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清楚，有时候帕金森先生会拒绝躺下，然后像个男人一样把药吃下去。他残忍地捉弄我，让我公开出丑。
人体内有数千个非自主过程是我们没法控制的。我们不能停止心脏跳动，或让皮肤不出汗，也不能阻止瞳孔扩大。其他的运动都是自主的，但这些也在逐渐抛弃我。我的四肢、下巴、面部有时会颤抖、抽搐或是僵住。我的脸会毫无征兆地僵成一个面具，让我没法露出欢迎的微笑或是表现出悲伤、忧虑。如果我自己都失去了表达情绪的能力，我还怎么做临床心理医生？
“你又在用那种眼神盯着我看了。”鲁伊斯说。
“抱歉。”我扭过脸去。
“我们该回家了。”他柔声说道。
“还不急。”
我们正冒着严寒坐在一家星巴克外面，因为鲁伊斯拒绝被人看到坐在那种地方里，他觉得我们应该去个酒吧。
“我想要一杯浓咖啡而不是啤酒。”我对他说。
他回应说：“你是故意让自己听起来像个理发师的吗？”
“喝你的咖啡吧。”
他两手插在外套口袋里，那外套还是我第一次见他时他穿的那件——那可是五年前了。我当时在伦敦给一些妓女做演讲，他打断了我。我试图教她们在街道上保证安全。鲁伊斯则在调查一起谋杀案。
我喜欢他。过分关心自己和衣着的男人会表现得自负且野心勃勃，但鲁伊斯早就不关心别人对他的看法了。他就像一件轮廓模糊的黑色大家具，散发着烟草和酒精的味道。
另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是，他即使坐在室内，也能看到远处的东西。他仿佛能看穿墙壁，洞察到一件事更加清晰、美好或简单的地方。
“你知道我不理解这个案子的什么地方吗？”他说。
“是什么？”
“为什么没人阻止她？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从家里走出来，坐进汽车，开了十五英里，然后越过桥上的安全护栏，这过程中竟然没人拦住她。你能解释这点吗？”
“这被称作‘旁观者效应’。”
“这被称作冷漠无情。”他咕哝道。
“不。”
我给他讲了姬蒂·吉诺维斯的故事。她是纽约的服务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在自己居住的公寓大楼外遇刺身亡。四十个邻居听到了她的呼救声或看到了她被刺伤，但没人报警或尝试帮助她。整个遇刺过程持续了三十二分钟。她两次跑开，但每次都被袭击者抓到并再次被刺伤。
最后拿起电话报警的人还先给他的朋友打了个电话问他该怎么办。然后，他去了邻居家，让他们打电话报警，因为“他不想牵涉其中”。警察赶到，两分钟后姬蒂·吉诺维斯就死了。
这场凶杀案在美国内外引起了潮水般的愤怒和质疑。人们认为过度拥挤、城镇化和贫穷造就了这一代城市居民，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如同笼子中的老鼠。
热度消退，心理学家经充分研究后发现了旁观者效应。如果一群人目击了一个突发事件，他们会面面相觑，等着其他人带头行动。他们被多数人的无知诱骗到了无所作为的境地。
周五下午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了克里斯蒂娜·惠勒——汽车司机、乘客、行人、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利伍兹公园里遛狗的人——而他们都指望别人介入，向她伸出援手。
鲁伊斯用怀疑的口气咕哝道：“你不是挺喜欢人类的吗？”
他闭上眼睛，缓缓呼出一口气，仿佛要温暖这个世界。“现在去哪儿？”他问。
“我想去看看利伍兹公园。”
“为什么？”
“可能有助于我理解案情。”
我们驶出十九号交叉口，沿着一条支路朝克里夫顿驶去，从运动场、农场和溪流之间穿梭而过。洪水退去后，这些地方无一不是阴沉沉的，泛着咸水。一小部分柏油路面数周以来第一次变干燥了。
皮尔路变成了阿伯茨利路，我们左侧的树林后面，峡谷变得陡峭无比。按照当地的传说，这个峡谷是由两个巨人兄弟文森特和格拉姆用鹤嘴锄掘成的。巨人兄弟死后，他们的尸体沿着埃文河顺流而下，变成了布里斯托尔海峡中大大小小的岛屿。
鲁伊斯很喜欢这个传说（以及其中的人名）。也许这很对他荒诞不经的口味。
一道砂岩拱门便是利伍兹公园的入口。在树木的掩映下，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向了一个小停车场。他们就是在这里找到克里斯蒂娜·惠勒停在落叶里的汽车的。如果没有别人的提示或之前没有来过，她是不太可能知道这个地方的。
距离停车场三十码的地方有个路标，指向了数条步行道。那条红色的步行道耗时一小时，全长两英里，一直延伸到“天堂之底”的边缘，可以俯瞰峡谷。紫色的步行道要短一些，但会通到斯托克利营，一座铁器时代的山中堡垒。
鲁伊斯走在我前面，时不时停下让我追上去。我穿的鞋不合适。克里斯蒂娜·惠勒穿的鞋也不合适。她该觉得多么赤裸和暴露啊，多么寒冷和恐惧啊。她穿着高跟鞋走在这条路上。她一个趔趄跌倒了。她被荆棘划伤了皮肤。有人在给她下指示，引导她离开停车场。
落叶像雪一样堆在排水沟里，微风从树枝上摇下水滴。这是一片古树林，我能从湿润的土壤、腐烂的树干和霉菌中闻出来：这儿不停地冒着臭气。时不时地，在树木之间，我瞥见了树林边缘的栅栏。栅栏之上和之外都是屋顶。
在北爱尔兰动乱时期，爱尔兰共和军常常把武器弹药埋在野外，利用三个地标之间的瞄准线，把武器藏在荒郊野地里，而地面上没有任何标志。搜查这些武器的英国巡逻队学会了如何研究地形，找出引人注目的特征。它可能是一棵颜色不同的树、一堆石头，或是一根倾斜的栏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也在做同样的事——寻找能够为克里斯蒂娜·惠勒最后一次散步时的情形提供线索的参考点或心理指标。我拿出手机，查看了一下信号强度。三条杠，信号够强。
“她走了这条路。”
“你怎么这么肯定？”鲁伊斯问。
“这里遮挡更少。他想看到她。他也想让她被看到。”
“为什么？”
“我还不确定。”
大部分犯罪活动都是巧合——一连串的情况。相差几分钟或是几码远，犯罪活动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这个案子不同。凶手知道克里斯蒂娜·惠勒的电话号码和住处。他让她来这儿。他还选定了她穿的鞋。
“怎么做到的？你是怎么了解她的？”我默默地问自己。
你一定曾在哪儿见过她。也许她当时正穿着一双红鞋。
为什么带她来这里？
你想让她被看到，但是这里太开阔，太显眼了。可能会有人拦下她或报警。即使是周五那样令人痛苦的天气，步行道上依然有人。如果你真的想把她隔离开，你本可以选择任何其他地方。某个私密的地方。在那里，你有更充裕的时间。
你没有秘密地杀死她，而是将它公之于众。你让她走到桥上，翻过护栏。这种控制令人惊异，难以置信。
克里斯蒂娜没有反抗。她的指甲盖下没有皮肤组织或反抗造成的淤伤。你不需要用绳索制伏她，不需要用蛮力。没有人见过你出现在克里斯蒂娜·惠勒的汽车里。没有证人提到见过她跟其他人在一起。你一定在等她，在一个你觉得安全的地方——一个藏身之所。
鲁伊斯又停下来等我。我从他身边走过，离开小路，爬上一个小斜坡。坡顶上有个三棵树形成的小圆丘。从这里看去，埃文河谷尽收眼底。我跪在草地上，感受着湿润的泥土浸透了我的裤子以及手肘。小路前后一百码的地方都能看到。这是个很好的藏身之处，无论是无辜的求爱还是违法的跟踪。
一束阳光突然穿过快速移动的云层射下来。鲁伊斯跟着我来到了斜坡。
“有人在这里观察别人，”我解释道，“你看，草被压弯了。有人趴在地上，两肘在这儿。”
说话的工夫，我就被十几码外卡在一簇荆棘里的黄色塑料吸引住了视线。我起身走过去，身子探进带刺的树枝间，直到手指抓住那件塑料雨衣。
鲁伊斯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你真是个怪人，你知道的。”
汽车引擎还未熄火，空调暖风吹得正起劲。我努力把裤子吹干。
“我们应该报警。”我说。
“然后说什么？”鲁伊斯回击。
“跟他们说雨衣的事。”
“这改变不了什么。他们知道她在树林里出现过。有人看到她了。他们看到她跳下去了。”
“可是他们可以把树林封锁起来搜查。”
我想象着一群便衣警察在寻找指纹，警犬在追踪气味。
“你知道周五以来下了多久的雨。什么都找不到了。”
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罐糖果，递给我一块。他吮吸的时候，石块一般的糖果在他的牙齿间咯咯作响。
“她的手机呢？”
“还在河里。”
“第一部手机——她从家里拿出来的那部。”
“它已经不能再提供任何信息了。”
我知道鲁伊斯觉得是我想得太多了，或者觉得我在寻找某种解脱。这不是真的。只有一种自然而令人信服的解脱方式——谁都无法回避的方式。克里斯蒂娜·惠勒以七十五英里的时速撞上水面的方式。我只是想帮达茜找到真相。
“你说她有金钱方面的问题。我知道高利贷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那也好过撞断腿。”
“也许他们给了她太大压力，她就崩溃了。”
我盯着自己的左手，我的大拇指和食指搓个不停。颤抖要开始了，两个手指以每秒三次的频率有节奏地前后移动。我努力用意志控制大拇指让它停下，让颤抖短暂停止。
我笨拙地把左手藏进口袋里。我知道鲁伊斯要说什么。
“最后一站，”我争辩道，“然后我们就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