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分场有一个排的驻防部队，任务就是看守犯人。
驻防部队是我们安全的保障，也是男孩儿们快乐的来源。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们究竟叫“武警”还是叫“公安”，我们一律称他们是“当兵的”。
后来得知，那几年，农场驻军所属的部队经历了多次改编，先后被称为“公安部队”“公安军”“人民武装警察”。每次改编，具体领导归属也很复杂，有时划归部队，有时划归公安部门，还有中央直属和地方管辖的区别，罗列起来实在是很复杂。
此刻的驻军应该叫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其实，一个小小的二分场，叫驻军是“当兵的”再合适不过了，简单明了，易记易懂，也符合小孩子的语言习惯，叫起来上口。
男孩子和当兵的都玩得很好。驻军的操场是分场最平整最热闹的地方。当兵的上岗时，我们就跑到操场去玩战斗游戏；他们打篮球时，我们就在球场周围一边捡球一边起哄。大家都拿着个口哨模仿着裁判员吹，慢慢地，我们也摸清了裁判员的那点套路，遇到该吹口哨时，操场四周就会同时响起一片哨声，吓得树上的麻雀都呼啦啦地一起飞走，犯规的球员就被弄得很狼狈又很搞笑。有时，孩子们的哨声就是胡乱吹的，球员们弄不清哪声哨音是裁判吹的，哪个是我们瞎吹的，就会造成场上双方的争执，引起一点混乱，等弄清真相后大家才一笑了之。当兵的也不生我们的气，顶多是甩出一句“这帮熊孩崽子！”
这么一闹腾，反而增加了篮球场上的热烈气氛。有时候，驻军组织篮球赛，排长还特意嘱咐一句：“去，把那帮熊孩子都招呼来，助助威！”
我最羡慕那些当兵的穿的鞋，和母亲自制的鞋一比，人家那才叫真正的鞋。夏天是解放鞋，就算走在泥路上，脚下也是有节奏的“啪啪”声。冬天他们穿的是“大头鞋”，皮面胶底，踩在雪地上，声音跟我的鞋就不一样。我穿的鞋踩在雪地上是“扑哧扑哧”地响，当兵的那是“咔嚓咔嚓”地响。尤其操练时，他们脚下的声音就响得更有节奏，简直威武得不行。
有一次，有个当兵的看我总是盯着他的鞋目不转睛地看，还问长问短的，就要送给我一双解放鞋。我没要：一是因为我的脚太小；二是也怕父亲训我。
那些当兵的总是换不同风格的帽子，忽而解放帽，忽而船形帽。不知谁给船形帽起了个外号，叫“牛逼帽”。我们都觉得牛逼帽很难看，最难看的就是那帽子歪戴在一个矮胖子的头上。那矮胖子是个炊事员，本来就有点散漫，他们列队出操时，我总是站在一边盯着那个矮胖子，想象着那牛逼帽被大风吹走会是个什么样子。
矮胖子发现我总是盯着他看，以为我喜欢他，以后每次发现我看他，他就对我挤挤眼睛笑一笑。他的笑模样很憨厚，我就更觉得他的牛逼帽很滑稽。
又有一次，当兵的列队出操结束，那矮胖子走到我身边，笑着问：“你总看我干啥，是不是看我长得太胖？”
我指着他头上的帽子说：“你的帽子真好玩儿。”
他憨笑着说：“好玩，那我想办法给你弄一个。”说完，他把帽子摘下来戴在我头上，还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个小圆镜子递给我，那小镜子跟一个小土豆般大小，却能映出我整个脑袋。我还是第一次照镜子，发现自己脑袋上戴着个牛逼帽，样子滑稽得不行，不好意思再看，却又看了两次。那胖子看我喜欢，就把小镜子送给了我，我怕父亲知道，就摆手谢绝，胖子挥手挡开我的胳膊，把小镜子硬塞进我兜里。
从此我就成了胖子的小朋友。我称他“胖哥”，他叫我“小家伙儿”。
有一次遇到胖哥去挑水，他边走边叫我：“小家伙儿，来！”
我就随他去了井台，那口辘轳井是二分场唯一的水源，有几十米深。有时打水要排队，大家就借机聊天吹牛，井台成了个小小的公众场所。到了冬天，井台上结满了冰，大人们就不允许孩子去井边玩耍。
那天不知为什么，只有胖哥一个人打水，我本想听他吹吹部队的牛皮事儿，他却歪戴着牛逼帽，站在辘轳井沿上给我表演他的绝活儿。他从井里打上一“柳灌斗”水，倒进他自己的水筲，把空柳灌斗放回井里时，不像其他人那样，用手握着辘轳把儿一圈一圈摇着慢慢地放，胖哥玩的是大撒把，让辘轳把儿飞快地转。每转一圈，他用手轻轻地碰一下那辘轳把儿，胳膊上的肌肉疙瘩就一跳一跳的，瞬间，那柳灌斗就沉进井水里。我很是羡慕，可没想到，胖哥为了解释他的绝活儿，低下头，让我看沉到井底的柳灌斗，结果他的牛逼帽一下子掉进了井里。为了把帽子捞上来，胖哥多打了十几次水，打上来，倒掉，再打，再倒，可那牛逼帽就是死活不露面。
胖哥红着脸对我说：“我说小家伙儿，这下出事儿了，等着挨剋吧。”我觉得很对不住胖哥，却不会说什么安慰的话。
胖哥又说：“这帽子是跟苏联老大哥学的，真是一点也不好戴。”
戴个帽子也跟人家学，为什么呀？我不懂。
过了几天，胖哥找到我，递给我一顶牛逼帽，说：“排长没剋我，还给我发了个新的，这个送给你。”
胖哥见我一头雾水，解释说：“这是掉井里那个，昨天碰巧让我捞上来了。”
我不知道胖哥为了捞帽子又打了多少次水，既然排长给他发了新帽子，他为什么还要去捞这个旧帽子，原来是为了送给我！一股暖流在我心里流过，我赶紧接过帽子戴上，掏出小镜子照了照，心情一变，就觉得那牛逼帽还蛮好看的。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其实那船形帽也不是跟苏联学的，而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军帽。解放军从一九五五年开始穿“55式”军装，夏季都戴上了船形帽，但那时电影上戴船形帽的，不是美国鬼子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人们心中都不是好人，所以看自己军队也戴上了船形帽，大家就感觉怪怪的。据说这种船形帽也让部队战士很反感，结果在一九五八年七月基本被取消，成为军队历史上寿命最短的军帽。
我记得胖哥是江西人，老家在井冈山脚下，却一直没问过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他送给我的小镜子和牛逼帽什么时候弄没了，甚至记不清他什么时候离开农场，可他那憨厚的样子却时常在我脑海里跳出来，特别是他在井台上表演绝活儿把帽子掉进井里的情景。连带着，我也能记起在小镜子里看到的自己，那个戴着牛逼帽的样子，简直和胖哥有一比。
那年月，在小地方或乡下，没什么文化的父母很少和孩子交流沟通，没几个当爹当妈的懂得孩子的心理需求，能让你吃饱穿暖的父母就是尽责的好父母，不搞家暴的父母就是温暖和善的亲爹娘。小孩子也没有从父母那里获取心灵慰藉的心理需求，友谊所带来的另一种温暖，只能在其他小朋友那里获得，所以我结识了胖哥，就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他带给我的不仅是快乐，还有温暖、自豪、信任和安全感。他还教了我不少知识，满足了我的求知欲望。关于军帽，关于解放鞋、大头鞋、小镜子，关于江西，关于井冈山，这些都是父母很少讲的，即使讲了，也没有从胖哥嘴里听来的那种新鲜感，没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
当兵的都是值得交朋友的好人，我真心喜欢当兵的，这是我与胖哥交往的最深感受。
若干年后，我读大学时参加了一个月的军训，和一个军人结下一段友谊。他姓李，是驻河北清风店原三十八军某部指导员，长得很像当年的胖哥，不同的是，李指导员口才极好，讲政治讲军事都有一套。两年后我去部队看望他，他恰巧不在，他的搭档王连长便热情款待我，还带我参观了营房和靶场。
有趣的是，王连长也长得很像胖哥，我就问他有没有亲戚当年在黑龙江当兵，他不明所以，想了想，就摇头，我不禁有点失落，胖哥在井台上打水的样子又在眼前浮现。我想，假如胖哥没有复原转业，现在应该当了营长团长了吧，如果胖哥真当了营长团长，就不用戴着牛逼帽去挑水了，可他还会像以前那样对我好吗？
一九八一年，我曾有二十一天的美国考察之行。有天在纽约街头，我突发奇想地邀请一个高大威猛的街头巡警合影，他竟欣然应允。回国后，我几次试图邀首都街头的警察合影，终究没敢造次。
在内心，我是把警察、军人和官员划为同类的，他们都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如果他们是好人，远比百姓是好人重要得多。
记得一九九二年，我早已在深圳电视台工作。一次，我陪央视一位老友外出采访，在通过“特区二线”检查站时，几十辆车犬牙交错拥挤不堪地抢着通过闸口。我后面是一辆军车，硬生生从我的车旁挤过，几乎是故意地把我的车剐蹭出一道长长的伤痕，我和央视老友都很恼火，开车的军人却像没事人似的，瞥了我们一眼就要离开，我对那军人说：“你不用嚣张，我们会跟着你去部队，找领导投诉你！”那司机歪戴着军帽，一脸傲慢地嚷着：“好啊，随便，算你有胆儿。”说罢绝尘而去。刹那间，我就想起农场的驻军，想起胖哥，想起和他们之间那些暖暖的往事，心里不禁翻江倒海，很不是滋味。于是把车停在路边，思忖再三，默默掉头返回。算了，别和当兵的打架了，他们曾是我心中最温暖的人。
可这类事，后来却越见越多，越听越邪乎，直到后来出了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的事儿，我心中升起一缕希望之火，默默祈祷，但愿这希望之火不会再度熄灭。
一九九九年，我曾去军事科学院采访两位将军，负责接待的是罗大校，做准备工作时发生个小小的尴尬：有个沙发估计是很久没人坐过，罗大校试着坐了坐，没想到沙发竟歪倒一旁，原来是有条腿坏了。接受访问的将军尚未到场，这点尴尬也算不上大事，罗大校却羞得满脸绯红，向我解释道：“不好意思，军费拮据啊。”一刹那，竟有种莫名的温暖充满心间，我对这位罗大校充满敬意，这是个把军队和个人荣辱视为一体的军人。我脑海里电光石火般闪出所有关于军队的记忆，有战士、有军官、有温暖，也有怀疑甚至冲突，但那一切，瞬间凝结成一种希望和信任。
罗大校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罗将军，尽管社会上对他有些争论，但我相信，他起码是位值得尊敬的好军人。
没有一支好的军队，我们长久的温暖又从何谈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