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大宋朝廷风雨飘摇。
一一二七年，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即皇位后不久，便开始了逃亡生活。他带着宠臣们，先是逃往扬州，再逃往杭州，又逃往越州（今浙江省绍兴），接着又逃往明州（今江西省宁波），再逃回温州，而后又逃回越州，再逃回杭州，又逃往平江，又逃回杭州，再逃平江。一一三二年，回杭州。
“直把杭州作汴州”
五年里，宋高宗带一众大臣和宫人逃来逃去，惶惶然若丧家之犬。
逃到越州时，仓皇中宣布在越州建都。到底在何处建都？主战派与投降派斗争激烈。主战派主张建都关中或南阳，是为上策；中策则是建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主战派主张，即使建都建康，也可守可攻，时机成熟，可跨江北上，突出皖北，收复东京在掌控之中，继而北伐，收复失地。可是宋高宗与投降派之后又极力主张建都临安（杭州），理由竟是：一则可不引起敌人的猜疑，对敌人也没有刺激，相安无事；二则金人再南侵时，可立即从海上逃跑，因金人不善水战。建都临安竟是为了方便逃跑，此事贻笑千古，然而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事实。
在临安，宋高宗和投降派安于现状，全无收复故都之意，更无结束分裂局面、一统河山的打算，他们竟寄希望于金朝自我崩溃，臆想金朝在享受北宋的丰厚贡品中，沉浸于奢侈而自我灭亡。
这杭州，本是东南大都会，自古繁华。柳永在《望海潮》中极写其盛：“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
高宗到后，在凤凰山西麓，大兴土木，在方圆九里内，建造紫禁城。史载，有十九宫、三十殿、三十三堂，七楼、二十阁，六台、一观、九十亭。高宗为游西湖，建造龙舟巨舫，大者可坐百人。雕栏画栋，锦幕珠翠。高宗每游湖，动辄百艘船舫相随。他又命人在禁内修小西湖，造飞来峰。朝中大臣上行下效，相继营造私家园林四十余处，水榭楼台兴作之风从此盛矣。
奸相秦桧重金请大师，论阴阳，看风水，在望仙桥畔，建格天阁相府，说是一等福地，仅次于皇宫。相府楼高六丈，居高临下，飞檐斗拱，傲视豪宅，气焰不可一世。每入夜，隐隐有管弦丝竹之声传出，附近百姓听到侧目而曰：“咸阳（指秦桧）！”
宋代，风水之风盛行，所谓风水师趁势而出，其中痞子、帮闲者之流居多，他们巧舌如簧，抓住主人心虚心理，说坏，坏到家破人亡；说好，好到代代荣华富贵。陆游成年后，有人问他秦相府风水如何？对此，陆游不以为然，他说：“风水，环境也。宅，无凶吉之分；人，有善恶之别。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所谓吉凶祸福，皆系本人所作为也。”他又说道：“蔡太师之父，死后葬于临平山。术家说以钱塘江为水，秦望山为案，确乎气象雄丽。然富贵既极，一旦丧败，几近灭族，至今不能振。有山水处宜居，宅宽敞者宜气，其余皆无关也。”
诗人林升，看不过高官们的穷奢极欲，写《题临安邸》一诗，直刺投降集团偏安一隅，不思恢复。他在诗中写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首诗是国人的心声。当时，朝野有识之士、贩夫走卒、乡野老夫，纵然生活在苦难中，却都期盼收复失地，重整山河。女诗人李清照，多愁善感，以写情调缠绵的身边事见长。此时，她家破人亡，经历了长途流亡生活，亲历了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她诗词内容和风格大变，她歌颂力主抗战的爱国志士，鞭挞以大片国土、人民和巨额财富换取苟安江左的宋高宗和“主和”派，写诗赞美项羽不肯忍辱求生的英雄本色，以春秋笔法批判高宗投降集团怯敌逃跑、苟且偷生。她在《乌江》一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陆宰读到这些动人心魄的爱国作品，反复诵读，有时是高声吟咏，听者动容，人们知道，他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
千岩亭上
陆宰和一家人回山阴老宅，陆宰称之为“云门草堂”。先后就地取材，因陋就简，草建了双清堂、千岩亭，旁有清泉环流，小桥流水。陆宰赋闲在家，不再出仕。其性俭约，不喜饮酒，每与弟子诸生谈至深夜，仅饮一杯绿豆粉山药汤为食。
陆宰不再出仕，是他从徽宗与蔡京集团倒行逆施，促使北宋衰亡，体认宋朝宫廷乱象难息，廉能之吏难以立足的现实中悟出，与其出仕，不如乡居。宋时，官员致仕年限为70岁，他是正在盛年而早早辞官了。
他和友人聚谈，常论宋亡之因，他说：“徽宗在位，蔡京一伙人投其所好，鼓吹神灵异说，诱使徽宗沉溺于享乐。蔡京兴师动众，铸‘九鼎’，修九殿，造‘明堂’，建‘延福宫’‘华阳宮’，大兴道观。凭借漕运，以十船为‘一纲’，尽选奇花异石，运往京城，美其名曰‘花石纲’。”友人说道：“事事历历在目，国人皆知，奈何？莫非天亡我宋？”陆宰说道：“北宋政治、经济、军事腐败，民不聊生，方腊造反，势在必然。军队战斗力日见低下，金国已深有体验，大举南下，早有策划。凡此，绝非天意，而系人为。”
在千岩亭上，与友人谈论及此，莫不喟然长叹，皆言此为生死存亡之鉴。言及南宋，无不惊叹当朝秦桧与蔡京何其相似乃尔。
他们眼望南山，纵论天下。陆游一生记得，每言及秦桧丧权辱国，先辈们或咬牙切齿，或怒目如炬，或伤悲流泣，预备饭食，没人食用，“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当时士大夫言及国事，无不恸哭，人人思杀贼。”陆游年幼时，不懂长者何以如此动心，陆宰说道：“听之，听之，年长自知人当以国为命。”
李光，强项之士。高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参知政事，职位相当于副相。秦桧权倾朝野，李光无畏。在朝议政，曾面斥秦桧，揭其怀奸误国，愤然去职。返乡后，每来陆家，辄聚谈终日，凡言及秦氏，“愤切慷慨，形于色辞。”陆游奉陪在侧，觉其“英伟之气，使人兴起”。
一日，李光坐亭上，举酒对陆宰说道：“我即将贬谪远行。咸阳（秦桧）最忌恨赵鼎与我。今赵丞相已放边荒，我岂得免？他不搬除障碍，岂能独擅权柄？到时，我不会涕泣而别。青鞋布袜，即日行矣。”诸人听来，颇觉伤感，陆游听来落泪了。有人说道：“庆父不死，国无宁日。秦桧不除，国难不止。”
后十余日，果有行。陆宰问道：“何事为罪？”李光默而不语。陆宰多年敬佩李光，遇其遭此厄运，寝食难安，陆游愤愤不平。李光受秦桧陷害，一再贬谪，最远徙海南岛。那时对海南称为“南荒”，是“荒蛮之地”，“非人所居”。李光走时，陆宰送行到诸暨，归而言曰：“泰发（李光字）谈笑慷慨，一如平日。”陆游问道：“何时能归？”陆宰蹙额，至痛至悲，说道：“咸阳岂能饶他？去有日，归无日矣。”陆宰又对陆游兄弟说道：“丈夫遇难，当如是，天地正气，胸襟人格。”李光一去十一年，秦桧死后得归。
听父辈说起“绍兴十年（一一四一年）和约”，陆游义愤填膺。
所谓“和约”，主要规定是：对金俯首称臣，割让六百三十二县，每年奉贡银二百五十万两，绢二十五万匹。这哪是什么“和约”？明明白白是降约，是卖国条约。南宋割让土地后，只剩下七百零三县，真真是半壁江山。
眼见昏君高宗为保皇位，一再俯首屈膝；奸相秦桧为保富贵，甘做内奸；昏官庸吏为保官位俸禄，主张裂土而治。三者沆瀣一气，百姓身遭其害，为给金国纳贡，担负双倍的苛捐杂税，日益贫困。陆游心怀苍生，犹如身受，其忧国忧民之心，已成为他的长久之思。本来民心可用，军心可依，可是腐败的南宋朝廷，却一直笼罩在宁肯投降也不抗战的“求和”阴云之中。陆游耳濡目染，面对国家与民族危亡，立志以身许国，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君书”的宏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完整，成为他一生的最高理想和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