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在北京过春节,抽空去了趟天津,跟中国民航学院的老同事们喝了顿大酒,勾肩搭背,相互吹捧,挥斥方遒,高谈阔论,把我的天津情结狠狠地又挥发了一下。唉!那一段似流水的青春年华!
1981年,初到天津的时候,哥们还很年轻,刚开始长出第一根胡子,在天津武清县的一个镇里上初中一年级,那个镇的名字叫杨村,很长时间我都很怀疑我到的这个地方是否属于祖国第三大直辖市,我的同学们分别来自武清县的各个乡镇:东马圈、上马台、黄花店、王庆坨、下朱庄、下伍旗、大黄堡、白古屯……每个地名都极其惊艳,让人心惊肉跳,那是人间么?!这地名都是谁给起的?!太有创意了。据说现在的武清已经是中国北方最大的丧葬用品生产、流通基地,当年很多同窗没考上大学,干这行都发了,可见古人起名还是有根据的。
杨村此地出产好几种名扬天津的小吃,小鱼熬饽饽,耳朵眼炸糕,青豆粉以及糕干都是天津卫一绝。尤其是糕干,在我上的那个大学闻名遐迩,因为每年该校的新生都到杨村军训,而每年都无一例外发生新生肚胀住院事件,罪魁祸首就是杨村糕干,该物类似压缩饼干,味极香,性极干,难咽,一旦见水,膨胀速度类似泡腾片,易充饥,尤益军训生充饥,故而无论教导员如何告诫,每每有新生触此“高压线”,杨村糕干大名故而也开始远播京城。
杨村此地的特异之处还有,它位于天津和北京正中间,杨村人说话既不是天津话,也不是北京话,既有天津味,也有北京味,属于三不靠,四不像,极其独特。
因为住在县城,县城相当于城里人说的乡下和乡下人眼里的城里,所以既很难去乡下,也很少进城,对天津市的印象就是勤俭桥、勤俭道、南京路以及飞机场一带,还有就是水上公园、火车站、电视塔、蝶式立交桥。好么,那时全国也没有立交桥,大搞基本建设的鼻祖就这样诞生了。
还有火车站,记得当时也颇为轰动,候车大厅造了个罗马式的拱形顶,这倒没什么,上面画了一幅巨大的西洋画,这也没什么,画上画了一堆外国女人,这还没什么,这些外国女人还没穿衣服!这就太牛了!想想,那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啊!天津领导的魄力和审美能力可见一斑,很长时间天津家长骂孩子都说:介倒霉孩子,耍流氓你还能耍过火车站么!
那时候进津都像出远门,我的同学都还年少,待在村里,还没混进城,所以我很少去市里,根本不认道,路不熟也就缺少亲切感。跟着长辈去过几户人家家里,都住小胡同里的小杂院,那叫一个脏乱差,只记得一进门只看见煤球炉和长烟囱,夏天也一样,还有一股煤气味,屋子都小得转不开身。
再后来到天津是毕业分配到中国民航学院工作,学校挨着天津张贵庄机场,远离城区,从北到东,不用穿过城区,那也是一鸟生蛋筑巢的好地儿,现在的好几个兄弟都是那时的死党。想当初刚工作,在学校也不知该干什么,一大帮男青年老师混作一团,还有几个毕业生,整天下围棋、玩游戏、打麻将、钓鱼,不亦乐乎。有一天清华老师终于干不下去了,觉悟了,说:咱们成立一个乐队吧。大伙热烈响应,各自分工,有弹贝斯的,有弹吉他的,有打鼓的,有吹箫的,清华老师是音乐学院毕业,全才,弹电子琴,根据我的特长,哥们吹小号。每天傍晚大伙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完《蓝精灵》,唱完片尾主题歌开始操练,虽然这个乐团只演出过一场,还是在自己的俱乐部里,但大伙当时的学习热情高涨极了,勾引了不少女学生和她们的目光。
后来,到了上海,几乎就再也没去过天津,天津对于我而言,从来就是烟雨缥缈,不清不楚。
这次去是坐和谐号城际特快列车回京的,可开了眼了,那车最高时速也有329公里,比磁悬浮一点不差,天津到北京30分钟,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牛气极了!尤其是新火车站周边,简直敢叫旧貌换新颜,小洋楼成群,灯光一打,精致漂亮,品位立马提高了好几个档次。整个车站有三层,规模气势堪比首都机场3号候机楼。那幅壁画还留着,这次敢仔细看了,原来上面画的不是外国姑娘裸泳,是油画式的精卫填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