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秘书的朱偰在他日记里这样写道：
3月26日：
上午闻银元市价暴涨，至九千三百万元。傍晚，购物归来，言银元已涨至进一万元，出一万零二、三百元不等，物价无不飞涨，通货膨胀将至崩溃阶段。
4月21日：
领到中央大学补发兼课薪金，照物价指数上涨八千一百倍计算，仅四十万元。购银元一块，价三十六万元。听无线电，和谈已完全决裂，中共方面已下总攻击令，传闻江浦已陷，江上炮声愈密，战事已逼近南京。此时黄金、美钞黑市也复活了，10月13日美钞上涨到11元（官价4元），黄金390元（官价200元）。商店的货物“卖掉了，向厂中补不进货，因为厂里也补不进原料”。工厂因为补不进原料而宣告停工。
金元券的崩溃，使国民党统治区的货币制度开始土崩瓦解，广东、广西准备发行地方券，湖南准备发行辅币券，云南准备发行半开银币，四川准备发行辅币券，甘肃准备自铸银币。广州市商会准备发行商库券，江西吉安商会也发行了10万角券。湖南、湖北田赋、租税改征银元，各地人民群众纷纷拒用金元券。
中央银行兰州分行向中央银行诉说“军事紧急，宁、青、新三省，甘肃所属夏河、临夏等地拒用金元券，虽经商由省府通令制止，而实效全无”。桂林分行也是如此“如持有金元券，不论面额大小，一概不接受”。江西等省纷纷拒用金元券。金元券的崩溃使得国民党军队拿着票子却买不到任何货物，进而瓦解了军心。
金元券的发行到崩溃只经历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上海解放时所缴获的金元券发行统计为67943939394234元，即67万亿元。据1949年7月16日财政部长徐堪的《财政金融报告》中提到，金元券6月份发行总额已达到130万余亿元，为原来发行额的2亿元的63万倍之多。金元券发行期间，发行增加了63万倍，黄金市价上涨了130余万倍，美钞市价上涨了130万倍。
金元券的崩溃也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的最后垮台。
第三节 银元券的发行和货币总崩溃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发起总进攻，解放全中国。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亡到广州，盘踞在西南一隅之地，企图顽抗到底做垂死挣扎。此时蒋介石已逃亡台湾，留下李宗仁代总统收拾残局，而金银、外钞、物资等都被蒋介石运往台湾，剩下的国民党政府只是一个空壳。全国解放在即，金元券已经全面崩溃，穷途末路的国民党政府又重演“金元券”故技。1949年7月，由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宣布发行银元券。发行银元券的目的就如“财政部长”徐堪向阎锡山报告中说的：“近月以来，度之失调，金融紊乱，人民对于纸币失去信心，不仅政府收支无可凭借，工商买卖亦因媒介缺乏，陷于瘫痪停顿之困境。”他建议发行银元券的必要性：“我国民间习用银元，信任硬币，自法币、金元两度贬值以来，此种趋势尤为明显。”“便于重建币信计，拟先恢复银元本位，以旧有二十三年帆船版银币为标准，准许流通行使，而大量铸造陆续发行。”“银元硬币体质笨重，较大数额之收付，即感携带运送之不便，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原非最适宜之制度，而政府库存金银外汇尚相当充实”，可以“发行若干币券与银元同时流通行使”。“发行银元券，同时流通行使，指定若干都市，责成中央银行负责兑现。”这说明了国民党政府是要利用发行银元券来欺骗人民，进行最后掠夺的目的。
1949年7月4日，逃亡到广州的行政院公布《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办法规定：
一、以银元为本位，银元一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
二、银元兑换券之面额分为1元、3元、10元、30元、100元五种。辅币券之面额分为3分、1角、2角、3角四种。
三、银元铸造未充分时，银元兑换券之兑现，得以黄金为之，其兑换率由中央银行挂牌公告。
此时国民党政府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为了便于就地掠夺，规定广州、重庆发行不同券别银元券，以便随时停兑。广州自7月4日开始发行银元券，重庆自7月8日开始发行。银元券发行，是“指定广州、重庆、福州、衡阳、桂林、昆明、贵阳、成都、兰州等地办理”，并不保证随时随地兑现，在有些地方则不能兑现银元，“得以黄金为之”，而金块价值大，也就意味着一定数量以下的银元券是无法兑现的。实质上银元券就是不兑现纸币，是国民党政府欺骗广大人民的又一种伎俩。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银元券的发行一开始就遭到人民的拒绝。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政府风雨飘摇，随时要垮台，而滥发纸币是末路政府的一贯做派。银元券的发行，影响到了银行本身行市的下跌。这是由于人们认识到政府很可能滥铸银元、降低成色，从而引起银元行市的下落。原来银元1元，可以兑换港币8元，现在只能兑换港币6元、4元，到7月中旬，下跌到3元。解放军在华中前线发动强大攻势以后，人民群众纷纷将银元券兑换成银元，发生了广州第一次挤兑风潮。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局面，抛出了一部分黄金外汇，但即使这样也没有扼制住挤兑风波。7月23日株洲解放在即，国民党政府为了随时将银元券作废，在银元券上加盖地名，广州再一次发生挤兑事件。中央银行宣布每人兑现不得超过百元。银元券在一天之内，由每元3.4元港币暴跌到每元2.4港币，此时国民党政府已不得不用港币给官员发薪。银元券发行了一个多月就基本上崩溃。
国民党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促使银元券发行超过银元库存。
在广西、重庆、西北地区出现库存不敷兑现的现象。广西的白崇禧在1949年11月22日给财政部长关吉玉的信中说道，广西中央银行库存金银只有7万余元，一个多月运来的银元只有30万元，而广西政府开支约300余万元。白崇禧提出必须每月给银元200万元，才能维持日常开支。重庆西南行政公署张群在1949年8月26日电告财政部长徐堪说道：“银元券在川康两省，除成都、重庆两地兑现以外，各县乡镇以兑现不便，形成普遍拒用现象。而重庆市又以银元供应有限，在100元以上之兑现，多以黄金条块充用。复因在川部队领款集中渝市拨发，因各县拒用银券，各部队领款均一致要求给付银元，而中央银行仍多以黄金条块支应。”西北的马步芳在1949年8月2日打电报向徐堪告急：兰州“黄金市场太小，银元枯竭，抛售无方，几等废物”。
人民解放军宣布不收兑华南、西南银元券的声明，更加推动了全国人民拒用银元券的决心。全国各地拒用银元券的风潮，促使了银元券的崩溃。重庆市银行公会决定“收银元付银元，收银元券付银元券”。国民党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电称：“本军驻地（四川绵竹、德阳、罗江一带）一律拒用银券，较大商店于交易后，当面将银券撕毁。”贵州省主席谷正伦在给行政院的电报中承认：“银元券信用崩溃，陷市场于停顿状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此役遭受如此重大挫折，银元券失信于民实为重要原因。”
财政部在1949年11月23日给行政院报告说：“若干地方及部队拒用银券，时有所闻。”财政部承认“广东一带地方市面，现仍以港币为交易之媒介，各地商品并以港币为基数标价”。银元券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就被市场唾弃，成为国民党政府发行纸币中最短命的一种。
银元券的发行据广州《前锋日报》1949年10月13日记载，全国原来依靠2000万银元发行银元券1亿元，但实际流通量只有2000余万元。广州发行3000万元，实际流通1000万元；重庆发行3000万元，实际流通300万元。各省发行的1元券、辅币券也实际发行数量比定额少。福建发行额300万元，实际流通43.8万元；湖南发行额30万元，实际流通10.8万元；贵州发行额100万元，实际流通26万元；陕西发行额100万元，实际流通20万元。
银元券的发行证实了国民党政府妄图坚持以发行纸币，实施通货膨胀手段掠夺人民财富，这样做只能促使广大人民群众识破他们的阴谋，一起来抵制银元券，最终带来银元券的崩溃，使它成为一文不值的废纸。银元券的最终崩溃说明，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实施10余年来通货膨胀的历史宣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