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说说皮币、飞钱
人类社会进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时，即产生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随之产生的部落之间的相互交换，如游牧民族的产品牲畜、皮毛，农耕民族的秫米、棉花等成为部落之间交换的主要产品。马克思说过：“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并且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通体接触，因而引起了产品的交换。”游牧民族的皮毛，其实是人类最早进行交换的货币形式之一。
人类很早便把皮毛当作婚娶馈赠的重要物品。《古史考》中有这样的记载：“伏羲制嫁娶，以俪皮为礼。”其中的俪皮，就是古人认为色彩绚丽的皮毛。古人捕获了野兽，剥下皮毛，有的皮毛色泽斑斓华贵端庄，古人便用来做装饰品，或者作为权利的象征物悬挂起来；剩下的皮毛制成衣裳，作为御寒保暖的佳品。人们手里的皮毛多了，便用来交换别人手中的物品，这样皮毛逐渐成为人们手中的财物，用它来交换别的物品。渐渐地皮毛便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演变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成为我国最早的原始货币形态之一。
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用兽皮充当货币。《孟子·梁惠王下》就有记载：“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商代末年，居住在我国北方的狄人时常骚扰周人，周王经常用皮币、犬马、珠玉等物品供奉他们。皮币作为部落之间馈赠礼物，也作为诸侯间的聘享、婚娶礼物，这在古文献中有记载，《周礼·天官冢宰第一》载：“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游贡，九曰物贡。”郑玄注：“币贡，玉马皮帛也。”
《周礼·天官兽人》载：“凡兽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贾公彦疏：“释曰兽人所得禽兽，其中皮毛筋角，择取堪作器物者，送入王府，拟给百工饰作器物。”《国语·齐语》载：“管子曰：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疆场，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墨子·子鲁问篇》载：“外有以皮币与四邻诸侯以聘享。”《左传·襄公四年》载：“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仪礼·士冠礼》载：“主人酬宾，束帛，俪皮。”《仪礼·士昏礼》载：“纳徵。玄束帛俪皮，如纳吉礼。”郑玄注：“徵，成也，使使者纳币以成昏礼。用玄者，象阴阳备也。束帛、十端也。《周礼》曰，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俪，两也。执束帛以致命，两皮为庭实。皮，鹿皮。”这是以十匹丝帛与两张鹿皮一起作为订婚的礼物。
皮币这时已具有货币交换的职能。在1973年陕西岐山县出土的裘卫盉，器铭揭示西周共王三年时的一桩交易：“矩伯庶人取堇章于裘卫，才八十朋，厥贾其舍田十田。矩或取赤虎两，鹿贲两，贲合一，才廿朋，其舍田三田。”其中说的“赤虎两”是两张赤色虎皮，“鹿贲两”指牝鹿皮饰两件，这种皮饰品值贝二十朋，折合三百亩土地。这件盉铭记述了矩伯要从掌握皮裘的裘卫手里交换赤虎皮、牝鹿皮等皮制品的事情。《国语·齐语》载：“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韦昭注：“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卖也。”《史记·秦本纪》载：“晋献公灭虞、虢，掳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马赂于虞故也，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缪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缪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使人谓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这里说是秦缪公用五张公羊皮换回百里奚的故事，可见羊皮在这里已具有货币支付职能了。
那么什么是“皮币”呢？《孟子·梁惠王下》这样说道：“昔者大王居邻，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赵岐注：“皮，狐貉之裘。币，缯帛之货也。”朱熹注：“皮谓虎豹麋鹿之皮也。币，帛也。”《吕氏春秋·吕览·仲春》载：“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
高诱注：“皮币，鹿皮，玄缠束帛也。”《说文·巾部》释：“币，帛也。”孔颖达疏：“币者，布帛之名。”文献中常把皮币写成“皮帛”。
《管子·国蓄篇》这样写道：“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币”即钱也，它是我国古代货币通用名称，因为布帛是我国最早的实物货币之一，马、皮、圭、璧、黄金、刀等充当货币后，通称为币。因而，“皮币”便是古人用兽皮制成的货币。
西周初期，人们使用过以布为币材的“里布”作为交易媒介，这种“里布”长2尺，宽2寸，写上年月、地址、钱数，再由发行人加盖印戳，即可交易。《诗·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里的布，即里布，人们拿着里布去和别人交换丝帛。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曾用“牛皮币”进行交易。买家用一张牛皮写上自己的姓名或特定符号付给货主作为支付证据，货主或持有这张牛皮的人可随时向买家要求兑付家牛。当时还有一种名为“傅别”的票券，类似今天的期票，上面写有一行钱数，中分为二，买卖双方各持一半，到期合券相验付款。卖方所持半券与里布、牛皮币一样，均可转让。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实行了一次币制改革。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百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史记·孝武本纪》记载：“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说的是汉武帝曾用白鹿皮裁成一尺见方，上面绘制精美图案，规定皮币值铜钱四十万或黄金一斤，名谓白鹿皮币，并规定王侯宗室朝见聘享时，必须用这种皮币衬垫玉璧，才被允许进宫。
据《史记·武帝纪》记载：“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百麟。”所获之麟，“色百如鹿，但目为鹿类，因用白鹿皮造币，使其相应也”。汉武帝借其瑞应，发行白鹿皮币。但武帝发行白鹿皮币的根本原因在于：匈奴一直是汉朝北方的劲敌，不断地挑起边境事端。汉武帝即位后，自元光二年（前133）到元狩四年（前119）约14年间，聚集了全国的力量，和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统帅大军，先后10多次出击匈奴，消灭匈奴10余万人，横扫了河西走廊（甘肃境内），收复了自秦朝以来丧失的大片土地。尤其在元狩四年，汉王朝10万大军分道深入漠北，几十万运输军队紧随其后，在塞外长驱直入匈奴腹地2000里，匈奴大败，斩获匈奴7万余人。这次战争汉朝取得了辉煌胜利，但付出同样惨重，国库财力消耗巨大。其次，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徒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緍钱。”又《史记·平准书》中说：“山东被水菑，民多饥乏，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廪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贷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贫民于关以西，乃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由于汉朝长期与匈奴开战，汉武帝把文景以来的积蓄全部用光。为了扭转汉王朝在经济上的窘境，借以打击诸侯王的经济实力，汉武帝采纳了御史大夫张汤的建议，实行币制改革，铸造白金和发行皮币。
事实上汉武帝发行的白鹿皮币，数量很少，并不能与法定货币等同。40万元巨大面额，只能作为赏赐馈赠之用，并不能流通，其实价远低于面额。汉武帝发行白鹿皮币的目的是让皇亲贵族拿钱出来购买，从而增加朝廷收入。白鹿皮币已具备信用货币的雏形，因为皮币信誉可得到国家担保。
再来说说“飞钱”。
据《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来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唐宪宗时期（806-820）京师有专门经营飞钱的商人联络各道上的商务往来，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邸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赍此便可在各地私商开设的邸店联号里核对票券取兑货款。当时官衙办的进奏院也经营这种业务。什么是进奏院？它就是唐朝中期边疆地区的藩镇节度使为了加强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在长安设立的办事机构，专门负责向朝廷呈递奏章、请示汇报边镇的情况动态等，同时在京都采办物资，并委派官员长期驻守。商人在京都把货物卖出后，将现款交给本道进奏院，进奏院收到了商人的现款，开具两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回本道，商人回到本道后合券取钱。这样做既消除了边远地区运送铜钱到京都的劳累，也可避免发生旅途运钱遭遇抢劫偷盗丢失等问题。飞钱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唐朝中后期战乱频繁，社会秩序混乱，商人长途带钱有遇到抢劫的危险，带着飞钱则比较稳妥和便利。再则，京都和地方都存在严重的民间私藏私买现象，因而引发钱荒，京师长安和各州县均采取了禁止带钱出境的措施。长途汇兑飞钱，可以减少储藏，更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这就促使商人通过汇兑的办法便于商业上的资金周转。各地收税的机构很多，但都必须将税款缴纳到京都，飞钱可以省去运钱的劳累，所以飞钱适应了日趋繁荣的商业需要。
“飞钱”这种汇兑业务产生后，曾一度遭到禁止。但是，政府的禁令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求，带来了诸多弊病。不久，政府又不得不恢复飞钱业务，先是取消了平价汇兑，汇兑机构要求商人汇兑款项时要交纳一定的汇费，宪宗元和七年（812），每千钱收取汇费百文，商人都接受不了。此时私商办理的“飞钱”不收汇费，平价汇兑，受到商人的欢迎，致使大批商人趋之若鹜。事实上由于古代道路交通不畅，边远地区路途遥远，等商人合券付款往往是在一两个月以后，此时私商已获得了丰厚的利息收益，鉴于此，政府也只得取消了手续费。《新唐书》卷34《食货志》中记载：“自京师禁飞钱，家有滞藏，物价寝轻。判度支卢坦、兵部尚书判户部事王绍、盐铁使王播请许商人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增给百钱，然商人无至者。复许与商人敌贯而易之，然钱重帛轻如故。”飞钱在运作过程中还出现了信用危机。
有的州县长期占有商人款项，不给支兑，致使商人屡讨无果后不愿汇兑。政府对此情况明令禁止，以保证飞钱的正常运行。《唐会要》中记载：“咸通八年十月户部判度支崔彦昭奏，当司应收管江淮诸道州府今年已前两税榷酒诸色属省钱，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自南蛮用兵以来，置供军使，当司在诸州府场院钱，犹有商人便换，赍省司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至当司支用不充。乞下诸道州府场盐院，依限送纳，及给还商人，不得托称占留，从之。”
“飞钱”改由官方经营，成为朝廷解决货币危机的一项重要手段，这项由民间产生的新生事物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与接受，成为官方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手段，它标志着货币流通价值和货币实体价值分离进程的开始，货币开始由实物制向本位制的价值符号转变。飞钱虽然还不能被称作纸币，但已具备纸币的雏形，是纸币产生的渊源。
“飞钱”者，汇票也。飞钱是一种汇兑形式，是一种异地取钱的汇票。这种异地取钱的票券，与后来北宋交子的异地兑现颇为相近。《宋史·食货志》中说道：“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可以这样说，北宋的交子是从唐飞钱演变而来，这已没有什么疑义。
第二节 交子的产生
宋朝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已毋庸置疑。宋朝在当时已具备了先进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纸币的诞生离不开纸，也离不开印刷术，纸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是雕版印刷业蓬勃发展、印刷技术突飞猛进的朝代。四川自唐、五代以来，是全国印刷业的中心。五代后蜀国（934-963）宰相毋昭裔用雕版印刷了《九经》，被誉为当时的印刷精品。到了北宋初年，成都人雕刻了《大藏经》，成为雕版印刷中的佼佼者。四川地区雄厚的印刷技术，正是产生纸币的客观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