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十二岁时，他父亲觉得儿子务农没有前途，又见从美国回来的同乡都赚了大钱，于是便筹得旅费，托同乡将外祖父带到美国。当时他们先乘船抵香港，再登上一艘名为“中国”的邮船到美国旧金山。
到达旧金山几日后，外祖父便往沙加缅度（即萨克拉门托）投靠他做菜贩的叔父。经叔父介绍，他为外国人打工，每星期工资一美元。之后外祖父入读教会办的夜校，一度误交损友，习染赌博，幸得教会的良师益友劝导，终于浪子回头，成功学好英语。他未几便皈依基督教，更参加救世军，希望成为传道人。那时他十九岁。
他在旧金山的救世军大本营中，练习了半年的宣教技巧后，便奉命到太平洋沿岸各个城市向华侨宣道。但当时排斥华工甚烈，外祖父走到街上随时会被人无端袭击，好几次险象环生。一年有余，他无奈只好回到旧金山的大本营服务。外祖父无法传道，留在军中又觉得无聊，便到商业学校学习速写法及打字，数月后学成回营，擢升为书记。
外祖父在救世军中和不少有识之士来往，跟他幼年的农村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他的学识与日俱增，但仍觉得有必要接受大学教育。在救世军工作八年后，他在1897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入洛杉矶东部克莱蒙（Claremont）的盘马奈学院（Pomona College，今译波莫纳学院）读预科。当时救世军中的人常劝他弃学从军，但外祖父意志十分坚定。这期间他操劳过度，而营养又不足，经医生督促，只好申请停学，在山上一帐幕内暂作休养。康复后他立即复学，四年后预科毕业。在盘马奈学院一年级肄业后，即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二年级，190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他继而得奖学金入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一年后获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外祖父往谒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得梁诚推荐，获聘为广州方言学堂教员。1906年夏，外祖父终于结束了二十五年的旅美生涯，重返故国。在广州方言学堂任教一年后，即1907年（光绪卅三年），他上京应考留学生试，获文学进士衔，授职邮传部。
但外祖父不想浮沉宦海，很快便弃官不仕。1908年4月，他应张元济之邀，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所任英文部主任，直到1929年前后才退休。他很欣赏商务印书馆的同事，又觉得它管理有方，不惜将多年的储蓄都投资在商务的股票上，并自嘲道：“余今不仅为馆之职员，徒为他人作嫁衣而已也。”外祖父在编译所工作了大约二十年，其间茅盾也曾经是他的下属。他编写过很多畅销的英语教科书，如《循序英文读本》《英语作文教科书》《英语会话教科书》《新世纪英文读本》《初学英文规范》等，对中国的英语教育发展有很大贡献。
外祖父的成就除著述外，还有慈善事业。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本着博爱精神，常常为慈善机构出钱出力，如麻风救济会、青年会、盲童学校等都得过他不少帮助。由于兼顾太多慈善事业，又用储蓄买了商务的股票，邝家并不富裕，有时甚至颇为拮据。我母亲在这样的基督教家庭长大，自小已养成一种舍己为人的情操，非常体贴，所以日后连张爱玲也频频称赞她贤惠。外祖父跟我祖父一样，都是在1938年过世。
邝家姊妹与宋美龄
前文简介了外祖父的一生，现在再谈谈我的外祖母吧。她叫林怜恩，外曾祖父早年移民美国，在当地开杂货铺，所以外祖母在美国出生。她跟外祖父一样是基督教徒，受过高等教育，为广州教会办的医学院的首届医科毕业生，据父亲说，她也曾在医院做过医生。
外祖父和她在1908年结婚，育有四女一子（一个女儿早夭），一家住在上海施高塔路（Scott Road，即现在的山阴路）的大宅里。外祖母婚后只专心当家庭主妇。也许是因为有用人服侍，外祖母不需要怎么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她在上海住了四十多年也不必学上海话，一直也不会说。由于外祖母是美国公民，她的子女可以入籍美国，所以我两个姨母和舅父都移民了。我母亲也拿过绿卡，但因为我父亲有肺疾，所以没有移民。
我的大姨母叫邝文伟，嫁给一个姓何的美国夏威夷华侨。我觉得她的故事很有趣，想在这里讲讲。日本侵华之初，她还在上海生活。每次日本战机轰炸黄浦江的中国军舰时，总有些好事的中国人跑到天台上看热闹，大姨母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军舰会发射霰弹反击，天台的好事之徒往往会被流弹所伤，可见她实在很鲁莽。当时她有一个小儿子，跟她一样淘气，常常说一些令人发指的话，例如“日本皇军顶呱呱”之类。由于国内局势太乱，她不得不跟随丈夫回夏威夷。他们开了一间卖甜甜圈的铺子，每日天未亮便起床炸数以百计的甜甜圈，日子过得挺好。1941年12月7日早上，日本偷袭珍珠港，为了逃避战乱，她只好搬到纽约。此后一直天下太平，直到“911”事件，她又目击了整场灾难。她有时会开玩笑说：“战乱总跟着我。”
现在说一点有关我母亲的事。外祖父母是广东人，所以她自小已会说广东话，来香港没有语言障碍；又因为她在上海出生长大，自然也懂上海话。母亲念的中学是中西女中，那是一所教会学校，除了中文科，主要用英语教学。中西女中的学生多数来自中上阶层，跟张爱玲读的圣玛利亚女中（St.Mary‘s Hall）一样，都是当时的“贵族女校”。1937年，母亲中学毕业；194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专业是英国文学，其后留校任教两年。
我二姨丈（二姨母邝文英的丈夫）曾担任宋美龄的秘书，二姨母有时也会帮忙打理秘书事务。父亲对我说过，宋美龄本属意我母亲做她的私人秘书，但母亲婉拒了。我也不太清楚她为什么要拒绝。张爱玲曾对我母亲说：“S.M.L（即宋美龄）要你这样的companion（同伴，实指私人秘书）而不可得，我倒可以常常同你在一起。你不情愿那样浪费时间，而情愿这样浪费时间。”我母亲回答：“我从来不觉得是浪费！”现在，我家里的柜子里还锁着宋美龄送给我母亲的礼物，那是一套珊瑚首饰，包括耳环、手链和戒指。
之后宋美龄转而邀请我二姨丈担任秘书。二姨丈有一次说了些不该说的话，得罪了宋美龄。我父亲对我说，事情起因是宋美龄的外甥女孔二小姐。这位孔二小姐叫孔令俊，长得很像男生，蓄短发，常穿骑马装，喜欢与已婚妇女来往。二姨丈有一次提议宋美龄劝孔二小姐检点一下，不要在公共场合太张扬。宋美龄却觉得我的家事与你何干，一怒之下便将他解雇了。
二姨丈离职后在航空公司工作。航空公司的员工通常可以低价购买机票，出国旅行很便宜。但因为二姨丈做过宋美龄的秘书，知道太多机密，竟被当局禁止他签证外出。他也很无奈。退休后，他移民美国，继续替孔家少爷工作。这孔家少爷在电影《建国大业》里也有登场--蒋经国到上海“打老虎”，不许百姓在家里囤积粮食，百姓就跟他说：“最大的老虎是你表哥。”随后蒋经国跟这孔家少爷对质，孔家少爷即掏出手枪，说：“你要检查粮仓，就先一枪毙了我吧。”正因为二姨丈替国民党工作，我父亲也不便多讲国民党的问题--父亲经历过上海金圆券时期，觉得国民党处理得很差，所以他私下还是会跟我们说不喜欢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