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精进之路，就会走得更远。」
她又想起了半个世纪前的那一抹绿色。
那是一片绿荫，绵延着，从脚下一直伸向天际。从岳麓山山顶吹来的风，从树梢拂过，像吹起绿毯的绒毛，青浪起伏，把阵阵凉意送往长沙城。岳麓书院附近，便是她出生的地方。
你或许该问她了：1963年4月3日，你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睁开第一眼的你还是个婴儿，会记得那么多吗？
她觉得她应该记得。成长的过程历历在目，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没有离开她的脑海。因为那片家乡的绿色，那个曾经熟悉的世界，已经定格在她脑海里了。
失明之后，她再也无法见证世界的改变：楼房的高度、山峦的绵延、河流的波光，还有亲人们渐渐老去的面容。
你说她是否应该记得呢？她记得童年翻书时，文字在纸面上的舞姿；记得课堂上曾坐在外国专家中间的情景；记得孩提时代的老家和校园。仿佛在梦里，她记起自己从那一声啼哭中，睁开了双眼……
小荷才露尖尖角
「一本书就是一个台阶。」
她看到了父亲充满希冀的笑脸。她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中南大学的老师。
五十年前，这所学校叫作中南矿冶学院，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是全国知名的高校了。父亲主修地质选矿专业，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父亲给她取名“杨佳”，希望她将来能够聪慧、优秀，通过自己的努力，出类拔萃，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她看到了先于她出生的姐姐，还有比她晚出生的弟弟。她看到姐弟三人组成了家里的“三个火枪手”，打打闹闹，有时候还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她还看到了那四个熟悉的大书柜。父亲和母亲都是喜欢读书的人。家里没有太多家具，视线却被书籍填满。书柜里自然是书香四溢，箱子里、桌子上、墙角旮旯，还有脚边上，都是书。
当弟弟还顽皮地在书堆里捉迷藏的时候，她已经开始沉浸在小人书的世界中了。最初她看到父母捧书而读，那种入迷的样子让她好奇。那翻开的纸页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她踮起小脚，从手可以摸到的书柜边沿，摸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一边认字，一边阅读，那真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在她眼里，所有的文字都在那里高贵地舞蹈。
一本薄书，是一个小世界；一本厚书，是一个大王国。她随着书中的传奇，穿行在一次次奇妙的冒险旅程中；她站在知识的麦田里，收割一茬又一茬金黄的麦浪。
她觉得那些文字好像活过来了，在她面前建筑起一座雄伟的大厦，而这座大楼的顶端，她看见了学生时代的自己，成绩优异，是众人经常夸奖的对象。
“真是天才哩！”旁人这样称赞她，她颇有些得意：这是沾了学前教育的光啦！
在杜家矿小学，她是班长、学习委员。1975年10月，12岁的她考入湖南师大附中初中部。青春飞扬的四个学期，她用三个数学满分和四个英语满分，让《学生学期鉴定》这份表格亮人眼睛。现在回忆那段时间，在学习上拿奖拿到手软——学校英语竞赛第一名、长沙市数学竞赛名列前茅等，都离不开这所名校的积淀。对每一个从师大附中毕业的孩子来说，光是校名这几个字，就已经烙下百年名校的辉煌。李立三、朱镕基、欧阳予倩，都曾在该校就读。“兄弟三院士”黎鳌、黎介寿、黎磊石，以及张履谦、朱之悌、何继善、朱作言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也曾就读于这所学校。有岳麓书院那块“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牌匾照耀，果然有牛斗之光啊！
因为从小就喜欢看书，上学之后，她依然保持着喜欢看课外书的习惯。凡是能够找到的书，都会拿来反复咀嚼，在教室里，在操场上，在楼梯间，在自家老屋的门口，在斜斜的夕阳下面，读着读着天色就暗下来，天边浮起了火烧云，连“岩老鼠”（长沙话里把蝙蝠叫作“岩老鼠”，意思是“岩洞里面的老鼠”）都开始在天上乱窜了，才依依不舍地合上书本，应着爸妈喊她吃饭的声音，意犹未尽地回到房间。
随着成长，她喜欢看的书和文章也越来越深奥。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给她的触动最大。那个年代，和她一样受到这两篇文章感染的年轻人，可以说是一拨接着一拨，大家无不对妙趣横生的自然科学世界充满憧憬，想象着大人们描述的那个充满科技感的未来，然后暗暗在心里下决心，不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吗？那就一定要把这几科学好，以后当一个科学家！
可能因为是女生的缘故，她同样也对《简·爱》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文学作品着迷。她多么想成为简·爱那样的女性，意志坚强，又能独自面对命运的挑战；她也希望自己能成为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那位美丽而富有的冬妮娅。抱着书本、脑海里浮想联翩的她，丝毫没有想到，造化弄人，她的未来并非十几岁的自己可以看到的。
多年之后，再谈起这两本书，她更会把自己和另外两个名字对号入座：罗切斯特、保尔·柯察金。
作为理科实验班的学习委员兼英语课代表，杨佳不仅是学习标兵，还是长沙市业余体校的排球运动员，她打的是四号位，就是跳起来扣球的那个位置。此外，她的篮球也打得很好，还是短跑健将。杨佳个子高，弹跳能力特别强，所以，她特别喜欢那种高高跳起、滞留在空中的一瞬间，会有一种飞翔的感觉。那时候她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当飞行员。在附中，她和同学们还跟日本的学生打过一次排球比赛，赢了，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多少年来她都没有忘记。
用现在的话来说，初中时代的杨佳，已经算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了。而进入高中之后，她又迎来了一个小小的辉煌。
15岁走进象牙塔
「今天的幸福，一定要感谢昨天吃过的苦。」
依傍岳麓山而居的日子，现在想来真是一个童话。那是一个女孩的绿野仙踪，那是一个孩童的仙境漫游。
杨佳特别喜欢和父母一起去爬山。小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父母亲就喊她：“佳佳，走，一起爬山去！”她总是很欢快地答应着，一翻身，就从床上爬起来。
“我要去看白鹤泉，我要去看爱晚亭，我要去看黄兴墓……”牵着父母亲的手，她一路提着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山路走得她气喘吁吁，但是兴致不减。等到春天杜鹃花开，红艳艳地铺满了山丘，一望无际，让人心旷神怡。山间的行人身影点点，而山下正是湖南省艺校，花鼓戏的声音随风飘来，真是热闹。
杨佳总是会对这样的情景念念不忘，它们已经成为她内心深处的珍藏。在成长岁月里，它们又成为杨佳直面生活的勇气之源。她时常会想到“大山无言”几个字，对年幼的杨佳而言，岳麓山就是一座值得仰望的大山，它用自己的深邃和美丽，让她领悟到生活的美好；它用自己的灵性，推着杨佳走向人生的另一个小高峰。
1977年，杨佳升入湖南师大附中高中部。原来分在66班，但因为成绩突出，又被调到了75班，也就是“尖子班”，还在班里做了学习委员。
至今她还记得，班主任雷放老师，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情景；还有当年的校长常力源，总是背着手在校园里巡查。生物课上常老师带他们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还有英语课上从任老师嘴里飘出的歌声……历历如昨。
杨佳的视线里还经常会出现一些“异色”——经常有外宾到他们学校听公开课。任老师就教他们唱外语歌来迎宾。如果唱起了Red River Valley（《红河谷》），那就是加拿大的外宾；如果改唱Click Go the Shears（《剪羊毛》），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外宾。
杨佳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基因，一样的高个子，所以在班里，她就顺理成章地坐到了最后一排。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她的学习，反而给了她一个很好的便利——因为她成了全班同学里和那些外国专家距离最近的人。但凡有外宾来学校里听课，就成了她学外语的机会，因为他们都坐在后排嘛。
有一次，公开课刚刚结束，一位外国专家就过来表达他的友好：How old are you？（你多大了？）那个年代，很多大人都非常含蓄，更不要说和外国人对话了，他们可能连外国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杨佳一下子有点反应不过来。旁边的同桌很快地接过话头：“I am fifty（我50岁了）。”
外国专家一听就笑起来。原来同学把fifteen（15岁）说成了fifty（50岁）。她到现在还一直记得这件事情，说英语不仅要流利，更要准确。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氛围，杨佳特别喜欢英语，每次做作业，她总是先把英语做完，有时候还会再看几遍课本。闲暇时，她就拿着英语词典记诵。那个年代，学英语还是一件不太受人重视的事情。有些街坊看到了，就会开她的玩笑：“杨佳，你在那里念一些什么呀？只见你嘴巴在动，可你讲的我们是一句都听不懂啊！”也有一些邻居问她，学了这些单词有什么用呢？“可以和外国人对话啊！”她还很天真。
“哪里有什么外国人哟！”一位阿姨就会四处看看，“就为了你们学校里那几个外国人，你这么刻苦地学，真的划得来吗？”
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在笑，杨佳也跟着笑。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她就是喜欢，喜欢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一些东西。比如汉语里面的“苹果”，英语里面就是“apple”，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杨佳觉得，正是那时候学英语，让她逐渐明白，这个世界是如此的丰富。人们不仅仅有一种语言，不仅仅有一种生活，也不仅仅有一条人生的道路。只要肯努力，只要肯探索，在你面对绝境的时候，一条新路会从你的脚下延伸。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她们班有个男生，英语还不错，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学了不少。升入高中之后第一次上英语课，老师让同学们默写英语单词。他一下午默写了五百多个，引来大家阵阵惊叹。“哎呀，这都是小意思、小意思。”男生非常得意。英语老师也微笑着点头。
这时候，杨佳的同桌忽然喊起来：“你们看，杨佳这个纸上密密麻麻的，这应该是最多的吧？”
那天，杨佳默写了更多的单词。她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而一种非常惊讶的表情在英语老师脸上出现：“杨佳，你该不是从国外回来的吧？”
1977年10月12日，不只是杨佳一个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国家宣布，正式恢复高考。
大变局中的中国，很多人忽然就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上。有些年轻人，是在乡下的大喇叭里得知高考消息的；有些已经30多岁的人，从床下翻出了珍藏已久的教科书，拼着自己的精力和记忆，开始复习。
看看现在的高中生，就知道那一年的考生们准备得有多匆忙。没有教学楼里通明透亮的灯火，也没有堆积如山的复习资料，有的只是一种改变命运的冲劲和决心，田间地头，街头巷尾，忽然就多了很多看书的考生。
1978年春天，攥着那张历史性的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批考生，无比激动地背负着青春与希望，走进了一所所大学的校门，他们就是著名的“七七级”；同一年的秋天，“七八级”的学生也入学了。一年里两次高考，报考人数达到1160万人，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试。
当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生们，让大学校园从荒凉重现热闹时，她15岁了。那一年，杨佳参加了长沙市中学生数学和英语竞赛，都进入了全市前三名。
“杨佳，你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去参加高考呢？”班主任问她，“你年纪小，记忆力好，而且学习的内容跟现在正在备考的考生其实差不多，完全可以试试看。”
“试试就试试！”杨佳真是有些怀念那时候的自己，什么都不怕，对什么都特别好奇，也没有任何可以阻拦和让自己犹豫的。
于是，1978年夏天开考的那一次，父亲带着杨佳来到岳麓山下的考场，目送扎着两个小辫子的她，蹦蹦跳跳地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因为一直在学校，知识于她而言，毫不生疏，加上年轻，很多东西一两遍就背下来了。考场上，她看着一些年纪大的考生，咬着笔头冥思苦想的样子，还是很为自己的青春而得意的。
那一年的7月7日到9日，长沙成了一只火炉，闷热不说，还经常打雷下雨。三天考试，杨佳连着三个中午都吃的面条，父亲问她考得如何，她晃晃脑袋：“就那样吧！”
结果，居然就这么考上了！
录取她的是郑州大学，这个结果在三邻四里还引起了轰动。“啊，佳妹子考上大学了啊？高中才读了一年？”很多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种反应让杨佳父母咧开嘴呵呵直乐。
后来杨佳才知道，这一次高考，全国共有610万人报考，实际只录取40万人。她成了其中一位幸运者，更特别的是，她读的是理科班，考的却是文科。
回到家里，父亲笑眯眯地爆了一个料：她的班主任雷放老师也考上了大学！师生同时考上了大学，这件事也成了佳话。
秋天刚刚染黄第一片叶子的时候，杨佳走进了郑州大学，就读于英语系。郑州给她的第一印象，就是各式各样的面条，宽宽窄窄，让她想起高考时那三天的面条。随后的日子里，杨佳有了吃不完的面条。
杨佳还记得在欢送会上，高中同学赠她一句话：鹏程万里。她笑着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我要做一个学者！第二句——我要说一口伦敦音！
不跟天才一般见识
「从来没有一种坚持会被辜负。」
如果你们看过当时大学里面的宿舍，就会觉得这哪里像大学，简直就是某个国有企业的宿舍，或者简直就是一家旅社嘛！
在偌大一座女生宿舍里，有三十多岁的，还有的孩子都一两个了，像她这样才十五六岁的小毛孩，反而少见。家庭经验丰富的人多了，寝室里也多了些居家的感觉，同学们有说有笑，反而没有一帮年轻人初次相见的那种拘谨和尴尬。
那时候，大学里面最流行的一句口号就是“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对于求学，最常见的形容词就是“如饥似渴”了。的确如此，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学习，图书馆永远都是爆满，左右寝室都传来读英语的声音。杨佳的寝室住了7个人，她睡上铺，有时候半夜醒过来，发现下铺灯光隐约。掀开蚊帐一看，学姐正戴着一顶矿工的帽子，在那里看书呢！
走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杨佳每一天都有种奇妙的兴奋感，她觉得这才是蓬勃向上的生活。她最喜欢的生活！
别看当时人们都把他们叫作“天之骄子”，其实像杨佳这么小的年纪，还完全没有“醒”呢！记得那时候，杨佳整天就是傻傻的，见谁都笑。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像大人那样说话，于是就尽力让自己显得成熟一点。“关于这个问题嘛，我有这么几点看法……”“我觉得这种想法，难道不应该好好反省反省吗？”她外表看上去高高瘦瘦，像根长豆芽，可一张嘴就像个小大人，这也成为学姐们的兴趣点。
“我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啊，一定要记得找杨佳姐。佳姐可是我们的老大姐哦！”这时，寝室里总会响起心领神会的笑声，她也哈哈大笑。
不过杨佳也有不让姐姐们小看的时候。每天清晨，她都会到操场上跑步，下床的时候，学姐还在被窝里打呼噜呢！只要不是风雨大作的天气，她都会坚持去跑步。身边一起跑步的人每天都不一样，但有些努力坚持的男生还是很惊讶：杨佳，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是一股子韧劲儿啊！
她在大学里面，最擅长的还是英语。
大一开学第一天，为了创造一个纯粹的学习环境，英语老师就给他们下了一条“禁令”：No Chinese（不说汉语）。
班里几个同学顿时就犯愁了。一个河南的同学说：“咦，啥规定呀！同学们以后见面，说又说不出几句来，万一听也听不懂，那不是很尴尬吗？”从四面八方来读书的同学，也说着各自的方言，“这个英语能用方言不？”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个规矩在课堂上勉强执行下来了，但是一旦离开课堂，同学们肯定还是讲汉语，学习效果就会打折扣。回到寝室，几个姐妹开始商量，怎么能让这个英语环境更持久一些。一合计，她们把一只存钱罐放在桌上，商定谁要是在寝室里说一句汉语，就罚款一毛钱。
对于都没什么经济来源的穷学生来说，一毛钱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不过，没过几天，存钱罐里就塞满了一毛钱。姐妹几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挺不好意思。有人建议“出去撮一顿吧”，剩下的几个立刻响应，于是大家都忘了学英语这件事情，先去饱口福为重。
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罐子里的钱越来越少，而大家的英语水平倒是突飞猛进。好几个晚上，杨佳都听到学姐们用英语说梦话，这个迹象告诉她，同学们的英语水平即将得到质的飞跃。
进入大学的第一场考试，杨佳拿下了系里的第一名。这一下在同学中炸开了锅。“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还蛮厉害嘛！”“没什么好得意的，就是运气好了一点，有本事次次考第一啊！”各种各样的言论环绕在杨佳耳边。还有几位同学不服气，放出话来，下次考试一定要拿下第一，否则他们这些学了好多年，或者出身书香门第的学生，面子上过不去啊！这些话传到杨佳耳朵里，她也只是笑笑。拿下了第一名，她心里当然高兴。但是她也知道，学习并不是为了考第一的。图书馆有那么多书，老师讲的课是那么吸引人，杨佳把所有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都嫌不够，哪里还有那么多精力管别人考第几名呢？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几次考试，杨佳居然又是第一！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她一下子成了郑州大学的名人。其他院系的老师和同学都过来打听：“听说你们系有一个杨佳，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是不是真的啊？”外语系的同学给了她一个外号“super girl”，那时候通行的翻译是“小天才”。
她最擅长英语口语和听力，几个室友就不依不饶了，“杨佳，笔头子厉害不算什么，你要是能跟得上电台里的英语语速，那我们才服你！”杨佳还是那句话：“那就试试看！”于是有一天，整个寝室都屏息静气，等一段电台的英语节目放完，她开始有条不紊地背起来。
“Oh,My god!（哇，天哪！）杨佳，你真行！一字不漏啊，比原版还原版！”杨佳的话音刚落，室友们就惊呼起来。
惠特曼的诗歌，《圣经》里的讲义，还有莎士比亚的戏剧，她可不是简单的能背几句，她还能教别人，不但能教，还能导，还能演。她比较喜欢的角色是《威尼斯商人》里的鲍西娅，她惟妙惟肖地模仿着鲍西娅，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用韵味十足的英语道白：“求上帝赐给他们一路顺风吧！”
“杨佳是一个天才”——这是学长们对她的评价。同班、同系年纪比她大许多的学兄、学姐们也常常和她开玩笑，说：“咱不跟天才一般见识！”
她的学生都比她大
「只要足够优秀，好运就会找上门。」
杨佳那一批人，被人们称为“天之骄子”，走进象牙塔，身上就带着闪亮的光环。后来《龙的传人》《闪亮的日子》这些歌曲在大学校园里面风行，不是没有道理的。每个人都在求知若渴地学习，杨佳对英语是情有独钟。一次次拿下英语的好成绩，更是让她暗暗给自己加压，不是为了赢过别人，而是要赢过自己。
郑州大学外语系，在当时全国的大学来说，都算建设得比较早了。系里会聘请在自己的领域颇有建树的外国学者前来教学，外语系就成了他们的伊甸园。即便是大学生，除了北京这样的高教重地，又有多少人可以直接和外教对话，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呢？
所以，那时候外教们的课，一般都是爆满，其他系的学生也会想方设法混进来听课，外校的学生为了听课，会找老乡借学生证。
“嘿，你们可是大学生，不要这么严肃！”外国老师经常会因为课堂太沉闷发发牢骚，逗得大家都笑起来，气氛很快就轻松起来。渐渐地，同学们愿意在讲台上朗诵莎士比亚了，可以用全英文作演讲了，对话起来也不那么拘谨了。杨佳更是如鱼得水，每次上课都会跟老师对话，惹得别的同学投来羡慕的眼光。
课余逛书店，也是一大生活享受。学校里很早就有了舞厅，但对于彼时的大学生来说，交谊的必要性，远远比不上学习。同学们最爱的就是去逛书店。而附近书店的老板也敏锐地嗅到了商机，每逢周末就拖着一车书到校园里摆摊。那时候根本不会分辨正版书和盗版书，因为能淘到喜欢的书就已经非常开心了。有一次，书摊前又是人头攒动，杨佳去晚了，好不容易挤进去，一眼就看到两三本《汉英字典》，正有几个同学在翻看。她可是想它想了好久了，连忙拿过来一本。仔细一翻，竟然看到里面有错页。再看别的同学已经在掏钱了，她就不敢要老板换，害怕书离了手就再也回不来了。
打小吃惯了南方的白米饭，到了中原，餐餐都是馒头面条，最初还吃得带劲儿，日子一长，她这个南方人就吃不消了。让杨佳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郑州大学吃饭的“盛况”。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可以说百废待兴，高校的条件还很简陋，郑大的食堂里都没有餐桌椅的。从窗口打了饭，同学们就围成一圈一圈，蹲在地上吃饭，菜就放在脚旁边，书则放在面前。吃一口饭，翻一页书，没有谁说这是假正经，因为很多学生都这么干。当然这也让同学之间的感情特别好，因为一抬头，对面正狼吞虎咽的家伙，也会不好意思地慢下来，大家就一起开她的玩笑，说“这哪里是吃饭，明明是喂猪嘛”，围成一圈的人就会哄堂大笑。食堂里常常会爆出这样的笑声，然后又恢复平静，大家又沉浸到了书堆里。
她有个同学叫刘光远，后来成为中国驻肯尼亚大使。他们常常联系，谈起象牙塔里的岁月，都是无限感慨。
1981年，杨佳开始写毕业论文了。来自美国的导师，给她选了一本当时全美最畅销的书A Tree Grows in Brooklyn（《布鲁克林生长着一棵树》）。她一口气就看完了，并连夜写了一篇读书报告。看完报告，外教说：“杨，看来这本书对你不合适，太简单了。”
美国人的天真可爱就在这里。过了几天，老师又找到她，很得意地说，他又挑了一本书给杨佳作为论文题，“杨，你应该有更多挑战。”老师眼神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杨佳看了看他手里的书——福克纳的最后一部小说《掠夺者》。
福克纳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的文学大师。写这部《掠夺者》的时候，他的小说技法已经炉火纯青，整部小说用意识流写成，大段大段的英语原文，却没有一个标点符号。自从给了杨佳这本书之后，老师见到她就会问：“杨，有没有开始看啊？时间不等人啊！”
杨佳知道他在开玩笑。
所以，当杨佳将一篇论述《掠夺者》的主题思想及象征手法的论文交到老师手中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看看杨佳，“看来连福克纳也没能难住你！杨，你怎么做到这么快把这部书读完的？”
“福克纳先生是美国大文豪，我读着读着就沉浸在里面了，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完的，只是觉得写得太棒了！”杨佳当然不会告诉他，为了这部书，她熬了多少个通宵，又苦读了多少个周末。
很显然，作为福克纳的书迷，老师对她这番话很受用。但他更满意杨佳这种读书的态度，“很多年轻人不会这样读书的。”老师大笔一挥，在她的论文上批了一个100分，满分！这是他给出的最高分！
杨佳以优异的成绩提前半年拿到了毕业资格。当年最年轻的大学生，成了最年轻的高校教师。她进入青年教师进修班学习，然后又成为英语专业二年级精读课教员。当她的同学还读大四时，她已经当上老师了。
走上讲台之前，杨佳还有些忐忑，课堂里年纪最小的人，居然是站在黑板前的老师，这事想来就让人有些紧张。但是台下的哥哥姐姐甚至叔叔阿姨们，都很快接纳了这个19岁的大学教师。
“杨老师的课很有趣，到底是年轻人啊！”
听到这话，杨佳虽然嘴上很谦虚，其实心里美滋滋的，而且信心也增强了很多。
有一个小插曲。那是一年夏天，又一次高考结束了。学校派杨佳到开封的高考阅卷点去阅卷。想想当时的装束也很好笑，扎着马尾辫，穿一件花裙子，看上去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学生嘛。看门的大爷把她拦住了：“小姑娘，这里是阅卷点，现在试卷还没看完呢，不让查分！”他把杨佳当作高考考生了。她连忙解释，但大爷就是不相信，直到同事赶来才给杨佳解了围。
命运的逆转
「找到精进之路，就会走得更远。」
执教的生涯过了三年，杨佳忽然有点发慌了。毕竟，走上这座讲台的时候，她才19岁。或许她的专业水平比一般同学要好，但是她缺乏那些成熟的老师所具备的经验和阅历。有时候参加学校里的研讨会、交流会，她就深刻地感觉到，想要说什么，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这就是肚子里的墨水不够用了。要更好地当老师，继续深造是一条必经之路。
她还记得很多年前，那个坐在家里的书柜下面，求知若渴地看着一本本书的小女孩的梦想。执教三年，她更是坚定了想做一个大学者的念头。当时对于考研有规定，工作满三年才可以报考研究生。她在地图上看来看去，选定了她要深造的地方——北京。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之都，也是高教中心。那里最让杨佳向往的，是校园里游走的白发先生，还有图书馆里如山似海的书籍。打定主意，她就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去最好的学校，学最新的专业。
最终她报考了中科院研究生院，专业是应用语言学。
一纸录取通知书，把杨佳送上了北上的列车。回头看看，离家乡湖南越来越远，而距离她的梦想却越来越近。那时候火车的速度和现在不能比，铁轨的哐嚓声让人昏昏欲睡。但是她睡不着，始终处于兴奋的状态。
她即将见到自己的导师李佩先生，在当时，李先生在我国唯一的、独立的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里，是著名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
杨佳没有想到，七年后，她的命运会在这里改变。
读研期间，有一天，她正准备和同学们一起参加秋游，校办的老师忽然找到她说：“杨佳，学校有任务交给你，要参加一次外事接待。”原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先生，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由杨振宁、李政道两位博士率领的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而她要在中间担任翻译。
开学之初，杨佳第一次见到严济慈先生，他是著名物理学家，研究生院的名誉院长，在开学典礼上致辞。严老风度翩翩，思维缜密，非常慈祥，大学者的确魅力非凡。
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非常著名的科学家，又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家，严老还是口音很重的浙江人，几位科学大师的相会，当这个翻译可不容易。杨佳赶紧跑到图书馆查资料，重点是熟悉专业术语。
匆匆忙忙，她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果然李政道一上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的《道德经》，这个起点已经很高了。但这句话可难不倒平常就很喜欢看书的杨佳，而且《道德经》本来就有英译本嘛！她不仅很顺畅地翻译了这句话，还指出了它的出处，更说明了李政道博士的名字与这句话之间就有联系。这份小幽默让现场气氛活跃起来，在场的中外学者都点头，称赞杨佳的翻译很好。
由于成绩优异，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杨佳直接留下来任教了，教英语。那一年她刚刚24岁，所在的研究生院英语培训中心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与中国科学院合办的，主要是对中科院系统赴美学者进行全方位的英语强化培训。
最初，这个中心里全是美国教师，当杨佳去的时候，美方的中心主任Paula Setyak还有点小吃惊。可是几轮对话之后，他对杨佳竖起了大拇指。
杨佳上的几门课都很受欢迎，而且她是当时唯一能够胜任写作课的中方教员。“你可以速记电台的英语节目，而且能将《道德经》翻译得那么好，教写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实至名归！”Paula笑眯眯地鼓励杨佳。当然杨佳也不负Paula的期待，“英语写作”和“学术英语”这两门的授课成绩均为优秀，硕士和博士都成了她的学生，“杨老师，给我们来背一段电台节目吧！”这成了学生们经常开的玩笑，但有时候又是她的保留节目。
杨佳虽然年龄小，但带学生不敢含糊。尤其是写作，一人一篇，天天都要写，学生交上来的作业纸都可以装好几麻袋了。回头想想，八个学期的写作课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杨佳还记得那时候经常停电，作业正改得投入，“啪”的一声，灯灭了，门外就会响起各种声音，对面窗口开始飘闪烛光，和杨佳这边的烛光呼应着。她就在烛光下改作业。
改得累了，杨佳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望向窗外，看着这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那是学术的黄金年代，夜晚非常安静，窗口的光芒中，一个个都是正在学习的人影。她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女研究员，年过半百，抱着一堆英语书站在教室门口。她一开始连音标都记不住，说英语还带着浓浓的中文口音，但她却是最勤快的学生之一。毕业时，她用英语撰写的论文汇编出版了！还有一位来自中科院海洋所的博士生，从一开始不敢写到后来写得停不下笔，毕业后，他竟然成了英文杂志的主编，看着杂志上他的名字，杨佳心里感慨万千。
当然，那时候师生关系也挺单纯。学员毕业的时候，中科院昆虫所的学员送来了他们亲手制作的精美蝴蝶书签，植物所的学员则别出心裁地给杨佳捧来亲手培育的兰花。现在他们成了杨佳一生的朋友。那书签，那花香，都成了杨佳生活中美丽的风景。
在研究生院里，导师姜明山、袁道之也曾让杨佳代课，和在郑州大学几乎一模一样，她又成了许多哥哥姐姐们的老师。有了之前的经验，她游刃有余了。那时候，她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做一位好老师，桃李满天下。
来北京之前，杨佳就憧憬着能畅游北京的图书馆。读研之后，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读本科的时候，最快乐的日子是逛书摊；读研时，最快乐的事情是泡图书馆。周末的时候，杨佳最喜欢的就是乘车到国家图书馆，一泡就是一天。
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杨佳在阅读中度过了大部分的时间。她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触，那就是无论处在何种状态下，都不要停止学习。不停地学习，可以让人始终处在一个追赶的状态中，这样就不容易懈怠，也不容易放弃。
投入工作不久之后，杨佳就遇到了自己人生的另一半，有了幸福的小家庭和可爱的小宝贝。无论是学业、事业，还是爱情、家庭，她庆幸自己一帆风顺，有时候高兴得会忘记疲倦，没日没夜地工作。
就是在那时候，杨佳经常看不清眼前的东西。而她总以为，那是因为自己没有休息好，或者是太劳累了。
杨佳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视力在下降，黑暗正往她的视线里一点点袭来。
命运总是这样，在你最幸福的时候突然出手，给你最重的一击。
延伸故事
「恩师李佩」
如愿来到北京就读研究生让杨佳感到很幸福，还有一点让她欣喜不已的，就是自己竟然有缘师从中科院大名鼎鼎的李佩教授。
李佩教授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夫人，是20世纪50年代首批留美回国的知名学者，回国后一直默默耕耘在三尺讲台，是中国科技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教授，也是中科院研究生院首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是中科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的重要奠基人。在院里，大家都尊称李佩教授为“先生”。
几十年来李佩先生为人师表、爱岗敬业、淡泊名利、无私奉献，几乎把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她深爱的教育事业。除了先生的教学让她折服，先生的胸怀、坚强及她传奇的经历都让人肃然起敬。在先生身上，杨佳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还有更多其他的，直接改变了杨佳对此后人生道路的规划和选择。
老师的祖籍是江苏镇江，1918年出生在北京。中学就读于美国教会学校贝满（Bridgeman）女中，1937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38年至1941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学习，曾任西南联大学生会副主席。大学毕业后，在重庆中国劳动协会工作，参与诸多进步活动，创办工人夜校和工人托儿所。
李佩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影响，曾帮助美国劳动协会把捐款送到延安解放区。李佩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参加了包括校场口事件等多个中共领导的进步群众运动。
李佩先生很早就表现出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早年曾创办工人夜校，与纺织女工打成一片，给她们讲习知识和进步思想。1945年11月，第一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巴黎召开，86个国家的团体会员应邀出席。李佩因出色地组织了许多重大社会活动，加之一口流利的英语，被选中代表中国妇女在国际大会上发言。
李佩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说自己并不能代表中国妇女，应该给共产党的代表保留一席之地。后来李佩回国，大会秘书处的来信或者来电就发到她这里，再由她分投各地机关，包括当时的八路军办事处。这项工作，李佩一直干到1947年2月，她决定出国时为止。
据老师说，这次大会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她见到了当时来巴黎参加国际大会的邓发，邓发说绘画大师毕加索要他代转一幅自己创作的油画给毛泽东，以表达敬仰之情。邓发还拿着这幅油画让先生看了一下。但不幸的是，邓发回国后，在赴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和叶挺、王若飞等人一道罹难，那幅珍贵的油画也从此消失。
在美国留学时，钱伟长、钱学森、郭永怀和李佩都是好朋友，经常聚在一块儿。他们多次探讨回国后怎样效力祖国，希望回国创办一所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还要好的大学，让美国人到中国来留学。
李佩老师和她的丈夫郭永怀回国后，觉得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1961年，李佩老师到中国科技大学教授英文，丈夫郭永怀忙于科研，经常出差，老师一边带女儿，一边忙于教学工作。她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在教学上，就是希望能够为国家多培养出一些有用之才。
“十年浩劫”中，李佩先生也受到了冲击，从1970年到1973年底，她在科大接受隔离审查，监督劳动，不能工作。
1974年，中国科学院各所外派留学人员集中到科大培训英语，在饱受造反派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李佩先生仍然坚持为最早两期出国人员培训班教授英文。直到1976年暑假，她才调回到北京。
1978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教育部和科学院分别部署大规模招收研究生的计划。来自全国各地的800多名研究生聚集到了研究生院。当时的院长严济慈，毫不犹豫地请李佩出任外语教研室主任，解决研究生院英语教学问题。她带着刚分配到研究生院的三位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开始了外语教学部的筹建工作。
缺少教员，没有教材，李佩开始寻找“千里马”。她用三种办法找老师：一是“挖墙脚”，请大学的教师兼职，同时还聘请退休教师；二是到科学院信访办公室看有无求职的人；三是办应用语言学研究生班，自己培养师资。
许多“右派”被她找出来了，他们原来是名牌大学的名教授，被划为“右派”后，或被关进监狱，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黄继忠、许孟雄就是其中两位。早在20世纪60年代，英语学界就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槼，“北许”即为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孟雄。在研究生院，许孟雄的课讲得非常生动，“in”“on”的搭配就可以讲两个小时，妙趣横生。邓小平同志1979年1月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就是请他把关的。
当时，研究生院冒着风险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外教带来了很多外国原汁原味的东西，比如TOEFL（托福）试卷，让李佩受到许多启发并立即加以推广。
TOEFL考试更注重听力和阅读，李佩先生可能是国内第一个用TOEFL方式出考题的。1979年，为给中国培养物理人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提议举办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学生”（CUSPEA）的项目，该项目实施10年，有950多位中国优秀学生赴美国一流大学留学。当时中国还没有GRE和TOEFL考试，而这是外国学生进入美国任何一所大学的研究生院所必须通过的。先生负责了历届CUSPEA项目英语笔试的出题和评卷工作，并参与了口语面试。因为通过考试的学生成绩优异，当初在美国部分大学的推荐信中，英文水平证明书中只要有李佩的签名，都会得到认可。她编写的英语教材荣获国家优秀教材奖，她还举办了国内首期应用语言研究生班，为该学科在国内正式建立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10月，外教Mary向李佩提出向学生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鼓励大家去争取美国的奖学金，但又担心学生会因此受处分。深知国情的李佩也知道其“法”可行，其“罪”难当，于是向当时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的彭平请示。几天后，彭平对Mary和李佩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就这么办吧。”在院方的默许下，不到一年，近百名同学从美国各大学获得了奖学金，漂洋过海留学美国，从此启动了当代中国的“自费留学潮”。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谈庆明研究员说：“李佩的眼光非常尖锐，观点极高，极其认真，她的年纪大了，但她始终走在前面。”研究生院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科，李佩老师学了很多科普知识。她说你教这门课跟学生没有共同语言不行啊。李佩先生讲课时先带着学生朗读，读许国璋的教材里面有意思的故事，从中体验里面的韵味，培养语感，就像读唐诗一样，这很受学生欢迎。先生独特的教学方法很让同学们佩服，她说学习外文就是用的，对于搞科研的同学们来说，主要就是服务学术。李佩注重对学生的听力、口语、写作等综合能力的培养，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到了美国走进课堂就能听懂。她跟主管国际交流的白春礼副院长说：“我们的学生出去参加国际会议，首先要知道英语论文该怎么写。”直到今天，这些教学方法和理念仍不过时。
李佩教授被学生公认为博学、爱心、美丽与优雅的象征，深受几代科学家与学生的尊重。研究生院1978级的学生朱学渊在文章中描述：“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科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逸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的人物之一。”李佩先生强调不管研究哪一项，一定要为国家的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同时强调注重学生质量、培养好学生的责任在于教授，因此，一定要有好教授来指导学生。“今天的‘钱学森之问’，问的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办不好，为什么我们的大学就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这是李佩说的。
1987年，李佩退休了。李佩先生抱着“让老年人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安排晚年生活”的宗旨发起成立了“中关村老年互助服务中心”，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义诊、上门配眼镜等服务，但大家都觉得“不过瘾”。后来，她被90多岁的数学家孙克定自学电脑的学习热情所感动，决定把专家请到社区来，办一个社区版“百家讲坛”。
除了每周给中关村的老人们上两个半天的英文课以外，每周五的下午两点，是她组织的讲坛固定“开坛”的时间。凭借她的威望，黄祖洽、何祚庥、杨乐、厉以宁等专家学者被邀来开讲座。讲坛内容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如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因纽特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美丽的鸟类世界，如何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茶与健康，当前我国航天事业的焦点，生命信息遗传中的若干数学问题，等等。
鉴于李佩先生在语言教学尤其是英语教学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1989年，美国一家语言教学研究杂志，特意刊登出一篇论文，称李佩为“中国应用语言学之母”，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得到了大家的一致推崇和认可。
1997年，灾难却再次降临，先生的女儿郭芹因病去世，但79岁的李佩却没有因此缺一堂课，依然提着录音机走上讲台，只是人更清瘦了，声音有些沙哑。杨佳回忆说：“在我的眼睛出了问题后，先生一次又一次地安慰我，鼓励我重新站起来，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重新回到讲台，重新找回自己的自信，想尽办法帮助我走出困境。在得知我有了将多年的教学经验整理出书的想法后，先生由衷地替我感到高兴，并欣然为该书作序。”
2003年，中国科技大学45周年校庆时，李佩教授将郭永怀先生的纯金质“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捐赠给中国科技大学校史馆永久珍藏。2007年，生活俭朴的李佩教授将个人的全部积蓄分别赠予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大学的郭永怀奖学金。
最让杨佳佩服不已的，是李佩老师无论在何种时境，都会非常注意自己的仪表。她浑身上下都透出那种知识分子最经典的优雅风范。她被公认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美丽化身。有位教授说：“我做了一个统计，一星期里李佩教授在课堂上没有穿过相同的衣服，她的服饰非常漂亮。可以想象她年轻时是多么美丽。”
李佩先生一生历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波折，中年失去爱人，晚年失去女儿，都六十岁了照样挑起工作重担，年逾九十依然退而不休，为传承科学知识的薪火四处奔波。
“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老师的话，始终萦绕在杨佳耳边。
「李佩先生和她的朋友圈」
每次见到李佩先生，都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因为先生用她传奇的故事感染着杨佳，也因为先生的圈子，堪称中国知识界顶级的“牛人圈”，总让同学们产生羡慕和崇拜之情。
李佩老师的丈夫郭永怀，是杨佳特别崇拜的人。后来杨佳去哈佛念书，校园里还经常可以见到郭永怀的印记，让杨佳的敬意油然而生。
1947年，李佩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工关系学院学习工商管理。次年，她与相识在西南联大的学长郭永怀结婚。
在美国时，李佩夫妇经常同钱学森夫妇见面、聚餐。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禁令一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老郭那时已经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许多朋友都劝他，康奈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记挂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老郭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李佩先生回忆道。
钱学森先一步于1955年回到祖国。1956年2月和6月，钱学森两次给郭永怀写信，急切力邀郭永怀夫妇赶快回国：“快来，快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的乐园！”“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办公室，你的住房也准备好了，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在钱学森等人的召唤下，为响应祖国建设需要，1956年10月，郭永怀拒绝了康奈尔大学的百般挽留，放弃优厚条件，辗转香港，乘船回到国内。李佩曾在中科院行政管理局西郊办公室任副主任。西郊办公室负责粮店、菜市场、餐馆、医院和中小学校的后勤建设工作，这为今后的中关村科学城打下基础。中关村道路两侧的白杨树就是她组织科技人员栽种的，这些白杨树曾是中关村人的骄傲。
甫一回国，郭永怀就和钱学森、钱伟长投身到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中。1956年，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随后，郭永怀又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1963年，中央开始在青海进行核试验，郭永怀经常在北京和青海之间奔波，频繁的奔波和高原反应，使50多岁的他显得格外苍老。
李佩老师跟同学们说：“老郭从没跟我说过他在干什么，我也不问。他经常出差，每次要出差的时候，就自个儿拿一个小的手提箱，装一点衣服搁在里头，单位给他们几个配了个车，那时我一看到车停楼下，就知道老郭又要走了。家里家外的，全靠我一个人应付。”
1966年，“文革”开始，郭永怀因承担重要工作而受到特别保护，但李佩未能幸免。留学美国的经历让她成为“美国特务”，在单位接受审查。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按计划要从青海核弹研究基地返京，不幸的是飞机失事，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吃力地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无损。那一年，郭永怀年仅59岁。
当时，李佩还在位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工作。她接到力学所的紧急电报，连夜乘火车到北京，一进家门就感觉出异样，老郭的领导、同事站满了屋子，茶几上放着一片被熏黑的镜片和怀表。当领导把飞机失事的消息告诉李佩时，她没掉一滴眼泪，一言未发，就站在阳台，久久望向远方。
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处理完郭永怀的后事，李佩仍然在单位接受审查，初中毕业的女儿郭芹自愿回到吉林白城插队的地方。1970年初李佩随中国科技大学迁到了合肥，留下因生病在家休养的郭芹一人在京。
那个她一直叫作老郭的人，再也看不见了。在外人看来，这个50岁就两鬓斑白的“老头”，总是低着头走路，步幅很大，甚至秋风吹落的树叶飘到他肩上，寒风洒下的雪花飞到他脸上，他都不为之动容；而在李佩眼里，少言的老郭是有很多爱好的，他有好几本集邮册，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音乐发烧友”，家里有很多唱片，都是名家演奏的名作。老郭对植物颇有研究，那时，力学所有一个大花坛，上下班经过这里，他会驻足观赏一会儿。所有这一切，只有李佩心里最明白。回国后，目睹国内的落后情况，老伴牺牲了几乎所有的业余爱好和闲暇时间，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后来，他把不少从美国带回来的光盘都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用，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也曾是他最心爱的。
她把对爱人的怀念之情深深地埋在心底，尽可能让家里的布置保持原样。那架从美国带回来的钢琴还在原来的地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爱不能到达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科学不能到达的！”每次抚琴，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他俩年轻时相亲相爱一起畅想未来的情景。
后来，为纪念郭永怀，他的学生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小院里立了个塑像，李佩老师就在塑像的下面挖了个穴，把郭老的骨灰从八宝山挪过来，把同郭老一起牺牲的警卫员小牟的骨灰也放了进去。李佩先生对记者说：“小牟（牟方东）也是因为跟着老郭才牺牲的。”
先生时常想起她和郭永怀当年回国来到中关村的情景。1955年10月底回国后，他们先在北京饭店住了几个月，科源小区刚建成，他们就搬进来了，当时人们都叫它中关村特楼，意思是给特殊科技人才住的小楼，后来一住就是近60年。这个科学院的宿舍区北边、东边和南边都有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上班都很近。杨佳说，李佩老师给我讲起当时的一些情景恍惚如在眼前，“当时15号楼是院士楼，楼与楼间隔很大，我们这个楼是13号楼，南边是一片桃花树，后来中科院的人越来越多，地皮不够了，就在楼与楼之间加盖新楼，让年轻的科学家住，楼号就叫‘甲多少号’，我们现在这个13号楼就经常收到寄给‘甲13号楼’的邮件。我们院子中间有一棵很大的棕榈树，是钱三强和院长郭沫若种的。”
这些年，国家越发重视科技发展对国家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经常缅怀早些年那批为国家科技和国防建设做出了巨大成就的科学家，尤其是钱学森、郭永怀等为代表的一些著名科学家。不少同学都说，在有关钱学森的讲座中，李佩老师讲得最生动，因为早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认识。李佩老师说，钱学森非常喜欢音乐，还很会做菜。大家都知道，钱学森当年回国时没有带回来的在美国写的手稿，大都烧掉了。因为按照美国法律，未发表的论文属于国家机密，不能带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李佩出访美国时，一个美国朋友告诉李佩，他在钱学森走后，发现了一批钱学森的手稿，就收了起来，有一麻袋。那时这些手稿已经不是秘密了，李佩就向美国人索要，说：“这些东西你们没有用了，但是对我们还有收藏价值，希望你们能给我。”美国人最后同意了。后来郑哲敏带回来一部分，再后来分几次找人都带回来了。中科院力学所选出了一些他们认为很需要的文章，出了一本书。李佩晚年还把那些没发表的论文整理了，后来钱学森的一个学生将50多篇未发表的英文文章找人翻译成中文，每篇文章都由专业相近的人翻译和审校。
1989年，著名声学家汪德昭院士在郭永怀先生诞辰80周年的纪念会上说：“我们尊重并怀念郭永怀先生，但郭先生的夫人李佩女士也是一位十分受人尊敬的人，她非常优秀，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