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人们思维模式的差异性，不同主体对事物意义赋值，难免会产生歧义。消除歧义就需要通过主体模式之间的同构来达到理解，也需要主体识别意义组合的合理性，从各种歧义的互相竞争中形成整合，选择合理的意义。发现意义、匹配赋值的过程，并不总是那么顺利，有时人们在认识事物真相或事物规律时，会遇到障碍，遇到假象，这也是在科学研究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在这些情况下，人们总是会充分发挥思维模式的各种功能，努力探寻内在的规律，发现对象的真正奥秘。在科学史上，科学家们面对自己所做的研究课题时，也总是要寻找事物之间呈现的各种内在联系，找出它们的合乎规律的关系，发现其间的意义真值。比如，科学家们在谈到“电子”、“夸克”、“暗物质”等时候，实际上不仅指客观存在的这些物质现象，而且也是在表明一种现实中并无对应物的物体的指称；在缺乏科学共识时，不同的科学家们对它们的赋值可能并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这些物理学上的指称，科学家们无法通过一般手段来感觉它们，但它们又是客观存在的科学研究对象。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是实验和推理的产物，具有无穷的意义空间，这并不排除它们的实在性。正是承认它们的这种客观实在性，才构成了今天现代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大厦。
由于事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事物的意义存在着巨大的空间，因此，依据与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关系，意义本身有真值与虚值之分。因此，思维模式的赋值过程，虽然能赋予事物以意义，但有时会存在着虚假的意义，与事物的本来面目或真相存在着差距，也叫做存在着“真值差距”。真值意味着有客观世界的依据，虚值则依据不足，或者只有或然的真。意义的“虚值”相比较于“没有意义”，还是有意义的，它毕竟还存在着向客观事实和真相逼近的可能性。科学家在提出科学假说时，有时就处在这种状况。他们所发现的材料事实，可能支撑这种假说或那种假说，他们可以给这些事实赋值，给它们命名，赋予它们意义，但是事物的真相，只有在发现真正的本质规律后，才能下最终定论。
大侦探波罗在侦破著名的“尼罗河惨案”过程中，曾做出了好几种犯罪假说，五六个嫌疑人分别都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但真正的作案者，是试图牟取巨富女继承人林奈特财富的两位合伙人——林奈特的未婚夫塞蒙·道尔和他的女朋友吉基。他们串通起来，试图杀害林奈特而取得她的财富。
波罗的破案分析，对前面几个人的犯罪假设也是有条有理，有事物关联，因此是有意义的。但是真正的意义真值只有一个，那就是两个合伙人的谋财害命。其他的假说，与意义的真相之间，存在着真值差距。
意义的赋值问题，涉及指称与命名现象。克里普克认为，一个词汇的意义，取决于命名它的历史因果性。丘吉尔之所以叫丘吉尔，并不是由于他这个人体现了“丘吉尔”这个专名的涵义所构成的那些特性，而是由于丘吉尔出生后，他父母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其他人后来也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来称呼他。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形成的一条传递链条，就把丘吉尔这个名称传递下去，站在这个链条端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丘吉尔”去称呼丘吉尔，而不必知道他的种种特性。因此，重要的在于，不是说话者如何知道所指称的对象，而是这条传递链条的历史建构。他说：“许多很少见过和根本没有见过黄金的人，也能够使用这个词，它们的指称是由一根因果的（历史的）链条确定的，而不是由任何词项的用法决定的。”应当说，克里普克意识到了意义的历史实践形成的因素，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把意义的客观来源归结于人们的命名，而不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这个观点存在着缺陷，容易陷入相对主观论的陷阱。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意义与指称的不同。我们可以说一个指称：“乾隆皇帝”，也可以说“1780年的中国皇帝”，这两个指称都是指的同一个人；但我们不能说“今天中国的皇帝”，因为这个词只有指称，只有符号的意义，却没有现实的依据。这种意义与客观事实本身，存在着真值差距。我们不能把演员张国立、张铁林等称作“今天中国的皇帝”，因为“这些”皇帝只是戏剧里的人物。
一般来说，指称的范围会大于其意义的集合。
意义当然和人们的实践密切相关，其根源存在于与人有关的客观世界中的各种客观存在的属性。比如黄金，不仅是因为人们这么叫它，而且是它客观上有着黄金的种种客观的属性，才使得它成为人们珍视的贵金属。仅仅是人们这么称呼它，它永远不会变得那么珍贵并且声名远扬，这才是事物的本质。在这一点上，冶金家与从未见过黄金的人，对黄金当然有着不同的概念。丘吉尔之所以人所共知，是因为他作为英国首相，有着领袖的责任与权力，在二战中担负着拯救英国及盟友们的生死命运等种种专属于他的属性，这些属性是由社会历史实践造成的，是客观的存在，而不仅仅是他的父母从小给了他这个名字并沿袭下来。对丘吉尔这个专名的赋值，虽然是通过人们脑中的思维模式和整套概念网络系统进行的，其根源，仍在于客观事物所蕴存的各种因果关系中，思维模式必须和这种因果关系相匹配，才可真正显示出意义的真值。由此可以看出，克里普克注重的实践，并不是客观的社会实践，而是一种容易陷入主观泥淖的语用实践，这是我们在讲意义的客观来源时，应当特别注意的。
意义的赋值过程，也就是思维模式中概念的形成过程。所谓概念，是我们对一类事物进行概括的表征。现代心理学发展早期，对概念的形成有过不同的研究和观点。以胡尔（Hull）为代表的共同因素说认为，概念的形成是将一类事物的共同因素，抽象出来并对它作出相同的反应。以奥斯古德（Osgood）为代表的共同中介说认为，概念形成是获得对一组刺激的共同中介反应。这两种观点都包含了刺激-反应的原则，但这两者都显得比较被动，没有考虑主体本身的因素对于概念形成产生的作用，没有就主体怎样赋予概念的意义作出解释。王甦认为，这两种理论对概念的形成解释过于简单机械，它们的共同缺陷在于，使概念的形成过程带着某种被动的色彩，没有充分考虑人的主动性。而布鲁纳（Bruner）和奥斯汀（Austin）等人提出的假设考验说认为，人们在概念形成过程中，需要用现在获得的和已存储的信息，来主动提出一组可能的假设，设想所要掌握的概念可能是什么。对于任何一个刺激，人们会从自己的假设库中取出一个或几个假设，据此作出反应经受考验，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就继续使用下去，否则就更换。这个过程如此继续，直到获得某个正确的假设，即形成了某个概念。这有点像缩微版的波普的试错说。但是，这几种观点都有点过于机械地理解概念形成的过程。考虑到思维模式的自组织特性，我们可以认为，概念的形成是一种用原有的思维模式来匹配信息、建构概念知识的动态过程，它是一种完形识别的过程，并不会机械地一个一个地试错，而是用自己主动的方法来对外部信息进行匹配，用原有的模式来进行识别，发现意义，哪怕此时原有的模式还不成熟。有时，人们在有的概念形成后仍然不太理解它，或者离理解其本质含义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不妨碍他们对其进行匹配建构、赋以意义。
意义赋值过程，有着意义传递的动力学机制。勒内·托姆认为，根据语句接收与发射的原理，说话者说出一个SVO（主谓宾）结构的句子，假如句子的意义能够确定，成分能够定位，那么句子所确定的形态就能将自身与先前谈话中所采用的形态联系起来，并且渗透到深层结构中。用这一方式可以得知，语言的接收过程比发射过程不知要容易多少倍。发射是对意义作分析，而接收是对意义作综合。正因如此，在外语考试中，我们进行阅读理解总比写作一篇好作文感到要容易一些。翻译是一种同构，同构意味着在意义上等价。显然，表达的同构比接收的同构多了一道程序，因此其难度会更大些。要想真正表达出“信”、“达”、“雅”的译文来，比一般的阅读理解要求更高。当然，就理解与表达两者谁的难度更大，这要看具体的情境。笔者以为，高级的理解比一般的表达还是要难得多，这种难度形成知识水平高低的门槛。知识表达的本质在于，根据语言意义的传递现象，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有某种动力机制，它促进语句依靠句法结构和意义的递进关系，使语言中的意义得以合理地发射并能够被接收。这个过程，也可以被理解成微观层面上的概念的生成与发展过程。通过意义的动力学传递，其意义空间能够与事物的内在规律相同构，与实践过程中的新事物相匹配，概念新的内涵于是就不断生成与拓展，我们会据此不时创造出一些新的名词、抽象名词或新的动词等。
乔姆斯基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人们可以说这样的话：“无色的绿色想法气愤地睡觉。”虽然此话在语义和语用上都不符合规则，但不能说：“无色的绿色想法睡觉它们。”它们只是词的堆砌。乔姆斯基认为，句法普遍性的背后可能有一种生物性的基础在其中。我认为，乔姆斯基上述的第二个例子之所以不能成立，不仅是由于句法普遍性可能先天地带有生物性的基础，而且它也违背了语义的动力学传递机制，从而在人们的思维模式中造成联想的中断。日常用语中，尽管我们可能经常使用简略语、缩减语，甚至错误的语法（如儿童或一些外国人说的那样），但我们都能够理解它，因为它们都符合这种语义动力传递原理，符合语用的环境和生活实践状态。
我们对事物或语句赋值，不仅对其建模意义，而且也映射影像。这种通过赋值所映射的影像，建立在某种时空连接点上，呈现出因果的联系。例如这样一句话：“他25岁，在意大利留学。2006年他在罗马，2007年他到了威尼斯，2008年他回到北京，正好观看了奥运会。”随着理解语句和意义的构建，有关这几个城市的形象在我们的脑中也同时感性地建构起来，并且由某种语言动力机制，连接成一条迁移的路线图。
意义会随着表达者的赋值而体现着丰富的内涵。孔繁森当西藏阿里地区党委书记时，亲民爱民，留下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他关心群众，说话体贴下属，很有人情味，他的很多语言表达方式体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比如，他对下属们谈起他的妻子时，他不说“我爱人”、“我太太”这样的话，而是说“你嫂子”如何如何，这样的交谈无疑使对方感受无比的受用，在感情上更加融洽。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听说双方对“你嫂子”这个称呼，是如何进行赋值的呢？
一是识别客体。听者知道孔繁森提到了一位年长的女性，她和自己有某种亲属关系。
二是语境假设。说话者事先假设听者能够理解自己的话，两个人思维的模式存在着同构关系，不会引起误解。
三是感情隐喻。听者与说者有一种亲近的感情，这种虚拟的亲属关系是隐喻的，并不是事实，但他们同样地都当做事实。
四是衍生推理。你嫂子的丈夫——我，此刻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嫂子”的丈夫是谁？就是你哥哥。一个“你嫂子”的称呼，把对话双方上下级关系，变成了“兄弟”的关系。
还有，孔繁森提到职工的父亲时，也不说“您父亲”，而是称“咱爸”，直接把对方当做一家人。在这种感情感召下，迅速拉近了对话双方的心理距离。
这里，意义的建构体现了思维模式中的框架转换、概念整合和语义跳跃等过程，体现了从模式识别、语境假设、感情隐喻、语义推理等整个意义传递的动力机制。其实，这里所用的称谓都不是真实的，孔太太不可能是对方的嫂子，对方的父亲也和孔繁森没有亲缘关系，但是由于表达赋予了强烈的感情因素，直接同化了对话双方干部与员工思维的模式，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实际上，孔繁森说话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他没有考虑如此复杂的各种关系，语言表达只是他工作作风的一种体现和感情的自然流露。当代认知语用学认为，语言学也是一门交际学、社会学，这在孔繁森身上得到了生动地体现。
意义赋值可以对语义进行转换，从而增加或改变其原有的意义。中文“山寨”一词的意义，在2009年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语义学转折，它远离了“山林中的小村庄、堡垒，占山为王的地盘”这个原来的本意，而转为“模仿品或赝品”的代名词。其意义空间扩大，语义转向，没有经历社会语言变迁从而了解这种实际过程的人，或者是别的母语使用者，很难了解其中意义的转向并进行思维模式的匹配。
随着人们社会实践的发展和语言实践的重新界定，很多词汇的意义空间在不断地扩展，例如，“靴子”一词意义的变迁，反映出意义的重新赋值过程。“靴子”是一种穿在脚上的东西，但今天它绝不仅仅限于人们穿着的意义，由于社会原因新赋予了它丰富的内容。给靴子新的赋值意义，起源于中国的一种表演艺术相声。刘宝瑞单口相声说，一个大学生租住在一个房东的楼上，这个学生爱穿靴子，每天半夜回来，都是大大咧咧把靴子脱下，往地板上一扔，吵醒房东。不堪忍受的房东一天对学生说，你再扔靴子，就请搬走吧！到了这天晚上，大学生又是半夜归来，上楼脱靴，刚往地上扔了一只，想起白天房东的警告，把另一只轻轻地放下，然后倒头就睡。第二天一大早，房东上楼来了：你赶紧搬走吧！昨夜我等你扔第二只靴子，等了一整夜，害得我一夜没睡。因此，“等待靴子落定”，就成了一种寓言，象征着一个预期事件终于尘埃落定，有了结局。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预期结局终于来临的例子。2010年10月19日，中国央行时隔34个月后，重新提升商业银行利息，此举意在遏制国内通货膨胀的势头。受中国加息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欧美股市大盘动荡，开盘全线下跌。次日，中国一份著名财经报纸《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版头条，报道了这则消息，标题是：负利率持续7月之后，加息靴子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