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马来人的民族主义以及马来人认同的动态特性也是与华人移民的存在分不开的。从印度和中国招募劳工的殖民政策以及鼓励移民的措施使马来亚各州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用福尼瓦（J．S．Furnivall 1948）的话说就是变成了“多元的社会（plural society）”。非马来人的人口数目日益增加使“马来人的特质”受到了威胁。事实上，独立前年代里的马来人的民族主义对非马来人的地位是颇为关注的，尤其是华人的地位以及他们对整个马来亚地区零售业的控制。当时马来人出版的刊物Jasa（1929年12月）就曾这样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今吾族猝然为外族所困扰，四方领土及国计民生为其所左右，此情此景令人嗟叹。……吾马来族人何在？吾土之真正子孙何在？今日吾马来族人深陷水火之中……为外人所驱使奴役，想当年吾马来族人乃为其主，何其壮哉……”（Khoo 1981）99。马来人的精英们所秉承的民族主义态度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马来民众的支持，他们坚信自己需要一个马来人主导的政府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确保马来人在经济上不落后于其他的族群，特别是华人。总的来说，马来人要的是一个带有马来特色的马来西亚国家，尤其是要有马来语和伊斯兰教。马来人作为“大地之子”（bumiputera）的观念在独立的马来西亚范畴内成为马来人族群划分的重要的因素。英帝国主义统治的遗产乃是形成了族群与经济功能重叠，因此，早期的族群定型就将马来人定位在农民、将华人定位在商人、将印度人定位在农园工人上了。
在马来亚独立前的那些年代里，马来人和华人（我们将只讨论这两大主要的族群）彼此都担心对方会在独立的新国家内占据支配的地位。马来人害怕华人在经济上进行控制，而华商们则害怕马来人的政治控制会威胁到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利益。事实上，在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里，马来民族主义者大张旗鼓宣扬自己的民族主张，使得当地出生的海峡华人为获得平等的权力也开始自称为“大地之子”。1932年，马六甲海峡华人出版的报纸有一篇社论指出“马来人的呼吁实在过于偏执，本地出生的公民都为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理所当然会对这种剥夺他们合法权利的鼓动表示愤慨。”（《马六甲卫报》，1932年）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这种紧张局势一直持续到独立后时期。的确，马来亚独立后，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种族竞争渗透到了一切领域。在马来人与华人的关系之中，伊斯兰教和马来人的民族主义将马来人团结起来。
马来人的认同和华人的认同受到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新成立国家的国家政策的影响。在1957年独立的那一年以及1969年的种族骚乱这一段时期，在自由放任的经济前景中似乎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的精英之间出现某种联合政治（consociational politics）的局面（Chee 1991）。种族骚乱为年青一代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借助政府的干预推进马来人在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提供了契机。总理马哈蒂尔·本·默哈穆德，当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撰写的《马来人的困境》（1981）31一书就有关对马来人的特别保护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述，指出“没有这一切保护，马来人将屈从那些适者生存的原始的规则”，他的这一观点与他对马来人与华人的非科学的比较有关，他认为由于基因（较少通婚）和环境方面的因素（不需要与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等）马来人与华人相比能力较弱（见该书第三章）。也许这一过分单纯的论点是为其马来人需要特别保护的论述服务的，但他真正关心的是“华人的经商方式以及他们对国家经济的控制的程度异乎寻常，以致华人社会与其他社会之间的竞争难以实现。”（第56页）种族骚乱后不久“新经济政策”就贯彻执行起来。这项政策认为“消灭贫穷和重建社会与经济是国家团结的必要条件”（马来西亚第二发展计划，1971）4。执行这项政策实际上意味着大力推行有利于马来人的各项措施。限额制度的推行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马来人在一切领域包括大学入学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是按照“大地之子”的意识形态进行的，该意识形态将马来人正式确立为“土着”，可享有华人和印度人所没有的特权，而华人和印度人被列为“非土着”。
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政策”成功地产生了马来人的中产阶级，尤其是马来商人，他们绝大多数与当权的马来人政党“全国马来人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有联系。马来知识分子，例如教师和伊斯兰精英，曾是马来人认同和马来民族主义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新兴的马来商人阶级则成了马来人新的认同观念和马来人利益的代言人。今天马来人企业家和商人们在巫统以及马来西亚的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新马来人”成为20世纪90年代表达马来人族群划分的全新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反映了人们对实现马哈蒂尔在其《马来人的困境》（1981）一书中所建议的当代马来人认同意识的信心，而实现这种认同可通过城市化、学习新技术以及接受“与原有的宗教和基本的封建世界观相融合”（第114页）的新的价值观念。马哈蒂尔自1981年任总理以来一直致力于促成实现一种新型的既有现代化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特色的马来人认同观念。他将自己在书本上描绘的令人自豪的现代马来人认同前景转化为现实的各项政策，产生一个富有的马来人阶级就是其中之一。的确，“新经济政策”使精英们富了起来，然而全体马来人的财富的重组则远没有实现（Ozay Mehmet 1986）。
另外，在全国马来人统一机构（巫统）和泛马来西亚回教党两大政党之间的较量也对马来族群认同意识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伊斯兰教是马来西亚的官方宗教[2]，对马来人的认同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80年代伊斯兰复兴主义的日益增强（Chandra Muzaffar1987）以及泛马回教党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巫统领导的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积极倡导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努力塑造自身伊斯兰教的良好形象。这一切仅仅是构成伊斯兰教对马来认同以及马来人与非马来人族群关系有极大影响的过程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通过国家权力工具，巫统领导的政府遏制了利用伊斯兰教威胁该党主导地位以及该党有关马来人认同观念的势头。例如，1994年，巫统所领导的国体政府就作出决定禁止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运动——奥阿卡姆运动（Al Arqam），这个组织威胁到了巫统的政治支配地位及其对马来认同的表述。政府还根据所谓的国内安全法令（该法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政府的产物，允许不加审判进行拘留）逮捕了这一运动的领导人阿沙阿里·穆哈默德（Ashaari Muhammad）和他的几个追随者。正如沙里发·扎勒哈·赛义德·哈桑（Sharifah Zaleha Syed Hassan 1997）所描述的那样，奥阿卡姆运动旨在重建由其领导人阐释的传统的伊斯兰教社会秩序。该运动强调经济平均主义、绝对忠诚领袖人物、淡漠国家政治、男女隔离、穿着伊斯兰服饰（妇女蒙面穿黑色长服，男子戴头巾穿绿色长袍）等等。所有这一切均与国家（即巫统）所推动的马来人认同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也就是沙里发·扎勒哈（1997）35所指出的“顺应传统，上下有序，忠于现存的权威”。
马来人的认同意识包含三个主要因素：马来语、伊斯兰教和马来人的王室。沙姆苏（Shamsul 1996）17认为这些因素是“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特别是在英帝国主义到来并随之出现的多元社会中逐渐显现的意识形态上的建构”。马来语是国语，为建立国家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通过语言及教育政策确保马来语不仅成为官方语言而且也成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语言。然而，不同地区的马来人仍然在说着各自的马来方言，表现出各地独特的马来人认同意识。伊斯兰教在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关系的区分上已经显着地与马来人的认同相关联，乃至“皈依穆斯林”常常被视为就是“成为马来人”。事实上在马来西亚，对马来人甚至非马来人来说，想到马来人的认同几乎不可能不想到伊斯兰教。至于马来人的君主制度，它与马来人认同的联系自80年代马哈蒂尔总理领导的巫统限制苏丹们的权力以来已经弱化。
马来西亚的宪法事实上也将马来人规范为信奉伊斯兰教、习惯说马来语以及遵守马来人的习俗（Mohamad Suffian 1976）291。马来人的认同因此是以文化定义的。的确，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族群范畴不仅包括原本的马来人而且也包括祖先为阿拉伯人、爪哇人等在内的人。对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与马来人通婚以及马来语的使用，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原本的非马来人向马来人的转化并进而形成马来人的认同意识。“族群”（ethnic group）这一术语是外来的观念，在马来文的人类学术语中被译为kelompok ethnik，马来人的“芒色”（bangsa）概念可指某一特定族群，例如马来人（bangsa Melayu）[3]或者华人（bangsa China），也可以指整个马来西亚民族（bangsa Malaysia）。
马来西亚的爪哇人认同为马来人也是由于本土化进程影响的结果。爪哇移民的后裔们与当地的马来人经过密切的交往已获得了本土认同。阿拉伯裔和爪哇裔的马来人尽管可能保留原有的认同为次族群认同（Nagata 1974），但他们都成为地道的马来人。这里的随情境而定的族群划分不是指两个带有自治族群认同意识的人们之间的情形，而是指在广义的马来人认同范畴内根据层次不同而区分的认同情形。虽然在某些爪哇人集中的地区老一代的爪哇马来人彼此之间仍然在说爪哇语，例如在笔者出生的柔佛州，但年青一代的爪哇裔马来人却很少会说爪哇语[4]。
四、本土化和华裔马来西亚人的认同
华人在马来西亚的地位像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中的华人一样是有一定的困境的（Suryadinata 199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绝大多数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政治上倾向中国，他们中有不少人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偏向中国的（Yen 1986）。这些华侨往往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而不仅是马来西亚的一员。早期的华人移民自视为带有地域或各自族群认同特征的群体，例如为了争夺锡矿开采权以及对其他领域的控制，福建籍华人与广东籍华人之间的竞争就是很好的事例。甚至连福建人和广东人之间的联姻也被嗤之以鼻[5]。今天，马来西亚华人已经与马来西亚形成了认同，然而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共同的命运却受到马来人对政治控制的影响。此种情形又使华人形成更加宽泛的族群认同意识。他们总体上自称为“华人”，而福建人、广东人、客家人等认同则成了次族群特色的认同意识。因此，人们可以谈论在台湾的闽南人与台湾的客家人之间的族群关系，但是在马来西亚，若是将福建人与广府人的关系当作族群关系，那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与其他族群的关系来说，特别是就与马来人的关系来说，乃是已有共同族群认同意识的华人次范畴之间的内部关系。
从“华侨”到马来西亚国籍的“华人”的认同意识的变化是马来西亚国家政治的产物，它促使华人认识到作为华裔马来西亚人的意义。族群划分与国籍就华裔马来西亚族群而言两者在这里融为一体。换句话说，华人作为马来西亚的一个族群并不仅仅是华人而是带有马来西亚认同意识的华人。而且就这一方面来说，他们是与印度尼西亚、泰国、甚至中国的华人不相同的，其差异除了国籍不同之外，还有源自马来西亚特定地区生活的文化表达方式差异、国家文化熏陶差异，包括校园中学习马来语在内。
马来西亚华人不仅受他们与马来人和其他族群互动关系的影响，而且也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来自种族政治，另一方面来自他们自己对马来人控制的政府的感知。例如，就语言和教育方面的问题，陈绿漪（Tan Liok Ee 1997）曾阐述过华人对政府控制以中文为媒体的教育所作出的反应和进行的斗争，有相当一大批的华人视中文教育为保持华人文化认同的根本。以族群意识为基础的政治的分化以及政府官僚体系和政策的种族化都影响了马来西亚的族群认同观念。华人的认同如不与这些政治范畴相联系是不可能加以理解的。因此，华人或者马来人的族群认同观念都是非常强烈的。这两个群体对马来西亚国家的憧憬是不相同的。马来人希望这个国家以伊斯兰教和带有马来人特色的国家文化为根本[6]。而华人所憧憬的是一个不为马来人所控制的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
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社会界限是相当明显的，马来人自视为穆斯林，而华人则不然。因此是否食用猪肉成了反映华人和马来人族群划分的文化象征。笔者自1996年在香港居住后，发现这里的华人视吃猪肉为平常之事，根本就与族群标志无关。而在马来西亚，不论是华人还是马来人都视吃猪肉为具有族群划分的意义。
冷战之后，中国自1978年起改革开放，海外华人与中国华人的重新接触以及中国政府为海外华人在中国的投资进行的努力，使一些评论家以及像巴尔·尼理这样的学者（Pal Nyiri 1997）作出了海外华人包括东南亚的华人在内有倾向中国的认同意识的结论。这些论述反映了谈论者对华人在经济上进行控制的担忧以及继续受到华人是第五纵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以为华人会为中国的利益而出卖所居住的国家的利益。当地的华裔学者则有不同的看法（Suryadinata 1997）。正如王庚武先生（Wang 1997）187指出的那样，这些论调令人追溯起西方当年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恐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