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或按电影界的话来说是一场“戏”：
一个“农民”的“代言人”从乡下来到莫斯科，竟得以进入克里姆林宫，要求见列宁一面；他有话要代表乡下的“农民”们对列宁说—他声称自己是代表“农民”们来寻找“属于农民的真理的”。
正巧，列宁那会儿没什么重要的革命工作，于是接见了他。
列宁客气地请他坐下。我们都知道的，伟大的列宁同志对于工农兵尤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向是平等而友善的。
那“农民”的“代言人”却没坐。他多少有点儿局促，但却绝对没有显出卑微的样子。那是个身材高大的“农民”，在身材矮小的列宁面前，他占尽着体格方面的优势。他之所以没坐，观众可以理解为是不屑于在不愿一坐的地方坐下去。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得出，他对克里姆林宫这个已经变成了每天发出一道道革命指示的地方心怀着分明的敌意。
他开口便问：土地自古以来是属于谁的？是属于我们农民的，对吧？粮食是谁在地里种出来的？也是我们农民，对吧？没有粮食，我们农民就无法活！那么，就再也没有人来种地了！你们城里人会到乡下去种地吗？不会的！可现在呢，你们城里人却跑到乡下去，将土地从我们农民手中没收了！还一车车地拉走了我们刚刚打下的粮食！听说你是拥有真理的人，请问，这世界上还有属于我们农民的真理吗？如果革命是你们苏维埃的真理，那么我们农民的真理又是什么呢？……
以前看过《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的中国人，应当都记得那一个前苏联国内革命时期的农民的振振有词。特别是穿插在他的话语中的“对吧”二字，被配音演员说得“中国味儿”十足，给人留下极深刻之印象。
然而列宁同志是头脑多么敏感的人！他没听几句就听出破绽来了。轮到列宁同志开口时，他照例将双手卡在西服背心的肩边那儿，以从容不迫而又洞察一切的口吻反问：我只知道这世界上有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你所谓的农民。请问你是你所谓的农民中的哪一种人？
在列宁的追问之下，那寻找属于“农民”的真理的“农民”，不得不承认自己拥有多少多少亩土地。
而列宁按照阶级分析之法，立刻言之有据地将他划成了“富农”。
接着列宁同志以他那一向高亢的语调说：“不错，土地应该属于农民！但是更应该属于所有的农民，而不是仅仅被少数地主和富农霸占着！我们苏维埃的革命，要完成的大事包括这一件事！我们把土地从你们手中没收过来，是因为你们地主富农对土地的占有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如果你们反抗，我们就镇压你们！我们没收的也不是你们的劳动成果。粮食对于你们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你们的粮食满满的，吃都吃不完，而城市里许多人却在饿死！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就说服你们。如果你们还不愿意，我们就把不属于你们的劳动成果抢夺过来！如果你们反抗，我们也要镇压你们！”
结果当然是，那个富农，并没有从列宁那儿寻找到什么“农民的真理”。
他悻悻而去时嘟哝：“走着瞧！”
列宁冲他的背影大声说：“告诉那些派你来的人，苏维埃是不会怕你们的！”
往事如烟，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竟已不复存在。《列宁在十月》这一部电影，对于80年代乃至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也无疑是“过气”了的经典。他们所能看到的依然和列宁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电影，大约只有德国人拍摄的《再见列宁》了。在这一部电影中，列宁的巨大铜像被吊车扯倒的画面，令人思索万千。
《再见列宁》这一部电影的光碟我也看过了。
所以，我这个本身虽不是“农民”的人，每每不由得作无聊人的乱想：
就算这世上并没有什么“农民”，而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民吧，那么果然有过属于什么中农和贫农的“真理”吗？
进言之，如果将以上问题限定为一个中国或曰中国特色的问题，那么结论又应该是怎样的呢？
众所周知，中国之革命，是农民的革命。确切地说，是虽生为农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的革命。
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所以1949年以前的中国“失地”农民也最多。由于中国在近代的工业发展极为落后，所以大批“失地”的农民根本无法转变为能够在城镇里生存下去的城镇人口。
于是，革命遂成他们唯一的活路。
于是，革命遂成他们的“真理”。
“耕者有其田”—他们要的只不过就是这么一点点世界的公平。为此，他们的成千上万的儿女前仆后继，虽肝脑涂地而在所不惜。
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另外任何一个国家的“失地”农民为了自己以及子孙后代们拥有几亩土地，比中国的“失地”农民所付出的代价更惨重。或者反过来说，中国的反“失地”农民仅仅为了获得可以身为农民而又能够生存下去的几亩土地，付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最为惨重也最为悲壮的代价。以“惊天地，泣鬼神”形容之，恰如其分也。
1949年以后，他们如愿以偿了。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戏剧中，乃至绘画中—攥在地主富农手里的地契被烧毁了，在共和国以新政权的名义分到他们各自名下的土地的边界钉下木界牌了；那时的他们眼中流着泪，趴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号啕大哭的情形，无疑乃是震撼人心的……
此刻，似乎再巨大再惨重的代价都是值得付出的了。因为代价是那么地触目惊心，胜利后的报复遂成不争之事实。
然而，土地归在他们名下的时间却不过是短短的两三年，紧接着一步步的又归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集体”的名下了。
之所以将“集体”二字括上引号，并非质疑“集体”之性质的不真实，而是为了着意指出，对于中国“人民公社”的社员，他们实际上又成为了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仅仅拥有在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劳动的权利的人罢了。
计算他们的劳动力的价值的方式是工分。
中国人都知道的，那一向是很低很低很低的。
凭了工分记录，他们年终可以分到极少极少极少的钱。
那点儿钱仅够他们买得起有限到最低程度的一般日常用品，比如盐、火柴，以及也像城里人家一样凭票供应的布匹。
中国之许许多多地方的许许多多的农民，在改革开放以前，一年到头甚至尝不到几次酱油。穷得一家人合穿一条裤子的事，也决然不是编造的。
他们生存下去的口粮是每年秋季分到的没有加工过的粮食；加工之后，其实每一人口每月的定量，并不会比城市人口多到哪儿去。有时候，还会少。他们的绝大部分劳动成果，都被作为公粮收缴走了。即使在灾荒年代，土地上所产的一点点粮食，也要本着“先公后私”的原则来分配。也就是说，公粮是必须先收缴的；农民吃什么过后再考虑。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收缴了公粮后，农民亦即“人民公社”社员，通常只有拖儿带女去逃荒……
在列宁的那个年代，在列宁的眼里，世界上是从来没有过什么农民的，而只有地主、富农、中农和贫农。
列宁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他的逻辑符合“马非马，白马为马”的哲学逻辑。正如世界上没有逻辑学上的“妇女”，而只有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女人。
苏维埃革命使世界上从此有了一种新的农民—自己并不实际拥有土地但必须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劳动的农民；他们叫集体农庄之庄员。
集体农庄之庄员也罢，人民公社之社员也罢，叫法不同，本质上是一类人。
于是，一个哲学逻辑上的悖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马即白马。
这是一个由减法得出的结论—消灭了地主、富农；改造了中农；于是在前苏联和以前的中国，只剩下了一种农民—不实际拥有土地但必须而且只能在土地上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地劳动的农民。他们理论上绝对是土地的主人，但是他们在土地上收获的劳动成果，必须而且只能以世界上最低的价格卖给国家。一切不是卖给国家而进行的买卖，都被视为非法行为。有时制裁那样一种非法行为的刑律是很严很重的。
结果更大的一个悖论在世界上产生了—革命真的使早先的“失地”农民寻找到了属于他们的“真理”亦即公平了么？
他们为此曾付出了那么巨大那么惨重的代价，倘那“真理”确乎地理应存在，他们实际上离它近了还是更远了呢？
几乎只能作出一种解释—在中国，在革命成功以后，为革命付出的代价最巨大最惨重的那些常常被我们中国人亲爱地称为“农民兄弟”的人们，他们实际所享的革命成果倘偏言之凿凿地说有，那实际上也是轻微得微不足道的。
他们成就了中国之革命。
他们成就了中国现已取得的一切煌煌成果。
事实上是，自1949年以后，他们已根本不再叩问理应也存在的，属于他们的“真理”亦即公平，为中国而圆着共和国之梦。
具体而论，有人格上这样的农民，也有人格上那样的农民。
但总体而言，依我想来，我们中国之“农民兄弟”，实在可以比作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人口最多的“圣徒阶层”。
整个的中国农民阶层，他们是一个具有宗教般奉献特质的阶层。
我记得温家宝总理有一次访问灾区农民时，一个农妇说：“谢谢总理来看望我们！”
而温总理说：“应该说谢谢的是我，是政府。因为你们在灾情中顾全大局的表现是令我感动的。”
窃以为，温家宝总理的话，等于代表政府，还给了中国农民一个“真理”。
免除贫困地区农民子弟的学杂费，也只不过是还给了中国农民一个早该还给他们的“真理”。
彻底免除农业税，也是。
上苍见证，迄今为止，中国给予中国农民的，比他们给予中国的，可要少得多！
对于中国农民刚刚才获得了这么一点儿公平，稍有良心的中国人是绝不该摇头皱眉摆出这个家那个家的嘴脸说三道四的。
那还算是个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