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自然是需要崇祯站出来的。
崇祯道：“尔不懂朝政，妄论国事！此罪当诛！不过念其初犯，打入昭狱，抄家吧！”
清流们当然不依！
刘宗周等东林魁首道：“圣上不可！进言皆有罪，日后何人敢进言？李锐残暴跋扈，陷害忠良！还请陛下治罪！”
开玩笑，李锐当上锦衣卫督主，这才几天？两个东林党官员被打入昭狱和抄家！日后还怎么玩？
谁知，崇祯大声喝道：“今日之事，谁再妄言，朕便治谁的罪！”
温体仁也是拱手道：“此人不通政务，却是妄议国政，此罪当诛！”
东林党众人眼眸一冷，果然，这混蛋果然转向了皇帝……
“大汉将军何在！”
崇祯见清流们还在喋喋不休，便喝道：“朕有旨，谁再求情，通通打入昭狱，抄家！”
上次抄张缙彦的家，银子用的差不多了，也是需要抄家充实国库……
东林党不是太怕到昭狱喝茶，最怕抄家……
那可是命根子啊！
顿时，群情激昂的东林党人，下意识退了回去。然而，一个多时辰后，锦衣卫回来的交接，又是让崇祯大怒不已！
给事中，七品官员。然而查抄的白银足足六百万两……
在东林党人集体噤声中，崇祯却是眼冒绿光地扫视了一圈朝堂群臣。
区区七品小官便是如此巨贪，这些自诩君子和两袖清风的人渣们，又是何等的富裕？
“孙传庭上前！”
一直不声不响的孙传庭见皇帝点名，便出列跪拜道：“吾皇万岁！”
崇祯道：“经锦衣卫督主李锐举荐，朕任命爱卿为新一任兵部尚书！希望你破除兵部沉珂，给朕一个全新的兵部！”
孙传庭赶紧拜道：“臣必不负陛下厚望！臣谢陛下隆恩！”
“嗯，下去吧！洪爱卿上前！”
洪承畴也是压抑着澎湃的心情跪拜：“臣参加陛下！”
崇祯道：“兵部沉珂已久，你作为孙爱卿臂膀，须全力辅佐，不得有误！”
“臣遵旨！”
洪承畴默默退下。
洪承畴再朝为官多年，由于其耿直的性格不为东林党所喜。多年来，一直被排挤。放眼整个朝堂，也就孙传庭与他意趣相投。两人皆是对兵部的颓废，感到浓浓担忧。
然而，洪承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二人双双被锦衣卫督主李锐看重。
锦衣卫督主李锐，入主朝堂不过半年，洪承畴明显感到朝堂之上潜移默化的改变。越来越多做实事的官员上位，越来越多的清流被罢官免职抄家。
这两位抱负在胸的人，仿佛看到了了大明再次中兴的希望！
洪承畴还记得，前不久李锐将自己和孙传庭请到府上，整整交谈了一夜。那个时候，洪承畴便被李锐的风骨感染……
……
张家口，紧挨长城口，乃是中原通往蒙古的战略要道。当然，也是汉胡通商的要道。
所以，包括八大家族在内的晋商，都将家族总部建立在张家口城内。
昔日，朱元璋建立明朝，把蒙古人赶回大漠后，在边关建立九边重镇，派驻大量军队，以防蒙古人入侵。明朝发明了“开中法”，让商人把粮食和其他军需物资运到边境，然后拿着军队给的收据，跟政府换盐引。明代将食盐官营改为商人特许经营，政府解决了军队的吃喝拉撒问题，老百姓也不用背着粮食千里迢迢服役受罪，商人还获了利，可谓一举三得。
由于贩卖军需有利可图，土地贫瘠、“竭丰年而不足食”的山西人，踏上了“走西口”的商路。所谓西口，原指晋、蒙交界处右玉、和林格尔、凉城三县交汇地，右玉县境内一个著名的长城关塞杀虎口。杀虎口两侧高山对峙，地形十分险峻，雄伟的外长城，蜿蜒曲折，横贯雁北东西地区。
这一带是晋北山地与内蒙古高原的边缘地区，也是从内蒙古草原南下到山西中部盆地或转下太行山所必经的关隘之一。在明代这里被称为“杀胡口”。蒙古人（汉族人称为胡人）南侵长城，多次以此口为突破点。而明王朝派兵出长城作战，也多由此口出入，为了发泄对胡人的愤恨，所以起了这么一个杀气腾腾的名字。
后来，清朝统治者对蒙古贵族采取怀柔政策，遂将“胡”字改为“虎”字，由此杀虎口之名沿用至今。
在杀虎口的东边，还有一个重要的通商重地，那就是张家口，杀虎口被称作“西口”，张家口被称作“东口”。晋商经营食盐生意获利之厚。谢肇制的笔记《五杂俎》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就是指山西，是当时有钱人扎堆的地方。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范永斗的父亲叫范明，范明十岁的时候母亲去世，父亲续弦之后，对范明日渐冷落。有一次他摘了几枚没有熟的青枣吃，被父亲打骂了一场，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跑到独石口（今河北张家口赤城县北）跟女真人蒙古人做生意。
努尔哈赤十分善待这些晋商。范明在当地认识了许多朋友，结识了不少女真的贝勒、福晋，他贩卖的粮食、铁器都是女真人十分渴求的军需物资，绫罗绸缎以及其他新奇的玩意儿则受到王爷家眷的喜欢，因此买卖越做越大。
到了范永斗这一代，范家基本上就跟女真人的利益捆绑到一起。随着后金政权的野心膨胀，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铁器、火药、火枪、军事情报都是重点高价收购的商品。
后金政权对于范家这样与他们长期做生意的晋商也越发倚重。后金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
乾隆四十八年，范氏被满门抄斩，家产充公，显赫一时的范氏就此衰败。仅从乾隆四十六年（1781）破产前的财产清单看，范氏当时在直隶、河南二十州县遍设盐店，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在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在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水冶镇有当铺一座，在张家口置地106顷，分布各地的房产近1000间。以上尚不包括介休原籍财产。
以范永斗为代表的明末八大晋商可谓是明亡的“功臣”，是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值得讽刺的是，晋商的八大皇商后来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遍布全国各地，陕西、山西商贾（晋商）联系同乡之谊的山陕会馆供奉的却是以“忠义”著称的关公。
史家评价：“范奸永斗者，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在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清人如无铁器之利还至于如此迅速的崛起？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之始，正是始于这类汉奸商人之手也，虽万世难消此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