的同时，到底采取何种手段才能确保国民生活的基本稳定？今天回顾当时，基本没有留下足以值得特别加以记忆的自己做过的事情。说什么百年大计，那可不是能够考虑到将来并据此采取对策的轻松状态。说得极端一些，处于只能顾及当天的窘境。
战败后，欲养无食、欲住无家，加之从海外撤回的军队、军属等在外国民高达数百万人，从死伤人员的补贴到军人复员的军事相关事务自不必说，战时损毁的铁路、港口、道路、桥梁的修复、治安秩序的维持、国民粮食的筹集等都需要处理。加之完全无从了解战胜国的对日处理方针和意图，严厉的命令接连下达。而且在避免与联军发生大的摩擦的情况下，不得不设法针对战败后出现的问题考虑出各种应急处理措施。每天都忙于处理突发事态，宛如梦中一般，也是我第一次内阁时代无法掩盖的事实。
纳入社会党的联合计划
成立联合政府后，最为紧迫的任务有筹集国民的衣食用度、增加粮食产量以及与之相关的肥料的产量，同时，另一方面增加煤炭的产量。简而言之就是：稳定国民生活、重振工业、再建经济。与其说这是一任内阁、一个政党的问题，不如说是超越政党的全民性课题。
然而当时，存在着不顾形势危急，欲将这些问题利用到政治斗争方面的势力。意图加剧经济动荡，妨碍工业复兴的运动如火如荼。而且这种用心险恶的集体活动，在内阁成立后依然没有停止，不是对劳动争议进行煽动和利用，就是演变成街头游行示威，使国民越发处于内心高度紧张不安的状态。
越来越多的人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可以应对当前形势的政治体制，即不仅包括自由党和进步党，也将社会党纳入进来的举国一体的政权。和我相熟的人以及对自由党抱有好感的人当中，私下劝说我将社会党吸纳进联合政府的人不止一个，社会党方面也有相同意向。
而且当时进步党的干部当中持应该与社会党建立联合政府看法的人相当多，特别是总裁，即我的内阁国务大臣币原先生特别热心。多次提过，我那时对政治可以说完全没有经验，对政界的情况了解还属于外行范畴。因此受周围人的意见和时局影响，我逐渐认为成立联合内阁以克服国事艰难的说法基本符合逻辑，开始一点点接受劝告。事实上，我也按照大家的意见，亲自与社会党的西尾末广以及平野力三等干部反复认真协商，甚至谈到相当具体的内容。但是最后这种举国联合内阁的建立计划，尽管经过众多人士的努力，却还是无果而终。
政党人难以理解的心理
我认为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就我个人来说，那时深深地感受到，政党本身存在着要比旁观者所观察到的外在体现深得多的而且非常顽强的对传统的传承，现在我的想法依然没变。自由党有着以前政友会的传承，进步党也残留着以前民政党的作风。再向前追溯，大隈重信、板垣退助时代便由性格、行为、感情等方面的差异不知不觉间形成了所谓的传统。这种传承和作风非但不会在短时间里消失，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会立即呈现到表面，妨碍妥协和融合。这种情况存在于已有政党即保守党一方，不过，自称改革派政党的社会党党内，右派和左派的意见对立也相当激烈，看法差异也相当大，超过旁观者的想象。
保守、改革两派政党的状态如上所述。因此，假设有关联合内阁计划的协商终于进行到挑选阁员的步骤，便会从这里或那里，在人选和人数方面提出要价，分配和调整非常困难，无法继续推进。
说句题外话，我国政党人的这种倾向，即使今天，与当时相比也没有多少改变，实在是遗憾。民主政治是多数人的政治。一旦经过多数人投票确定党首和首相，作为党员，就必须不再纠缠于过往，虚心坦荡地遵从党首或者首相的指示，提供帮助，全力支持政党或者国家的政治行动。如果没有如此决心和觉悟，就不能说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家。忘记国家大局，受帮派的局部利益驱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顺利实现合格的民主政治。
总算度过了粮食危机
关于粮食危机，甚至有饿死一千万的说法。不过，通过发放占领军拨给的援助粮食与处理日本军队以及政府战时持有的粮食，不管怎么说，总算度过了粮食危机。
有关这次粮食危机能想起来的是，一开始，我根据农林省提供的统计数字，即不进口450万吨粮食，会出现饿死者，去向总司令部陈情。结果，第一年度进口70万吨也够用了，并没有出现大量饿死者。由此，总司令部一方认为日方的统计数字水分大，对日方给予猛烈批评。实际上，农林省尽量低估农民能够提供的粮食，估计是意图从占领军手里获得更多的粮食援助，从而得出了上述450万吨的数字。而且从战时开始，日本政府习惯于故意或者下意识地发布对自己有利的数字。当时，竟然连麦克阿瑟元帅都批评日本数字造假，于是我笑着说，战前我国的统计如果非常全面准确，就不会发动那场愚蠢的战争，即使发动也可能会赢。
别的先不说，从这时起，我深切感到我国必须进行准确的统计，因此请出大内兵卫、有泽广巳、东畑精一、中山伊知郎、森田优三、美浓部亮吉等诸位学者，决心完善政府相关的统计。
新年祝词提到的“不轨之徒”
这样，勉力度过了粮食危机。可是，劳方的攻势却日益猛烈。1947年新年祝词时，我发表了一个意在警告国民的讲话。讲话中含有“不轨之徒”一词，引起世间非议。我指的是趁全体国民烦恼痛苦之际煽动工人运动的所谓职业性质的煽动者们。如果是他们的同伙还可以理解，竟然有很多家报纸和广播也妄评我称呼全体勤劳的工人们为不轨之徒。可见与当时的报社和广播电台有关的人员当中也出现了很多丧失理性的人。
不记得具体时间，关于劳方的攻势，我对司令部当局甚至也抱怨过。“也许我的想法不对，现在的工人闹事难道不是利用了总司令部不切实际的工会保护政策吗？”前面稍微提过，有迹象表明部分总司令部的人与工会方保持某种联系，背后推波助澜。
同时，我接触到的总司令部首脑层特别是那些纯粹行伍出身的军人对脱离经济要求的政治性质的劳方攻势，内心希望尽早进行镇压。因此，我尽管也感觉当时混乱至极的劳方攻势非常令人头疼，但我确信关键时刻，以占领军的实力可以控制局面。只不过关于镇压时机，总司令部的主要干部态度非常谨慎。之所以谨慎，是因为他们要时时考虑远东委员会和对日理事会的可能动作。苏联等国代表，反而对工人闹事、社会不稳定持欢迎态度，他们不断掣肘总司令部的行动，一旦发生什么事便进行抗议。
因此总司令部尽管承认必须对工人闹事进行镇压，但对时机的选择很谨慎。也就是说，他们在等待任何人都认可的如果继续放任下去，日本将陷入混乱，治安方面也将处于危险状态的阶段的到来。终于，所谓“二一罢工”被禁止。即使这样，苏联代表委员会利用对日理事会依然针对总司令部的镇压政策进行抗议。不过，他们的抗议遭到美国代表的坚决反对。如果当时总司令部不加以制止，任由“二一罢工”进行，之后的日本局势会向何处发展难以想象。每当我看到今天日本的复兴和繁荣，便对元帅的决断敬佩之至。
大前年，我从西德波恩政府首脑那里听到，在德国即使刚入职的年轻工人都热心于德国的战后复兴，互相告诫，不能让游行示威无意义地拖国家复兴的后腿，尽量避免举行游行示威。我羡慕地想，德国能有今天，还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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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首相发表的新年祝辞要旨如下：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十分令人堪忧。去年秋天以来，劳资争斗、示威游行频发，造成生产下降严重，通货膨胀加剧，国民生活水平越发难以保障，处于酿成所谓经济危机的状况之中。如何打破和克服这种现状是现在最重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只有增加生产。……然而此时，劳资争斗、示威游行等频发，号称所谓劳方攻势，每天在市内进行游行示威，鼓动人心，使社会矛盾加剧。日本竟然会发生这种令人不堪回首的事情，使我大感意外。复兴工业、重建经济不是我们这届内阁自己的问题，而是超过政党范围的国家问题。一些人利用惨淡的经济形势，为达成政治目的，无谓地高叫经济危机，不仅增加社会动荡、妨碍生产，还意图破坏有利于重建经济的举国一体的政治体制。对于这种情况，我不得已要依靠国民的拳拳爱国心，强烈抨击他们这些人的行为。他们的这种行为现在在中欧等战败国频繁发生。……我不相信这种不轨之徒在我国国民中大量存在。我毫不怀疑在认识到我国的经济现状，充分了解政府政策本意的情况下，自来富有爱国热情的日本国民，会发动一场团结一心克服经济困难，共同致力于重建经济的国民运动。……”
第一政党让位于社会党
前述举国一体联合内阁的计划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且在下达禁止“二一罢工”的命令后不久，2月7日，麦克阿瑟元帅让人给我送来一封函件。内容是：“日本政府关于日本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有必要再次要求国民以民主形式表明自己的意志。为此，我相信现在应该是进行总选举的时期。”即命令解散国会之意。这样，3月31日众议院遭到解散，至此，旧宪法实施以来五十余年，明治钦定宪法下的帝国议会于第92次议会告别历史舞台。
接下来于4月25日举行的总选举结果为社会党得到143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自由党以10个席位差距居第二位，而进步党当时已经改组为民主党，在此之前脱离自由党的芦田均和币原前进步党总裁处于核心领导的位置，获得120多个席位，居第三位。改革派政党社会党虽然登上第一大党的位置，但距离过半数尚远。与此相对，如果保守派两党合一，将大幅超过半数，形势微妙。因此开始出现自由党与民主党携手，建立保守联合内阁的声音，更有甚者，竟然出现了自由党从民主党挖人，组成第一大党的论调。我决定将政权让给第一大党社会党，值此国家重大转折之际有必要确立日本民主政治的规则。
得知总选举的结果，当时还健在的古岛一雄老先生来到首相官邸，直接说，你辞职吧！我回答，那就辞职，他脸上浮现出会心的笑容说：“是吗？那就好！”便从我的房间走了出去。据说他在大门口处突然给报社记者们扔下一句：“吉田要辞职了。”然后才离去。听到这件事，我想这真是古岛的性格，深有惺惺相惜之感。我有很多关于这位老先生的回忆。老爷子现在已经故去了，真是遗憾。
宪法纪念庆典
我的第一次内阁从1946年5月开始到1947年5月止正好一年，时间很短。然而，在旧宪法下的第90、91、92三次议会中，通过了对战后处理和再建民主日本将发挥根本性作用的大部分重要法案。即在完成审议宪法修正案的重大任务，制定新宪法之外，还中止军需补偿，制定了与此相关联的《经济再建整理法》，其他的法律像《农地改革法》《劳动三法》《财产税法》《参议员选举法》《教育基本法》《地方自治法》《禁止垄断法》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后日本的基本法。
1947年日本国新宪法正式实施，这一天，在皇居前广场举行了纪念仪式，天皇陛下也光临现场，这是我一生不会忘怀的事情。
四、在野一年半，以压倒性多数再次组阁
拒绝与社会党建立联合内阁
由于自由党输给社会党，我没有像党内部分人主张的那样建立联合内阁或者挖民主党墙角，干脆彻底地总辞职，将政权交给第一大党社会党，决意确立我国民主政治的规则。然而，不久之后社会党片山哲委员长和西尾办公室主任前来拜访我。开始，片山只是自己进到首相室说：“我想你反正也不会加入新内阁，不过社会、民主两党的联合内阁中也希望有来自自由党的阁员。”也就是说，他们想建立以社会党党首为首相的多党联合内阁。
于是我问道：“社会党内的所谓左派到底是什么想法？”片山没有立即回答我，他喊来在隔壁房间等着的西尾来回答我。西尾解释了很多，最后归结到“可以考虑容共”的结论。我马上回答：“那可不行。我们从一开始就是明确反共的。反共和容共的两个党派即使建立联合内阁，也会互相掣肘不会合拍。即使为社会党利益考虑，也不是好事。”谈判就此破裂。
然而，很快听到消息的自由党干部们足有二三十人涌到我处，说：“希望你接受这次社会党的合作申请。如果不接受，直接下野的话，自由党会垮掉的。”他们如此强硬地向我提出要求。对此，我回答道：“政党组织说到底，应该基于政策采取行动。政策完全不同的政党为了政权建立联合内阁这种事是在玷污政党政治。你们如果想做，是你们的自由，别拉上我。党是否确实会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面临存废危机，属于党的重大问题。应该提交党代表大会进行讨论。你们的主张有道理还是我的意见正确，都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来决定吧？”
第二天，我召开党代表大会，会上，我做了上述意见的演说。会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该问题就此解决。这样，在5月23日第一次国会的首相提名过程中，自由党的出席议员全部投了社会党片山的票，片山内阁上台。
从高知出战众议院选举
在此说一点题外话。4月的总选举中，我生来第一次参加众议院议员选举。到意外地成为自由党总裁为止，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进行什么选举。但既然已经入党，就必须参加国会议员选举，而且要当上首相，从法律角度讲也必须在国会拥有议席。问题在于从哪里开始竞选众议院议员呢？
在高知县我亲生父亲竹内纲被选为第一届议会议员，此后，我亲哥哥明太郎以及妹夫白石直治相继被选为议员。基于这样的渊源，我如果选择选举区，自然要以高知为目标。我决定从高知出马竞选议员后，一天，神奈川县藤泽在羽鸟（地名）的一个叫三觜的人来拜访我，让我在神奈川县参选。他热情地说：“从中岛县令以来自由党在神奈川县也根基颇深，所以你没有必要去那么远的高知，从藤泽开始竞选即可。造势活动我们全部负责。”
我小时候曾经就读于羽鸟小笠原东阳老师的汉学私塾。因为碰巧同乡前辈中岛信行先生的小儿子在该私塾读过书的关系，我11岁时也来到这里学习，得到当地大家族三觜家的关照。那是距今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听到我出马选举的消息，三觜家的后人如前所述前来拜访。
因此我颇为心动，便与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山崎猛商量，山崎却说：“第一次会当选的。但是第二次以后我保证你会落选。你这个人对选区不会有好态度，选区民众来找你，你也不会积极接见他们吧？那样的话，第二次以后不太可能依然有人气。高知县的话，第一相距遥远，即使不频频在选区露面，也不会出现多少抱怨。选民来东京的可能性更不大了。就算来了，林让治会接待的。你的态度好坏就不那么明显了。所以高知更合适。”
他的话与我内心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我终于决定放弃神奈川县，从高知县参选。不料，我因选举关系前往久违的高知途中，当时还很健康的三木武吉在高松等我到来。见面后，他对我说：“土佐不可靠。名声稍微大一点，就会拖你后腿。前辈浜口雄幸曾在那里落选。大石正巳也遭遇相同下场。你就不要去土佐了，来香川县吧，我把我的选区给你。”三木当时已经被开除公职，不能参选，正在隐居期间，所以他完全出于好意。我谢绝了三木的好意，还是从高知参选。今天我依然认为那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学习当好在野党
1947年5月到1948年10月大约一年半时间是片山以及芦田两内阁，即社会党和民主党的联合内阁时代。这期间，自由党和我本人都获得了作为在野党的经验。而且作为在野党，为了迎接下一次选举，到各地进行宣传。很多地方我是第一次去，学到不少东西。
以改革派的片山为首相的内阁执政后，日本的各方面形势并没有特别好转，不仅如此，国民生活的困难状况也没有明显改善。在野党自由党无法坐视这种情况的持续，计划将所有保守派团结起来，获得政权，共克时艰。1947年11月提倡组成“救国新党”。当时，民主党内对与社会党联合执政持批判态度的币原喜重郎等人，支持自由党的倡议。但民主党的大部分人并不赞同，币原等人最后脱离民主党。
筹备结成新党时，一方面，尽管片山内阁放弃执政，然而在社会、民主两党联合的情况下继续由芦田内阁执政。很多人可能还记得，这种做法被批评为“私相传授政权”。另一方面，结成“救国新党”的速度从这时起得到加快，先前为参加新党脱离民主党的36名人士和自由党集结在一起，于1948年3月15日组成新的民主自由党，我成为总裁。
关于山崎继任首相问题的斗争
1948年10月芦田内阁因为昭和电工（公司名）贿赂问题被迫下台。按照民主政治、议会政治的规则，当然应该由在野第一大党民主自由党的总裁继任首相。这时突然在日本政界的部分人中出现了一股奇怪的动向。不用说，就是众所周知的“山崎问题”。与此相关的人士现在基本还在世，其中大部分人应该不会认为那是愉快的回忆。尽管我自己当时也感到不愉快，但说实话，没有想到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也没有重视这件事。具体细节我不可能知道，所以事到今天没有加以详述的想法。可以说，这件事也显露出在占领统治这一特殊时期日本政界动态的一个截面，我将大概的经过尽量简洁地回顾一下，以作为一种参考。
事情的肇始一般认为是总司令部的部分人引发的。我提到过，总司令部的部分人，特别是民政局对我没有什么好印象。尽管这些人在下届内阁由在野第一大党自由党组阁方面没有异议，但提名我担任首相他们自然不会高兴。事实上，总司令部的人士中，有人放话说：“不喜欢吉田。”
我前面也提到过，当时我国政治家，有个毛病，即：如果是总司令部的人说的话，凡事奉若圭臬。处于占领状态下也许很正常。总之，“总司令部不喜欢吉田”被放大宣传，终于演变成“提名吉田作为首相，总司令部不会承认，必须提名其他候选人”。这样，有人发起了搁置民主自由党总裁的我，拥立干事长山崎猛的运动。
民主党内一些人利用总司令部对我的反感，寄希望于即使在联合内阁的形式下也要留在内阁的宝座上，而民主自由党中意图避免解散国会的部分人也加入其中，从而共同催生了这次运动。如此看待该运动最接近真相。
消除党内的思想混乱
这时我因病在大矶静养，有人来到我家向我述说了上述情况，问我总司令部是否拒绝我的首相提名。我说，是否拒绝我不清楚，应该直接问询他们的意见，此外没有多说什么。
大概10月7日，在党的紧急干部会上，我断言说：“我相信社会上流传的消息不是真实的。政治不应该由人的好恶所左右。”而且在第二天的两院议员大会上发言说：“面临政治变动，和获得政权相比，更应该以为了确立民主政治，我党要以率先垂范的姿态去面对。针对违背民主政治精神的流言蜚语，我希望全党一致用坚定的态度去应对政局变化。”明确地阐述了我的意见。
这样，民主自由党内部的团结逐渐得以加强，社会舆论也明确开始反对提名山崎接任首相。一直态度摇摆的山崎终于在民主自由党干部，特别是益谷秀次的劝说下，于10月14日辞去议员职务，为拥立运动画上了句号。我向麦克阿瑟元帅表示了接任下届首相的决心，得到他的同意和鼓励。
当天的众参两院正式会议上，作为民主自由党总裁的我被提名为下任内阁的首相，我的第二次内阁于10月19日正式起步。
对解散国会也有异议
尽管新内阁开始起步，但因为执政党是众议院少数党，执政不会顺利，便打算尽早解散众议院进行总选举。然而关于解散权又出现问题。也就是说，作为政府，希望援引宪法第七条解散众议院。对此，不希望很快解散众议院的在野三党（民主、社会、国民协同）认为该条款不过是针对天皇的礼节性的条款，主张应该优先执行宪法第六十九条：“在众议院通过内阁不信任决议案，或者信任决议案遭到否决时，只要十天内众议院不被解散，就必须总辞职。”同时还有消息说，假设执政党采取提出信任决议案的战术，他们会故意弃权妨碍不信任的成立，不给执政党解散议会的机会。据传开始时总司令部的相关部门也是支持优先执行第六十九条的意见。
经过许多波折，最后在11月28日，通过总司令部当局的斡旋，民自、社会、民主、国协四党达成协议，两周内审议并通过追加预算提案，然后在野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并通过，从而给政府以解散议会的机会。总司令部当局最初如前所说，赞成执行第六十九条。关于之后又出面在各党间进行斡旋一事，后来我听说，麦克阿瑟元帅得知解散权的问题，做了最终决断：“少数党内阁吉田如果没有解散权，执政很困难，应该设法寻找一条解决之道。”
关于解散权的四党协议达成以后，在野党依然固执地尽量设法拖延解散，实现解散时已经是12月23日了。总选举是在第二年即1949年1月23日举行的。
这次解散在新闻界通称“合谋解散”，讽刺执政党和在野党达成协议，从而实现不信任案的提出和通过。
我党取得压倒性胜利
通过总选举，民主自由党远超预想，获得压倒性绝对多数264个众议院席位（特别国会召集日时为269席），而且共产党从原来的4席一跃达到35席，所谓的中间派民主党、社会党、国民协同党惨遭大败。
以片山前首相为首的前阁员、原阁员大量落选，相反，民主自由党的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冈崎胜男、福永健司、桥本龙伍、大桥武夫、小金义照、吉武惠市等作为新人第一次当选，他们后来都坐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我认为民主自由党获得大胜的一个原因是国民对芦田联合内阁的不满意转化为对民主自由党的期待。不过，归根到底重要的还是国民信任民主自由党稳健踏实的政策，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稳定政权。事实上，这次总选举后，战后一直持续的不稳定、动荡的日本政局总算开始稳定，为其后民主自由党政权连续执政长达六年奠定了基础。这是一直执行对内控制住通货膨胀、重回自由经济轨道和充实国力、稳定提升民生等政策取得的成果，也是对外实现议和、重新获得独立的前提条件。因此我想把这次总选举说成是一次在战后政治方面具有值得大书特书意义的一次总选举。
回想补余：
有关初选的回忆——麻生太贺吉（麻生产业社长——著者的女婿）
1947年春的总选举是父亲第一次参选。当时即使贵为首相，也必须去选区竞选。从来没有进行过竞选演说的父亲谈起自己的事情怎么都让人看起来好像很放不开的样子。不过，一切都由同乡林让治谋划，尽管首次参选也取得了好成绩。
开始的时候，到底会怎样并不清楚，暂且定下来先去选区看看，便离开东京去高知。在大阪换乘宇野方向的列车，当时离发车还有将近1个小时。等发车时，社会党的西尾末广前来问候。西尾正在大阪开展竞选活动，脸晒得通红。他们隔着窗户谈了20分钟左右西尾才回去。
那是选举结束，社会党成为第一大党后的事了，忘记在什么场合，只记得西尾对我说过：“在大阪车站见到你父亲时，你父亲说这次也请手下留情，那时他可能认为自由党会成为第一大党，从而再一次担任首相。结果却相反，我站到了必须请他手下留情的立场，不好意思。”不管如何，在选举正激烈时，在野党领袖竟然到车站问候自己，父亲非常感动。
抵达高松站后，父亲和原农林大臣和田博雄偶然遇见。和田博雄应该是来高松帮什么人助选，正要返回自己的选区冈山。父亲一看到和田，突然来了句：“加入自由党吧！”搞得和田有点窘迫。高松当时举行了战后第一次知事的公开选举，现在的防卫厅次长增原惠吉以现任知事身份参选。去高知的列车离开车还早，父亲便和增原一起吃饭。增原一个劲儿劝父亲到高松来参选。
本以为父亲在高知的选举演说进行一次即可，可是到当地一看，根本不可能，三天时间的日程安排中，需要演说三次。林让治甚至提醒我说，走路时无论什么人，就是对着电线杆你也要鞠躬致敬。
高知知事是现在活跃在政坛上的众议院议员西村直己。西村于父亲到达那天在县厅的大广场召开了“吉田首相欢迎会”。大概有三四百人参加。西村致辞道：“今天我们欢迎的不是候选人，而是首相。”于是父亲说：“本来我回到高知选区，想趁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机会进行选举演说，既然西村说不行，那我就不在此演讲了。”听他这么说，大家赞声一片。社会党的佐竹晴记在我旁边笑着说：“这难道不是最好的选举造势吗？”那时我想，这种态势的话有希望，便松了一口气。
竹内纲先生在高知建立有工业学校。参议院副议长寺尾丰毕业于此，趁父亲来高知的机会，将毕业生也就是有选举权的人召集起来，让父亲过去讲两句。父亲可能理解有误，把毕业生当作在学的学生，竟然说：“你们要好好学习！”让有关人员慌了手脚。我记得第一次选举虽然在高知停留三天，演说却有五六次。
回想补余：
合谋解散的幕后——佐藤达夫（原法制局局长）
那是我担任法务厅（当时根据司令部指示将法制局和司法省合并后的部门）法制局局长时的事。第二次吉田内阁上台后不久的1948年11月，少数党执政的吉田内阁决定提前解散第三次国会。对此，在野党出现避免解散的动向，政局相当复杂。
正在此时，11月10日的《每日新闻》用“解散岂有此理·尾崎老先生强烈发声”的标题报道了咢堂老（尾崎行雄）的“众议院选出的首相不顾国会反对解散国会，这是雇员驱逐主人，是反民主主义的恶劣事例”的意见。但是，我们政府当局一直认为根据宪法第七条规定解散国会是内阁的责任，可以随时进行。所以认为这个报道不过是老年人的梦话，没予理睬。
恰巧10日我去总司令部拜访凯兹上校。谈完正事打算回去时，他喊住我向我展示《每日新闻》该篇报道的英译稿说：“不愧是尾崎。我深切感到这样的人还活着实在很有意义。与解散国会的意思无关，内阁不应该太随意。你也是同样意见吧？”
我被他的话惊呆了，我引用和尾崎言论几乎同时间发表的宫泽俊义教授的意见，力图向他说明尾崎的意见毫无道理，对尾崎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但是当时凯兹却含混地说“像这样存在两种意见的情况下，可以说表示有必要重新研究宪法第七条的规定”，然后便中断了谈话。
我从司令部直接跑到国会，找到殖田法务总裁和佐藤荣作官方长官，向他们进行了报告，并说，“看样子，解散不会很简单就能实现”。
两三天之后，11月13日的各家报纸报道说，片山社会党委员长、苫米地（义三）民主党总务会长拜访司令部，确认了司令部的意见是解散必须按照宪法第六十九条（即有不信任决议案的情况）执行。苫米地之前就持有和司令部相同的意见。总之，在野党通过这两位拜访司令部好像更得势了。
事情到此地步，政府也不能不采取行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将关于宪法的解释译成英文说明书提交给司令部，希望对方回心转意，结果也没有成功。
当然，司令部也了解不能拘泥于宪法，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说有必要解散国会。于是，他们制定了一个行动书，决定根据行动书进行“合谋解散”。
行动书的内容是：（1）当时处于会期的第三次国会，通过根据麦克阿瑟函件修订的《公务员法》；（2）政府提交改善公务员薪资水平的追加预算；（3）上述两个议案通过，在野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并通过，据此实施解散的手续。
这样，司令部的威廉姆斯国会课长亲自到众议院议长室，召集相关政党领袖，向他们宣布以上述条件进行斡旋，最后和朝野各党达成妥协，让大家按照行动书执行。
只不过，在第三次国会上《公务员法（修正案）》得到通过后，新的薪资预算因会期结束而没有完成审议，因此解散被延期了。继第三次国会后召开了第四次国会，通过新的薪资预算后，在12月23日进入提交并通过内阁不信任决议案的阶段，当晚，众议院解散。这是新宪法实施后的第一次解散。
解散的诏书，最近都表述为“根据日本国宪法第七条，解散众议院”这句简单的书面语。当时的诏书却是：“众议院已通过内阁不信任的决议案。因此本着内阁的建议和认可，根据日本国宪法第六十九条以及第七条，解散众议院。”不信任决议案受到强调。诏书中也吸收了司令部的意见。
五、第三次内阁时代——为独立做准备和独立的实现
部分保守派与民主自由党合流
之后我的第三次组阁没有什么麻烦事，只是到组阁完成颇花费了一些时间。原因在于，我考虑内阁中不仅要有占国会绝对多数的民主自由党成员，还要通过把主张基本相同的保守势力都团结起来，确保政局的长期稳定，从而完成国家的重建，于是向民主党提出建立保守联合政权的建议，令我意外的是协商久拖不决。最后与民主党整体的联合没有实现，该党赞同联合的人当中，只有稻垣平太郎和现已故世的木村小左卫门加入我的第三次内阁。
那以后我依然深切感到有必要将保守势力团结起来。经过努力，总算在第二年即1950年的2月份，从民主党联合派当中吸收到众议院的有23人，到参议院的有5人，部分实现保守势力合流，新党名定为自由党。
时间向前回溯一下，第二次组阁时，币原先生离开民主党作为我党元老参与政治活动，他有意加入内阁成为我的后盾。当然这肯定是币原先生的好意。而且据说牧野伸显伯爵去世之前，币原先生去探望他时，伯爵对币原先生提到以后请多关照吉田，因此也可能有他不想辜负嘱托的因素。币原先生是我任外务省次官时的外务大臣，老前辈级别的人物。我考虑作为我来说对前辈应该礼数周到，让他进入内阁不如请他当众议院议长更好，便在选举后的特别国会上推举他为议长。议长一职当然是很重要的位置，新宪法实施后地位尤其特殊。我至今仍认为让币原担任议长是对整个国会非常合适的安排。
进行国企人员清理的良苦用心
第三次内阁持续时间最长，基本接近议员四年任期的三年零八个月。在解散议会之后的选举中，我党又一次赢得胜利，开始了第四次内阁的执政。这一时期是日本为逐渐摆脱占领政治做准备的时期，也是利用《旧金山和约》的商讨与国家重新独立进行重大转换的时期。在此期间即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我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很大影响。
第三次内阁因为建立在执政党占绝对多数的基础上，政局的稳定方面毫无悬念，然而整个社会、国家经济还远远谈不到稳定。
第三次内阁的头一年，共产主义分子策动或者可以认为是其策动的事件相继发生，益发加剧人心混乱。正好约瑟夫·道奇[28]作为总司令部的顾问来到日本，要求我们在财政和经济方面实行严厉的政策。政策之一，便是政府毅然进行大规模裁员，人数高达26万人以上。国会里不仅左翼政党猛烈攻击该政策，企图通过妨碍会议议程进行阻止，在国会外还有人组织各种导致动荡的集团性运动。裁撤人员最多的国铁，其工会内部的激进分子反抗得尤为剧烈，期间发生的下山总裁事件至今难以判明真相。让人感受到时局多艰。当时，国民的生活状态非常恶劣，裁撤人员必然会加剧社会动荡。但为了国家整体摆脱赤字重振经济，必须壮士断腕。
道奇计划和舒普改革
当时我最感痛苦的问题之一是民主自由党竞选时公开承诺的减税等重要政策，与道奇先生的指导意见（道奇计划）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因而引发众多党员的种种不满。在那个时期即使压制不满也要敢于执行利于恢复经济的政策。在道奇先生指导下制定的1949年度预算案，当时被称为节余预算，是一种连外汇管理和粮食管理等特别账户的运转资金都打破惯例使用普通税收进行支付，而且大幅度削减各种补助金，有意使收入超过支出的特别预算。因此不要说减税这一党的基本政策，甚至公共事业费等费用的增加悉数延后，在党内招致极大不满。但是，为了顾及大局，我决定忍耐。
这样，在第五次特别国会上，强行通过稳定经济的措施和国企裁员的决定。当年秋天的第六次以及第七次国会上，兑现了公开承诺的大幅减税。此前，舒普博士一行从美国本土来到日本对重整税收制度提出建议。根据他的意见，并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情况，实现国税、地方税的彻底合理化；废止了片山内阁时期设置的被批评为苛捐杂税的流转税、战时就征收的同样被视为苛捐杂税的法人超过所得税；大幅度减低所得税，使继承税合理化；清理商品税。从而减轻了高达900亿日元的国民负担，我内心的负疚感因此有所缓解。
激进分子盲动不止
在财政经济方面综合采取多种政策，成功使经济形势稳定下来。然而，另一方面，进入1950年后，通货膨胀的反作用力引起不景气的发生，导致失业者增加，为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对此反而加以利用意图引发民心恐慌的一部分政治势力依然在推波助澜。特别是共产党受到其背后苏联的指示，不仅明确表露出否定议会妄图进行暴力革命的态度，还在皇居前广场召开人民奋起大会，大会上发生了参会群众对在场的美军将士实施暴力行为的事件。虽然规模不如后来的五一劳动节暴动，也给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以很大震动。事后不久，德田等20多名党干部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机关报《赤旗》被勒令停刊。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国际国内形势告急。不过，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界因为美国的军需，生产大量增加，可以说暂时摆脱了之前的不景气状态，经济为之一振。当然军需生产带来的景气又埋下祸根，军需减少后不景气反弹，经济重新陷入低迷，为此后来的第五次内阁必须采取紧缩政策。
解除鸠山的开除公职处分
第三次内阁的第三年即1951年，一直期待和平条约的签订，当时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属于多事之秋。但在国内政治方面，开除公职处分的解除得到全面彻底地推进，因开除公职处分暂时活动受到控制的、从战前便处于强有力位置的众多领导者重新返回到政治第一线。开除公职处分的最终解除集中在6月到8月，鸠山一郎、石桥湛山等总司令部直接指名开除公职的人士的处分解除一直延迟到8月份。
我接手自由党的事情经过前面已经说过。我本来对内政没有太多兴趣，所以像担任政党总裁这样的事尚未考虑过。承鸠山的拜托，接任自由党总裁。不过在接任总裁时，也对鸠山明白地表示，如果不想继续担任总裁时，可以随时离开。当然那种情况下本打算推举鸠山担任总裁，但不过是自己个人的想法，并没有和鸠山商谈过，也没有交换过合约书，又没有从鸠山那里收到过归还总裁位置的要求。政党总裁位置属于公产，非私有物品，因此不应该在两个人之间私相授受。所以理所当然不可能有人提出这种要求。
解除鸠山的开除公职处分意外地持续了很久。就放松开除公职处分一事与总司令部进行协商时，总司令部承认开除公职处分有不当之处，立即同意放松开除公职处分。不过，鸠山的开除公职处分是基于苏联政府的提议做出的，石桥的财政经济政策与总司令部的方针相反。除去此二人，放松其他人的开除公职处分总司令部没有异议。基于对鸠山的友谊，在解除他的开除公职处分方面我一直很在意。可是，直到8月份才勉强得到总司令部的同意。然而在这之前的6月份听说鸠山突然病倒，我非常震惊。9月份《旧金山和平条约》即将签订，出现日本恢复独立的曙光。鸠山的病体能够很好地担起重新独立再建国家的任务吗？只要这一点不明确，友谊姑且不论，作为我来说感到站在首相的位置上推举鸠山担负党总裁以及首相的重任便是不负责任。
我今天依然相信没有推举鸠山是正确的。
所谓的“突然袭击式解散”
第二年即1952年，《和平条约》生效，日本的占领管理宣告结束，这是值得牢记的一年。但是，激进分子的活动依然猖獗，特别是根据《和平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日本的对美关系得到确定，因此共产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越发暴露出反美的倾向。于是，像我在其他场合说的那样，已经到了必须制定以动用政治手段压制破坏活动为目的的特定法律的时候。从当年3月末向国会提出法案，到7月初法案通过耗时三个多月。其间在皇居前广场发生的暴乱事件，更加证明制定相关法律的必要性。可是国会内，特别是在参议院，改革派政党妨碍法案通过的活动达到极致，妄图破坏议事程序，甚至出现了长达10天不能进行审议的事态。
另一方面，自由党内的形势随着鸠山病情基本好转，以他为中心形成的“解除开除公职处分派”开始活跃起来，破坏党内团结的气氛渐渐变得浓厚，国会的运作，在自由党内已不能协调一致。当时众议院议员的任期到第二年即1953年1月截止，鉴于国会里党内外的情况，也考虑到主张提前解散的社会舆论，我毅然决定到1952年8月底解散众议院。
在1952年10月1日进行选举。选举前后，党内部分人一直对我极其露骨地公然加以指责，选举活动也进行得非常困难。即便是选举后，各种麻烦事情依然接连发生。选举结果，自由党继续占有过半数席位，由我进行第五次组阁。然而党内的混乱、政局的不稳定从开始便一点点加剧。而且这次解散被当时的新闻报道通称为“突然袭击式解散”。事前保密，对于媒体来说，属于事发突然的消息，从这个意义来说，“突然袭击”这个词的使用也算准确。
回想补余：
鸠山的开除公职处分与我——林让治（自由党议员）
我记得应该是1947年春末夏初时节。当时我担任第一次吉田内阁办公厅主任。一天，总司令部来电话说，民政局长惠特尼准将有重要事情与你面谈，请来一趟。所以我马上和终联事务局的政治部长山田久就（现驻伊朗大使）前往总司令部。我们正要像往常一样进入惠特尼准将的办公室，秘书官告诉我们今天要在走廊里等通知。感觉有些奇怪的我们并没有等多久，便被带到民政局的大会议室，而非准将的办公室。进到大会议室，不由心里一紧。民政局干部级别的20个人左右，呈半圆形并排坐在一起。我和山田两个人被吩咐坐在放在正中间的长条桌前。桌子对面，和其他人隔开一点的位置坐着凯兹次官和里佐特别顾问。紧张的空气弥漫在整个房间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人到齐之后，主角惠特尼准将悠哉悠哉地出场了。他没有坐到座位上，而是在室内走来走去演说一般讲起话来。山田做的翻译，首先惠特尼准将指出，现内阁的成员频繁出入被开除公职的某政治家的住处征求其意见，而且该政治家自己对美国的报社记者公开声称如果没有他的指示，内阁运行很困难，特别像在场的这位林主任出入最为频繁。惠特尼对开除公职的基本精神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教，并警告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总司令部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惠特尼准将的话结束后，我站起身来正打算说两句客套话，突然有人宣布本次会议到此结束，同时惠特尼准将迅速离开了会场。完全就像在演戏一般。
我马上能判断出惠特尼所指的某政治家是指当时处于开除公职状态的鸠山一郎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出入鸠山家，个人关系很深，特别是我家烧毁后我们夫妇一直借住在鸠山家里，每天都要穿过鸠山家的大门，经常碰到鸠山先生，不时还聊几句。所以理所当然要经常出入鸠山家，不出入鸠山家反而奇怪。后来我还把这个当笑话和大家说。
与此情况相似的还有河野一郎。战争结束后不久河野购入丸内高级饭店“常盘家”作为农林水产省外围团体的总部，同时河野个人的事务所也设在此处。自由党建党后，党总部办事处没有办公场所，河野便将常盘家的部分房间提供出来。也就是说，同一建筑物中既有自由党总部也有河野的事务所。因此河野处于开除公职状态期间，也会出入于自己的事务所，但表面看上去好像在出入党总部。
对此总司令部一直表示不满，让我们这些与其有联系的事务部门人员因为进出常盘家煞费苦心。
六、第四次、第五次内阁时期——政权基础严重动摇
党中党的形成
选举结果，自由党依然没有失去第一大党的位置，占有过半数席位，准备第四次组阁。但是，如前所述，以鸠山一郎为中心的党内部分人士，强烈推举鸠山担任下一届首相，为征得党内同意进行活动，使新内阁的成立大幅延后。幸而党内达成了谅解意见，但这部分人士很难释然，高达20多名自由党议员，做出成立号称民主化同盟的所谓党中党之举。他们的行为成为后来党内不团结的重要因素，并成为进一步威胁政局稳定的开端。事到今天，我还引以为憾。
尽管选举中自由党赢得过半数席位，但与在野党的差距仅十几名而已，处于即使少数倒戈人员集体缺席，也会导致议事方向按照在野党的意愿发展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由于这些倒戈人员的存在，执政党表面占有过半数席位，实际上难以成为政府的坚强后盾，反而徒然使政局陷入混乱和摇摆。从当年年末到次年3月份国会解散，竟然多次发生常识无法理解的事件。这期间出现的诸多事情当时已经在社会上广为传播，记忆里也没有具体细节，因此在这里就不加以记述了。我只想提一下，1953年3月14日，在野党抓住微不足道的语言漏洞，提出“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对此，党内竟有30多人倒戈离党，投在野党赞成票，造成对方仅以微弱票数通过不信任案。这件事是当时发生的众多奇怪事件中最大的一起，令我很难忘怀。
五个半月后再次解散
无奈之下，距离前次选举仅仅五个半月后，我不得不再次解散国会，针对部分政治家的政治野心谋求国民的支持。选举结果，自由党只失去一两个席位，大幅领先其他党派，保住第一大党的地位。相反，改进党从88人降至76人，自由党分离派从39人减少至35人。不仅如此，两派均出现重要干部落选的现象。尽管同属保守立场的政治家，单纯因为权力欲望而与政治上水火不容的改革派政党联合在一起，进退开始失据。针对这种情况，国民表达了严厉批判的态度，必须说这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选举。
选举后，自由党作为第一大党的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主导政局的责任和权力依然在我方手里。但是，从众议院议席的数量来说，距离绝对过半数还很遥远，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单独组阁。即使假设能组阁，也要采取非常手段。我按照议会政治的原则，基于建立保守稳定政权的目标，向改进党的重光总裁提出合作的请求。当时改进党内部，针对选举成绩不佳，要求进行反省的声音强烈，整体意见认为与一直在主义、政见方面观点相左的社会党的联合应该断然取消。尽管如此，要走向保守联合的道路，该党的内部情况过于复杂，他们顽固坚持应提名重光为总裁的前提条件，最后没有答应我方的合作要求。结果，在接下来的特别国会上，出现了除自由党的我以外，改进党以及左右两社会党分别提名各自首相候选人的奇怪现象，最终通过投票，我得到第五次担任首相的提名。
第五次组阁
关于第五次组阁我想单独说一下。虽然被提名为首相，但在自由党议员没有过半数的情况下单独组阁，政局不会稳定，我又一次请求改进党给予合作。在国会提名的第三天，我前往重光总裁位于镰仓的家拜访，诚恳请求合作。重光先生关于合作这一点对我的请求表示高度理解，也解释了不能合作的理由，因为改进党的党代表大会已经定下所谓健全反对党制度的原则，他必须遵守。不过，他同意不会拒绝有关重要政策的协商。改进党不同意合作，没有办法，只能由自由党单独组阁。经过我的一番活动，改进党党内大概也渐渐理解了保守合作的重要性，随后的一年里，得到该党以及自由党分离派的合作，作为保守派政党来说重要的政策方针，一般都有通过的机会。
跨党派的保守联合
在选举后的特别国会上，改进党结束了一直持续到上届国会的与社会党的在野党联合，站在所谓大是大非的立场，采取应该合作时就给予合作的态度。分离派自由党也对此保持同步，最终形成了应该说是横跨执政党与在野党的保守联合合作态势。通过保守联合，解决了许多悬而不决的重要议案。其中最典型的事例有，针对因为解散大幅拖后的1953年度预算，自由、改进、分自三党协调一致进行修正并最终通过；排除社会党全力抵制，通过了所谓《游行示威管制法》[29]。
另外，对后来出现问题的《外航船舶造船利息补给法》的修正也在本次国会上完成。对这部法律的修正是在改进党的首先提倡下开始推动的。从当时的海运市场状况来看，重新振兴在战后重建方面最为迟缓的海运业非常有意义而且及时，这一点到后来表现得更为清楚。然而该制度被那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野心家当作借题发挥的对象，并且不择手段地加以歪曲利用，使其演变成所谓“造船受贿事件”。今天想来也让我遗憾至极。
在宪政史上留下污点的扰乱国会行为
上述这种保守联合，在接下来的普通国会上继续有效实施，政府提出两部教育法案、两部防卫法案、新警察法案等重要法案，自1954年春季开始到夏季，依次通过。两部教育法案规定禁止与义务教育有关的教职员特别是由其组成的工会进行政治活动和实施导向性教育；两部防卫法案规定设置自卫队和防卫厅；《新警察法案》规定废止自治警察（各地自行组建的警察部队），变更为像今天这样具有全国统一的组织和政令系统的制度。这些法案无一例外受到社会党两派的全力抵制。
特别是《新警察法案》，社会党图谋阻止审议，在国会闭会前一天的6月3日夜里，挑起所谓扰乱国会事件，在日本宪政史上留下了可耻的一页，这是全体国民谁都不会忘记的。他们有计划地阻止众议院议长进入会场，借此延长会议，令决定不能通过。他们还派遣有组织的暴力团伙潜入国会，不仅对在国会内执勤的卫兵，还对应议长要求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施以暴力。诸般行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证明了社会党特别是起主要作用的左派社会党，究其实质，不是民主政党而只是持暴力主义倾向的革命势力。多数人认为，该党的这种性质至今依然在延续。
但是，暴力最终没有成功。混乱之中，国会决定延长会期，社会党两派提出国会决定无效并拒绝出席4日以后的国会议事，但遭到国民谴责，最后不得不让步，6月15日全体以参加协商会议的形式出现在会场。各党共同发表自律声明，对国民表示歉意。《新警察法》最终得以通过，并于7月1日开始实施。具体情况其他场合再提，当时废止六大都市的自治警察有一年的缓冲期，于一年后的1955年6月被废止，议论颇多的新警察制度得以平稳顺利地落实，并一直平稳顺利地运行到今天。
今天想起来，当时对我抱有善意的人中，也有劝我放弃强行修改警察制度，使政局平稳运行的人。但我今天还是认为强行推动审议从而确立新警察制度是正确的。那时，假设法案没有通过，旧自治警察继续存在，我想改革的机会至今也不会到来。
防卫体制向前迈进一步
我第五次组阁时，面对的不都是国内政治问题，和对外关系相关的重要问题也很多。特别是随着接受美国根据所谓MSA法[30]提供武器援助的协议具体落实，要把按照逐渐增加防卫力量的方针将保安队转换为自卫队，同时也承担应对海外武装侵略的防卫任务的法案提上日程，有必要利用保守联合的力量解决该问题。因此，协调保守党各派的意见非常重要，我再次拜访重光总裁在镰仓的家。之前关于自卫的问题，虽然在自由党和改进党间存在理论方面和说法方面的差异，但涉及面对当前的现实性施政方针，几乎不会有意见相左的情况发生。我与重光总裁进行商谈，并就关于将保安队改编为自卫队并直接增加其应对侵略的防卫任务和根据国力推动长期防卫计划等需要当面解决的问题达成了一致。
关于防卫问题，脱离自由党的鸠山一郎与他的党派好像持有一些略显奇怪的意见。鸠山主张重新武装并为此修改宪法，我的想法与此相反。鸠山后来自己组阁时，经过一段时间执政，不知为什么，逐渐不再提起重新武装说，而且对修改宪法也没有了热情。我相信我的观点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正确的。我认为没有必要轻易碰触重新武装这类增加国民负担的重大问题，防卫问题应该放到自卫队和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下进行处理。
从单独防卫转向集体防卫
我在防卫问题方面的想法，将在后面重新武装的部分详细叙述。此处只是简单地提一下。目前任何国家都从古老的单独防卫体制转向集体防卫，以英国本土为中心美国空军进驻欧洲，德法也都迎来美英军队的进驻。而且为落实所谓NATO即《北大西洋公约》，设立了协同作战总部。必须说，在军费飙升、与社会主义国家对立激化的今天，各国自然会转向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防卫的论调落后于时代，而且重新武装的论调也有与其相通之处。竟然提出这类主张甚至不知道自己大错特错的迂腐之辈，可以说不足以与他们商谈国政外交，我们应该清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恰当合适的防卫政策。
其他问题暂且不提，提出重新武装以及对宪法持有不同意见的鸠山一派，打算重新回到自由党内。协商从当年夏季到秋季在相关人员当中反复进行。但是，要达成协议，有必要调整上述看法的对立。我同意在党内设立鸠山主张的宪法调查会和外交调查会，从而实现了除了分离派的若干人之外大部分人的复归。11月中旬，我到鸠山家拜访，礼貌性地互致了问候。鸠山等人复归后，自由党重新成为具有229个席位的接近半数的势力。并且在接下来的国会会议上，如前所述，通过改保安队为自卫队和设立对其进行管辖的防卫厅的法律，实现了防卫体制向前迈进一步的目标。
受贿调查与基本人权
将《造船利息补给法（修正案）》与海运业者的政治献金联系到一起，引发所谓造船受贿事件，前面简单提到过。该事件是我整个政治生涯中最为遗憾的事情之一，在此稍作记述。
如前所述，造船利息补给制度本身可以促进战争中遭到摧毁的日本国商船队的重建，是有利于改善国际债务的合乎时宜的措施。无论是从当时停滞的海运市场实际状况来看，还是顾及造船业萎靡不振将导致出现裁减员工的威胁这一事实，我相信该修正案属于紧急状态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国策性立法。这一点没有人会有异议。然而，后来海运业者提供的政治献金与该立法被联系到了一起，因有行贿受贿嫌疑发生大贪污案，自由党的佐藤干事长也卷入其中。
关于该事件的全面情况我至今仍不掌握。但是，违反《政治献金管制法》这一点暂且不提，根据我在佐藤干事长一事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我对认为必须将其逮捕收监的检察当局的说明无论如何不能认可。对于了解情况的人来说，《造船利息补给法》本身，是一部紧迫且有益的立法，不受是否有人托人情的左右。而且当时提供献金方不只是海运业者。在财界相关人士的斡旋下，献金额度被广泛摊付给普通业者，海运业者不过承担其中一部分。但是竟然与上届国会通过的利息补给法联系到一起，被视作受贿，负责收受献金任务的党的干事长遭到逮捕，我首先就不能同意这种逻辑。
能感觉到检方希望得到的供述是，既然因受贿嫌疑被逮捕，就应该是他受到了请托或者收到了谢礼。除此之外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理由。本来调查应该将重点放在客观证据的收集方面，可是，大概是没有彻底摆脱江户传马町[31]以来的旧习，即重口供的思想现在还残存的缘故吧，我经常听到对嫌疑人监禁拷问、最终演变成轻视和侵害基本人权的事例。接到逮捕干事长的请求，我突然产生出那样的怀疑。
这件事让我想起近年来发生在英国的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这两个人是英国外交部的官员，他们为避免暴露自己将国家机密泄露给苏联间谍的事，便抢先逃离了本国，并进入苏联领土。英国毫无疑问成为整个世界谈论的话题。这件事在议会受到质疑，在野党工人党指责政府迂腐迟钝，外交部回应说：“两个人的活动早就处于监视之下，但物证还不充分，不能办理逮捕手续。”而且他们还反驳说，“无论好恶如何，既然要逮捕公民，就必须物证完备。否则，从尊重基本人权的角度不应该轻易进行逮捕。”我想英国外交部的做法我国检察部门应该引以为鉴。
干事长问题发生时，正是国会议事最重要的时期。即使假设逮捕势在必行，我也不认可妨碍国家重要政治进程匆忙进行逮捕的行为。绪方副首相也建议我说让犬养健法务大臣利用职权命令检察总长将逮捕延期到国会会期结束。会期只剩下十几天。但是这被称为滥用指挥权，成为抨击的标靶[32]。似乎被理解为法务大臣行使指挥权对检察部门的调查进行打压和阻止。国会闭会后，新法务大臣加藤通知检察部门解除指令，但逮捕没有实施。
我特别感到遗憾的一点并不在于与检察部门的斗法。我真正视作问题的是部分政治家的态度，他们完全受权力欲望驱使，出于一心对我进行政治上打击的图谋，尽管基本掌握所有情况，却对事实加以夸大和歪曲。只要这种政治家的行为不受到舆论的正确批判，反而被视作英雄的情况存在，日本的民主政治就不会真正实现。这可不是言过其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