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欧的典型代表英国，于1066年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前的英国没有文明，实际上，此时的英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所有条件都已齐备：全民统一在基督教之下，交通道路在罗马殖民时期已经四通八达，伦敦已经成为一个商业大都市，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英格兰人也都全部集合到位，法律与道德体系乃至封建制度也已确立，文字早已开始使用，甚至学术也已经处于萌芽状态，历史文献如《英格兰人教会史》等早于7世纪出现，通向后世宪政的贤人集会也一直发挥着作用，诸多国王的政策不得不表现出宽松的一面。
为何英国历史从1066年算起
之前，英国也有诸多小的王国，只是没有统一起来，而且不独立，在维京人统治期间，英国曾经与丹麦、挪威共主。打个不太严格的比喻：1066年的英国相当于秦时期的中国，来自法国而血缘与英国接近的征服者威廉就是英国的秦始皇，征服前的英国社会相当于处在四分五裂的春秋战国时期。
自1066年之后，英国文明持续至今从未断绝，确实已延续了千年，若以同样的标准来检验中国的历史，则秦汉之后，中国的历史不超过400年，因为自那之后很少有哪个朝代统治时间超过300年，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末代王朝，连文字创立都是他们建国前夕的事情，所以中国的文明为什么号称“绵延不断的5000年”，却在实践中总是出现问题，原因就在这里—对文明历史计算的方法不同。
英国人将自己的历史从1066年算起，之前被冲断的历史都不计算在内，更没有将4500年前雄伟的天文巨石阵用来鼓吹自己有5000年文明，这种谦逊展示的是一种对于现代文明的自信。
但是按照英国的计算方法，将秦、汉、唐、宋忽略掉，不算作中国历史，这确实也不合适。总体来说，中国既不属于历史短暂的小国，但也绝非质量上乘的“5000年文明古国”，中国的文明是一再补缀的“百家衣文明”，与印度的格局差不了多少。再考虑到中国之大而绩薄，别国之小而大成，中国人实在应该深刻地自省。而对照英国这一时期的得失，更能够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掉队的原因。
威廉王之后，英国渐趋稳定
第一位统一英格兰的英国皇帝威廉（1066—1087年在位），是先行在法国建立大营的诺曼人之一。这个侵略者论其根源本来与英国的维京人并无很大区别，但是因为在法国居留已久已经拉丁化，故而威廉以及他的宫廷贵族们都说法语，所以这个新的统治者与操日尔曼语的英国当地人的文化并不完全统一。直到爱德华三世（1312—1377年）时，英国宫廷贵族都讲法语。
近千年来，法语一直是欧洲的外交语言—更早时期罗马帝国的拉丁语为欧洲学术语言与教会用语，这一局面直到近代英国实力超过法国才得以全面改变。看来语言文字与政治、经济的强势确实有着紧密联系。原本“历史悠久”而先进的法国人由于受不了英国这个弹丸小国后来居上，傲慢地拒绝学习他们鄙视乃至仇恨的邻国语言—英语，虽然法国离英国很近，但不少法国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英两国之间的恩怨颇似中、日，因其近，所以远。
1066年之前的英国一再遭到北方海盗的侵略，自从有了威廉王之后，这个国家才有了较强的边疆守卫，再也不受北方海盗的大规模侵扰。另外一个显著变化是，英国皇室再未遭到灭绝，发展至今的历代国王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这可能有赖于宗教的维护与制衡，在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中，英王室的血脉一直绵延到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这在中国则相当于宋朝皇帝血脉绵延至今。这种奇迹尽管有各种解释，但是英国人善于妥协的克制力与理性精神不能不说功莫大焉。
威廉之前的英国诸王也并非皆守规矩地按照继承制度上台，因为英国人也没有认同自己的国家。但在威廉同期，竟然没有出现趁机纷纷称王的局面，反抗他的多是本地原先有可能称王的“候选人”。另外，威廉本人其实已经在之前的英国贤人集会确定的王位继承人之列，只不过他是第二人选，而他入主英国也是受到原本已经做够铺垫的教会的同情。所以，尽管威廉征服英国也发生了激战与大规模的残酷战斗，但与中国历史上通常出现的平民暴力革命还不是一个性质。威廉还是用了许多年才统一了英国。由于有这样的强力开端，英国本土原先带有原始性质的宽松自由社会就宣告结束，威廉开始了带有大陆性质的强权统治，他还废除了之前的贤人集会，代之以谘议院，不过这还不能算是典型的严酷专制社会。这样的专制看来是必要的，否则整个国家将重新陷于分裂与无政府状态，正是威廉对英国的这一整合使英国走上了一条全新的强国之路。
长期相对稳定而和平的生活使英国文明开始积累，这是英国最终成为现代化先锋的重要前提条件。英国与日本在类似的孤岛条件下所形成的文明积累效应，在日后的现代化社会里产生了何种正面作用，是大陆国家应该重新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这种孤岛优势甚至在20世纪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实力保存中也可见一斑。所以，地理地缘关系对于人类社会有着如何重要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南北交流转为东西交流
自斯蒂芬王（1096—1154年）开始，随着法律的严密，英国本土的封建私战逐渐绝迹，到爱德华三世时，英国已经进入真正的内部全面和平时期。不再战斗的贵族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乡绅生活，又加之海峡天堑提供的安全环境，英国人从此更多地将注意力从战争转向和平的经济活动。当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此期的英国依然不是个天堂，而是个文明伴随着各种悲苦而奇迹发展的小国。
威廉与他的后人为英国人带来了更高水平的行政管理能力，另外平叛中不断分封的行为使英国逐渐形成了新的封建与骑士制度。此后英国相对于北欧海盗长期被动的纵向交流关系，转变为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的横向联系。由南北对峙与交流并存转变为东西对峙与交流并存的局面，这给英国社会文明带来了重大影响。这个方向的扭转很有些日本人在19世纪决策“脱亚入欧”的英明，他们都及时地将自我的文明“准星”调校到当时最高的世界文明，而非自然而然地听命于地缘安排。
到亨利二世（951—995年）在位期间，英国法律体系逐渐成熟，带有英国特点的普通法形成，陪审团制度也建立起来，到15世纪英国已经开始禁止刑讯逼供，这些方面的先进性甚至超过法国。教会法院与世俗法院业已分离，教会与国王之间开始就一些教权相互掣肘，皇帝的权力得到制衡。当时，英国人的法律意识与契约精神已具雏形，英国一切方面的本土化都开始加速。
威廉时期教士的生活发生了明显改变，威廉强制所有的教士必须独身—之前的教士可以结婚生育后代、这个政策很可能是为了阻断北方海盗进入英国的一个配套措施。教会与教众亲属聚集财富过多，是吸引海盗进入英国打劫的主要原因。直到后来的新教改革时期，教士才又被允许结婚。
英国建国后确立的地权长子继承制可能使英国获益极大，该制度保证了财富的积累效应，使贵族文化稳定发展。丧失继承权的大批贵族或富裕家庭的孩子不得不离家寻找新的出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人加入到社会生活中自谋生路，使英国的社会更加“高品质”。因此，英国社会一直既重视贵族家世，但同时也不排斥出身卑微的有才华的人，这两种状况既使英国社会保持了一种华贵的品质，同时也因奖掖下层而保持了社会活力。
约翰王时期（1166—1216年），具有欧洲封建特色的自治市在英国普遍出现，这种权力的出让可以说是王室的一种利益交换，给国王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英国社会普遍的自由宽松随之得到大幅扩展，比如伦敦市民在约翰王统治期间可以通过交易而获得永久性自由选举市长的权利。欧洲是商业贸易意识异常发达的地区，这与羞于言商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构成了鲜明对比。在进一步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欧洲社会的这一传统特点发挥了更加明显的作用，而中国社会却与之背道而驰，直到20世纪中国人才开始真正接受商业发展。
自由、民主、选举制、宪政、“法在王上”等观念，伴随着和平状态下日益发展的生产力与法律体系的完善，它们就这样自然而然地一齐出现在13世纪亨利三世统治下的英国。所谓长治久安、健康文明的发展还促进了当地的教育与科研，英国的内部发展动力逐渐超越其他地区，为后来工业革命的爆发做好了准备。
有关英国何以成为工业革命火车头，有各种解释，比如能源论，还有我所重视的地缘地理条件—英国不仅地缘上具有沟通南北欧洲的航运条件，而且气候温和适宜农牧业生产，但若忽视英国早期社会文明所具有的特殊优越性，对英国腾飞的认识无疑是瞎子摸象。具有特殊精神储备的人，是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
1167年，牛津大学在教会直接支持下建立，它的最早起源甚至可以推及1096年—牛津大学是当时英法交恶时从巴黎大学分离出来的一个支系。逻辑学与法律专业是牛津最早的一批课程。西方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有赖于教会的参与和支持，教育体系同样得到基督教会的襄助，另外欧洲古代的医院也都是在教会支持下建立的。由于教职人员很多都是由不具有长子继承权的富家子弟担任，基督教会便成了西方文化、学术与礼仪的重点发展场所。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重要地位，使西方的精神内涵中始终具有一种虔敬的严肃。
作为欧洲金融专家的犹太人伴随着威廉进入英国，在平民与国王之间进行违法的高利贷生意是其主要营生，大宗金融活动几乎全部由犹太人进行。遭人痛恨的犹太人不仅遭到屠杀，而且在1272年上台的爱德华一世期间遭到整体性驱赶。但在工业革命开始前的17世纪，犹太人陆续又回到英国，他们在英国的历史说明了犹太人与欧洲经济社会如影随形的伴生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