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伪冀东银行币停止发行，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业，伪冀东银行即行撤销，改组为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管辖下的一家普通银行。伪冀东银行币停止发行后，其钞券由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收回。由于伪冀东银行币发行量不多，流通范围也小，其流通时间短，很快就被伪中联银券全部收回。
第五节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38年2月12日，在日本侵略者扶植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西交民巷21号成立。总行下设有23处分行和办事处。该行资本总额为国币3000万元，股份为官商各半，由华北临时政府认购一半，另一半由中国、交通、中南、大陆、金城、盐业各银行及伪冀东银行承担。伪华北临时政府认购官股资金，由日本兴业银行为代表的兴业、正金、朝鲜银行向华北临时政府贷款方式拨付。
伪华北临时政府公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条例》，规定该行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国家银行，具有“中央银行”性质。该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有代理“国库”、代理政府募集公债及还本付息、发行货币、管理“国内外”汇兑等项业务。1940年3月，南京汪伪傀儡政府成立后，伪华北临时政府并入汪伪政府，改称为华北政务委员会。至此，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虽然名义上不再是中央银行，事实上仍然是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继续充当着日本帝国主义盘剥中国人民最得力的帮凶。日本人对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控制，采取在总行内设立由日本人组成的“顾问室”来达到目的。银行的各项业务，必须经过“顾问室”同意方能办理，而“顾问室”的各种指令均来自于日军军部。该行为侵华日军筹措军费，提供军需及生活物资。
在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前，华北地区流通多种纸币，种类极为复杂。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银行发行的法币，有河北省银行、山东民生银行、河南农工银行、绥远平市官钱局、山西省银行、青岛农工银行、晋北盐业银号、绥西垦业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号、伪冀东银行等地方银行的纸币；还有中国实业、中国农工、中国垦业、大中、农商、边业、北洋保商、浙江兴业等商业银行发行的纸币；此外还有伪满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以及正金、朝鲜、汇丰、花旗、华比、麦加利等外国银行的纸币，全部在华北地区流通，使当地的老百姓无所适从。
1938年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面值1元、3元、10元3种纸币（以下简称伪联银券），并规定伪联银券与法币等价流通；凡持有法币券者，得向伪中联行兑换伪联银券；银行账目一律以伪联银券为本位，库存法币亦需依律照办。除了3种面值的主币外，还发行辅币3角、2角、1角、3分、1分、3厘6种。
（辅币全为铸币）
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后，取消了各商业银行纸币发行权，但各行已发行的纸币仍在市场上流通，收回销毁的只是一小部分。此时，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法币，已达2.79亿元。
而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绥元等省区地方银行发行纸币，总数达300万元以上。为了提高伪联银券的信誉，打击法币，伪临时政府在1938年8月，宣布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法币按票面金额打9折兑换伪联银券，接着又宣布打6折。事实上，在当时上海市场上，日元的价格高于法币，法币的价格又高于伪联银券，伪临时政府的这种做法造成了不法商人的投机牟利行为。
由于华北地区属于商品入超省份，从而使伪联银券币值大跌，造成了上海金融市场的大混乱，导致商人拒用该票券进行商业活动。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通过贷款来增加其纸币发行量。在1939年初，该行贷款3亿元作为农村春耕款项，并通过支付侵华日军军费及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财政开支，来增加其发行量。
在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办的7年多时间里，由于日伪的强制性推行，伪联银券发行额逐年成倍增长，其增长比率之大，其速度之快，实为中外银行史上所罕见。该行为加快印制过程，在票面上不印号码，只印简号，将1元、3元、10元、30元数种票面上不加编号，直接印上简号，便抛出发行。在日本投降的前半年时间里，该行在1月到4月增发了187亿元，8月到9月两个月间就发行了301亿元，其发行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1943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取缔，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也随之停业。1943年10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被国民党中央银行接管清理。国民党中央银行接管后，对滞留在民间的伪联银券进行登记，并依照同年11月21日财政部公布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规定，自1946年1月1日至4月30日止，伪联银券3元兑换法币1元比价进行收换。
第六节 伪华兴商业银行
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南京成立了以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傀儡政权——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9年3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伪华兴商业银行，该行在南京、苏州、无锡、镇江、扬州、南通、徐州、蚌埠、芜湖、杭州、嘉兴、绍兴等地设有分支机构。第一任总裁陈锦涛（伪新政府的财政总长、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财政部长），副总裁日本人鹫尾，名义上是“日中合办”银行，实质上完全操纵在日本人手里。
该行资本总额为法币3000万元，维新政府承担2300万，日本兴业银行（正金银行的代理方）认股300万元，台湾、朝鲜、三井、三菱、住友五个日籍银行各认股400万元。事实上资本来源全都是挪用江海关税款，自己并未拿出分文。该行开业后发行1角、2角、1元、3元、10元3种纸币。
伪华兴商业银行是日本人为了发行伪钞而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扩大日本对华经济掠夺。伪华兴商业银行发行的伪华兴券以法币为准备金，与法币等价流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用法币来套取外汇。1939年3月，日本人用1亿元的法币冲击外汇市场，企图造成法币贬值。6月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改变外汇政策，随即停止供应外汇。7月21日，汇丰银行外汇牌价跌落到4.73便士，以法币为基础的伪华兴券深受其影响。日本政府随即命令华兴银行发表声明，声称华兴券脱离法币外汇价格水准，单独订立6便士汇率，声明将无限制供应外汇。但事实上伪华兴商业银行根本上没有外汇可供应，于是，伪华兴券几乎成了废纸一张。
伪华兴券完全是依靠法币的信用来维持其本身币值的，并利用当时战区通货不足的时机来不断扩大发行量。但是，由于广大老百姓不信任伪华兴券，拒绝收受，使伪华兴券流通受到抑制，致使市面上流通极少。1939年8月31日，伪南京维新政府发布命令及海关通告：自9月1日起，上海海关关税收入以华兴券为基础，或按海关监督发表的兑换率以法币缴纳。又强行规定购茧资金、贷款、官员职工薪金也支付伪华兴券等，事实上这样做完全是徒劳。最终伪华兴券成为“早晨从华兴商业银行的金库出来，晚上全部回到柜台，完全是账面上的银行券”。到伪华兴商业银行停止发行时止，即1940年12月底该行共发行了363万元，但该券在市场上流通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大部分滞呆在金库里。
1940年12月，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取消了伪华兴商业银行的纸币发行权，并将该行改组为普通商业银行，将在市场上流通的伪华兴券，用伪中储券兑回。到1943年底，仍有3万多元未收回。日本人企图用伪华兴券代替法币，目的就是用它来代替日本军用票和日元，为侵华日军支付军费及军备物资，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法币信用坚固，伪华兴券想在外汇上击溃法币，其结果是自取灭亡。他们低估了广大中国人民觉悟，人民群众拒用伪华兴券，使伪华兴券无法正常流通市场，更谈不上增长发行量，最终导致伪华兴券无法流通下去。
第七节 伪中央储备银行
1938年12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暴露出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精卫打着继承国民党“法制”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扶持下成立了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汪伪傀儡政权成立后，随即筹建中央银行，打着继承和沿袭民国政府的幌子，将南京的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储备银行。经过9个月的筹备，于1941年1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新街口正式成立。该行资本为法币1亿元，由伪华兴商业银行承担法币3000万元，汪伪财政部国库司拨付法币3000万元。
同时，汪伪财政部发布公告：“授予该行特权，发行1元、3元、10元兑换券及1分、3分、1角、2角、3角辅币券，嗣后人民纳税、汇兑及公私往来，一律行使。对于现在流通之各种旧法币，暂准与中央储备银行之法币等价流通。如有意破坏，拒绝收受情事，一经发觉，当依法惩处，不稍宽贷。”接着宣布伪华兴商业银行券停止发行。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纸币也称为“法币”，将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四行发行的法币称为“旧法币”，以示区别。发行伪中储券是汪伪傀儡政府成立“中央银行”最大目的，是为了日本侵略者利用发行中储券与日本军用票保持密切关系，排斥和打击法币流通。因为事实上，数以万万计的法币在华中一带流通，并得到广大商民的爱戴和信任，要想用另一种纸币取代它，无疑是痴心妄想。因此，从伪中储券发行的第一天起，日伪就采取了强制性推行办法，为了使中储券进入上海租界，不惜动用特务机关组织特务、流氓分子到租界张贴10万张标语，散发100万张彩色小传单，在马路上悬挂40条横幅大作宣传。花费如此大的气力，最后能进入租界流通的也仅仅是辅币券和1元券而已。日伪统治区的老百姓根本不认同，各银钱业也在观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汪伪政府即以调剂资金为名，大量向金融业提供贷款，仅12月这一个月间，伪中储券发行量就增加了8100余万元。此时，伪中储券的最大面值是100元券，随即又发行了200元券。到了1943年4月，太平洋战争已到了白热化阶段，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军队以泰山压顶之势彻底摧毁日军防线，日军全面溃退。伪中央储备银行为了满足侵华日军疯狂掠夺中国财富的需要，开始发行1000元券，6月，又发行3000元券，7月，发行了1万元券。大面额纸币的发行，反映了该纸币严重贬值、物价腾涌的严酷事实，此时市场上物价就如脱缰之马，无法掌控。
汪伪政府推出的中储券称为新法币，实际上与法币在理论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币是具有无限法偿的不兑换货币，而伪中储券则属于兑换纸币。汪伪政府在1940年12月19日宣布的《中央储备银行法》第19条规定：“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得由总行以本位货币或外币兑换之。”所谓“本位货币”即铸币；所谓“外币”即指日元、日金及日本军用票等。事实上伪中央储备银行从未发行过所谓的“本位币”。伪中储券只能与日元、日金、日本军用票兑换，但是这些票券又并非是本位币，既然没有本位币，又拿什么用于兑换？所以，汪伪傀儡政府把中央储备银行币谓之兑换券，实属掩人耳目之举。
1943年8月1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9月12日，伪中央储备银行被勒令停业。同年10月，伪中央储备银行设在华中、华南各地分支行处，分别由国民党中央银行接收，并组建伪行清理处，负责该行的清理事宜。1943年9月27日，国民党政府以财政部名义公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接着又公布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收换办法》、《收换伪中央储备银行钞票规则》。规定伪中央储备银行所有资产及钞票等，都由中央银行接受处理。对于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钞票，一律由中央银行负责登记，并规定伪中储券200元兑换法币1元等。登记清理工作至1946年3月31日结束。国民党中央银行为收兑伪中储券垫付法币达207亿余元，如此巨大的发行数额直接造成了法币的通货膨胀。
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纸币种类复杂，发行初始数额稳步增长。1943年后，随着战争行将结束，日本侵略者开始作疯狂挣扎，发行纸币面值越来越大，急遽增长到3000元、1万元、10万元。纸币面值的快速增长也预示着日本侵略者覆灭的命运，同年8月，日本投降。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纸币种类有：辅币面值有：1分、3分、1角、2角、3角3种，主币面值有1元、3元、10元、100元、200元、300元、1000元、3000元、1万元、10万元10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