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与小说
埃及社会的剧烈变动和文化的复兴，促进了埃及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并深刻反映在诗歌和散文中。19世纪前半期的埃及诗歌，题材狭窄，内容平淡，注重雕饰，矫揉造作，诗人们主要写一些为权贵歌功颂德的作品。19世纪下半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社会巨大变革的影响外，这时期文学的发展受到了阿拉伯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双重影响。由于印刷所的建立，长期被埋没的中世纪阿拉伯优秀文学遗产，如大量的优秀诗歌和散文以及像《卡里莱和笛木乃》《吝人传》等优秀作品又重新问世。这些作品洗练流畅的风格，高雅隽永的文字，尤其是不加雕饰的优美散文，不仅给保守僵化的文学以猛烈冲击，而且使埃及人恢复了对自己语言、文学能力的自信心。由于与欧洲接触频繁，欧洲文学不断译介过来，启迪了埃及诗人和作家的灵感。这些影响首先表现在诗歌领域。诗人们冲破陈规陋习，在诗中表达新的政治、社会、宗教理想以及他们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虽然他们在形式上主要是模仿古代诗歌，并未完全摆脱修辞的束缚，却开了诗歌变革的先河。萨尔蒂（1825—1880）、奈迪姆（1843—1896）、阿依萨·台木里娅（1840—1902）是埃及早期诗歌革新的代表诗人。
埃及诗歌革新的真正先驱者是萨米·巴鲁迪。在他之后，一批诗人继承和发展了他对诗歌的革新，其内容和题材更加广泛，不仅反映埃及社会生活本身，而且也涉及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重大事件，触及思想、文化、道德问题，歌颂埃及、阿拉伯的昔日光辉，并洋溢着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特别是充满对入侵者的谴责和仇恨，有不少诗篇成为反对英国殖民者残暴统治的有力手段。如1906年，一群英国士兵在丹沙微村猎鸽，一名士兵中暑死亡，英国人便设立法庭，绞死四名、监禁八名埃及人作为报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丹沙微事件”。事件发生后，哈菲兹、邵基等诗人纷纷用诗歌谴责英国殖民者的暴行。
革新诗歌的代表诗人中，易司马仪·萨布里（1854—1923）曾留学法国，受拉巴丁诗歌影响，以写抒情诗为主，诗歌细腻、典雅，表现了近代社会开朗、恬适的一面。他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力，成为当时“诗人们的领袖”。邵基（1869—1932）、哈菲兹（1870—1932）、穆特朗（1872—1949）等是埃及和阿拉伯近代文学中重要的革新诗人，而且在以后的诗歌创作中取得很高成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继承了阿拉伯古代律诗的传统形式，其诗歌题材广泛，但表现内在的精神和感情却较少。20世纪初，他们受到一批青年诗人的挑战，后者更多受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组成了埃及抒情诗流派，即“笛旺派”，其代表人物是舒凯里（1886—1958）、马兹尼（1887—1949）、阿卡德（1889—1963），他们主张诗歌表现人的内心痛苦和欢乐，应探索大自然的本质、奥秘，要唱出灵魂深处的歌。舒凯里在1909年出版的诗集《曙光》，是这派诗人作出的第一次尝试。以后马兹尼出版了两部诗集（1914、1919），阿卡德出版了诗集《晨苏》和《正午的炙热》。这派诗人的创作带有浓重的悲观色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埃及苦难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压抑情绪。他们的诗歌主要是自我感情的抒发，在诗歌形式上，进行了某些变革，对埃及诗歌的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马兹尼和阿卡德两人同时还是著名的散文家。
19世纪前半叶，埃及仍然通行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受歧视，散文的发展也受到束缚。19世纪中叶，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家用阿拉伯文写的散文有了较快增长，政论文、演说词在一段时间里非常盛行。社会的深刻变化需要有更能表现它的文学形式，于是出现了取材于民族文化遗产和借鉴西方小说的早期散文作品。
穆罕默德·穆威利希（1858—1930）于1905年至1906年借用古典“玛卡梅”故事形式，发表了长篇故事《伊萨·本·希萨姆的谈话》。故事假想已故的艾哈迈德巴夏从墓中复活，在说书人希萨姆带引下周游英国占领下的埃及，通过他的亲身经历，暴露了当时埃及社会的种种弊端。他在写主人公打官司时，把一个表面道貌岸然、实际贪赃枉法的律师的丑恶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作者笔锋犀利，采用嘲讽夸张手法，虽然有时显得冗赘，但每篇都有很强的故事性，是埃及最早出现的一部社会小说。
革新派诗人哈菲兹于1906年发表的《塞蒂哈之夜》，同样借用古典“玛卡梅”故事形式。它通过说书人——一个“尼罗河之子”，和蒙昧时代一位能预卜未来的祭司塞蒂哈在埃及社会的经历，及他与不同人物就教育、妇女、法律、知识阶层的境况等各种问题的讨论，揭露了社会的弊端，这同样是一部社会问题小说，但场景不够广阔，其艺术性也不及《伊萨·本·希萨姆的谈话》。
这时小说这种形式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还十分陌生。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最早在短篇小说方面做出艺术性尝试的是穆斯塔法·鲁特菲·曼法鲁蒂（1876—1924）。20世纪初他开始发表短篇小说，部分取材埃及现实生活，部分以法国小说为素材加以改写。他力图摆脱陈旧题材和传统风格，使作品与时代和现实紧密相连，着力表现社会、家庭和个人的不幸与痛苦、描写因贫穷、无权而导致的种种悲剧。如《孤儿》，描写一个自幼失去父母、寄养在叔叔家的孤儿，与堂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后互相产生爱情，但终因他贫苦无依，被迫与堂妹分离。堂妹抑郁而亡，他也随即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他的作品描写细腻，文字典雅，饱含着悲愤感情，读来感人至深，但有时抒发感慨多于情节本身，伤感情调过于浓重。他的小说于1915年以《泪水集》为名结集出版。他还意译过《保尔和薇吉妮》等多篇法国小说，以后还出版过散文、故事集《目睹集》（三卷本）。
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1888—1956）于1914年发表长篇小说《宰纳卜》，这标志着埃及小说的正式诞生。海卡尔出生在埃及农村，法律学校毕业后到法国深造，1912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该书就是他在巴黎期间写成的。作品描写一个出身农村富裕家庭、受过教育的青年哈米德与堂妹相好，但封建礼教使他们不能互相倾诉爱慕，后堂妹被迫嫁给别人，哈米德与雇工女儿宰纳卜产生感情。宰纳卜意识到两人难以结合，便把爱献给另一青年农民易卜拉欣。同样由于封建礼教束缚，双方不能表白爱情，宰纳卜被迫嫁给一个她不爱的人。哈米德愤然出走，易卜拉欣也不得不去服兵役。宰纳卜在感情的折磨中身患重病，临死前手中握着易卜拉欣送给她的手绢。作者首次以艺术的笔触展现了20世纪初埃及农村的自然风貌，并对农村生活作了深刻细致的描绘。他大胆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和宗法制度，在结构处理、细节描写和人物刻画上，都表现出高超的技巧和现实主义倾向，但明显受到西方小说的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埃及短篇小说的奠基人和先驱者是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他生于开罗，1917年发表短篇小说《在列车上》，通过车厢中几个不同人物对当时埃及面临的社会问题诸如普及教育、妇女解放，尤其是他们对农民的不同态度，反映了社会变革中各种观点的尖锐对方。小说结构紧凑，文笔流畅，环境描写和人物对话都很成功，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也有一定深度。他描写阶级差异的《咖啡中的牛奶和灰尘中的牛奶》，对孤儿深表同情的《节日的哨音》等，均是近代短篇小说中的佳作。他的短篇小说集《眼见集》于1923年结集出版。
此外，塔哈·侯赛因、陶菲格·哈基姆等现代重要作家这时也在文坛崭露头角，如塔哈·侯赛因1914年发表的论文《纪念艾布·阿拉》以新的求实精神，为阿拉伯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开拓了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埃及民族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强烈，终于爆发了席卷全国的1919年大革命。1922年，英国一方面宣布埃及为享有合法主权的独立国家，一方面仍占领着它。1919年革命对埃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埃及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进人了新的阶段，同时给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表现素材，也为埃及现代文学揭开了新的篇章。
二、巴鲁迪
麦哈姆德·萨米·巴鲁迪（1938—1904）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母都是塞加西亚人，是曾统治过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的后裔。他7岁时父亲去世，12岁进军校，毕业后由于未能找到合适工作，便转向诗歌创作。后来他在土耳其外交部工作，余暇潜心研读阿拉伯古典诗歌。1863年，埃及总督易司马仪访问伊斯坦布尔，将他带回埃及，委以要职，并派他到法国和英国学习军事管理。1866年，克里特岛爆发反对奥斯曼帝国起义，埃及派兵支持奥斯曼帝国，巴鲁迪也随军前往，尔后他还参加了俄土战争，因作战勇敢而受到嘉奖，并先后被委任为东方省省长、开罗市长及内阁大臣。这期间，他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写了许多描写自然风光、讴歌埃及古老辉煌及追求恬适生活的诗篇。他在诗中吟道：
埃及民族运动的发展，使巴鲁迪的政治态度和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他支持社会改革活动家们的主张、争取建立议会制，认为这是实现正义、进行变革的手段。在他受命组阁期间，发生了阿拉比革命。当埃及总督勾结英军镇压起义时，他坚定地站在革命一边，革命失败后，他被流放到锡兰，17年后才被赦免回国，不久便去世。在他死后出版了《巴鲁迪诗集》（两卷）。他生前还出版过《阿巴斯时代诗歌选》（四卷）。
巴鲁迪一生都没有中断过诗歌创作，用诗歌抒发自己的理想、感情和情绪，记录了埃及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他在埃及风云变幻的政治、社会生活中，以及在文化、文学的复兴和变村中，都站在时代的前列。他军人出身，从小有建功立业的抱负。随着政治态度的变化，他逐渐将个人的愿望与民族的要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曾在一首长诗中写道：
在流放的漫长岁月中，他的不少亲人先后去世。在苦痛和悲伤中，他写了许多感人的诗篇，表达了对亲人、祖国的怀念，同时也写下了不少洋溢着革命精神的诗作。在艰苦和严峻的考验面前，他始终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崇高气节，决不向统治者低头屈服。
巴鲁迪始终生活在埃及的政治漩涡中。他的诗是他一生坎坷经历的写照，也是埃及政治、社会生活的反映。尽管从19世纪下半叶起，埃及诗歌出现了某种变革，然而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未能根本打破传统的束缚。巴鲁迪诗歌的出现，以其强烈的个性震动埃及文坛。他的诗真实细腻地抒发内心感情和思绪，把个人忧患与祖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他的诗在埃及近代文学中首次焕发出异彩，给阿拉伯诗歌注入了生气和活力，在埃及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衰落之后，他的诗使人们看到了蕴藏在阿拉伯语言和文学中的魅力。在阿拉伯诗歌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中，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由于诗歌创作上的高度成就，他成为了埃及近代诗歌复兴和变革的先驱与奠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