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里亚蒂在演讲中，以贬损“现存的伊斯兰”的方式来歌颂和赞美艾克巴尔：
实际存在的伊斯兰只不过是支离破碎的、被肢解的和不成整体的，被孤立和被束缚在狭隘的非伊斯兰的、蜕化变质的某些观念之内，而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把握，仅仅从某一个方面或侧面来片面地加以放大和缩小；不是从这一宗教的本质上来理解，而是肤浅的宗教形式主义者或者教条主义者。这样的宗教具有鸦片功能，除了起到安慰和麻醉作用之外，只能磨灭奋斗精神和生存斗志。这种鸦片似的宗教，在伊斯兰的名义下消灭了伊斯兰社会本身，使人们陷入随遇而安、束缚和宗教退化的状态之中。因此，这种宗教必须通过思想斗争才能获得新生，否则将成为剥削阶级和反动统治用来麻痹人民反抗斗志的精神鸦片，起到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作用。
沙里亚蒂要对“现存的伊斯兰”发动一场“思想斗争”，反对“随遇而安、束缚和宗教退化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的伊斯兰：
有这些伊斯兰卫道士和拥护者集结在传统的宗教学校中，你不能指望他们掀起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抵抗西方文化、西方哲学和西方文明的入侵。
沙里亚蒂又借批判“被西化的”世俗知识分子的方式来歌颂和赞美艾克巴尔：
那些“西化的”人，自以为自己代表西方的进步观念和价值，忽视伊斯兰社会的本土文化、宗教和价值，不遗余力地试图把西方的观念和文化在伊朗社会普及，让人们对他构想的自由而民主的社会发生兴趣。可是，这些人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这里是伊朗，是宗教社会的伊朗，是绝大多数人既没有发现真正的伊斯兰价值，又不能理解和找到解决社会问题关键的文盲伊朗。不要把伊朗的社会现实与美好的设想混淆起来。不要以为你本人反对宗教，便以为整个社会也反对宗教，如果这样认为，就会把现实与自己的一厢情愿混为一谈。
他以自己为例说：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我，决不能忘记，我们不是生活在20世纪的法国，也不是生活在19世纪的德国，而是生活在马什哈德、德黑兰和伊斯法罕。
沙里亚蒂心目中的艾克巴尔，既没有“现存的伊斯兰”的那些“保守性”，也没有“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的那些“盲目性”；既是一位积极入世，又没有放弃“个人完美”追求；“既有东方人的情怀，又有西方人的心智”，把东西方文化精髓完美地融合于一身的完美化身。于是乎，沙里亚蒂感叹地说：
我们这个昏睡的、反动的社会正缺少像艾克巴尔和阿富汗尼这样的改革家。
艾克巴尔对西方文化兼收并蓄，而又不失东方人的精神，正是沙里亚蒂理想中的“完美人”优秀品格的化身。在《理想的人》演讲中，他把这个“理想的人”（The Ideal Man）描绘成一个拥有“经书”（革命意识形态）、“天平”（正义感）和“利剑”（革命武装）的人，一个具有神性的、崇高品格的、“神的精神”压倒了“魔兽本性”的人。这样的人深受《古兰经》精神的熏陶，也受到“天平”（公平和正义）的熏陶，有深厚的虔诚精神和公平意识，他们将永远“反对、反抗和不满于社会现实”，以实现“理想的社会”。他们“既有无私奉献的优秀品格，又有坚强的信念”，再加上可以凭靠的“强大的力量”后盾，有了这样的“理想的人”，理想伊斯兰社会（乌玛）才能实现。他强调个人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起点，是通往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从传统伊斯兰人性观出发，强调对“个人改造”，强调“个人修养”和“完美品格”的塑造，培养“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觉悟”，这是沙里亚蒂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自由知识分子的使命”
沙里亚蒂对阿布·扎和艾克巴尔两个“完美人”所进行的理想化的描绘，与他对知识分子所寄托的期望是联系在一起的。沙里亚蒂对保守教士的贬损态度是由来已久的，他把那些安于现状的、只知道光顾清真寺和宗教节日里为侯赛因落泪的“宗教形式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干脆归类为“制度化的伊斯兰”和“萨法维什叶派”教士——社会落后、精神堕落、政治专制、经济剥削和宗教麻痹的罪魁祸首，对“穆斯林社会一切弊病”“负全部责任”，显然，在他看来这些人不可能领导社会进步。那么，哪些人才能够担当这样的使命？是不是那些“西方化的”世俗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建设社会的使命》的演讲中，他对这类知识分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解释什么叫“自由知识分子”时，他认为，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其观点、论点表述和立场都是根源于他们自身社会的现实问题之中，因此对他们自己的社会来说，是可靠的，他们有成熟的思想环境和发展基础：
第一，欧洲知识分子面对的是经历了三百年中世纪和两百年文艺复兴的工人；第二，他们所面对的工人生活在非宗教精神支配的氛围中；第三，他们所面对的工人已经达到了产业无产阶级阶段；第四，这些工人生活在相当发达的工业资本制度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工人阶级和工业资本家阶级之间关系；最后，这些工人已经达到成熟和自觉的高级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知识分子听众（产业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阶层——社会中不同而独立的阶级——这个阶层在西方的欧洲经济基础上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特殊评价标准和特殊存在形式。可以设想一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能对一个连十九世纪欧洲知识分子听众的素质也没有的某个伊朗工人说些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除了几个大城市之外，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出现的环境中，我们有的只是买办资产阶级，他们仅仅是中间商人而已，不是真正的生产领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根本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我们有的只是一个一个工人群体。
……
欧洲的资产阶级，连同工人阶级一起，已经进步到可以造就法国大革命的程度，而我们的资产阶级则是窝缩在巴扎（在清真寺周围的综合性批零市场，类似我们的小商品市场——引者注）——维持传统的堡垒中。
接着，沙里亚蒂指出，包括伊朗知识分子在内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则是拾社会条件和现实问题与第三世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西方知识分子牙慧而已，是“假翻版”。他宣称，这些东方知识分子，作为西方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形象和应声虫，对自己的社会文化环境显得十分无知，与自己的人民、文化、习俗和传统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他号召伊朗知识分子，要好好地研究伊朗的社会现状，研究伊朗社会的独特条件、社会矛盾以及与西方的差异之处，然后把这些问题向全社会解释清楚，把这些问题变成全社会的认识和觉悟：
只要这些矛盾和问题还客观存在，就不会有任何运动，就不会有发展……
把矛盾和矛盾的积极方面转变成社会意识，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社会意识，办法之一便是向那些在这方面有过论述的人寻求帮助。也就是说，眼下最重要的事不是去学习马克思、萨特、海德格尔等人，这些人讲的东西，与我们的现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眼前社会问题，我们需要弄明白的是法农、毛奴、亚辛和拉达克里希南、乍得和刚果的思想家都说了什么。他们才与我们差不多，与我们有同样的使命，不过，他们的已完成，我们从这些人和国家身上学习，而不是模仿。照搬他们与模仿萨特没有任何区别，要把它们用于我们的教育、研究和方法上。
对伊朗的社会性质、经济结构和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进行一番分析之后，他指出：第三世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任务是，能够根据时代要求，认清目前社会条件和状态，提出新颖而切合实际的观点，能够真正了解人民的需要和想法，用他们的语言把“实际情况说清楚”，把“矛盾”和“差异”转变成普通群众的“社会意识”，并“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在《对启蒙知识分子一点希望》演讲中，沙里亚蒂认为，能够治好西方社会的病症的药方，肯定不适合解决第三世界问题。西方知识分子曾经发动的“反教会专制”运动导致的结果是“思想自由、知识百花齐放、璀璨的文明和科学的空前进步”，然而，同样的行为（反教会专制）在伊斯兰社会中，却会导致防止帝国主义渗透、经济剥削和各种腐朽和怪异观念的入侵的唯一屏障立刻消除，这对所有伊斯兰社会来说，必然是难以估量的全方位灾难。沙里亚蒂还痛心地指出，这些被西方同化的知识分子，在反迷信、反反动（anti-reaction）和反传统的名义下，反而破坏了伊朗的文化、精神和宗教。
在《理解伊斯兰的方法》演讲中，他又提出，自己所在的社会是一个宗教社会，知识分子又是社会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缩短自己与群众之间的差距，把宗教中“最积极的思想”传播给“人民”，可以从指导群众以某些适当的解决办法开始。他说，我演讲的目的是要用知识和意识来武装有信念的人，只有这样，“信仰才能造就奇迹”。
在《社会学的辩证方法》演讲中，他还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学习，而不是一味地模仿西方。他高度评价了欧洲的新教运动，认为欧洲的新教运动诞生了一个新宗教，这一经验非常具有“模仿价值”。他认为，“教条的宗教信仰者不是真正的宗教信徒，而那些貌似反对宗教者也不见得就真的反对真正信仰”。知识分子应该对现存的宗教加以改造。为了实现改造宗教和社会的目的，他提出，在研究宗教的社会根源、发展史和各种宗教学说史的同时，还要研究宗教的外部表现形式——宗教礼仪和教规在宗教中的意义和作用。他说，我要用“阶级分析”、“经济决定论”以及“历史发展阶段论”作为“最适当的人类社会学分析工具”，用“反宗教者的方法”，换句话说，只要换一种角度，便可使我们的宗教研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在《论意识形态》演讲中，强调了个人意志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意志力和决断力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首要地位。他认为，实现变革和创造一个公正社会的意志和决心必须从革命意识形态中推演而出，为革命意识形态所激励，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所有改造社会的主观愿望都会落空。他说：
伊斯兰意识形态必将点燃一种社会觉悟和信念，这种信念相应地必将造成一个“奇迹般的能量”迸发，“孕育一场社会革命”。
他认为，“一个觉悟的、善于抓住行动机会的人”，“一下子抓住了历史关键”，“把它从封建社会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打断正常的发展和历史顺序。
总之，沙里亚蒂赋予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立足于伊斯兰教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价值，抛弃“萨法维什叶派”的安于现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形式主义”和“宗教教条主义”，充分掌握西方的科学技术，而又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勇于献身的无私品格”，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充当“领导社会进步”的“启蒙知识分子”，或者说“自由知识分子”。
后来，在《我们从何处开始》演讲中，沙里亚蒂具体地为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开列了“六大使命”：
1.从我们社会现存的大量文化资源中提取有价值的内容，把那些起到阻碍作用、不利于进步的东西转变成力量，变成运动；
2.通过建立与他们（指穆斯林群众——引者注）之间的联系和理解，通过文学、艺术和演讲的作用和威力，以及一切可能的方式，使现存的社会阶级拥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意识；
3.把能够激发运动的宗教转变为为人民所用，缩小“启蒙知识分子孤岛”与“群众海岸线”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
4.把宗教变成那些还没有认识到宗教作用的人，以及只把宗教用于个人目的的人手中的武器，以此获得激发群众的力量；
5.发动一场宗教复兴运动，回归有生命和活力、强大和正义的宗教，一方面使社会中的反动势力丧失反抗能力，把人民从被麻痹的处境中拯救出来，通过发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原来有麻痹作用的宗教便转变为复兴宗教、培养觉悟和反对迷信的宗教；
6.克服模仿和服从思想——这是大众宗教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性的独立创制和革命的进步精神。这一切皆可以通过一场吸收和积累社会能量、唤醒当今一代青年的宗教改革运动来实现。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作为一个从深深的痛苦中摆脱出来的、体验过人民和历史的人，我希望，这些启蒙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进步的自我觉醒。因为我们的群众需要觉醒，我们的启蒙知识分子必须有信心。
在这篇演讲中，沙里亚蒂公开提出了要在伊朗掀起一场“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类似欧洲清教运动的伊斯兰清教运动，消除伊斯兰什叶派宗教中的一切“伪信”、“麻痹”和“不纯洁”，充分表现“人的意志”，让人民从宗教中获得“精神动力”，摆脱“社会经济落后”和对西方世界的“盲从”。这篇演讲的时间是在1971年11月，当时，伊朗的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由于自己的学生因参加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而被杀害，感到极度悲愤，所以他感到责任重大，号召“启蒙知识分子”不能再继续沉默下去。不久，他所在的侯赛因宣教堂便遭到查封，本人也因“煽动学生闹事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逮捕。
当然，在伊朗这个穆斯林社会中，在谁有资格和能力领导社会进步的问题上，沙里亚蒂与宗教领袖霍梅尼两人的认识分歧是非常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