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镇是极其乏味的，什么特产也没有。周边的小镇可不是这样，有的盛产小酥糖，有的盛产玉带糕，有的盛产猪婆肉。这是离县城最远的镇，往西再走三四里地就是邻县了。因为挨得近，连说话都和邻县有几分相像。比如，把吃午饭叫“吃点心”，把吃晚饭叫“吃夜饭”，把吃夜宵叫“吃夜半餐”。地处偏僻自然就容易被人遗忘，直到我十岁之前，镇上连一条公路都不通，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轮船。早上，天还没亮透，汽笛声就在小镇上空呜呜回响。傍晚时分，船回来了，它走得很慢，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孕妇，如果不是浪花翻腾，你几乎觉察不到它在前进。
轮船码头很热闹，码头旁有一家杂货店，在我眼中，它是小镇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在生命最初的岁月里，我就透过这扇门，想象着小镇之外那遥远、辽阔而又无比绚烂的世界。
杂货店没有招牌，镇上的人都叫它“老邱店”，因为老板姓邱。他长得白净而又斯文，穿着蓝色的中山装，脸一天到晚红通通的。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站在柜台边，用竹节般瘦长的手指打着算盘，有节奏的噼啪声音在幽暗的房间里回荡，不紧不慢，悠然自得，带着一种秘密的欢乐。打累了，他就拿一块湿抹布，这里抹两下，那里抹两下，像个家庭主妇一样，把每一只瓶瓶罐罐都擦得锃亮如新，连货架缝隙里的一点灰尘也不放过。开始的时候，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后来，生意太好，他忙不过来，又找了两个妇女来当营业员。这两个人一个又高又瘦，一个又矮又胖，不过，她们却很和善，见谁都是笑眯眯的。她们的口音很特别，说起话来，软绵绵的，像轻柔的风。
杂货店里的东西很多，但却收拾得井井有条。角落里的大肚罐，像弥勒佛的肚子一样，里面盛放着散装酱油，颜色很像店里的光线，它的气味最浓烈，又咸又鲜。农具堆在角落里，散着暗蓝的微光，走过去，会闻到一股类似于血的铁腥味。此外，还有烧酒的辣味、洋油的膻味、光荣牌肥皂的香味、的确良布的酸味、小人书的油墨香味、回力鞋的橡胶味、火柴的硫黄味……被各种各样美好的气味所包围，这就是我最早体会到的美好。
杂货店里的气味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季节性的。夏日的清晨，是杂货店最忙碌的时分，买完菜的人，提着新鲜的鱼走进来，买一包盐，或者打一瓶酱油，鱼腥味就留在店里，经久不散。午后，杂货店相对冷清，一走进店里，就会有一股阴湿的凉意，这是幽暗的老房子特有的气味。而到了傍晚，在阳光下晒了一天的杂货店，充满烤韭菜饼的香味。冬日的清晨，店里生了煤炉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煤烟味，还有女人们身上好闻的雪花粉味，到了中午，是大蒜炒咸肉的味道，下午总有人在店里打纸牌，留下呛人的烟草味。
祖母活着的时候，我像她的小尾巴，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每次跟她上街，我就特别开心，像小鹿一样在祖母前面一跳一跳，可只要走到老邱店门口，我就像中了邪一样，迈不动腿了，小嘴嘟起，眼睛不住地朝店里张望，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炫目的阳光，也像我一样，巴在窗户上，吮吸着店里的芳香。如果祖母不理我，我就抱住她的腿，就像溺水者死死地抱着木桩一样。如果她还不停下脚步，我就会使出撒手锏——在地上打滚，可祖母从不向我妥协。
店里最吸引我的是柜台上那几只透明的玻璃罐。有的放着水果硬糖，有水蜜桃味的、哈密瓜味的、杧果味的，还有菠萝味的；有的放着五颜六色的小圆糖，一分钱可以买上五颗；有的放着桃酥，用桃红的纸包裹的，油已经将纸沁透，只要一打开玻璃瓶盖，那芳香就直往我鼻子里钻。不过，在所有的美食中，最吸引我的是一种叫做“牛鼻头”的食物，这是用面粉油炸而成的，形状很像牛鼻头，吃起来，香甜酥脆。为此，我还做了一次小偷。有一天，我在家里翻箱倒柜，终于在《毛主席语录》里翻到了一些钞票，那时的我对钞票的面额还没有什么概念，从中间找了一张最大最漂亮的，便从家里偷跑出来。
我一口气跑到了老邱店，像芭蕾舞演员一样踮高脚尖，装出一副大人的样子说：“老邱，我要‘牛鼻头’。”老邱愣了一下，笑眯眯地问：“要几个？”我想也没想，把钞票往柜台上一拍，吞起了口水。我不敢说话，怕一说话口水就喷涌而出。他慢腾腾地打开玻璃罐，把沉睡的“牛鼻头”一只只夹出来。等他把“牛鼻头”递给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连忙摆手。我原本只要一个，他却给我一大堆。我一下子不知所措，情急之下，想出一个好办法，把外套脱下来包好，像抢劫犯一样，背在肩上。一路上，我都愁眉苦脸，这么多“牛鼻头”我能藏在哪里呢？如果被父亲发现了，我肯定又要挨揍了。刚到村口，婶婶见到我，吃惊地问：“你买那么多‘牛鼻头’干吗？”我用袖子抹了抹鼻涕，吞吞吐吐地说：“我、我……我家来客人了。”回到家，我开始吃“牛鼻头”，一直吃到肚子滚圆，站都站不起来了方才停嘴。那天晚上，父亲回到家，我才知道我拿的那张钞票是五元，那个时候，父亲从山上挑一担一百五十斤的柴，走几公里山路，才能挣几毛钱。父亲气坏了，把我吊在梁上痛打了一顿。
2
母亲在服装厂上班，厂里有几百号女工。下班的时候，站在厂门口，我就觉得眼睛不够用了。厂门口总会站着几个穿喇叭裤、叼着香烟的年轻人。女工们一出来，他们就吹口哨，好像吹几声口哨，最漂亮的那个女工就会跟着他们回家一样。我也想吹口哨，可我老是学不会，一点出息都没有。
年轻的女工总要结婚的，就像树上的果子，成熟了就要被人摘掉。母亲是缝制组长，大小也算个官，只要有女工结婚，就会派喜糖给她，不多不少，每次八颗。母亲舍不得吃，总将糖藏起来，一直藏到过年。母亲很节约，只要能长期保存的东西，都要放到过年，好像只有过年那几天才是正儿八经的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其他的日子都是用来应付的。
母亲的做法，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镇上的人大多和她一样节约。比如，在其他地方，下馆子吃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这里却几乎和败家子画上了等号。如果有一个人突然不想做饭，去小吃店里吃碗客饭，那他立刻就名誉扫地了。他还没回到家，就会被人扣上败家子的帽子，直到下辈子才能摘掉。小镇上的人，大多喜欢存钱，只有存折上不断增加的数字才能让他们感到踏实。如果挣到了九十九元，他们就会想办法借一元钱，存到银行里去吃利息。我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说吃利息，一直以为利息真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呢。
母亲知道我和哥哥嘴馋，所以每次藏糖都神神秘秘的，像是藏金银珠宝似的。可是，家里本身不大，能藏东西的地方十分有限。母亲想尽了法子，也终究逃不过我们的法眼。
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和哥哥就开始翻箱倒柜，把所有被褥啊、衣服啊全翻了出来，最后，我们终于在一件旧棉袄的袖子里找到了。
那一天，我们吃糖都吃饱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大白兔奶糖。糖吃多了，一说话，嘴里全是奶油味。我们刷了三遍牙，那味道还没有散去，很担心被母亲发现。幸好那天晚上，母亲厂里要加夜班，回来的时候，我们早已经睡到苏州去了。
母亲积累了几个月的糖很快被我们吃了一半，我们开始担心被母亲发现。哥哥灵机一动，叫我找了一堆小石子来，用糖纸一块块地包好。年底那几天，我变得特别紧张，担心东窗事发，被母亲责骂，但是，母亲好像压根就不记得这回事似的，竟然什么也没说。
3
对乡村的孩子来说，暑假是最自在、最快活的。在村口的大树下，老人们睡完午觉开始打麻将了，斑驳的阳光，从叶子上面洒下来，形成一个又一个圆点，光线过于强烈，让老人们看上去，有一些不真实。可是，噼啪的麻将声，还有谈话的声音，却又时时提醒着你，这一切是真实的。在他们的旁边，一个老太太在卖凉粉，她头上盖着一条蓝白条子的毛巾，把眼睛眯成一条线。有人来的时候，她就吆喝几声，没人来的时候，就在旁边看老人们打麻将，她对麻将一窍不通，但别人笑的时候，她也会跟着笑。
孩子们在河里游泳，又在小桥上跳水，玩累了，就在河滩上烤鱼。大家分头行动，有的从家里偷了油，有的偷了盐，有的偷了酱油，有的偷来了火柴。我当时年纪小，负责捡树枝。几个水性好的大孩子，在河里摸鱼，一条条地扔到了岸上。岸上的孩子开始生火，大家围着火堆坐成了一个圈。不一会儿，空气里渐渐飘浮着芳香，孩子们都在咽着口水。鱼终于烤好了，虽然有一些地方烧焦了，但吃起来非常香。吃着吃着，大家的脸都像花面老虎了。
乡村除了鱼多，蛇也很多。夏夜乘凉的时候，大人们总喜欢讲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比如，每户人家家里都有一条蛇，这蛇是家蛇，是看家护院的，不能打。每座坟堆里也有一条蛇看护，也不能打。据说打了这些蛇，家里就会有灾难降临。父亲干活时经常遇到蛇，他曾亲眼看见一条晒太阳的巨蛇，头在小河这边的树上，尾巴在小河那边的树上，远远望去，好像一张黑色的吊床。
我第一次吃蛇，是在外婆家。我记得那年暑假，我是在外婆家度过的，那简直是天堂般的日子。每天傍晚，我都要和两个表姐去田里钓田鸡。那个时候，我觉得两个表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村子里有两个大男孩，喜欢摸鱼和河蚌。有一天他们竟然捉到一条蛇，有扁担那么长，挂在树枝上，用破碗的瓷片剥了皮。老人们说，不能在家里煮蛇，只好在村东边的大树下支一口锅来炖，家家户户都从家里拿了鸡蛋，放在里面煮。我和大表姐也从家里拿了一碗鸡蛋，一路上，我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家里煮呢？大表姐说，蛇也有家人的，到时它们会来报仇，钻到被窝里咬人。我一听，汗毛都竖了起来，将信将疑地说：“真有这样的事吗？”大表姐说：“可能吧，我也不知道。”
村东边的小树林里围了一圈人，手里拿着一只空碗，都在等待着，锅里的汤汁鲜白，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大家一边等待，一边吞着口水。蛇终于煮烂了，大家都争着去抢，大表姐好不容易抢到一块肉，她舍不得吃，给我吃了。可怜那两个捉蛇的男孩，最后一块都没吃到。肉很快吃完了，便开始喝汤，他们都说鲜得眉毛都掉下来了，我却闻到一股土腥味，只喝了一口，便不再喝。
回家的时候，我又问大表姐：“蛇是怎么找上门的？”大表姐说：“它们能闻到气味吧。”我吓坏了，心想，那吃过蛇的人，会不会都被盯上？我怕大表姐说我胆小，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傍晚去钓田鸡的时候，我的心悬在空中，我让大表姐走在最前面，小表姐走在最后面。只要草丛里发出响动，我的头皮就会一阵发麻，鸡皮疙瘩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4
起初，外公在邻县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平时住在学校，星期六晚上回来。他任何时候都笑眯眯的，有时候我实在调皮，他就假装生气地说“信不信我打你”。我一点也不怕他，把他的话当耳边风，他就轻轻拍一下我的屁股，好像帮我拍裤子上的灰尘似的。
父母对我很抠门，从不给零花钱，我就跟外公要，他有时给，有时也不给。他不给的时候，我就趁他不注意，一把抢走他上衣口袋里的钢笔，跑到院中的水井边，要挟说：“快给钱，如果不给，我就把钢笔扔到井里。”他不情愿，但又没办法，只好摸出一两毛钱给我。我便跑到杂货店，换上一块杏仁饼，或者几颗小圆糖。
外公退休后，去了邻县的县城，在菜场收税。他的工资很低，每月七十元，后来，外婆也跟去了，帮人带小孩子，每月有一百元。他们租住的房子，一个月三十元。房子很小，不足十平方米，原本是房东家的厨房，里面只能放一张小床，一张桌子。房子虽小，但毕竟是城里，让我很向往。只要一放暑假，我就会去过几天城里人的生活。
夏日里，外婆做的早餐，几乎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泡饭和炒西瓜皮。前一天晚上吃完西瓜，她就开始忙碌，刨皮、切丝、腌制、挤水、晾晒，到了早上用菜油爆炒，又淋上几滴香油，西瓜皮吃在嘴里，会发出一阵阵脆响，用老家的话说叫“嘎嘣脆”。
中午是最值得期待的。外公下班回来，总会买一样卤菜回来，有时是盐水鹅、盐水鸭，有时是烧鸡，有时是猪耳朵。外公吃得很少，吃一口肉喝一口酒，一块肉夹起又放下，要七八次才吃完。天天有肉吃，我实在想不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如果不下雨，我们就搬了桌椅到场院上吃夜饭，等到路灯亮起来，天空变成了淡紫色，风开始有了些许的凉意，我们便洗澡乘凉。这时，在水桶里泡了一下午的西瓜准备上场了。每次切瓜，我都站在旁边，西瓜中间有一块是没有籽的，我们老家叫“葡萄肉”，外婆总会先挖出来给我吃。至于为什么叫“葡萄肉”，我至今都没搞明白。
屋子被阳光烤了一天，连窗户都烤得愁眉苦脸，每一样东西摸上去都是滚烫的，好像刚烧完饭的灶膛。到了后半夜，乘凉的人才陆续散去，房子里依然很热，但因为明天还要上班，只好硬着头皮进了屋。落地电风扇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好像咬紧了牙，可吹出来的风，总是热乎乎的。睡眠像一条虚线，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外婆是个基督徒，我睡觉的时候，她在祷告，半夜醒来，她仍然在祷告。
县城里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新华书店。我在里面一待就是半天，但是，我只买很薄的书，比如中国台湾作家罗兰、新加坡作家尤今的书，我知道外公收入不高，我不能买太贵的书。外公就一直在门口等着，等着给我付钱。外公是个很节约的人，三块小小的豆腐干，就能下半斤烧酒。他虽然节约，但是买书的时候，从来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县城的时光，大多是快乐的，偶尔也会有不愉快的插曲。我记得一天下午，房东家的孩子看完电影回来，手上拿了一听易拉罐，得意地向邻居家的小孩炫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这叫“健力宝”，很贵，一听要卖三块五呢。邻居家的小孩百般央求，终于喝上了一口，一喝完，就开始打起了嗝。我也想喝，但又不敢开口。我情绪低落，外公外婆跟我说话，我也爱答不理。吃饭时，我吃得很慢，一颗一颗地吃着米饭。外婆摸了摸我的额头说：“病了吗？”我摇了摇头说：“口渴。”外婆说：“我给你倒杯水。”我说：“不要。”外婆又说：“吃完饭，去买酸梅汤！”我很委屈，心想他们为什么不知道我的心思呢！外婆又说：“那买橘子水吧！”我吼道：“不要，我要健力宝！”他们一听，迷糊了。正在喝酒的外公笑着问：“健力宝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气愤地说：“反正……反正就是世界上最好喝的饮料。”外公追问道：“到底哪里好喝呢？”我没喝过，答不上来，憋了半晌说：“喝了它能不停地——打嗝。”外公一听，咧开嘴笑了。他继续喝酒，不再理我。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生气，嘟起的嘴上可以挂一只酱油瓶。我暗暗发誓，这辈子都不喝“健力宝”。
外公家门口的巷子叫永新巷，巷口有一家面包店，每天早上八点，我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里。我不是去买面包，而是闻面包的香味。这是县城才有的芳香，只要闻一闻，我就觉得很愉快、很满足，就会觉得世界无比美好。那时，我已经十三岁了，还从来没有吃过面包呢。烤面包的是个女孩，十八九岁的样子，扎着马尾辫，包着暗红色的头帕。她长得并不漂亮，但很白，很爱笑，一笑就露出小虎牙。她将金黄的面包放到玻璃柜时，动作温柔，充满怜爱，好像放的不是面包，而是一个个可爱的小宝宝。暑假结束，我要回家了，经过面包店时，心中竟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过了几年，外婆年纪大了，不再带孩子了。她开始捡纸皮。她家旁边开了一家大型的服装批发市场，她每天上午去一次，下午去一次，每一次都满载而归。那几年，外公和外婆经常拌嘴，外公是极爱干净的，可是家里却堆满了垃圾，连床底下都是。
过年前，外婆会让我和哥哥去挑一身新衣服，这是最难堪的时刻。我们总是远远地跟在她身后，装作不认识她。买完衣服，她舍不得走，总要跟店主自豪地介绍我们，我们却觉得很没面子，总是低着头，不停地催促她。
5
外公和外婆在县城住了十年，搬回了乡下。舅舅修新房时，外婆拿出了一大笔钱，那是她从县城里“捡”来的。外公和外婆在乡下住了十来年，又搬了一次家，这一次，搬去了青草底下。
每当想起他们，我想到的竟然不再是那些悲痛欲绝的生离死别，而是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具体是哪一年，我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那是大年初一的傍晚，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踩在上面，发出吱吱吱的声音。通往镇上的道路也被覆盖了，邻近的村庄，都藏在灰暗的光线里。天地之间，一片苍茫，村庄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村庄，我们像村庄里唯一一户人家。
我和两个表姐在看电视剧《红楼梦》，电视机是黑白的，上面贴了一张彩色的塑料纸。电视里也正下着大雪，一帮人正围着炉子，吃着烤肉。我的口水开了河，边看边咽。外婆推门进来，带来一阵凛冽的风和细细的雪末。不知何时，雪又下了起来。她叫我们吃饭，我们却赖着不肯走。过年不能骂小孩，也不能打小孩的，所以我们一点也不怕她。外婆叫不动我们，只好向外公求助。外公答应多给我们一份压岁钱，我们却得寸进尺，要外公背我们。外公只好背着大表姐，左手抱着我，右手抱着小表姐，像一只大熊背着三只小熊，摇摇晃晃来到堂前。
桌子上放了满满的一桌菜，看一眼，肚子就饱了。凉拌海蜇、风鸡、咸鸭、白切羊肉、卤牛肉，卤猪舌、红烧草鱼、红烧狮子头、红烧团鱼、肉皮冻、白芹炒肉丝、雪菜炒豆芽，中间的大海碗里是咸肉煨笋。
这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咸肉煨笋。咸肉是腊月做的，品尝过白雪的气息，吸收了阳光的气味，像是清瘦的修道高人，肉质结实紧致，充满干香。笋是冬笋，又白又嫩，像少女的足。冬笋是有小脾气的，如果清炒，刚进嘴的时候，舌头会有些发麻，但如果和咸肉放在一起炖，它的那点小脾气就荡然无存了。
我刚坐下来，外婆就往我碗里夹了一条风鸡腿。每个人都要喝酒，外公喝的是烧酒，我们喝的则是封缸酒，是糯米做的，很甜，好像把我的嘴唇粘住了一样。我不停地和外公碰杯。外公笑着问：“长大了，你会不会买酒给我吃？”我抹了抹嘴说：“到时候，我给你开个酒厂，你随便喝。”众人都笑了。
吃过夜饭，大家喝茶聊天，桌子上放着瓜子、花生、金枣、酥糖、寸金糖、玉带糕。因为是过年，大家说的都是开心的事情。外婆问我说：“你长大了会不会养我？”“当然养，”我顿了顿又说，“每一个都养，我每天给你们发压岁钱。”
喝了一会儿茶，小表姐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扑克，提议打“争上游”。我们玩得很开心。外面还在下着雪，天很冷，我们的脚都冻僵了，仍然不肯收档。外婆给我点了一只脚炉，两个表姐都说她偏心。一直到十一点半，眼皮打起了架，我们才肯回房睡觉。
第二天早上，我睡得很沉，外婆一连叫了三遍，我仍舍不得离开热乎乎的被窝。外婆只好将绿苎头的团子焐热，一口一口地喂我。她笑着说：“你昨夜在梦中打牌了吧？”我吃惊不已，外婆竟然连我做什么梦都知道。“这还不算好笑，好笑的是，你和小阿姐两个一起打，”她又接着说，“你在梦里说红桃五，她马上就说黑桃七。你说方块六，她马上说梅花十。”两个人在梦里还会打牌，这样的事情，我真是闻所未闻，笑得嘴都歪了……
时光如尘，日夜堆积。如今，外公和外婆已经成了夜晚的一部分，寂静的一部分。他们消失于时间深处，就像风消失于街道的拐角。曾经充满欢乐的房子，如今蓄满回忆与忧伤。一把生锈的铁锁绑架了房子，昏暗的光线，像丛生的杂草。
而那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日子，在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竟然如此美好、温暖，让我不禁眼角湿润。那时，外公和外婆都在，我可以尽情地撒娇。时间的流逝如此缓慢，几近停滞，让我误以为一切都恒久不变，我们永远不会长大，他们也永远不会老去……或许，那就是最好的时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