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感活动中，人的理智（认识）、意志（需要）和情感处于和谐的统一之中。正是这种和谐的统一，在审美中才会感到舒畅愉快和自由的喜悦。比如当青年们听当代著名演说家曲啸老师讲《人生?理想?追求》时，之所以得到美的享受，除了曲啸老师精湛的口才，更由于曲老师所讲的二十几年坎坷生活的道路、充满不幸的人生悲剧的回顾让青年们还在情感体验中认识到个人的命运总是萦系于社会；要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必须踊跃投身于改革的洪流之中。而这种理性思维在审美过程中，不是明显的抽象的概念，而是暗含的，是沉淀于、融化于情感之中的。它引导着、规范着美感，促使真、善、美有机地统一。
第二节 美感训练 (4)
人的审美活动，一方面理性渗透于情感之中；另一方面，认识又促进了人的情感体验。比如听演讲，听众总是热爱演讲者所讲述的英雄、模范人物，憎恨卑鄙自私的小人。我们热爱英雄、模范，是因为英雄、模范为之奋斗的事业正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我们与英雄、模范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所以他们的斗争事迹能引起我们热爱、崇敬之情。离开了对英雄、模范及其斗争意义的认识，即使有惊险的情节、曲折的故事，鼓舞和热爱的情感也是难以产生的。
美感是思想和感情的统一，是“情出于理”，“理在情中”，是理性和直觉、思想和感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而引起的愉悦的精神享受。
第三，联想和想象的作用。
美感中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常常是在联想和想象中实现的。
联想和想象有许多共同点，如都以意象为基础等等，但也有本质区别。联想是将头脑中的意象联系在一起，由一种已知的意象唤起另一种已知的意象，从而体会出意象的内容和本质关系；想象则在联想的基础上加工原有的意象，创造新的形象。
《战国策》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吴王不听众臣的劝告，决心攻打楚国，并警告说：“敢有谏者，死！”吴王的亲随中有个年轻人，很想向吴王陈述利害，劝止吴王伐楚，便一连三天早晨拿了弹弓、弹丸故意在宫苑里走来走去，让露水打湿衣服，以便引起吴王的注意。吴王果然注意到他的行动，感到奇怪，便问他为何打湿了衣服。那年轻人便乘机说：“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蝉，而不知黄雀在其旁也；黄雀延颈欲取*t螂，而不知弹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务欲得其利，而不顾其后之有患也。”
我们可以设想，当吴王听了这番话后，一定会联想到，如果自己一意孤行，就会形成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似的军事局面。联想的同时，他不能不欣赏那个年轻人喻言明理的好口才，一种积极肯定的情感油然而生，并认识到一个人如果目光短浅，只顾眼前利益，就会导致隐患。
又比如听曲啸老师演讲，当听他讲到他平反后去农村接他的妻子时，我们马上想象出他妻子的形象：四十上下的人，瘦削不堪，满眼悲哀的神色。伴随着想象，一种怜悯的感情发自心底，并加深了对极左路线的认识。
联想和想象，一方面可联系感知和意象，加深对讲话内容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凭着联想和想象的自由活动，产生和推动着情感体验。在情感体验中，又指向一定的理性的认识。而理性认识正是在活生生的情感想象中，不着痕迹地进行的。正因为如此，对口才的审美认识才不通过概念而达到对口才的本质的认识。而这种认识由于是伴随着情感体验，饱和着某种感情，所以能给人以精神上的享受。在对口才的审美认识中，联想和想象越活跃，情感体验就越强烈，对讲话的认识也越深刻，越能把握讲话的本质，精神上所获得的审美感受也就越丰富。
美感的联想和想象活动是与生活经验、学识教养等分不开的。生活经验越丰富，学识越多，想象的翅膀也就越丰满，得到的美感享受也就越强烈。
3．口才美感的共性与个性
口才引起的美感，是以个人的爱好、个人的情趣表现出来的。每个人的爱好、情趣并不相同：有的人喜欢妙语连珠、唇枪舌剑式的口才，认为这样听起来才痛快、过瘾；有的人欣赏娓娓道来、情理相融的口才，认为这样听起来才口服心服，令人舒心；有的人爱好高山流水、泉声叮咚般的讲话，认为这样听起来才有韵味，能清神益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审美活动如同其他认识活动一样，也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单向的，而是双重的，即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反映必须以对主体审美意识的反映为中介，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对主体自身的审美心理结构的反映才能反映对象。
从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的反映结构来看，审美主体所把握到的“客体”，已经不单纯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是一种主体化了的存在，它既内含着对象的本质，也包含着主体的本质。比如电视播映曲啸老师《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演讲，其深广内容的任何方面都可能成为审美对象，但它成为什么性质的审美对象，却不仅仅取决于曲老师演讲的内容本身，同时也取决于欣赏它的听众自身的审美心理结构。农村妇女夸奖曲老师不是“陈世美”；知识分子感同身受，称赞曲老师的高尚情操；青年人欣赏曲老师的执着追求精神。对曲啸同志的演讲之所以欣赏点不同，就因为听众大都从自己的审美“期待境界”出发，而且主要欣赏与自己的心理结构相对应的那一层意蕴。这说明人们对口才的美感不但分类型，而且还分层次。这也提醒我们在言语交际中要注意对象的差别。
对口才的美感体验，好像没有什么共性可言；其实，口才美感虽以个人爱好、情趣表现出来，但却有美感的共性和普遍性。这是因为口才之美是客观的、真实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人的自由创造的才能，所以能引起人们共同的美感。比如对周恩来、邓小平、朱铭基、温家宝同志的口才，对曲啸、李燕杰同志的口才，大家一致赞赏，这难道不说明美感具有共性吗？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的人们由于不同的经济地位、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不同阶级的审美趣味。但是，不同阶级的人们又同处于同一社会的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共同体中，而且各个阶级的对立又并非“一刀切”，有着思想情感上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特别是民族因素的影响、地理环境的一致、风俗习惯的相同，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等的许多共同条件。这样，除了各个阶级具有不同的美感外，又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共同的美感。
在一个阶级内部，虽然阶级地位相同，但每个人的生活环境、道路、命运和遭遇，以及文化教养与心态等等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需要、爱好和情感，形成了个人的审美心理结构，因而甚至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心境下，其审美趣味都不相同。
总之，对于口才的审美趣味，既表现出各种程度的个性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正说明了人的精神需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也表现出对于优秀口才的共同审美感，这种审美的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
4．口才美感的客观标准
对口才的审美欣赏，无论个人爱好、情趣有多大差异，但它都必须要正确地、如实地反映客观的口才美，才是正确的、健康的美感。那么，检验美感的客观标准是什么呢？既然美感是由客观变为主观，因此，美感的客观标准只能到客观领域中去寻找，只能到社会实践中去寻找，因为自身的审美思想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合乎实际的客观标准。如果我们的美感对象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证明确实是美的，就说明我们的美感是正确的、健康的。
《淮南子》一书中说：“美之所在，虽污辱，世不能贱；恶之所在，虽高隆，世不能贵。”可见美是有客观标准的，自然美感也是有客观标准的。
如果取消了实践作为美感的客观标准，而以个人的主观爱好、情趣为标准，那就没有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之分了。我们把社会实践作为美感的客观标准，这就要求我们在欣赏客观口才美的时候，个人的爱好、情趣要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和目的，这样才能达到个人美感与客观口才美的统一。
审美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根据社会实践对美感的检验，使我们的主观爱好和趣味与客观的现实美相一致起来。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人们对不同口才的爱好和趣味能与口才的客观实际相一致。这样的口才美感才是真实的、健康的、高尚的。
四、口才风格
一个管理者，对于管理口才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形成自己的口语表达风格。什么是口才风格呢？就是讲话者通过讲话内容、表达方式、语言运用等手段所表现出来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讲话气派和言语格调。杰出的口才风格，是口才美从内容到形式的自然流露。同是言语巨擘，其口才也是“各有千秋”。比如列宁的激越，斯大林的沉稳，毛泽东的宏博，周恩来的典雅，邓小平的朴实，陈毅的豪爽，闻一多的炽热，曲啸的热忱，李燕杰的真切，等等。俗话说，“言为心声”，“言如其人”。正如美国口才学家戴尔?卡耐基所说：“我们天天都由我们所讲的话被判定。我们所说的字句表示出我们的修养程度，它使有鉴别力的听者晓得我们与何种人为伍，它是我们的教育文化程度的标尺。”（戴尔·卡耐基《语言的突破）））我们的管理者在言语交际中反映出来的各自的特殊气质、特殊风采、特殊格调，正是他们的世界观、理论素养、生活阅历、文化教育、审美心理结构、个性特征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
1．口才风格形成的因素
口才风格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既有形式因素，又有实践因素。一个人的口才风格形成后，既有稳定性，也有可变性。
第一，主观因素。
口才风格的形成，内因起主导作用，内因是风格形成的根据。18世纪法国著名作家布封有一句名言：“风格就是人。”因此，风格就是个性，风格贵在独创。曹丕认为形成风格是由于“气质”和“个性”；刘勰认为还要加上“学”与“习”。刘勰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郑，俗也）。”故“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文心雕龙?体兴》）正是人们的德、才、学、识、气、习的差别，才形成口才风格的千姿百态。比如李燕杰老师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对中西文化的烛幽探微和广泛吸收、对当代社会的深刻了解、对青年政治思想管理工作的丰富体验，以及个人特殊的经历、性格、气质、爱好、情趣等等，这多种内在因素的融合，使得李燕杰老师的讲演具有挥洒自如、广征博引、宏富精深、真切动人、深入浅出等显著风格。
第二，客观因素。
客观因素是指管理者所处的时代因素、民族因素，以及说话的对象等等。
“存在决定意识。”时代的风雨、甘苦，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教育，中、西文化的熏陶、灌输等等，都给我们管理者的口才风格打上时代、阶级、社会的烙印。就一个人而言，如果一生中的前后时期处境不一样，其口才风格也可能大不一样。不少管理者在“文革”以前心怀高远，相信共产主义不久即会实现，因而讲话风格激昂振奋；到了“文革”时期，被打成“走资派”，对党内党外许多现象很不理解，讲话小心翼翼，风格变得惆怅低沉。
同时，管理者的口才风格还同自己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受自己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文化的制约和熏陶，其口才风格必然带有本民族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
管理者还要因谈话的不同氛围和不同对象而改变自己的讲话风格。比如鲁迅先生跟青年谈心，其风格“像年老的长辈为孩子讲沧海桑田的生活故事”；而同国民党反动派论辩，却是用投枪、匕首，戳穿“麒麟皮裹着的马脚”，讲话的风格却是冷峻和尖刻。
第三，形式因素。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即体成势。”管理者讲话的体式不同，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有差异。在管理谈话中，或叙事，或论辩，或谈心，或悼念，或欢迎，管理者都要分别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而表现出不同的谈话风格。
口才风格的言语形式因素，指的是一切对语言材料运用的手段和方式，包括语言的配合、词语的选择、句式的变化、语义的缀合、修辞方式的运用等等。对语言材料进行不同的调整组合，便会形成不同的口才风格。人们也正是从各种运用语言材料的差异，比较出各种不同的风格特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