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会子的称提
“称提”是宋朝的一个词汇，据宋人戴埴说法“平准、称提，皆以权衡取义”。叶世昌先生这样定义：“所谓称提，原意就是提高，它可以指提高物价，也可以指提高钱价，但更多地指提高纸币币值。”“从字面分析，‘称’有‘举’义，所以这里的‘称’和‘提’是同义词，都是‘提高’的意思。”“称提”一词最早出现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2中的记载：“尚书省札子勘会：陕西路每岁所铸铁钱贯数不少，今岁以来，铜钱太重，铁钱太轻，熙宁间铜钱一百贯换铁钱一百五贯，自来别无定法，止是民间逐渐增添。窃虑岁久转更钱轻物重，须议指挥，令诸路经略安抚司限半月密切具利害，合如何措置，可以称提铁钱稍重，物价稍轻。”在这里“称提”是用在铜钱和铁钱的关系上。最早把它作为纸币理论提出来的，是南宋高宗绍兴年间左仆射沈该。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36），高宗说：“四川交子亦有弊，如沈该称提之说，但宫中常有百万缗，遇交子减价自买之，即无弊矣。”这里高宗的意思是通过用铜钱收兑楮币的办法，来抑制楮币的贬值，使其和物价达到一定的稳定。
按照沈该的称提之说，是借助于铜钱的收兑来提高会子的币值，从而达到钞价与物价间的平衡。但在整个南宋朝，铜源的缺乏并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愈演愈烈。而铜钱的输出，更是困扰南宋的一个严重问题。宋朝自南渡后，汉唐以来通西方的丝绸之路已被切断。南渡后因陆路闭塞，使海路贸易繁荣起来。海船载重远超过骆驼马匹，当时马来西亚、爪哇、印度，甚至非洲都与中国通商。贩到中国的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琥珀、玛瑙、玳瑁、水晶、藩布、苏木等，除了一部分用丝绢瓷器偿付外，其余的都用金银铜钱来支付。外国商人不需要中国的纸币，他们吸收金银铜钱是为了进行再贸易。当时铜钱最大的输出还是北方的金人。金人虽然自己也铸钱，但数量不多，主要还是吸纳宋钱。
他们有计划地吸取南宋的铜钱，而且极力防止铜钱南流；他们虽然也在开封发行纸币，但是这些纸币是用来收兑宋钱运到黄河以北他们老家去的。
北宋时，宋钱已流向日本，日本的商人专门从中国输入铜钱用来放债。南宋后日本商人更是频繁来中国贸易，在近代日本各地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古钱大部分为宋钱。南宋政府对于铜钱大量外泄非常关注，也采取了很多措施。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下诏对于广东、福建过往船只必须严格检查，严禁铜钱私自出境。宁宗庆元五年（1199）禁止高丽、日本商人博易铜钱。而对于金人吸收铜钱，朝廷更是严加防范。孝宗乾道二年（1166）八月，诏两淮行用铁钱，禁止铜钱过江北，以防铜钱落入金人手中。孝宗淳熙七年（1180）又诏京西州军用铁钱和会子，并令民间的铜钱限两个月内送官府兑换铁钱和会子。淳熙九年（1182）十一月朝廷又用会子收兑两淮铜钱。到了光宗绍熙二年（1191）朝廷下令两淮的铁钱也用会子收兑。朝廷的禁铜决心非常大，措施也周密到位，但实际收效却不容乐观。由于铜钱大量外泄，政府要大量铸造铜钱也不太可能，沈该所说要用铜钱来称提会子似乎做不到。朝廷不得不用各种办法来称提会子。有以下几种办法：
一、用金属货币来收兑会子。孝宗乾道初年会子发生贬值时，孝宗下令用库存的金、银、铜钱等回收会子。宋孝宗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纸币币值稳定的一位皇帝，他亲自管理纸币发行制度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他在全国实行钱会中半制度，使商民手中的会子能保持对政府一半的法偿能力，并控制会子的发行数量，在会子贬值时实施纸币回笼政策，确保会子畅行无阻。淳熙十年（1183）新会发行时，他告诫道：“新印会子比旧又增多。
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反映出他朴素的纸币流通观念。由于财政需要，他每年不得不增加会子发行量，但对纸币贬值一直存有戒心。他常常告诫大臣要谨慎对待会子流通，会子的发行数量不宜过多。淳熙十二年（1183）他因担心会子贬值已“几乎十年睡不着”，念念不忘“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养兵是孝宗发行会子的主要因素，而一个皇帝对纸币发行如此上心在历史上也难找出第二个。他不断健全会子的发行制度，立会子三年一界，到界旧会换新会。在整个南宋时期，孝宗朝的会子币值是最稳定的，与这位皇帝的兢兢业业密切相关。
二、以新换旧、以税收兑会子。由于宁宗开禧年间的北伐，使财政赤字遽增，朝廷便增设一界会子，致使三界会子并行。宁宗嘉定初年，三界会子数量达到了1.4亿贯，此时正值会子换界，旧会只值300文左右，政府规定新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每贯兑收第十一界至十三界旧会2贯，一时会子的流通量大为减少。
嘉熙四年（1240），会子贬值严重，兵部侍郎袁甫上奏朝廷：“目今十六、十七两界会子五十千万，数日多，价日低，救币之策，幸有十八界新会一着。”“照得端平初元因换会子，逐出累朝所积金银轻弃之，只今帑藏枵虚，言之哀痛。今仅有升、润所积见镪六七百万及行都所积三四百万，视为根本。若又扫而空之，犯端平之大失，岂不重可虑哉！”朝廷于是发行第十八界会子兑收第十六界会子进行称提，规定新旧会子的比价为1∶3，用变相贬值的办法来减少纸币流通量，从而称提会子币值。当时任中书左丞、集贤学士的许衡反对这种做法：“是故讲称提之策者，今三四十年矣，卒无能为朝廷毫发之助，但见称提之令每下，而百姓每受其害，而贯陌益落矣。嘉定以一易二，是负民一半之货也；端平以一易五，是负民四倍之货也。”
三、以资财告牒兑收会子。开禧北伐，促使三界会子并行，使会子数量大增，而会价大跌。宁宗嘉定元年（1208）后，政府动用相当数量的资财进行称提。李心传记载到：“嘉定庚午春，第十一界当满，朝廷先期命刑部曾尚书焕等置局拘换。于是与其寮奏言：‘第十一界会子为三千六百三十二万六千二百三十六贯八百文，乞以鬻爵及出卖没官田等诸色名件拘回旧会。’许之。
所谓名件凡有九：一曰打套乳香钱，约一百六十余万缗；二曰出卖诸路没官田价钱，约一百二十二万余缗；三曰出卖告敕绫纸补贴一千四百道，计价钱四百四十万缗；四曰左右选转官循资告九百四十道，约价钱三百三十万缗；五曰封赠冠帔敕告六百道，计价钱二十八万缗；六曰紫衣师号贴三百道，计价钱三万缗；七曰副尉减年公据三百道，计价钱六万缗；八曰拘催诸路已降未卖告敕钱两项，计一千四百一十余万缗；九曰臣僚奏荐绫纸钱，未见数。”在这次称提中，政府先后两次筹措资财约4000万缗用于收兑会子。理宗端平、嘉熙年间，宋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称提，动用了大量的官方资财。据《宋史全文》卷32记载：“（端平二年）诏令封桩库支拨度牒五万道，四色官资付身三千道，紫衣师号二千道，封赠敕告一千道，副尉减年公据一千道，发下诸路监司州郡，广收两界会子。”时人吴咏这样说道：“捐内帑金银、度牒、官诰及盐钞、卖乳香等以收两界。在京十局，公支过金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余两，银二百一万六千九百余两，诸州品搭之数不与焉，如官诰、如度牒、如盐钞，印造换给，则又不知纪极矣。”但此次称提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遭到了诸多大臣们的批评，被认为是“端平之大失”。
四、以税收兑、卖盐搭收会子。在宁宗嘉定年间的称提中，政府提高了会子的法偿能力。嘉定六年（1213），政府下令让福建八州军府上供纲运货物全部缴纳会子一年，接着又下令百姓折帛钱每绢1匹纳会子4贯。有些地方官员在税收中也采取了提高会子比率的措施：绍兴府“苗之移于司农者，为之代输而折会于民”。建康府令百姓“随苗输钱，听以旧会一千五百当新会一千，以优农民”。
除了税收之外，政府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禁榷收入，禁榷收入的大部分是榷盐收入，政府利用榷盐来回收会子。宁宗嘉定三年（1210），政府规定：“盐钞官钱每一袋增收会子二十贯”，“侯通卖及一百袋，即与住免增收”，“每袋贴纳官会一十贯”。理宗端平年间，政府采用了商人请盐搭缴会子的办法。大臣吴潜认为：“目前之策，惟有变通盐钞指挥之术，驱之于数月之内，使商贾急于品搭。”盐钞“旧之在民间者，为数不下三百万，若有术发驱商贾使之急于品搭，计一袋所入，为旧楮三十，则三百万袋，已榀以收旧楮九千万矣。其余一二千万，则以度牒、官诰收其二，金银收其二，新楮收其六，不出数月，旧楮尽而新楮见行”。吴潜的建议非常实用，但有些看法过于乐观，用盐钞品搭会子可能行得通，但用金银、尤其是新楮收尽旧会谈何容易。
五、强制会价、强制贮藏收兑会子。南宋政府为了称提会子，强制人们按照会子面额与铜钱比价进行兑换，并铺以严刑峻法贯彻执行。史书记载，朝廷下令：“新回并要作七百七十文足行使。”《文献通考》也有这样的记载：“称提新会最严，未免告讦肆起，根连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流乡进相望，而重刑用。
假称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政府过于严厉的做法引起了社会动荡。据《宋史》记载：“朝论颇严称提，民愈不售，郡县科配，民皆闭门牢避，行旅持券，终日有不获一钱一物者。”吴咏也说道：“新令一行，物情疑骇，怨嗟之声盈于道路，豪姓大家，至有聚楮焚于通衢者，其失人心如此。”政府觉察到了措施过于严厉会引起社会骚动，于是在嘉定二年（1209）下诏：“诏民以减会子之直籍没家财者，有司立还之。”政府终于作出了让步。
嘉定年间会子各种称提中，政府还强迫百姓贮藏会子。主要在江西和福建一带。叶适在《水心集》卷23《兵部尚书蔡公墓志铭》中记载：“提举使民以田高下藏新会子，按不如今者，没入其资。公骇曰：‘此大害也。昔吾在朝，论从民便尔。’不许，第多其兑易而已。民赖公获免。然提举善士也，后知其误，卒皆已之。”这只是按田产藏会，此外，政府还强制城镇百姓按资产藏会。这样做不仅给城镇百姓带来很多损失，给市场也造成了混乱。除福建外，政府在江西也实施强迫百姓藏会的诏令。据《宋史》记载：江西“漕司以十四界会子新行，价日损，乃视民税产物力，各藏会子若干，官为封识，不时点阅，人爱重之则价可增，慢令者黥籍”。时人卫泾也记载到：“福建潘仓令州县以户籍等第藏会”，“八郡官吏奉承又过，刑禁苛密，期限严峻，至有鬻妻子售器皿卖田宅愿就低价以应令者”。由于官府的做法过于苛峻，使百姓苦不堪言，遭到了民间的强烈抵制，政府不久便下令禁止实施。
六、严禁铜钱漏泄、匿藏。宁宗嘉定年间，由于楮币发行不加控制，导致市场流通壅塞不畅，钱荒日益严重，许多人认为楮币贬值是由于铜钱缺少引起的，而铜钱减少是因为铜钱漏泄、匿藏。时人陈耆卿针对当时铜钱外泄现象时指出，豪家富商凭借权势及金钱，将铜钱大量外泄，有的将铜钱输出到海外，从而一去不复返，使朝廷蒙受极大损失。对于铜钱日少的原因，陈耆卿提出了他的看法：“钱既日耗，则其命遂归于楮，其弊遂积于楮，而上下之间遂一切并力于楮，不知楮之所以难行者，不独以楮之多，而亦正以钱少也。”因此，“今日之务，不专在于称提楮币，又在于称提铜钱也”。怎样称提铜钱，他认为严格海舶漏泄铜钱的禁令，鼓励优赏捕获者的规定。他说道：“盖今铜钱之法，大率犯者罚轻而捕者赏轻。犯者罚轻，则人易为奸；捕者赏轻，则吏不尽力。臣愚欲望圣慈申饬攸司，严漏泄之宪，优掩获之典，其捕至若干者，特与附类获盗改秩，以风厉之。庶几各务罄竭以从上之令，诚使钱不甚荒，则楮不偏胜，此称提本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