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子
南宋初年，由于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东南沿海一带商务活跃，各路贸易活动频繁，金属货币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需要。
此时海外贸易蒸蒸日上，对外贸易港口有泉州、广州、明州等，政府在这里设有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政府的海外贸易收入，占财政收入很重要的部分，到宋高宗绍兴末年（1162），对外贸易所得，达到财政收入的13%。对外贸易的兴旺使大量金属货币流失海外，导致了市场上流通铜钱不够支付。临安（杭州）的富商们为了便捷交易，发行一种“寄付兑便钱会子”，“寄付”即寄附，“兑便钱”即便钱，意为汇兑，一种类似支票、汇票的汇兑券，用于市场买卖。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钱端礼知临安府，将原由富户主持的便钱会子收为官营，“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七月钱端礼升为户部侍郎，会子亦由户部接办，并于次年二月设立行在会子务进行管理。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这样记道：“当时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钱处和（端礼）为临安守，始夺其利以归于官。即而处和迁户部侍郎，乃于户部为之。”宋高宗绍兴末年，政府在临安设置了“行在会子务”，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188记载：“（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辰，置行在会子务。后隶都茶场。悉视川钱法行之东南诸路。凡上供军需并同见钱。仍分一千、二千、三千凡三等。
盖权户部侍郎钱端礼主行之。仍置左帑钱十万为本。”这样由政府发行会子，拨准备金十万为本。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会子立界，宋人王应麟在《玉海》卷180记载了这件事：（乾道）四年，以取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差户部尚书曾怀同共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依左藏库推赏，其将带经过务场不得收税。蒋芾奏曰：“此月用会子收回金银，若会子稍多，又出钱银收之。”陈俊卿奏曰：“敛散抑扬权之在上，可以无弊。”其年四月一日兴工印造，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措置收换旧会，每道收縻费钱二十足，零陌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
第一界会子始创于乾道四年，立三年一界，以1000万贯为额。并允许会子输入左藏库，规定凡公私交易皆付会子。会子初行于两浙，后流通于两淮、湖广、京西各路，因广泛行用于东南地区，便称作东南会子，或行在会子。会子面额初发时为1贯，后来增发了200、300、300文3种。其形制与钱引不同，为长方形，红、蓝、黑三色铜板印刷，标明发行机关为“行在会子库”，图案花纹精致美观。
会子初立界时，政府规定每界1000万贯，随后即两界沓行，为2000万贯。此时会子增发数额不大。到开禧年间北伐受挫，军费开支遽增，并会子三界同行，发行总量达1.4亿贯。
李心传记载道：“开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万九百余缗，民间折阅滋甚。”宁宗嘉定八年（1213）后宋与金朝重新开战，导致朝廷财政枯竭入不敷出，会子第十四、十五两界不断增印，却无财力换界，致使两界行用了20多年。戴埴在《鼠璞》里这样记载：（绍定年中）所印第十六界，本为换易之用，不免权宜出之。至绍定癸巳岁，用过九千四百余万，一界记一亿三千三百五十五万，止三千九百万未支出。以三亿二千万之数，欲强以七百七十之价，人知其难。孟冬易相，惩创两贯换一之非，高折金银及官诰、度牒与第十七界新券贴换。徒据榷货物旧数纽算，都不知十四、十五两界旧多破损，屡尝换易，积于封桩，未及焚毁又复移出，其数遂不可计，伪禁者不与焉。虽可易旧换新，而换两界旧券者，止第十七界及用物贴换，不能悉偿，凡州郡桩积与七月所纳之券，悉为干没。
政府为了补阙财政用度，三界并行会子书放数额达到3.2亿贯。在宁宗嘉熙、淳佑之交，第十六、十七两界会子数额达“五十千万缗”。孙梦观这样说道：“楮之为数，近如版曹所奏，旧者已及四十二千万，新者已及二十三千万，方来者、伪造者，盖又不知其几。”这里所说新者是指第十八界，旧者是指第十七界，两界会子共发行了6.3亿贯，达到了南宋政府会子发行的最高数额。如此多的会子冲击流通领域，引起了诸多朝中有识之士的忧虑。时人这样分析道：今交子（即会子）之行，流通于江淮闽浙，一夫可带千万缗，无关津讥征之烦，无变易赍持之劳，尤便于民。
今民间往往重钱而轻楮券者，何耶？盖由失散敛之术也。在昔楮券之行于蜀，贱则官出钱以敛之，贵则官出钱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镪为得，行者以挟券为便。是故州县之折纳、四方之征商、坊场河渡之课息，不贵其钱、不拘其楮，故钱重而楮亦重。今则不然，官之予民者则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若是则钱安得不重，楮安定不轻？为今之计，莫若权其利在民、握其利在我，敛散周流，使钱楮为一，则无轻重之不等矣。
大臣们的担忧不无空穴来风。为什么会子从发行不久便不能按铜钱比价行用？为什么交子在四川行用几十年没有出错，而在东南就出现了种种弊病呢？他们认为四川行用铁钱，而铁钱易锈蚀笨重，人们不会大批地把铁钱储存起来，铁钱与交子子母相权得以流通且相安无事。东南地区行用铜钱，铜钱便于储存，可以长期使用，甚至可以跨越朝代行用，这个优点是铁钱远远不能比拟的。所以一到动乱年代，人们便大量储存铜钱，以备后用，市场上铜钱也因此越来越少。他们建议朝廷在田赋、商税、禁榷品专卖上都要接纳会子，推行钱会中半政策。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朝廷这样做是有顾虑的，担心铜钱会因此流入私人手里，而楮币全流进国库。会子之所以贬值，是由于政府为了弥补财政空缺无限量地印制会子，而会子贬值又造成了朝廷实际收入的减少，这就使得朝廷原本转嫁给百姓的财政负担，到头来一部分又重新落到了政府身上。随着会子越积越多，朝廷的税收损失也越来越大，形成恶性循环。
在宁宗嘉定初年发行第十四、十五两界会子时，时任太府卿、总领淮西财赋的吴潜就纸币发行过多一事上疏朝廷。他说：“朝廷以楮价减落，收换十四、十五两界，诚为知务。但金银之出不能多，多则伤国；度牒、官诰之出不可多，多则伤大家；新会之出不容多，多则人仍贱之。”他看到了当时第十六界新会子的贬值，浙西民间以旧会子1贯300换新会子1贯，旧会子每贯值330文，折合新会子每贯只值429文。“是以物价翔踊愈甚于前，闾阎之民尤为狼顾，如病而服药，药不对而病愈增，岂不殆哉！”吴潜深感到纸币恶性膨胀的严重后果，提出了纸币是国家命脉的观点。他说：臣观今日国用殚屈，和籴以楮，饷师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万一有水旱盗贼师旅征行之费，又未免以楮，则楮者诚国家之命脉也。今不亟为区处，新楮甫出，其弊巳尔，年岁之后，将甚于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则国非吾国矣。
这一年正值金朝亡国之时，金朝纸币的膨胀比南宋还要严重。吴潜用金朝败亡来证明他的观点：“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增创皮币，或一楮而缗，或一楮而为五缗，至于为十为百，然人终不以为重。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以易一面，而国毙矣。”金朝的灭亡，其纸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加速了垮台，吴潜提出了这一教训，希望理宗皇帝能够吸取。但此时南宋朝廷已气息奄奄，根本无力挽回颓势。到了理宗景定末年（1264）北方蒙古大军压境，市面上物价飞涨，特别是米价上飚，百姓买米极为困难。到了度宗咸淳十年（1274），蒙古军已占领长江中游，南宋朝廷仍在发行会子，此时1贯会子已不值1文钱。南宋朝廷重蹈金朝灭亡的覆辙。
淮交
南宋的两淮地区与北方各地接界，为防止铜钱外流，南宋政府在两淮地区推行铁钱，淮交是这一地区的流通纸币，是一种与铁钱相配合使用的地区性纸币。淮南交子，又称淮南铁钱会子或淮南会子，简称淮交。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记载道：乾道元年，户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妄费，印给会子太多而本钱不足，遂致有弊，乞别给会子二十万，背印付淮南州军行使，不得越过他路。”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止于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现钱中半。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榷货务，使淮人之过江，江南人之度淮者皆得对换，循环使用。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正式发行淮交。淮交面值有200文、300文、300文和1贯4种，背面印有“付淮南州军行使”字样，说明只能流通于两淮州县。并规定输入买卖，以交子于现钱参半使用。淮南是南宋最重要的海盐产地，淮交行用后，朝廷为了提高淮交的信用，决定商人请沽盐货时可以部分缴纳淮交。
《宋会要辑稿》记载：（绍熙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书门下省言：前淮西总领刘颖乞将盐钞许商贾每袋用交子一贯，计四十八万贯，除应副屯戍军兵支遣外，余数合行措置。诏依刘颖所申，其交子依已降指挥，每贯作七百七十足出入，所收交子有出剩之数，仰本所桩管，听候朝廷指挥。
又：（同年）十月十七日，诏淮东提举司，客旅入纳贴钞钱，自今每袋许用会子、铁钱各三分，交子四分。
先是，淮东提举卫泾有请于朝，为（谓）本路盐仓客人贴钞钱，依近降指挥，以官会四分，铁钱六分入纳。今来既行交子，所有立定六分合听商旅之便，或令以分数入纳，得旨客人合纳贴钞钱内，许内三分交子入纳。
此时朝廷允许在淮东、淮西两路，商人买盐用淮交纳入，开始时每10贯缴纳3贯淮交，后逐渐增至到每10贯缴纳4贯。
但淮商渡江要变换交子，江南人渡淮要对易交子，而此时江淮地区禁止使用铜钱，只准流通铁钱，又规定流通于市场的会子要兑换成交子使用，给双方商人带来很大的麻烦，使两淮百姓苦不堪言。据《文献通考》卷9《钱币考二》记载：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
右司谏陈良佑言：“莫若如旧，从民便，铁钱已散，铜钱以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
良佑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各条其利害。皆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间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由于陈良佑的坚持，朝廷允许铜钱和会子过江行使，并规定民间交子许作现钱纳官。
孝宗乾道三年（1167），据《宋史》记载：“诏造新交子一百三十万，付淮南漕司分给州军对换行使，不限以年；其运司见储交子，先付南库交收。”这里所说的新交子是兑换上年发行的旧交子；文中提到的“见储交子”也是指上年旧交子。由于乾道二年发行交子过多，致使弊端丛生。朝廷通过收缴官交入库、以新交收换旧交等办法，回笼已散发到民间的交子。从乾道三年起，政府另行发行新交子，这界淮交一直到乾道八年秋，才被行在会子兑换。由于这一界是用行在会子兑换的，使得淮交兑界中断。
直到20年后的绍熙三年（1192），政府才发行了新一界淮交300万贯。
淮交从一开始发行就有其先天的不足，它与四川钱引有很大的不同。四川地区不行使东南会子，而淮南却流通东南会子。
淮交与东南会子并行，对淮交的流通很不利，因为人们可以持有东南会子走遍大半个中国，而淮交只能在淮南地区使用。由于淮交的局限性人们乐意接受东南会子而不乐意使用淮交。不只是民间如此，官方在税收、榷卖方面也处处限制淮交使用，使淮交的流通不能顺利进行。
光宗绍熙三年（1192）淮交立界，规定三年一界，同时印造淮交300万贯，以200万贯付淮东，100万贯付淮西。每贯淮交折计铁钱770文足，并规定淮交在江南沿江八州行使。但到了宁宗庆元四年（1198），朝廷下诏第二界满，更展一界，出现了两界并行的现象。宁宗嘉定初年（1208），东南会子因三界并行发生混乱，朝廷救急用淮交与铁钱收兑淮南地区的会子。据《宋史》记载：“嘉定十一年（1218），造两淮交子二百万，增印三百万。十三年，印二百万，增印一百五十万。十四年、十五年，皆及三百万。自是其数日增，价亦日损，称提无术，但屡与展界而已。”宁宗嘉定十一年发行的第三界淮交应该在十四年兑换，而十三年发行的第四界淮交应该在十六年兑换。但事实上虽然淮交立界，却很少严格地按界限兑换过。史籍中未见有十六年发行新淮交的记载。至于淮交最终废于何时，由于史籍失载，如今很难考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