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8·二到十三岁）
北京虽然是爸爸的旧游之地，但这次重来，处境、心情和十几年前大不相同，东北是根，北京却是浮萍，一切都得重新干起。首先是找职业，要找人介绍。他去找过他的老师胡适，但是胡适没理他（胡适是不帮人介绍职业的，但对有成就的人，他会主动帮忙）。爸爸在北大时就不是出色的学生，胡适对他并无印象（二十年后，我还同胡适提到这件事。胡适说他完全记不得这位学生和这件事了）。找了一阵，他终于在法部找到一份小差使。那时我们住东城，为了省下车钱，爸爸每天走路，走到西城去上班。每天下班回来，在面包行里买两块面包，一块给全家最老的——爷爷——吃，一块给全家最小的——我——吃。他自己和其他的人，都看着，不吃。生活的艰苦很快伴来了时代的艰苦，北京也不对劲了，日本鬼子的魔手自东北南下，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爸爸为大家庭所累，再也没有能力南迁了，他只能派五叔到后方去，其余的人，都第二次做了“遗民”。爸爸人虽不能南下抗日，但他的地下抗日，却没有停止。当九一八事变以后，马占山将军的东北义勇军，是中国第一个以行动抗日的团体。在这个团体以行动抗日的时候，其他团体还在亲日、媚日或观望之中，爸爸当时就是马占山将军的秘密盟员。马占山将军是武人，他有一位替他拿主意的军师，就是吴焕章。吴焕章是爸爸最好的朋友，他叫爸爸做二哥，为人风趣、热情而细心。吴焕章1935年起做立法委员，1944年做三民主义青年团黑龙江省支团代表，1945年做国大代表、兴安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台中研究区主任的闲职。他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俄文法政学系毕业，俄国海参崴东方大学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爸爸展开抗日工作；卢沟桥事变后，爸爸留在北京，吴焕章“同意由李同志参加敌伪组织内，做掩护与策动各工作”。由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将军秘密任命。所谓“同志”，是同马占山将军抗日志愿的有志一同，并非国民党。
这时爸爸在北京法部做科员，因为极有才干，被上司看在眼里，开始大力提拔他。在三四年间，他就升到华北禁烟总局下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真的“参加敌伪组织”了。所谓禁烟，禁的就是鸦片烟。华北的鸦片烟，山西省是大宗，山西省会太原，自然是最重要的管辖地。华北禁烟总局局长是北大教授出身的北洋要人万兆芝，首屈一指的太原禁烟局交给无名小辈当家，这是北洋耆旧们用人唯才的一种度量，这种度量在国民党当道后，已经愈来愈远了。
爸爸在1941年去太原上任，五六岁的我也去了太原。我清楚记得我坐在火车上，前往太原；清楚记得经过娘子关，自河北进入山西。火车有卧铺，自北京到娘子关的时候，已是晚上。第二天，到了太原以后，就住进禁烟局。禁烟局一进门，就是一块方形的大操场。一进门向左转，是一条走廊，走廊左边，有一间间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扑鼻而来。走到尽头，再向右转，也是同样的房子。这些小房子，是给戒鸦片烟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规模。进门一直向前看去，是车棚，一辆T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长的专车。这辆车车门外有很宽的脚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镖。我在北京亲眼见过大人物坐在这种车里，车门两边站着保镖，保镖一只胳臂从窗外勾在窗框上，两眼圆睁，向路人盯着，神气活现，颇有晏子御者的味道。不过这辆局长的车，并没有保镖。进门一直向左前方看，有一道圆门，门后一块小花园，门边一间小房，正面一大排主房，爸爸、妈妈、二姐、我、大妹，就住在这大排主房里。我记得一搬来，就运到一个好大好大的搪瓷浴盆，但是太原没有自来水，要洗澡，由一个挑水夫一次一次挑水来，向盆里倒。挑水夫是一个小伙子，造型很像丰子恺《漫画阿Q正传》中的阿Q。有一天，他向我要我撒的尿喝，他说“童子尿”可以治他的病，不久他就死了。
在太原住了一年，使我印象难忘的还有：
一、对鸦片烟，我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禁烟局的鸦片一堆一大操场，都是一块块砖头大小，排列成阵，像去了砖窑似的。我想任何毒枭，都不会比我看过更多的鸦片。
二、爸爸的日文秘书于秘书在局里的一个同事婚礼上，在喜棚中搂住一个“女招待”亲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女招待”。后来时代变了，“女招待”也变成历史名词了。
三、日本的国宝——相扑团到太原来表演，于秘书带二姐和我去看，看到一个个特大号的大胖子角力赛，发现他们虚礼与赛前动作N多，令人好笑。那天台上台下，全场都是日本鬼子，现在回想起来，日本侵略中国，他们派来的鬼子们可真不少。那天是我生平看到日本鬼子最多的一次，印象奇劣。
四、我到太原最高点玩过一次。后来这地方有争夺战，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作“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五、我在太原参观过一家做香的工厂。看到香是从机器里一根根挤出来的，很好奇。
六、我在太原公园里还看过一头怪胎牛，这牛有五只脚，一脚从脖子下伸出来，真是无奇不有。这件事，我完全忘记了。四十多年后，我在天母桥大木器行看家具，看到一张五脚大会议桌，中间有一只脚，我突然想起太原那头牛！人的记忆，真不可思议啊！（中国历史上有“五足牛”的记录，见于京房《易传》和《汉书·五行志》。中国古人认为五足牛的出现是上天警告统治者不要过分使用民力的意思，是一种不祥的信息。）
除了太原以外，我有一次同爸爸去了榆次和太谷。太谷是山西最早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方，我记得参观一家医院，医院中有一架人体骨骼，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骷髅。
山西对我的最大影响不是地，而是人，是一个山西人，名叫温茂林。他是我家的男佣人。他长得两眼有神，两腮无肉，中等身材，中年岁数，穿着裤脚缠绸带的黑棉裤，留平头，一派典型中国淳朴农民的打扮。我到山西以后，茂林就来了，负责照顾我的一切，整天同我形影不离。茂林的话不多，粗识文字，脾气很憨，我做错了事，他会怒目指摘我，可是我很喜欢他。我日后的一些耿直的脾气，深受他的影响。
茂林后来跟我们到北京，有一天，爸爸把几只中国旧式茶碗放在桌子上，就出门了。我跑过去看，发现茶碗四周都画着光着身的男人女人，这时茂林走过来，声色俱厉地向我说：“这种东西，不准看！”弄得我莫名其妙。十多年后，回想起来，原来我看到的是瓷器上的春宫画。
茂林喜欢鸟，我也大受影响，养起鸟来。北京旧家的纨绔子弟，常常出门卷着白袖子，提着鸟笼子，叼着烟，迈着八字脚走路，一派腐败堕落的模样。我那时太小，还不到这种水准，不过鸟倒也养过几只，有一只百灵，老老的，会学十一种动物的声音，可惜其中包括学猫叫，百灵一学猫叫，就被认为误入歧途了，身价也就大跌了。茂林会画一笔鸟，就是一笔下来，不间断，连成一线，画出鸟来。我大为佩服，也就全套学到。我把它们画在墙上，左右对称。左边写上“温鸟”，右边写上“李鸟”。
我小时候，道学得很。我四五岁的时候，家里一部分房子分租给一家房客，房客中有一个小女儿，大家叫她小妹。我当时最大的“特怖”（taboo），就是别人说我和小妹有什么什么关系，我会立刻大发脾气，并且破口大骂。姐姐们知道我这一弱点，所以吵架时候，故意说我是“小妹丈夫”来气我。我呢，就用“大连太太”来报复（大连是大爷亲戚李德邻的儿子，是个极顽皮又厚皮的小男孩）。有时候，和姐姐们如有什么谈判或协议，为遵守诺言起见，双方都以“大连太太”“小妹丈夫”做赌咒。姐姐失信，就是“大连太太”；我若失信，就是“小妹丈夫”。我一点也记不起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小妹丈夫”过敏症，也搞不清为什么变得如此道学。这种“严男女之防”，后来发展到连温茂林都吃我不消——当茂林同女佣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竟在旁边监视，不准男人同女人讲话！有一次茂林看我不在，讲了几句，不料我却从桌子底下跳出来，对他大声申斥一番。我的古怪与任性，由此可见一斑。
爸爸的禁烟局长位子，后来卷入政治纷争里。原来日本华谷中将很跋扈，找当时“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麻烦，于是脑筋就动到太原禁烟局上面。王克敏是浙江杭州人，清朝举人，做过清朝留日学生副监督。民国以后，二度出任财政总长。卢沟桥事变后，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又做“新民会”会长，成了“前汉”（前期汉奸）。到了1940年，跟“后汉”（后期汉奸）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合并，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做委员长兼内政总署督办，名义上归汪精卫管，事实上自成体系。王克敏因为老资格，也有个性，对日本鬼子并不唯命是从，惹起日本军人的嫉恨，华谷中将于是掀起“太原禁烟局贪污案”，给王克敏好看，于是首当其冲的被害人，就是爸爸（此案掀起，当然也与爸爸被疑做地下工作有关）。一天晚上，爸爸、妈妈、二姐、我、大妹，搭上自太原回北京的火车，车开到榆次，上来几个日本兵和翻译，同爸爸说了几句，就由两个日本宪兵把我们带下车了。走在又黑又泥泞的路上，日本宪兵轮流抱着我，很久以后，到了日本宪兵队，我不久就睡了。第二天醒来，看到的是一间旧式的平房，中间院子不大。到了下午，妈妈和我被释放，爸爸就失掉自由了。
华谷中将的作案方法是：由商人咬太原禁烟局的信科长、于秘书等贪污，再牵连到爸爸。信科长长得人高马大，在宪兵队，被日本鬼子打得皮开肉绽后，再在打破的肉上，揉上咸盐来整他；于秘书也被三上吊、灌凉水等，可是他们都不肯诬攀爸爸，所以爸爸没吃苦头。他被关了半年多，最后无罪开释。爸爸坐的日本式牢，规矩很严，白天必须盘膝挺腰，正襟危坐。由日本宪兵做禁子牢头。整个六个多月，他挨过一个耳光，他的手表，被日本宪兵要求对换，最后他回北京时，戴的是个东洋烂表。
爸爸最后无罪释放，王克敏对爸爸的清白，极为欣慰。他把爸爸请去，把华北禁烟总局局长的职位给了爸爸，但是爸爸决心不干，决心脱离官场，决心埋下头来，研究一点问题。他选中了中国土地问题，做专题研究。他从此成了国立北京图书馆的常客，在这个第一流的图书馆里，他遍读有关土地问题的书，做笔记。他偶尔也买一点旧书，像向乃祺的《土地问题》、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等。有时候，他也带我到这个图书馆来，他看他的大人书，我看我的儿童书，父子对读，构成我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幅图画。
抗战胜利后，爸爸因为抗日抗得早，抗得拍子与国民党不对，自然有被国民党诬为“汉奸”的危险，所以不得不做一点准备，他决定在清白没被澄清以前，先躲一下，于是他就只身先回东北老家。那时候老百姓是分不到交通工具的，他只好徒步走回东北去，结果走到山海关，就被共产党给挡住，只好折回来。后来第二次再走，才走回老家。
爸爸在沦陷区背“汉奸”之名，做地下工作。为了安全，他并不澄清他的形象。我那时太小，也不清楚细节，对他也一直有所误会。1961年10月10日，我写信给胡适，提到爸爸做地下工作，“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后来吴焕章签署了一封他证明爸爸清白的密件，是写给当时国民党特务头子郭紫峻的，转到我手中，我才明白了真相。吴焕章这封密件，最后使爸爸在抗战胜利之后，总算免掉了牢狱之灾。至于爸爸抗日的功劳，做地下工作的功劳，当然是没有奖励的，不坐牢就是奖励——这就是国民党的酬庸与宽大啊！
爸爸的故事，画出了一幅谑画，就是：作为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人，不爱国当然不对，但是爱国不爱在嘴上，而要言行合一，可不是好玩的——要爱国，必须得跟着国民党永远在一起才行，你要单独去爱，不论你多少功劳，结果不用“汉奸”办你，就是党恩浩荡了。爸爸的一生，痛苦地得到这一教训。因此，在日本走了，共产党来了的时候，他学乖了，他知道这回一定得抓住国民党、跟国民党永不分离才成，再被国民党所弃、再做国民党的“弃民”，国民党再回来，他一定又是“汉奸”了。于是，他决心抢登巴士，先期逃难，追随国民党到天涯，到海角，再也不分离。最后，天外有天，海外有海，他跟到了台湾，就这样的，我们全家到了台湾。那时我不到十四岁，无决定之权，一切爸爸决定。爸爸来台湾的目的，的确没别人那么雄壮，一切救国救民反共抗俄的大道理，他全都跟不上。他来台湾，只是怕国民党又说他是“汉奸”而已。爸爸的“汉奸恐惧症”，是我们一家来台湾的根本原因：别人都是怕共产党而来台湾，我们却是怕国民党而来台湾，天下令人哭笑不得之事，无过于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