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化小生产最大限度地融合了亲缘、地缘、业缘与理性契约
社会化小生产也最大限度融合了亲缘、地缘、业缘与现代契约的关系。
现代市场与社会分工需要理性的契约相联系，并由理性的契约关系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建构起现代的生产网络。但是，在社会化小生产方式中，理性的契约关系与情感的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相互作用织成了一个二律和合型的生产网络。根据我们调查，目前的中国民营企业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家庭网络型、家族网络型、姻亲网络型和准亲缘网络型。前三类企业与生俱来就带有社会资本因素，姑且不论；最耐人寻味的是准亲缘网络型企业。这种企业本来是由不具备血缘或者亲缘关系的股东共同出资构成的，股东之间只是一般的业缘关系，彼此之间是由契约联结的纯经济关系。但是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股东间往往也会或以拟亲缘的称呼，如大哥、叔叔、舅舅、阿姨等，或以彼此的人情来往活动，或以两方子女缔结姻亲的方式，发展出一组新的社会关系。
如浙江温州瑞安坊村，它有个工业区，为浙南地区最大的汽车配件生产基地，分为南北两个：北工业区是1992年建成的，有两家瑞安市30强企业落户于此，南洋、胜华波、正东公司，都是生产汽车摩托车配件的；南工业区建于1994年，面积相对较小，入驻企业中规模较大的就是浩钢达汽摩公司。工业区里面密布着各种规模不一的企业。一些大厂见业务就接，自己做不了的，就会把一些业务细分出来，分给其他小厂去做，乡里乡亲的，“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村的不少家庭企业就是帮村里的大企业加工维持生存的，利润虽小，但细水长流，终年不断。众多地缘、血缘联系密切的乡村工业共享区位，在专业化分工中形成了密集的信息网络、销售网络，从而节省了搜索市场信息的费用，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企业之间信任感强，容易交流和产生共鸣，传统性与现代性得到了充分有效的结合。
三、二律和合文化的模式建构
（一）二律和合：中华民族的基本文化精神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二律和合”正是这其中的精髓文化之一。“二律”是指一种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属性，是事物内在的矛盾，存在的对立双方，“和合”，则是事物矛盾的协调、融合、同一，是对立面存在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都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中国文化讲求天人合一，体用一源，知行不二，神形兼备，道器不离，阴阳、奇偶、刚柔紧密结合，有无、动静、屈伸互相推移。这种在两极中求统一、和谐、浑融的思想，我们称之为“二律和合”。这是中国自有了哲学意识以后，我们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种最基本的精神，是人们的方法论、价值观、思维模式，在这种基本精神指导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和合文化。
二律和合是我们民族在争取生存斗争中积淀起的传统深层意识。人们在这种理性融于感性、社会融于个体、历史融于心理的长时间积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犀利定势和思维机制。人们将任何新知识、新概念以及历史发展中的新事物直接同化于这种二元和合的认知结构，形成二元和合型的思想文化。由此生发，二律和合就已不单纯是一种认识和追求世界本真意义的运思方式，而且同时还是一种人际关系、行为规范的道德信条，一种人们追求的政治制度模式和社会人生的理想，一种存在于天地间奋勇的安身立命的途径。因此，二律和合成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种最基本精神。
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二律背反的命题。它源出希腊文ANTINOMI，指规律中的矛盾，在相互联系的两种力量运动规律之间存在的相互排斥现象，自然界存在的两种运动力量之间呈此消彼长、此长彼消、相背相反的作用。康德将二律背反作为自己哲学体系中一个主要概念，意指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相互矛盾的现象，又译作二律背驰、相互冲突或自相矛盾。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感性、知性、理性三个环节，理性是一种最高的认识能力。当理性试图认识“自在之物”，即感觉以外的物质世界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难以自解的矛盾，这种矛盾叫做“二律背反”。在康德看来，不仅认识上有着“二律背反律”现象，而且伦理、道德上也发生着这种情形。在伦理学上，实践理性作为道德律全体与经验无关，但它必须在人身上落实，而人却是感性自然的存在，渗入经验，于是就发生幸福与德行的“二律背反”，二者只有在“至善”中得到解决。
这种“二律背反”正反映了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西方哲学雄辩清晰，注重实证，分析形式逻辑，为知识而知识，作纯智慧探讨，这种形而上学导致了哲学的分裂。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承认矛盾的存在，如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但这些矛盾被理解为外在的对立，而不是被理解为内部的斗争，且不能转化。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使哲学产生了新的发展趋向，他们严格地划分物我之间与物物之间的界限，人与自然，社会与个人，客体与主体，物质与精神，都是互相对立的。在中世纪基督文化的精神里，仍是把一个世界严格地划分成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地面的、现实的人世界，一极是天上的、理想的神世界。现实的人世界是有限的、物质的，而理想的神世界则是无限的、精神的。经过文艺复兴，把中古偏向神世界的无限精神转向到实际人生方面来，即所谓由灵返肉。这种对立的观点，或者说“二律背反”的观点便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主导方法。
西方古典思想文化是一种“二律背反”型的文化，而中国古典思想文化则是一种“二律和合”型的文化。我们的先民重伦理、讲协调，倾向于从一体化的角度来把握世界，西方世界那种心与物、灵与肉、人和自然、理智与信仰、理想和现实、“质料因”和“形式因”、此岸世界（现象）与彼岸世界（本质）诸种的对立，在中国文化里都得到了融合。这是中国自有了哲学意识以后，我们民族思想文化中的一种最基本精神，是人们的方法论、价值观、思维模式，在这种基本精神指导下，产生了中国独特的和合文化。
和合文化在我们民族文化结构中居于较高的层次和水平，作为这一文化内核的二律和合观念，是人们对认知和社会评价进行理性浓缩凝练而提升出来的理念、精神。它在一个又一个事例中控制了文化系统中的其他特质，以至成了我们民族所共享的一种文化通则。这一通则使人们在下意识中受其制约而趋于特定的行为模式和生存模式，并使这一文化中的个人思想和情感固定化。
（二）浙江地域文化中的二律和合精神元素
二律和合文化精神在浙江地域文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主要表现在：
1.“开放”的海洋文化与“务实”的内陆文化融合
浙江沿海岛屿星罗棋布，约占全国岛屿总数的1／2左右，拥有的海岛数居全国第一位。独特的海岛生活环境，便利的海洋活动条件及丰富的海洋资源，使浙江先民们很早就萌发创造海洋文化的意识，积聚成具有特色的“开放型”的海洋文化传统。海洋的广阔无垠容易启示人们养成开放的心怀、自由的个性；海洋的神秘多变容易培育人们开拓的意愿、创新的意识；海洋的流动沟通容易影响人们形成多元包容的情趣、兼容并蓄的心态；大海的汹涌险恶同样容易激发人们勇于探险的精神、珍惜生命的感怀。
同时浙江又兼有内陆的地缘特征，地理环境分布山地占七成，进而积聚成具有特色的“务实型”的内陆文化传统。高山丛林的惊心动魄险境容易启示人们养成执着的意愿、拼搏的个性；高山丛林的连绵不绝态势容易培育人们攀比的心态、学习的意识；高山丛林的凝重稳健形象容易影响人们形成坚忍不拔的意志、务本求实的风格；高山丛林的宁静神秘同样容易激发人们好奇求新的精神、灵巧机变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