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是12世纪初在我国东北部地区女真族建立起来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女真族世世代代居住在长白山、松花江和黑龙江一带的“白山黑水”之中。《金史·本纪》记载：“唐开元中置黑水府，以部长为都督、刺史，置长史监之。”女真人长期处于半渔猎、半农牧的氏族公社阶段，过着渔猎和游牧生活。在公元1113年，也就是北宋徽宗政和三年，完颜阿骨打（1068-1123）被推选为女真部联盟酋长，接着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北宋政和五年（1113），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号大金，设都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县白城），建立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33），海陵王完颜亮（1122-1161）迁都燕京，称为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建立了封建制国家。公元1123年灭辽后，又南进灭北宋，继而与南宋相隔淮河相峙。
女真族进入我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后，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开发开垦大片土地，促使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特别是金熙宗完颜亶天会十四年（1136）即位后，对恢复北方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与南宋政府议和，实行“南北讲好，与民休息”，停止战争；减轻赋税，免掉旧税三分之一，罢却乡村官酒坊，减轻盐价，蠲免田租，百姓称好。到金世宗时（1161）已是“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的繁荣景象。官府在全国各地设立常平仓，到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全国共有319处，囤积粮食3786.3万余石。与此同时，手工业如冶铁、陶瓷、纺织、造纸、印刷等产业的规模日益扩大，金与南宋贸易十分活跃，南宋向金输出的商品有：茶叶、象牙、犀角、乳香、檀香、生姜、陈皮、丝织品、木棉、钱、牛、大米等，金向南宋输出的商品有北珠、貂革、人参、松子、甘草、北绫、北绢、蕃罗等，这些对带动货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金朝120多年的历史中，前后使用过四种货币：铜钱、铁钱、纸币、银币。铁钱和银币的使用范围不大，时间也短促；铜钱和纸币则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到了金朝后期，铜钱被废除，纸币交钞成了商品流通领域中唯一使用的货币，使得金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普遍使用纸币的国家。
第一节 交钞产生的经济条件
《金史·食货志》中记载：“金初用辽、宋旧钱，天会末，虽刘豫阜昌元宝、阜昌重宝亦用之。海陵庶人贞元二年迁都之后，户部尚书蔡松年复钞引法，遂制交钞，与钞并用。”海陵王完颜亮贞元二年（1134），在户部尚书蔡松年的主持下，恢复钞引法，正式发行交钞。同时，在完颜亮正隆三年（1138）设置钱监，铸造“正隆通宝”。“正隆通宝”是金朝自己铸造的第一种铜钱，在这之前基本上沿用宋、辽的旧钱。“正隆通宝”最初发行量不多，流通范围也有限。到了金世宗完颜雍大定十八年（1178），政府又铸造了“大定通宝”铜钱，这之后到了金章宗完颜璟承安二年（1197），铸造“承安宝货”银币，这时金朝才开始真正流通自己的货币，银钞与铜钱相互兼容，但交钞和铜钱始终是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货币。
自1141年宋、金绍兴议和，两国双方维持了20年的和平。
绍兴末年，海陵王南侵，对北方广大地区进行招兵买马，严重破坏了北方刚刚复兴的经济。经隆兴和议，宋、金双方再度息战。
金朝统治的辽、宋地区，农业生产原本就很发达，在中都、河北、辽东、南京等路的农业、畜牧业跃居诸路之先，尤其是中都路的大兴府（今北京），金初就已经是“户口安堵，人物丰庶”，“蔬、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海陵王之所以选中燕京为首都，是因为燕京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及松辽平原的交会处，以燕京为首都，北以女真“肇兴之地”辽东为依据，向南便于控制华北平原等中原地区，地势三面环山，可以凭借天然屏障狙击敌人，“而形势雄杰，真用武之国也”。且水陆交通发达，“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路海百贸，萃于其中”。即位的金世宗是一个有才干有作为的皇帝，他统治的大定年间是金朝社会经济相当繁荣时期，史家用这样的文字记述：“家给人足，仓廪有余”、“百姓滋殖，号为小康”来美誉这一时期。此时北方人口迅速增加，据《金史·食货志》记载：“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四百七十万五千八十六。”不仅原有商业城市逐渐复苏，而且出现了一批新兴市镇，刘希颜在《创建宝坻县碑》中这样描述道：“于时居人市易，井市联络，河渠运漕，通于海峤，篙师舟子，鼓楫扬帆，懋迁有无。泛历海岱青兖之间，虽数百千里之远，徼之便风，亦不浃旬日可至。
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既迁既引，隐隐展展然，鳞萃鸟集，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大率资鱼盐之利。”反映出城市繁荣的景象。
此时遍布全国的常平仓每年在这些地方的粮食就达1200多万石，大米200多万石；到章宗明昌三年（1192）常平仓达313处，积粟达3786.3万余石。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增长，手工业如冶铁业、造纸印刷业、制瓷业、火器制造业等兴旺繁荣。中都大兴府，人口飞速增长，成为当时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皇城方圆九里三十步，外城就有三十多里。南京开封府，这之前就是北宋京城，其商业贸易十分发达，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窥见一斑。通往山西交通要道的河东上谷，是当时着名的商品集散地之一，“源源百货积，井井三壤赋”。商品贸易繁荣，国库蓄积充实，这些都为交钞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经济条件。
金朝的造纸和印刷业，有了开拓性的发展。我国的造纸业，早在西汉时人们就已经用植物纤维发明了纸张，到了东汉造纸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唐朝出现了雕版印刷技术；宋朝应用了活字印刷技术；到了金朝采用的是铜版印刷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全国民间印刷技术主要集中在中都（北京）、南京（开封）、平阳（山西临汾）、宁晋（河北宁晋）等地。
当时的河东南路造纸印刷业极为发达，因为山西南部受到战争创伤轻，生产破坏少，所以造纸业和印刷业得以发展。平阳印刷业在当时极为繁荣，这于当地造纸、产墨及出产枣木、梨木分不开的。有《雍正山西通志》记载：“平阳绵纸，以麻为之，有尺样，双钞诸名，出临汾襄陵。”稷山的竹纸、平阳的白麻纸曾经风靡一时，是当时远近闻名的产品。造纸和印刷业发达，刻书在当时蔚然成风。金朝刻书始于金熙宗年间，盛于金世宗和章宗时期。
中都、南京、平阳、宁晋等地是金朝出版和刻书中心。金朝政府在平阳府设立经籍所，管理民间书坊书铺的出版、印刷和发行业务。平阳的官僚地主个个“家置书楼，人蓄文库”。平阳刻书商闻名遐迩。《宋史》卷373《洪皓传》中记载：“使着诗文，争钞诵，求锓梓。”所刻内容有藏经、医书、经史、文集、字典、诗词等。平阳所刻书籍，世称平水板，其平水印刷技术达到了很高水平。平水印刷发展了雕刻技术，当时的雕刻技术可与南宋临安的佛经扇面雕刻相媲美。造纸、印刷业和雕刻技术的发达，为纸币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产生交钞的主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金朝“少铜”，缺乏铸钱原料。金朝刚建立时，社会上流通的是北宋、辽钱。海陵王登基后加紧备战，企图一举吞并南宋。但是国库存钱不多，无钱筹办军衣，只得从国库中拿出一万匹绢在汴京市场上物品交换得到“衣、袄、穿膝一万件以给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后，到了正隆三年（1138）才开始铸造正隆通宝，铸钱的铜料都是从民间征购来的各种铜器熔化所得。金世宗即位后，战争仍在继续，铜钱的消耗量更大，仅军饷一项开支，每年就需“一千万贯，官府止有二百万贯”，百官的俸禄都不能及时付给，无休止地拖欠。而在此时，朝廷因镇压契丹族耶律窝斡起义，也因国库“帑藏空竭”，没有铜钱，只好下令“出内库金银十万两佐军用”。但地方府库却大量藏钱，金世宗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官钱积而不散，则民间钱重，贸易必艰。宜令市金银及诸物。其诸路榷之货，亦令以物平折输之。”则三令五申，要求诸处州府将储藏铜钱投入市场，促使流通。由于货币流通需要量大而铜钱短绌，导致货币周转缓慢，且造成通货的异常不足，由此发生了金朝建国以来的第一次钱荒。面对钱荒潮，金世宗积极筹措铜源，为铸钱做准备。大定初年，政府一面派出工匠民夫，先后在代州雁门关、五台山及天山以北地区采集铜矿。大定十二年（1172），“以铜少，命尚书省遣使诸路规措铜货，能指坑冶得实者，赏”。大定十六年（1176），又派遣官吏分路访察铜矿苗脉。为了广泛开采，朝廷对金银坑冶实行开放政策，收税极低。世宗认为：“金银，山泽之利，当以与民，惟钱不当私铸。”大定三年（1163）规定：“制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最后连二十分之一的税也不收了，诏“金银坑冶听民开采，毋得收税”。
除开采铜矿外，政府搜刮民间现存铜货。大定初年（1161），政府规定民间铜器除准许存留的日用品和装饰品外，进行分类定价收购。为了防止销钱铸铜器，规定民用铜器和装饰品一律实行官造官销，由官府统一定价，禁止民间私铸。大定十一年（1171）又下诏：“禁私铸铜镜，旧有铜器悉送官，给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钟、磬、钹、钴、腰束带、鱼袋之属，则存之。”“上谕宰臣曰：国家铜禁久矣，尚闻民私造腰带及镜，托为旧物，公然市之。
宜加禁约。”同时政府也辅以括铜优惠政策：“（铜）镜每个三百十四文，镀金御金花腰带十七贯六百七十一文。”
经过几十年的筹措，政府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铜料。大定十八年（1178）在代州立阜通监铸钱，钱名为“大定通宝”和“大定元宝”，“字文肉好又胜正隆之制，世传其钱料微用银云”。大定钱质量虽好，但产量不高，两年才“铸至万六千余贯”。大定二十七年（1187）又在曲阳设立铸钱监，两监铸钱，产量迅速增加到14余万贯，赶上同时期的南宋年铸钱量。但采矿冶铜的成本太高，利益却收之甚少，到了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政府不得不颁诏停止采矿。《金史》卷48《食货志》记载：“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二月，雁门、五台民刘完等诉：自立监铸钱以来，有铜矿之地虽曰官运，其顾直不足则令民共偿。乞与本州司县均为差配。
遂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审其利病。还言：所运矿铜，民以物力科差济之，非所愿也。其顾直即低，又有刻剥之弊。而相视苗脉工匠，妄指人之垣屋及寺观谓当开采，因以取贿，又随冶夫匠，日办净铜四两，多不及数，复销铜器及旧钱，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通两监，岁铸钱十四万余贯，而岁所费乃至八十余万贯，病民而多费，未见其利便也。宰臣以闻，遂罢代州、曲阳二监。”铸钱成本高达币值的6倍，章宗只好下令“罢铸”。到章宗明昌三年（1192），全国铜料情况略有好转，“在官铜数，可支十年”。由于铸钱增多，又大规模地吸收了南宋铜钱，使困扰金政府的钱荒暂时得到缓解。
但是全国性缺铜隐患始终存在，民间毁钱铸铜现象十分普遍，因为用销熔所得铜料来改铸铜镜或铜腰带所得的利润，远比铜钱本身的价值要高得多，将私铸铜镜以成本几倍价格卖给官府，从中获取暴利。这种私铸铜镜现象越来越普遍，促使政府从大定八年（1168）至大定二十六年（1186）3次颁布禁令，严禁民间私铸铜镜，并规定新铸铜镜需经官府验讫方可出售；另一个原因是官吏富豪们为了控制商品，操纵市场，达到长期占有社会财富的目的，将大量的铜钱贮藏起来。近年来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地考古发掘出了大批金代窖藏，如北京顺义窖藏出土有大约3万枚铜钱；陕西耀县窖藏出土铜钱有3000余斤；张家口下花园窖藏出土铜钱300余斤等。这些铜钱大部分为宋、辽时期的，也有部分为金所造，铜钱出土数量之多令人咋舌。铜钱被大量贮藏，加上民间愈演愈烈的销钱铸铜现象，使得金朝铜钱铸造业雪上加霜。所以，纸币交钞的出现，正是由于国家缺乏铜料、流通领域里缺乏铜钱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