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兆麟先到天津面见名满天下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和外勤记者赵惜梦，讨教采访事宜。他们研究如何躲避日伪的耳目和不暴露任务的种种方法。待一切商量妥当，崔兆麟从天津登上“长平丸”日本客轮，开始秘密查勘伪满洲国的危险旅程。
经过一天一夜的海上航行，崔兆麟到达大连。其间，他沉着应对了伪满洲国警察和特务的多次检查和盘问。他说自己的父亲与时任满洲国参议府议长的张景惠是至交。父亲派他去新京恭贺世伯升迁，并有些事情要向年伯请教。大家当然明白“恭贺”和“请教”的意思，想来他肯定会在新政府里讨得一官半职，谁敢难为他！
崔兆麟确实因为父亲的缘故与张景惠认识。而且从前他是沈阳邮政管理局邮袋管理组组长，身处邮件检查的关键岗位上，与张景惠多有联系。谁还没个需要检查人员抬抬手的邮件？所以他并不怕警察问及张景惠的个人情况，他绝对可以对答如流。
下船后，崔兆麟不敢耽搁，立刻坐上火车奔向伪满洲国新京长春，在头道沟车站的日升客栈落脚。
崔兆麟在长春市区里走了一圈，忽发奇想，要去伪满洲国国务院看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是胆大心雄之人。崔兆麟回到客栈仔细思量一番：他虽然认识张景惠，但是张景惠可能知道崔家逃出奉天的往事。所以在遇到盘查时他可以拉此“虎皮”来护身，却不能与此人正面遭遇。
崔兆麟灵机一动，去电话局给张景惠家里打个电话，说自己是哈尔滨佛教总会会长曾子固的侄子，特来拜会前辈，不知前辈什么时候方便。曾子固，那是连日伪军都虔诚叩拜的佛教大师，曾子固的侄子，佣人岂敢轻慢？佣人告诉崔兆麟老爷不在家，目前也不在长春，大概后天回来，请他后天再来电话。
崔兆麟立刻雇了一辆崭新的马车，鲜衣怒马地直奔伪满洲国国务院。马车在大楼前停下，崔兆麟步态从容地走上去对两个持枪站岗的卫兵说，“我来拜见参议府议长。”他亮出一张精致的名片。这是在《大公报》的印刷厂里专门印制的。
“请到里面的承启处。”卫兵见他气定神闲、举止大方，立刻放行。
承启处就是传达室，里面刚好没人，崔兆麟巴不得。他在底楼里溜达一圈，并没有人来盘问，便上到二楼，找到议长办公室，敲开门。
开门的是张景惠的秘书，三十多岁，一口北平话。崔兆麟说自己是曾子固的侄子，听闻前辈升迁，前来道喜。另有些事想当面请教。他递上名片。崔兆麟何以敢如此，是因为他熟识曾子固的侄子，两人曾同在东北大学就读，且身高相似，面貌还有些仿佛。
秘书说议长去沈阳了，还有两天才能回来，“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吗？”
“真不巧！”崔兆麟颇为遗憾。“我跟哈尔滨《国际协报》有些关系，想写篇报道新政府的文章在《国际协报》上发表。您能不能帮我找点资料？要是可以，感激不尽！”
“那容易！我领你去公报部，那儿有各种宣传资料。”
秘书领着崔兆麟来到公报部的资料室。工作人员得知崔兆麟的身份和目的后，十分热情。《国际协报》在东北的声誉极高，伪满建国急需《国际协报》此等举足轻重的传媒的支持。崔兆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和照片后，向工作人员和秘书真诚道谢，满载而归。
第二天早晨，崔兆麟离开长春奔赴哈尔滨。他怕张景惠一旦回来打一个电话给曾子固，自己就露馅了。他在哈尔滨、依兰、佳木斯等地辗转，所到之处，他对伪政府的执政举措、社会状况以及民意多做调查。他发现商人只贪图利益，对伪政府的作为并不在意；而普通百姓则麻木不仁。崔兆麟还专门调查了日本的移民状况，发现日本的移民数量并未达到原定目标。
崔兆麟把搜集到的所有资料分十数批邮寄出去，随身携带这些资料风险太大。邮政是传递信息的主要渠道，而日伪对东北消息的封锁主要依靠邮政检查。崔兆麟在邮政局工作，谙熟其中关窍，如何躲避检查，他很在行。邮寄的地点、时间和方式他都斟酌再三。他利用时人的崇洋心理，把寄件人和收件人都写成洋行和洋人，信封和包装非常高档漂亮，令人一见就生敬意。由此，他将全部资料顺利邮寄到天津。
旅程的最后一站是奉天，崔兆麟一直想不好他该以何种方式去见普晴。崔家的合家逃亡在教育厅里应该是尽人皆知的事，但他不信普晴会出卖他。
崔兆麟开始清理自己的行李，他把所有可能暴露他记者身份的东西都扔掉，包括笔、笔记本、俄文字典、西服和中山装，甚至柳条箱。他只用一个包袱皮包上一件长衫、换洗内衣和洗漱用品。曾经用来掩护自己的名片他也一并扔掉。他打算见了普晴后就立刻进山海关。
崔兆麟在叶家所在的街道上盘亘了一天，远远地守着叶家的大门，却发现进进出出的人里没有一个是他熟识的，更看不见普晴的身影。他疑心他们搬了家。
傍晚时分，崔兆麟打算冒一次险。他背着包裹走到叶家门前，好像远道而来投奔亲戚的人。大门虚掩着，他推门进去，却发现物是人非，叶家的院子已被数家人占据。
“原来住在这里的人家哪去了？姓叶，树叶的叶。”他问院子里的人。
所有的人都摇头。
就在他满心失望要跨出大门时，有一个人从门外进来，叶家的门房！
崔兆麟趁着夜色，斗起胆子问他一句叶家人去哪儿了。
“进关了，一停战他们就走了！”
“关内什么地方？”
“那谁知道！哎，你是…….崔家的少爷？”
在人家窗户里透出的昏暗光线下，崔兆麟仍能看到对方脸上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两人在同一刻识别出对方的意图。门房忽地开口叫抓人，尖厉的声音刺破夜的黑暗。崔兆麟躲开他扑向自己的身体，拔腿就跑。
刺耳的、此起彼伏的警笛声下，崔兆麟在巷道里发足狂奔，拐来拐去，身后传来凌乱、急促的脚步声，追捕他的人不止一个。他对这里的街巷很熟悉，但是围捕的网越收越紧。
黑暗里突然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他，“进来！”一个人低声说。那只手铁钳一般紧紧攥着他，使他无法挣脱。
门在他们身后轻轻掩上，两个人隔着门听到杂乱的脚步来到门前，又奔向远处。
那人闩上院门，领着崔兆麟进屋。煤油灯被点亮的一刻，两个人都愣了。
“人生何处不相逢。”那人微笑，“还记得我们打的电话吗？日本人查到‘南柯太守’写东北通讯，赶紧跑。”
居然是他们为他通风报信！他曾经差点被他的名册害了，又被他勒索，被迫与他做交易，在邮件检查上放他们一马。
“林逸夫先生的遗体也是我们领着范先生去找来的。”
“哦……”
“你不用谢我，”那人摆手，“我说这些话无非是让你放宽心。你来东北……算了，你不用讲。你打算什么时候进关？”
“明天，越快越好。”
“那我找人送你出奉天。”
粪车晃晃悠悠地向郊外去，崔兆麟胃里直翻腾。他浑身上下散发着臭味，不，从里到外，大概洗不干净了。为了装得更像一些，他们昨晚特意叫他把手臂埋进泥水里，今早又让他把手在粪桶上抹了好几把。嗯，脖子上也是泥水，还有脚踝。
刚才在城门口，守城的日伪兵使劲向他们挥手，叫他们赶紧滚。
出了沈阳城，崔兆麟松一口气。
“你是奉天人？学生？”赶车的汉子根据崔兆麟的口音有此判断。
“对，大哥，从前我在东北大学读书，已经毕业了。”
“哦。”他从前救过一个东北大学的女孩儿，漂亮得紧。不知道女孩儿跟那疤脸的汉子过得怎样。
崔兆麟在皇姑屯站登上火车，当然洗得干干净净地。他穿着长衫，扮成中学教员的样子，挥别汉子。“我……你……”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
“等东北光复了，你来奉天找我！”汉子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他要跟日本狗子斗到底！
半夜，火车到达临榆车站。所有人都下车接受检查，因为从这里开始火车将离开伪满洲国边境。乘客们在站台上排起长队等候检查。
轮到崔兆麟时，日本宪兵从他身上的长衫翻到包袱皮里，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抖搂开，口袋都翻出来，连钱袋里的片纸只字也不放过。“你的，不是记者？”日本宪兵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他。
“什么？记者？我不是，我是中学教员。”
“去干什么？”
“朋友给我介绍一份工作，让我去教书。”
从崔兆麟的装束上和包裹里看不到半点有关记者工作生活的痕迹，日本宪兵放他上车。崔兆麟在车里看到站台上有几个类似报人打扮的人被宪兵带走，他心里后怕。日本宪兵在边境上严查入关的记者说明他这几个月在东北的活动已经被日本人发现，他们正在追捕他。
1933年9月13日，崔兆麟乘坐火车从东北归来。在车上，他一夜无眠，一路都在构思自己的长篇通讯。到天津后，他稍事洗漱，立即赶到《大公报》报馆，根据早先邮寄回来的资料，开始写作。他每写就一页，就被即刻送往报社印刷厂排字。连续几天，崔兆麟思如泉涌，最终完成三万两千字的长篇通讯。
9月18日当天，《大公报》以三个版面的篇幅发表崔兆麟的《沦陷二年之东北概况》，记叙了日本在东北控制经济，掠夺资源，没收厂矿，导致金融紊乱，商业凋零。他们放纵土匪残害百姓，清缴抗日义勇军，并摧毁教育。版面图文并茂，配有照片、地图和图表，以详实的报道揭露侵略者的残暴和贪婪。
《大公报》“九一八”特刊轰动全国，激发了国人抗日救亡的新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