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回国时瞻拜过莫高窟没有？
从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看，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玄奘到过莫高窟的记载，是玄奘一时疏忽，没有记载吗？
经过斯坦因的一番花言巧语，“最后王道士终于答应晚上没有人时将中文卷子悄悄拿几卷来给蒋师爷，让我们进行研究。十分侥幸的是，王道士把刚从石窟里拿出来的几卷卷子送给我这一看，果然都是玄奘法师音译的经文！这一下我们三人大吃一惊。”
2005年5月16日，北京青年报载文说：《甘肃：发现玄奘所译经书》的消息。文章说，新华社5月5日电：据甘肃敦煌挡案馆介绍，该馆日前从馆内藏书中发现一批藏文经书，经专家考证，该经书是此前从未公开也无任何记载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藏文写经。专家认为，该经均为唐玄奘所译。
日夜兼程与莫高窟擦肩而过
贞观十八年三月，玄奘鞍马劳顿地从印度行走了几个月，终于进人于阗境内，踏上故乡热土后的心情无比激动与兴奋。18年了，饱经忧患沧桑的他，久久凝视着久别了18年的故土，不由地回想起当年从长安出走以后所经的种种困苦和在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玄奘兴奋与疑虑交加，同时仍然心有余悸。他担心当年私自出国，今天朝廷是否还会怪罪？于是他带着赎罪的心情，向唐太宗写了一封信，叙述了当年出走取经的原因，沿途经历的各种艰险，18年在天竺所学的成果以及回国途中遇到的困难。同时表达了能早日回到长安，拜谒皇帝的迫切愿。望。他托高昌商人把这封信带到长安，代为上奏朝廷。在等朝廷回音期间，玄奘一边整理经书，一边协调大批经书、佛像的运输过关问题。
七、八个月后，玄奘终于等来了皇帝的谕旨。令他没有料到的是，唐太宗不但没有一点责难的意思，反而对他出奇的赏识。唐太宗在圣旨中说：“这些年里，听说法师您访问了天竺等那些远路的国家，最近要回来，我非常高兴。你接到旨后即可快来与我见面叙谈。另外还可以把懂得梵文和佛经的人也一起请来。我已经敕令于阗王，让他照料你的一切生活交通问题，还命令敦煌地方官员去流沙夹道迎接你，让鄯善地方官去沮沫迎接。”唐太宗如此的宽厚大度和急切与自己相见的态度，并要求沿途官员夹道欢迎的做法，使玄奘十分地感动，也放下了思想负担，岁月沧桑，时事变迁。当年玄奘是经过高昌国西去天竺的，与高昌王麹文泰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原计划在回国途中，去会见麹文泰，想不到在不久前高昌国已经被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征服，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唐朝的龟兹、疏勒和碎叶等地。这令玄奘的心中一阵五味杂陈。
这一日，在白龙堆南缘的沙漠里，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边缘上，一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驼铃叮当，人声喧嚣，给这万古静寂的荒原增添了生机。作为大唐功臣，玄奘已经今非昔比。前面有士兵引路，中间是驼马运输的从印度带回来的658部经卷和佛像等物，玄奘殿后。有于阗国王派人护送，有人操心粮草辎重和水，自己不再是独身孤征。玄奘特别痛心的倒是被贼寇追逐时淹死的那头大象和一些失散的经书。。
“大师，前面快到阳关了！那远处的关楼就是阳关。”“阳关？”玄奘远眺前方那座关口，感触颇深。他自言自语地说：“敦煌，我终于来了。18年前，我经过瓜州时多么想目睹您的风采。第一烽的守将王祥也曾极力劝过我，让我到敦煌学习。但当时为了完成奔赴印度取经的大业，只好忍痛割爱。这次总算夙愿已尝。”到阳关关城时，只见城头上旌旗猎猎，锣鼓喧天。敦煌太守和一批官员以及数百名百姓早已夹峙在关城两侧，对万里归来的英雄玄奘一起鞠躬行礼向来不善交际，十分低调地处世的玄奘，面对朝廷官员和僧众隆重，的夹道迎接时，反而感到不适应，有点不知所措。玄奘赶忙走上前，恭敬地向大家行礼。
第二日，护送的人马和迎接的官员一起返回敦煌，队伍愈加庞大。很快，就经过了寿昌县县城，这里曾经是汉代设置的龙勒县。接着是碧绿湖泊里长满芦苇的山水沟，再翻过大沙梁后，傍晚时分，大队人马来到党河的峡谷边。大家在这甘洌的雪山之水旁一洗一路的风尘，就在驿站歇息。
次日，队伍沿着党河的峡谷向东。那时，阳关到敦煌之间的道路并不在戈壁上，而是沿着党河峡谷与一道较低的、被称为“风墙子”的长城之间行走。走完了峡谷，他们看到了开阔的河道，一片绿洲沿着河道一直镶嵌到尽头。玄奘一行给宁静的党河河谷带来了一片喧嚣。傍晚到达敦煌后，早有几千国内外僧人群众翘首以待，都想目睹一眼玄奘的英姿，聆听一番他弘扬佛法。在敦煌僧众的盛情期待下，玄奘用了几天时间，重点讲授了大乘佛教的经典《搬若经》。大乘佛教的经典在玄奘到印度时，已经形成了500多年。大乘教为了表示他们与以前其他派别的不同，遂把佛教初期的佛教以及不同教派的佛教都称为“小乘”。大乘佛教认为小乘佛教关于“涅槃”的终极行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人的修证。而大乘佛教则是一种广大的、更高层次都得脱苦海的大悲之心。玄奘给敦煌的僧人们着重讲了大乘佛教经典中的基础《搬若经》，还有以《般若经》为基础的《法华经》、《华严经》等经典。自隋唐从动乱走向盛世后，由于大乘佛教“普度众生”的教义更加注重现实的保佑，更贴近百姓的实际。所以听讲的人每天络绎不绝，人山人海，景象壮观。
玄奘在敦煌的日子里，看到了敦煌的繁荣，街市上商贾汇聚，店铺林立，不仅有康家店、赵家店、员昌店、博士店、富昌店、石家店、曹家店等店铺，街面上还可以看到不少的客商，其中很多人来自东罗马帝国、阿拉伯、波斯、中亚及印度半岛。整座城市里佛教气氛浓郁，社会空前安定。这使玄奘进一步感受到敦煌作为中外文化交汇的大都市的特殊地位。
对于玄奘这样的见多识广的人来说，应该知道莫高窟的存在。只不过那时的千佛洞正在发展之中，还没有形成像今天这样宏大的规模，也没有出现像百年前藏经洞被发现后引起的全球轰动性效应，没有今天如此的知名度。玄奘当时打听了它的情况，当他听说几十里外的莫高窟里已经凿了不少的洞窟，里面有无数的壁画和塑像，很感兴趣，急切地想有机会去朝拜。最有可能的推想是：玄奘鉴于要求讲经的呼声日益高涨，不便推辞，无法脱身。更重要的是唐太宗来彳目中已经说得很清楚，非常想与他会面，希望他能快速东归。玄奘算了一下，从敦煌赶到长安，还有3800多里路程，紧赶快走地，也得一个多月时间，说什么也不能再拖延了，玄奘决定尽早动身。他当机立断，告辞当地官员和僧众后，与随行人马早起晚歇，日夜兼程。当他经过新店子一带，踏过莫高窟里流出的宕泉河水时，随从的人告诉说：“大师，这条河就是从莫高窟前流出来的，莫高窟就在此山里不远的崖壁上。”玄奘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坚定地说：“佛祖在上，由于弟子重任在身，这次不能前往叩首相拜，实在是对不住了。只有等下次专程前来拜谒了。”玄奘遗憾地跪向莫高窟方向，在地下叩首，然后起身静静地站在那里，对着沙山和沙山远处，双手和十，闭目诵经祈请，最后深情地看了一眼后，毅然带领大队人马向东赶去。当然也不排除玄奘在回途中到过莫高窟，正是上述背景的原因，只是他在回忆中没有着重地写上一笔。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原文：唐太宗敕令说：“闻师访道殊域，近得归还，欢喜无量。可即速来，与朕相见。其国僧解梵语及经义者，亦任将来。朕已敕于阗等道，使诸国送师，人力鞍乘，应不少乏。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鄯善于沮沫迎接。”“既至沙州。又附表”。）
隋唐造像达到高潮
唐代西域的成功开拓，使敦煌的道路在汉代的基础上进一步畅通，形成了与周边通衢的“瓜沙道”、“稍竿道”和“莫贺延碛道”，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在玄奘西行之前的隋朝，结束了300年的分裂局面，雄才大略的隋文帝杨坚和隋炀帝杨广进一步通畅了与西域的交往，把中原的文化向西域扩张。在玄奘西行过瓜州之前18年，也就是公元609年，隋场帝亲自到张掖出巡，举行了盛大的商品交易会，召见了西域27国的使节。据《隋书·裴矩传》一书记载，当时盛装参加集会的人群就达数十里。出生于尼姑庵、由尼姑抚养长大的隋文帝，从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对佛十分笃信和虔诚。他认为自己能做皇帝也完全是佛保佑的结果。因而他掌握皇权后，不惜组织大批人力翻译佛经，广造寺院。皇帝大臣都有了佛号，到处是佛乐鸣奏的诵经寺院。据记载，仅隋场帝自己就认真书写了《法华经》上千部。长安一时间成了佛教基地。在隋代短短的38年里，就修建寺庙5000所，僧尼多达50多万。在敦煌莫高窟里，就开凿洞窟94个，几乎是乐傅开凿莫高窟第一个洞窟200多年来洞窟总数的一倍。也为后来公元695年武则天修造莫高窟96窟的33米高的“北大像”奠定了基础。如419窟的阿难塑像、420窟的维摩诘经变图、菩萨与迦叶像、244窟的菩萨画像、407窟藻井上的三兔画像，以及初唐220窟的阿弥陀经变图等，都十分精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还对以往的洞窟结构进行了改造。空间更加开阔，影调更加明朗，气氛更加温和，造型更加生动。他们把外来的经变故事以连环画的形式表现出来，首次创造了经变画。在壁画中创造性地把菩萨女性化，在佛龛、顶部和中心柱等结构上随心所欲地予以表现。一时间，隋王朝变成了不是天上而是现实大地上的佛国。当时的敦煌已经有一批高僧名士居住，佛教氛围甚浓。敦煌成了一处佛教经典的重要翻译场所，莫高窟开窟造像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
初唐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踏上了这片土地。身处隋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文化人玄奘应该对莫高窟有一定的了解，至少略知了在西天取经路上献身的先哲和货高窟的8气-在他的西行的决心和冲动之中也许就蕴涵了这些榜样的力量。对玄奘来说，他已经游历了中原的不少佛寺，特别是他在西域和印度朝圣了那么多的佛教寺院，一定也知晓远在边陲的莫高窟。
十分遗憾的是，他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仅留下了七个字：“既至沙州。又附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句关于他与莫高窟的记载，给后人留下了一大悬念。正如法显高僧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却在《佛国记》里没有具体的记载一样。同样让人不解的是1271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与叔叔历经生死磨难，由阿富汗翻越葱岭，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来到了敦煌的阳关。他们瞻拜了张掖等地著名的佛教寺院，在河西停留了至少有一年时间，居然对莫高窟也没有提及，究竟去过没有，在他的《东方见闻录》中也只字未提。也许冯骥才说得对：“唯有空白才能更加神秘并富于诱惑。”今天，我们只能在有限的记载中凭着对那段历史的感觉，充分地去推理，去想象，去演绎。
玄奘到敦煌时，已经和他当年西去时的敦煌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玄奘出国两年后，唐朝就派李勣、李靖出击东突厥，擒获了东突厥的颉利可汗，免除了东突厥对河西走廊的干扰。到了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又派李靖、侯君集等出兵吐谷浑，伏允可汗兵败自杀，解除了吐谷浑的威胁。接着，于4年之后，又平定了高昌国，设立了西州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西域。这时候各种思想、宗教流派共存共荣。仅宗教来说，除了佛教、道教香火旺盛外，火袄教、摩尼教、景教都拥有众多的信徒。经济繁荣，社会较为安定。敦煌遗书描写这里的商铺说：“兴生市郭儿，从头市内坐。”“行行皆有铺，铺里有杂货。”唐代诗人元稹记载敦煌：“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到了盛唐时，瓜、沙一带更为富足。在《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有一首诗也许更能说明当时敦煌：“菏锸成云，决渠降雨……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土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鸟则无鸦；五谷皆饶，唯无稻黍。”
敦煌！人类的敦煌
敦煌与佛有缘。佛教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古代印度，在公元1世纪左右进人西域，在短短200年间迅速流行，并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原传播。佛教东传人内地的第一站就是敦煌。“华戎所支一都会”。东汉以来，历来的高僧都是从敦煌这个通道绵绵不断地进人中国，进行佛教的传播和佛教经典的翻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