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的特殊时期，疾病蔓延得如火如荼，杨海晨突然有些担心身在农村的亲人。
杨海晨已经一个月没有接到家里的电话了，母亲江茹芳是一名村医，被感染的风险比别人都大，杨海晨觉得心急如焚。
而此时此刻，村医江茹芳正出门上班。她的防护装备只有一件雨衣、一双雨靴、一副平光眼镜。她在雨靴外又套了一双鞋套。村里的晚辈笑她，“非主流混搭”。
丈夫杨嘉建议她工作时戴上摩托车头盔，她试着戴了一下，感觉重，放弃了。
这里是荆州市陵江镇的一个村子，距离江城市200多公里。
江茹芳所在的村医务室一共有两名医生，日常服务的村民则有两三千人。
她在这里平静工作了几十年，直到这次爆发，她成为农村医疗体系应对感染的末端环节。
从早上7点开始，村里的公共喇叭就不断以“命令式口吻”播音：禁止串门，禁止聚餐。
村委会的灯又亮了一夜，24小时有人值班。
几天以来，到医务室看病的村民较往常减少，但来的人症状都比较类似，主要是发烧、咳嗽以及其他“看起来像感冒”的情况——考虑到防疫形势，没有此类症状的村民尽量避免去医务室。
大部分时间，茹芳都在给看病的村民们普及知识。
有发热情况的，她赶紧让患者去镇卫生院或者县医院就诊，可以初步判断为普通感冒的，就给一些药品让在家观察，防止在医院交叉感染。
据她观察，村民的防护意识近几日明显提高。
春节前“返乡潮”到来时，随着年轻人归来，麻将馆也火爆起来，需要抢位置或提前预定。
如今，很少有人再去打麻将了，串门拜年的人也少了很多。
来医务室的村民几乎都戴了口罩，甚至还有戴“N95”的。
镇上的药店口罩“限购”，每天“可凭身份证登记购买”。
腊月二十九夜里，村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按照镇里传达的要求，发放预防病情的传单。
每天，镇干部会挨村“巡逻”，去村委会、各村医务室查看，甚至会在路口劝退过年走亲访友的人。村干部会排查“返乡人员”和有红白喜事计划的家庭。
有的村子每天“监控返乡村民体温”，将记录上报。所有村庄按照镇上的应急通知，“红事一律取消，白事尽量从简”。
荆州市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酒店、宾馆无条件接受宴席、房间的退订退费”。
茹芳所在的医务室平均每天接触患者及家属超过100人。全镇有10多个农村医务室，包括她在内，村医们向镇里提出需要防护服。
“我一旦被感染，会感染很多人”，她解释。最终，他们每人分到一套从县里协调来的防护服。
谨慎起见，她上班时同时戴3个口罩，每隔几小时需要更换口罩时，她会取下紧贴面部的那一个，再在最外面戴上一个新的。
靠着镇上分配的10个口罩，加医务室原来的一点储备，她和同事撑了3天，终于等到新供给。
大年初二早上，她接到了镇上的通知，医疗物资已经到位，可以去镇卫生院领取。
此前，医疗物资紧缺是一个明显问题。
除夕夜她的同乡们一直在通过社交网络呼吁，转发荆州市中心医院、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发布的“接受捐赠”公告。
有人在群里发了“用文件袋制作护目镜”的视频，茹芳的丈夫杨嘉看到了，去给妻子找来了雨衣和摩托车头盔。
茹芳年轻时被派到城市“学医”，村老支书对她说：“我们要培养一个’永久牌’，不是’飞鸽牌’，一定要回到村里。”
传染病出现后，家人劝她别去上班了，她犹豫过，还是去了，“都是乡亲，太熟悉了，不可能不去”。
她坦言，一个人在家时也觉得很害怕，哭过好几次：“敌人是谁？敌人在哪？都不知道啊。手里也没有武器，搞不好还会连累全家人。”
但当穿上白大褂，她又觉得压力小一些，“这是我的职责”。
每天下班回到家，茹芳会用84消毒液擦洗雨衣，用酒精擦拭钥匙、锁、门把手和她触摸过的家具。
为了保护家人，她坚持在家里也戴着两层口罩，和家人分房而睡。
全家人吃饭时用公筷分菜，并且尽量用一次性餐具。她会端着饭菜到远离丈夫和两个女儿的地方吃。
儿子杨海晨不在村里，她心里是担心的，江城比村里感染的几率高，但是到处都隔离了，没办法，着急也没用。
镇里也进入了紧张的防疫状态。镇政府连轴转，没人过年休假。
县城也是如此，初一晚上，有人在凌晨接到了镇领导发布的通知，告知各村要调用辖区内货车封闭路口，派专人把守，除应急救援车辆一律限行，各村连夜安排，落实封闭自保行为，不谈条件，不谈报酬，战时状态，十万火急。
此前，陵江镇的防控指挥部已经连续发布1、2、3号通告，宣布实施包括公共交通线路停运、外地返乡人员健康登记、营业场所关闭、交通要道设置检测点等措施。
茹芳出门前，门口就有村民来访，希望进屋看病，她没同意。
但病人进家这种情况难以避免：她晚上一回家，又有老人为咳嗽的妻子而来，找她开药，她早就想好了，接下来还要去镇上采购些一次性雨衣，“明天脑袋上一定要套个塑料袋”。
虽然看起来滑稽可笑，但当下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