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兴庆宫的兴建
大足元年（701），武则天自洛阳回到了长安，在隆庆坊为李隆基等兄弟五人赐宅，号为“五王宅”。隆庆坊位于长安城东，西临胜业坊，北临永嘉坊，东靠长安东城墙，南邻道政坊。唐玄宗登基后，他的兄弟们奏请“献宅为宫”，同时又将坊内居住的百姓和其他官员迁出。自开元二年（714）营造宫殿，经前后四十年多次扩建，形成占地面积2016亩的新宫殿群。它因坊为名，又按惯例避玄宗李隆基的名讳，改“隆”为“兴”，得名兴庆宫。
兴庆宫占地并不仅限于原来的隆庆坊，兴修时不断地扩大面积，向北延伸到永嘉坊，通常所说其占两坊之地，实际上只占了一坊半，即占据了原隆庆坊的全部和永嘉坊的一半。唐兴庆宫的面积较大明宫为小，但却比明清的北京故宫（1087亩）要大得多。
兴庆宫平面为长方形，东侧有夹城复道与大明宫、芙蓉园相通。宫四面设门，正门兴庆门在西垣偏北处。宫内被一道东西墙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园林区。以南半部的园林风光为最美。这里有龙堂、大同殿、长庆殿、交泰殿、沉香亭、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等高大建筑物，环绕一泓碧水的龙池犹如仙境。相传龙池中曾大量种植荷花、菱角和各种藻类植物，池南岸还种有可解酒的醒醉草。兴庆宫北半部的宫殿巍峨辉煌，南熏殿、新射殿、大同殿、金花落（宫殿名）隐没林中，各有千秋，别具一格。兴庆宫四周共有七座宫门，正门称兴庆门，面朝西，在其南有金明门；南面有两门，即通阳门、明义门；北面有三门，从西向东依次是丽苑门、跃龙门、芳苑门；兴庆宫的东面即夹城复道。
考古工作者曾在龙池西南发掘出十七处建筑遗址，文献所记花萼相辉楼、勤政务本楼等就分布在这一带。宫内出土装饰瓦件种类甚多，仅莲花纹瓦当即有七十三种，又有黄绿两色琉璃滴水。可以推知兴庆宫建筑之豪华当在太极、大明二宫之上。
自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由大明宫移入兴庆宫居住听政，这里遂成为盛唐的政治活动中心。唐代大诗人李白就曾在沉香亭前为正在观赏牡丹的唐玄宗和杨贵妃赋诗，写成了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在开元前期，玄宗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兴庆宫中设勤政务本楼，意在表现他“勤于政事，关心民疾”。然而随着玄宗统治后期日渐昏暗腐败、安于享乐，这个名称也日益成为一种讽刺。在今陕西西安兴庆宫公园大门的西南角，仍然保存着勤政务本楼的遗址。但见绿草如茵，柱础犹存，使人感叹岁月如流、沧桑巨变。
自从汉唐以来，长安城的主要宫殿均采取倚龙首原而建的原则，以尽占地理优势，为什么兴庆宫却越出了这一常规，将宫殿建在了外郭城中的闹市区？根本原因与唐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有关。兴庆宫虽然没有充分占据地利，但这种不足却被其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所弥补，换句话说，大唐帝国强大的国力使得皇宫的安全得到了根本的保障，地势的高低已经不大为这时的人们所重视了。这一点与汉武帝把建章宫建在汉长安城外的道理是相同的，试想在汉初匈奴的军事威胁没有消除之前，这种情况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在整个玄宗一朝，兴庆宫一直是当时的政治中心，玄宗在这里处理了大量的国政，接待了为数众多的外国与少数民族使者。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许多故事也发生在这里。他们除了在兴庆宫过着奢侈的生活外，由于兴庆宫距城南最大的名胜风景区曲江池较近，正好迎合了玄宗曲江饮宴，享尽人间富贵的生活需要，故时常也驾临曲江游幸。
安史之乱以后，兴庆宫失掉了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成为安置退位的太上皇的处所，玄宗从成都返回长安后一度曾居住在这里，顺宗退位后也曾居住于此。经过唐末战乱，兴庆宫殿宇楼台毁灭殆尽。后来，金朝官吏张仲孚在兴庆池北修筑众乐堂、流杯亭，每逢上巳节（三月三日）和重阳节（九月九日），长安仕女们仍然喜欢到兴庆池泛舟，宴饮娱乐。直到清初，兴庆池才彻底干涸，仅留下了起伏的湖岸、蜿蜒的渠道残迹和宫殿楼阁的废墟。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原址上修建了兴庆宫公园，面积仅为原宫的一小部分（743亩）。公园中兴庆湖即在原兴庆宫中“龙池”原址建成，只是面积较小。湖中碧波荡漾，岸边树木葱郁，草坪如茵，百花似锦，景色宜人，是西安市民休闲娱乐的最主要场所之一。
二、芙蓉园与曲江池
芙蓉园地处的曲江风景名胜区，其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当时利用曲江地区原隰相间、山水优美的自然特点，在这里兴建了皇家禁苑——宜春苑，成为面积广大的上林苑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宜春苑中，包括著名的风景点州、宜春宫。其中州利用曲江池之畔的天然黄土梁建成，形成了一个曲折有致的小半岛，其上树木花草茂密，曲径通幽，风光十分秀丽。宜春宫位于曲江池西南侧，是皇帝游幸时的休憩之所。
汉初称曲江为乐游园，在汉武帝时修浚了汉武泉，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曲江的水面，使其周回达六里之广。并进一步整修了宜春宫，对宜春宫的殿宇、楼阁、亭台、门阙等都进行了扩建修葺，广植花木草竹，从而使整个曲江风景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曲江的命名也始于此时。
隋唐时期由于在曲江西北兴建了都城，遂对曲江地区重新进行了规划，深掘了曲江池，使池水面积进一步扩大，池中布满荷花，整修了堤岸，池的四周遍植柳树及各种树木，其间有亭榭楼阁点缀，从而
大慈恩寺塔（大雁塔）使这里成为蔚为壮观的皇家园林。曲江虽然风光美丽，但隋文帝却对其名称中的“曲”字颇为忌讳，遂命令臣下为其起一个更好的名称。因为池水中种植的荷花颇为繁盛，于是大臣高颎建议改名为芙蓉园，池称芙蓉池。荷花别名芙蓉，这便是芙蓉园之名的由来。
隋朝末年，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曲江园林一度因失去维修而衰败。唐朝建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恢复和发展，唐朝政府在隋朝芙蓉园的基础上稍加修葺，仍然作为长安重要的游乐场所。据文献记载，唐太宗曾先后三次游历过芙蓉园。自太宗以来，唐朝历代皇帝都对曲江地区的发展或多或少做出了贡献，先后兴建了慈恩寺、杏园、青龙寺、乐游园等多处名胜，从而为盛唐曲江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玄宗时期，唐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具备了大规模扩建曲江园林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主要是挖凿了黄渠，从南山引来了义峪之水注入曲江，又疏浚了汉武泉，使得曲江池水面有了进一步的扩
芙蓉园
紫云楼大，也标志着芙蓉池的水面达到了一个空前的状态，因为芙蓉池本身就是曲江池的主体部分。芙蓉池位于芙蓉园内，唐人又称其为凤凰池。此外，便是在曲江及芙蓉园内兴建了大量的楼台亭阁，其中皇家所建的多在芙蓉园内，其他政府机构及私人多建在曲江池畔。玄宗在芙蓉园内兴建的主要有紫云楼、彩霞亭、临水亭、水殿、山楼（亭）、凉堂、蓬莱山等。经过盛唐时期的大力扩建后，芙蓉园内宫殿相接，楼阁连绵，亭台起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筑群，加上林木密布，花草繁茂，使得芙蓉园成为曲江地区风景最美的胜景。
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多次遭到焚毁破坏，曲江及芙蓉园中的不少建筑也或多或少遭到破坏，包括紫云楼、彩霞亭这些主要建筑都荡然无存了。唐文宗大和九年（835）七月，颁敕造紫云楼、彩霞亭于曲江芙蓉园北。当时调发左右神策军军士各一千五百人，除了兴建紫云楼、彩霞亭外，还淘掘了曲江池，清除池底淤泥，并允许在京诸司有财力者，给其闲地营造楼台亭阁，欲恢复盛世之旧观。但是由于唐后期社会动荡，财力有限，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恢复往日宏大的规模了。唐朝末年，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强迫唐室东迁洛阳，并下令拆毁长安城，将木材顺渭水漂下，以营建洛阳宫室，遂使长安城变为丘墟，芙蓉园及曲江一带的园林建筑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到处是一片残破景象，从而彻底结束了芙蓉园作为皇家园林胜景的历史。
唐代的曲江园林区是以曲江池为中心，由一批风景点组成的一个范围广大、内容丰富的园林综合体，包括曲江池、芙蓉园、杏园、慈恩寺、乐游园、青龙寺等在内。这一区域位于长安城东南隅，是包括皇帝、贵族、士人、僧侣、平民在内所有长安人聚集游乐的公共园林区，其中芙蓉园为皇室专用的园林，他人未经允许不能入内。
芙蓉园也叫芙蓉苑，位于曲江池的南岸，紧靠长安的外郭城，周围有高高的围城。其北墙是长安外郭城，其他三面才是真正的园墙。关于芙蓉园的大小，文献记载是：“居地三十顷，周回十七里。”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曾于1957年在钻探测量长安城基址时，把芙蓉园框定在一个东西长1360米、南北宽1060米的长方形范围内，总面积应为144万平方米。这个测量结果与文献记载相差颇大，唐代的30顷约合今199万平方米，如按这个数据计，则芙蓉池不能全部包括在园内，并且导致芙蓉园的南墙从芙蓉池的较宽处通过，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于是考古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探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纠正，沿东墙西折终点向南延长了约500米，这样就基本上把整个芙蓉池包括进来了。经过第二次探测后，使芙蓉园的面积增加了50万平方米，与文献记载已经非常接近了。
园中以芙蓉池为核心，其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占整个芙蓉园面积的三分之一强。由于其面积较大，故整个芙蓉园的风光以水景为主。池中多植莲花，每到盛开季节，繁花似锦，水面画舸点点，与周围的翠竹垂柳、片片香草相互辉映，景色十分宜人。在池的周围建有各种建筑物，它们与池水、林木、花草等高低错落有致，搭配自然，使得芙蓉园美景如画，令人无限向往。同时激发了许多诗人的诗兴，他们纷纷撰诗描绘芙蓉园的景色，如唐代诗人李绅的诗云：“香径草中回玉勒，凤皇池畔泛金樽。绿丝垂柳遮风暗，红药低丛拂砌繁。”（《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除了描绘凤凰池即芙蓉池的美景外，还描写了如绿丝般的青草及垂柳、芍药花红。苏颋的诗曰：“绕花开水殿，架竹起山楼。荷芰轻薰幄，鱼龙出负舟。”（《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前两句描写了处在万花丛中的水殿与森森竹林中的山楼的美景，后两句则描绘了芙蓉池中荷香阵阵、鱼跃轻舟的景象。正因为芙蓉园里花木繁盛，所以才有唐代诗人王建的“鱼藻池边射鸭，芙蓉园里看花”（《宫中三台》）的描写。
此外，芙蓉园还是皇帝经常举行盛大宴饮活动的场所，唐初诗人宋之问的《春日芙蓉园侍宴应制》诗云：
芙蓉秦地沼，卢橘汉家园。
谷转斜盘径，川回曲抱原。
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
侍宴瑶池夕，归途笳吹繁。
除了对芙蓉园中鸟语花香的景色描绘外，还将笔触延伸到整个曲江地区，对其历史沿革及地理概况都做了生动的描写。有时皇帝也允许一些大臣或士大夫入园游览，如诗人李绅考中进士，参加完曲江宴后，一行人等被皇帝特诏允许进入芙蓉园游览，他的《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诗说：“春风上苑开桃李，诏许看花入御园。”将其兴奋激动的心情表露无遗。可见凡能被召入园中游览或参加宴乐的人，都将此事视为莫大的荣宠和难逢的机遇。
近年来在曲江旧址新建了大唐芙蓉园风景区，位于原唐代芙蓉园的北面，占地1000亩，其中水面面积300余亩，是我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文化主题公园，目前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和秀丽的风光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三、嫔妃制度的变化
唐朝在武德时期，皇后之下置有四夫人，即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唐高宗时，欲把武则天从昭仪提升为宸妃，遭到了一些老臣的反对，理由就是宫廷制度中没有宸妃的名号，如果设置将会破坏制度，致使高宗的这次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唐玄宗即位后，认为“后妃四星，其一正后，不宜更有四妃，乃改定三妃之位”（《旧唐书·职官志》）。于是确定了惠妃、丽妃、华妃的名号，均为正一品，其下置有六仪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连同三妃在内共计二十人。其六仪只是对这一级嫔妃的总称，具体是淑仪、德仪、贤仪、顺仪、婉仪、芳仪各一人，合称六仪。对于宫中女官的设置亦有所改革，置尚宫、尚仪、尚服各二人，正五品，比之唐朝前期已经有所减省。其下“自六品至九品，即诸司诸典职员品第而序之，后亦参用前号”（《旧唐书·后妃列传》）。
从唐玄宗统治时期整个情况看，前期的这些改革后来又有所变化。首先，就是又重新恢复了贵妃的名号，具体时间在天宝四载（745），当时册封杨玉环为贵妃，位在诸妃之上，皇后之下。其次，又恢复了唐朝前期的宫官制度。从成书于开元二十七年（739）的《唐六典》来看，其宫中六尚的设置已经与唐前期基本一致了，这就是上引《旧唐书》所说的“后亦参用前号”一句的意思之所在。
自从玄宗恢复了贵妃名号以后，直到唐朝末年，这一名号始终沿袭不废，成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最尊贵的嫔妃名号。关于玄宗即位后对宫廷嫔妃制度整顿的原因，《唐会要》卷3《内职》有详细的记载，摘录如下：
高祖、太宗黜隋之乱政，未下车而大放宫女。正位配尊，惟其旧德，宫阃之职，备员而已，所谓刑于内以正乎外。及高宗永徽之后，政出宫中，公卿大夫，罔不惮服，其取威也多。山陵未毕，而冢嗣再废，遂阙翦王室，改立宗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渐矣。及中宗追王韦氏，崇宠三思，使以先朝故事尊诱之。于是庆云之瑞，宣于朝廷，桑女之歌，布于天下，防闲之道大坏，乱逆之谋预召矣，卒以祸败，为后王诫。玄宗即位，大加惩革，内外有别，家道正矣。
可见玄宗之所以改革嫔妃制度，是吸取了唐前期的教训，尤其是高宗、中宗以来的教训，为了巩固李唐皇室的统治地位，不得不对嫔妃制度进行整顿，减少了其职位和人数。至于是否限制其权力，史书缺载，不便妄论，然此举的目的在于巩固皇权，就必然会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只是详情我们不得而知而已。但是随着李唐王朝国力的强大，皇室地位的巩固，玄宗越来越倦于政事而乐于享乐，致使外戚势力壮大，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这一点也是他所始料不及的。
四、内侍省职官的变化
自唐玄宗以来，内侍省职官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内侍省设置了三品官，二是增设了内坊局的机构，三是增加了内侍省职官数。
唐朝初年，太宗吸取了历史教训，为了防止宦官专权，规定内侍省不置三品官。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内侍监：唐初旧制，内侍省无三品官，内侍四员，秩四品。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玄宗以中官高力士、袁思艺承恩遇，特置内侍监两员，秩三品，以授之。”这段引文有两处需要稍加说明：其一，据《唐会要》卷65《内侍省》和《资治通鉴》卷217载，设置内侍监的时间应在天宝十三载（754）十一月，而不是十二月。其二，另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内侍监，从三品，而上引《旧唐书》却将其列入正三品官员之列。从现存的有关唐代典籍看，除了《新唐书》外，其余史籍均记为正三品，如《旧唐书·高力士传》载：“置内侍省，内侍监两员，秩正三品，以力士、思艺对任之。”《唐会要》卷25《辍朝》：“内侍监以上，正三品。”《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十一月条：“己未，置内侍监二员，正三品。”可见《新唐书》的记载有误，内侍监应为正三品。内侍监的设置不仅在于其打破了唐朝旧制，它的出现实际上是宦官势力不断膨胀的结果，也是玄宗以后出现的宦官专权局面的一种预兆。
关于此职的设置，胡三省评论说：“中官之贵，极于此矣，至帝始隳其制。杨思勖以军功，高力士以恩宠，皆拜大将军，阶至从一品，犹曰勋官也。今置内侍监正三品，则职事官矣。”（《资治通鉴》卷217胡三省注）高力士与杨思勖所拜大将军皆为武散官，并不是胡三省所说的勋官，这一点是需要指出的。内侍省设置内侍监后，作为职事官，无疑提高了内侍省的地位。在唐代只有中书省、门下省、太常寺等极少数机构为正三品的机构，内侍监设置后，遂使其地位与以上诸机构并驾齐驱，并高于其余八寺以及御史台、秘书省、殿中省、国子监等国家机构，这显然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状态。
前面已经论到，内坊本为太子东宫的内侍机构。开元后期，由于太子不居东宫而是住在少阳院内，于是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四月，将内坊改隶内侍省，成为其下属的一个局。关于这个问题，《唐会要》卷65《内侍省》载：“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敕：义方之训，固在亲承，太子既绝外朝，中官自通禁省，有何殊异，别立主司！其内坊宜复内侍省为局。”可见内坊改隶内侍省完全是由于太子不居东宫之故。内坊改隶内侍省后，其职能并没有改变，前面已经论到，就不再重复了。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内坊的职能仍然是掌管东宫内部事务及宫人粮廪之事，而东宫此时已成为空架子，无具体事务可掌，因此内坊局实际上就成为内侍省中的一个闲散机构，只是碍于太子的储君地位，不便公然废去罢了。
唐玄宗统治时期不仅提高了内侍省的地位，同时还增加了内侍省的官员人数。在设置内侍监的同时，改原来的内侍为少监，置二人，不久又恢复了内侍之职，置四人，与少监均为从四品上。自玄宗以来，随着宦官阶层权势的不断增强，内侍省的职官员数仍呈不断增长之势，其中以唐德宗时期增加最多。如贞元四年（788）二月，“内侍省内给事加二员，谒者监加四员，内侍（寺）伯加置四员”（《唐会要》卷65《内侍省》）。内给事原置八人，至此增加到十人，内谒者监原有六人，增加后亦为十人，内寺伯原置二人，增加后为六人。贞元十五年（799），又增置内给事二人。贞元二十年（804），增置掖庭局令四人（《册府元龟》卷665）。内侍省职官人数的不断增加，是其职事繁忙、权势不断扩展的必然结果，在唐代政治生活中留下了很不好的影响。
五、宫廷教育制度
有唐一代非常重视对嫔妃、宫女、宦官的教育，因此宫廷教育制度比较健全，设立了一些机构和许多职官专门负责宫廷内部的教育事务。唐代的这种情况与明清时期不同，不仅不禁止宦官学习文化，而且鼓励其努力提高文化素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宫廷教育体制，对后世也形成了较大的影响。
（一）内文学馆
唐初置有内文学馆，隶属于中书省管辖，以精通儒学的官员一人为学士，“掌教宫人”。内文学馆学士实际为其长官。唐代宫廷中宫人人数众多，仅靠学士一人自然是无法承担沉重的教学任务的，在其下还置有许多教官，据《新唐书·百官志》载：内文学馆“有内教博士十八人，经学五人，史、子、集缀文三人，楷书二人，庄老、太一、篆书、律令、吟咏、飞白书、算、棋各一人”。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唐代宫人学习的内容有儒家经典、历史、诸子、各体文章、诗词、楷书、篆书、飞白书、庄老之学、律令、数学、棋艺等，内容十分丰富。
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改内文学馆为习艺馆。不久，又改名翰林内教坊，“以事在禁中故也”（《旧唐书·职官志》），历时不久又恢复了习艺馆的旧称。另据《高力士墓志铭》载：“令受教于内翰林，学业日就，文武不坠”云云。这里所谓的“内翰林”，就是指翰林内教坊。据此可知，其不仅教授宫人，而且也负有教授宦官文化的责任。
唐朝对习艺馆任教的官员选择非常重视，多选饱学或才艺之士充任。据《唐才子传》卷1载，唐初诗人宋之问与杨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都曾奉命到习艺馆任过教职。为了鼓励才艺之士到习艺馆任职，唐朝政府还为此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规定：“习艺馆诸色内教，通取前资及常选人充。经二年已上，选日，各于本色量减两选与处分。”（《唐会要》卷74《选部》）这里所说的“内教”，即内教博士的省称。他们只要任职两年以上，铨选时就可以给予减两选的优惠。唐朝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任满后并不能马上参加铨选，必须待若干选，然后才能参加铨选并任新职。一选即一年，减两选，即可以提前两年参加铨选。须知担任诸皇子侍讲、侍读、侍文、侍书的官员必须任满三年才能参加铨选。两相比较，可知唐朝对任内教博士者已经是相当的优惠了。
由于内教博士毕竟任职于禁中，所以有时也不免卷入政治风波中去。如唐中宗时，太子李重俊起兵诛杀了武三思，事后有人诬告习艺馆内教博士苏安恒参与过密谋，致使其被杀害。唐睿宗即位后，为其昭雪平反，追赠谏议大夫。不管苏安恒是否真的参与过这种密谋，其能被牵连进去就说明内教博士是有条件参与此类宫廷斗争的。
（二）宫教博士
据《新唐书·百官志》载：掖庭局置“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隋朝置有宫教博士十三人，而唐朝仅置二人，人数骤减，其原因就在于唐朝置有内文学馆掌教授宫人众艺，而以宫教博士掌管掖庭局所管宫人众艺的教授，因此不需要过多的职数之故。
宫教博士均由宦官充任，这是由于唐代宫廷教育比较发达，宦官中博学之士不乏其人，如著名大宦官高力士，据其《墓志铭》记载，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就曾充任过宫教博士。再如宦官李从证，所谓“多艺不群，聪明天折，博读经书，偏精《左氏春秋传》，学晋右将军书，墨妙笔功，时称能者。通老氏六博，周人十二棋中得其一，可以对人而阅视。所重者重于道，所耽者耽于琴，德如毛，艺成羽翼”（《唐文拾遗》卷31）。可谓多才多艺，亦可见唐代宫廷教育是成功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唐代的宦官是完全可以胜任宫教博士一职的。此外，唐朝还把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阉后送入宫中教授宫人。最有名的例子便是唐太宗时，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位琵琶高手罗黑黑“阉为给使，使教宫人”（《资治通鉴》卷203）。所谓“给使”，就是指宦官。
又据《新唐书·百官志》习艺馆条载：“开元末，馆废，以内教博士以下隶内侍省，中官为之。”这一记载是极不可靠的。细读其文，言下之意说，内教博士自此以后改以宦官充任。我们知道，凡宦官任此职者均称宫教博士。可是内侍省掖庭局所属的宫教博士并非始置于开元末年，早在唐初已有之，上面提到的高力士，其任宫教博士时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可证其非。另外，习艺馆内教博士在唐后期仍然有设置，如宋庭芬，“世为儒学”，唐德宗贞元中，授其饶州司马、“习艺馆内教，赐第一区，加谷帛”（《新唐书·后妃列传》）。所谓“习艺馆内教”，即习艺馆内教博士的省称。内教博士与宫教博士的最大不同，是前者为士人，后者却是宦官身份。
宫教博士自唐初设置以来，有唐一代始终长设不废。关于这一问题，从已出土的唐代宦官墓志中可以得到证实，直到唐末，一直都有宦官充任此职。
（三）内教坊
据《旧唐书·职官志》载：“内教坊：武德已来，置于禁中，以按习雅乐，以中官人充使。则天改为云韶府，神龙复为教坊。”又据《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则天如意元年（692）改为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蓬莱宫即大明宫。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只是将内教坊移置于蓬莱宫侧，并不是另外新设了一个内教坊，原来的内教坊“武德以来，置在禁门内”（《唐会要》卷34《杂录》）。这里所谓的“禁门”，指太极宫禁门。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正月，“徙置仗内教坊于延政里”（《册府元龟》卷14）。《唐会要》的记载与此同，唯有《旧唐书·宪宗本纪》记为“复置仗内教坊于延政里”，显然是不对的。所谓“仗内教坊”，即内教坊。
内教坊与左右教坊均为唐朝设置的乐舞机构，为宫廷生活服务，其中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以宦官为使，不隶太常寺（《新唐书·百官志》）。宫中每有宴集庆典，则由内教坊表演乐舞。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也有出动内教坊的例子，如唐玄宗为安禄山造新第成，入住之日，“侑以梨园教坊乐”。胡三省注曰：“梨园，皇帝梨园弟子也。教坊，内教坊也。”（《资治通鉴》卷216）唐代宗时，以大宦官鱼朝恩判国子监事，上任时，“诏宰相及中书门下官、诸司常参官、六军军将送上。京兆府造食，内教坊音乐、竿木浑脱，罗列于论堂前”（《旧唐书·礼仪志》）。这些都是皇帝为了宠异幸臣而出动内教坊乐的例子。
内教坊除承担以上任务外，也承担教授学生的任务，其设置的所谓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官职就是一种教职。既有教官，自然应有学生（弟子），关于这一点文献中亦有记载。如开元二十三年（735）敕曰：“内教坊博士及弟子，须留长教者，听用资钱。”（《唐会要》卷34《杂录》）这里所谓的“弟子”，就是内教坊所属的学生。唐太宗时甚至规定，执行死刑之时，“内教坊及太常，并宜停教”（《旧唐书·刑法志》）。在古代执行死刑时往往要停止举乐，因为内教坊特殊的性质，其教授学生时必须要奏乐歌唱，所以在这一天要停止教学。由于内教坊长期以来都设置在宫中，其又具有教学的性质，所以将其列为宫廷教育机构之一。
至于内教坊的弟子都是些什么人，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虽然不能排除有宫人在内，但绝大多数应该是具有一定才艺的宫廷之外的青年人。最有名的例子便是白居易《琵琶行》所提到的女主人公，所谓“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其所撰的《琵琶行序》中说道：“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云云。结合上引诗句所述内容，可知此女在长安时隶属教坊，而这里所谓的教坊只能是内教坊，因为左右教坊皆“掌俳优杂技”，不可能用到琵琶乐。此外，据《资治通鉴》卷212载，开元十三年（725）二月，玄宗亲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诸州刺史，离京之日，命宰相率百官“饯于洛滨，供张甚盛。赐以御膳，太常具乐，内坊歌妓”。胡三省注曰：“内坊，内教坊也，即开元二年选置宜春院之妓女。”另据《资治通鉴》卷211载：开元二年（714）正月，“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胡三省注曰：“宜春院当在西内宜春门内，近射殿。”西内，指太极宫。综合这些资料，可知宜春院歌伎归内教坊管辖。而这些所谓歌伎，均为以歌舞为生的艺人，来自于民间。她们入宫以后，除了表演歌舞外，平时还要不断地学习以提高表演技艺。
（四）从女学士说起
据《旧唐书·后妃列传》载：“女学士、尚宫宋氏者，名若昭，贝州清阳人。父庭芬，世为儒学，至庭芬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惠，庭芬始教以经艺，既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长曰若莘，次曰若昭、若伦、若宪、若荀。若莘、若昭文尤淡丽，性复贞素闲雅，不尚纷华之饰。尝白父母，誓不从人，愿以艺学扬名显亲。若莘教诲四妹，有如严师。著《女论语》十篇，其言模仿《论语》。”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昭义节度使李抱真上表推荐，德宗召入宫中，“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加赏叹。德宗能诗，与侍臣唱和相属，亦令若莘姊妹应制。每进御，无不称善”。为了表示尊敬，遂称她们为学士先生。其中以宋若昭最为突出，颇晓人事，封尚宫之职，“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进封梁国夫人”。《唐会要》卷3《杂录》亦载：“自后皇太子及诸王、公主等，多从受学。”从这些记载看，宋氏姐妹在宫廷教育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由于其学生多为嫔妃、太子、亲王、公主、驸马等，从而使其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上。
一般来说，唐代太子、亲王的教育皆有专职官员负责，如太子有三师、三少等，亲王有傅、友、文学等官，这些都是国家职官制度中规定的专门负责太子、亲王教育、赞导的官职，至于以他官兼任的所谓侍读之类的职务就更多了。对于嫔妃、公主等的文化教育是如何进行的，政书中多语焉不详，从以上记载中也可以窥知一二。
其实在唐代的宫廷中，从事此类教育的人并不仅此一例。唐太宗有徐贤妃，博学多才，其“女弟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拟汉班氏”（《新唐书·后妃列传》）。文中所说“女弟”，即妹妹之意，“婕妤”则为唐代嫔妃之一种，正三品。从引文中的“世以拟汉班氏”一句看，可见其也在宫中负责过对嫔妃的文化教育之责。班氏，指汉代史学家班固的妹妹班昭，班固修撰《汉书》未成，由班昭续修而成。后来班昭入宫为皇后及诸嫔妃的老师，尊称其为曹大家（因其丈夫姓曹，名寿，故有此称）。班昭与徐贤妃之妹的身份不同，前者并非皇帝的嫔妃，而后者则为嫔妃之一，以其与班昭相比拟，显然是指班昭所具有的老师身份。从这些情况看，唐代宫廷中对嫔妃、公主们的文化教育显然是另行聘请具有才艺的女性来承担，只是由于史籍疏于记载，才使这个问题变得隐晦不清了。
（五）梨园与梨园弟子
梨园位于长安城北皇家禁苑之内，具体位置在光化门北，而光化门则是禁苑南面西头第一个门，具体位置在今陕西西安以北的小白杨村附近。因这一区域内多植梨树，故号梨园。关于梨园之名，最早见于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其名称的确定可能还要早于这个时期。梨园内还有建筑物存在，武则天时，诗人沈佺期写有《三日梨园亭侍宴》：“九重驰道出，三巳禊堂开。画鹢中流动，青龙上苑来。野花飘御座，河柳拂天杯。日晚迎祥处，笙镛下帝台。”描写了女皇在梨园举行盛大宴会的倩影。唐中宗也在这里举行过宴会，景龙三年（709）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亲于梨园亭”（《册府元龟》卷110）。这个梨园亭就建在梨园内。唐朝后期在梨园内还建有宫殿，据《唐会要》卷27《行幸》载：唐文宗“大和四年七月，幸梨园会昌殿，观新乐”。大和九年（835）八月丁丑，“因幸梨园含光殿大合乐”（《册府元龟》卷111）。会昌殿、含光殿都是建在梨园内的建筑物，除此之外还有昭德宫也建在梨园内（《长安志》卷6）。有人以唐中宗曾在这里举行过拔河活动，便认为梨园是打球、拔河的空旷场所，是错误的。通过上面所述，可知在唐前期梨园内的建筑物不多，后来逐渐兴建，遂使其成为一组建筑群。
据《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二年（714），“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唐玄宗的梨园弟子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坐部伎的
日本正仓院藏唐螺钿紫檀五弦琵琶
日本正仓院藏唐紫檀木画槽琵琶子弟，人数为三百人；另一部分则是宫女，人数为数百人。其中宫女组成的这部分梨园弟子住在宜春北院，那么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又住在何处呢？上面的记载没有提到。另据《旧唐书·音乐志》记载，在梨园内另建有院落以安置他们。这是因为坐部伎子弟皆为男性，不便在宫内安置，只能把从宫女中选出的这部分梨园弟子安置在宜春北院，而他们却被安置在梨园别院分别居住。宜春北院位于东宫之内。
玄宗教授的所谓法曲是怎么回事？其实法曲并不是一种新乐或者套曲，而是清乐、胡乐、俗乐、雅乐、道曲和佛曲等多种音乐形式的集合体，它们是并列的关系，相互之间基本独立。现能考知的法曲曲目有数十种，即“《王昭君乐》一章、《思归乐》一章、《倾杯乐》一章、《破阵乐》一章、《圣明乐》一章、《五更转乐》一章、《玉树后庭花乐》一章、《泛龙舟乐》一章、《万岁长生乐》一章、《饮酒乐》一章、《斗百草乐》一章、《云韶乐》一章，十二章”（《唐会要》卷33《诸乐》）。此外，还有《一戎大定乐》、《赤白桃李花》、《堂堂》、《望瀛》、《霓裳羽衣》、《献仙音》、《献天花》、《听龙吟》、《碧天雁》、《火凤》、《春莺啭》、《雨霖铃》等，共计二十四曲（左汉林《唐代梨园法曲性质考论》）。除此之外，据《新唐书·礼乐志》载：“梨园法部，更置小部音声三十余人。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这里所说的《荔枝香》，是一首新创作的乐曲。可知这些曲子有的是前代流传下来的古曲，有的是唐代创制的新曲，有的属于清乐，有的属于胡乐，有的属于俗乐，有的属于雅乐，有的则属于佛曲或道曲，都是供奉于内廷的唐代音乐的精华。
这样遂使梨园成为玄宗教授音乐的另一宫廷机构了，由于是皇帝亲自指导，故备受人们的重视。梨园弟子除了学习和练习音乐、歌唱、舞蹈外，还有承担为宫廷娱乐服务的职能，前面提到的梨园小部在华清宫表演的情况便是明证。梨园的乐器也是当时最好的，据郑处诲《明皇杂录》一书载：
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安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以逻逤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辉可鉴，有金缕红文，蹙成双凤。贵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
可见杨贵妃也时常来到梨园，与梨园弟子们切磋技艺，或者与其同乐。其实在天宝时期，不仅玄宗有梨园弟子可教，杨贵妃亦有弟子。由于她善弹琵琶，“而诸王贵主洎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授曲毕，广有进献”（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只是杨贵妃的弟子与众不同，皆为亲王、公主及其他贵族妇女，包括杨氏姐妹在内。
安禄山叛军攻入长安后，梨园弟子四处离散，但是安史之乱平定以后，梨园作为宫廷音乐机构又一次恢复起来了。一直到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五月，刚刚即皇帝位的唐德宗就宣布罢去了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人。此次罢去的只是作为宫廷音乐机构的梨园，将剩余人员转隶于太常寺。梨园置使不知始于何时，很可能是在肃、代时期。
但是从唐后期的情况看，梨园作为宫廷音乐机构又恢复了，直到唐朝末年的昭宗统治时期还提到梨园乐工之事。如黄巢义军攻入长安后，“乐工沦散”，“钟悬之器，一无存者”。后来唐昭宗即位时，亲谒郊庙，只好另行铸造编钟，“求知声者处士萧承训、梨园乐工陈敬言与太乐令李从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击拊之，八音克谐，观者耸听”（《旧唐书·音乐志》）。唐昭宗即位于龙纪元年（889），距大历十四年已经一百一十年了，故这里所提到的梨园乐工陈敬言，当是又恢复梨园后的乐工。可见梨园作为唐朝的宫廷音乐机构，至少断断续续持续了二百年左右的时间。
六、内库制度
内库指皇家财政库藏，是专供皇室及宫廷生活需要而建的。秦汉以来，由于皇家内库与国家库藏混淆不分，所以皇室生活所需亦由国家库藏供给，内库与国库并没有非常清楚的分别。隋唐时期皇家内库与国库分属于不同的系统，内库遂成为专供皇室及宫廷生活所需的专门库藏。唐朝的内库收入主要来自国库支拨、地方上供和皇家庄田收入，其中国库支拨是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将皇家私库与国家库藏加以区分，是唐代财政制度进步的表现，但是在“朕即国家”的历史时期，在开支方面，这种制度对皇帝而言并没有很大的限制，本来属于宫廷开支的费用，皇帝往往也命令国库支出。如“玄宗在位多载，妃御承恩多赏赐”，频于左藏取之（《旧唐书·王传》）。左藏即国库。有唐一代，这种情况并非仅此一例，而是频频出现。内库既然是皇家私库，按理其所储不应比国库丰足，可事实是，在不少时期国库往往远不如内库充实，甚至在一些时期国家财政开支反倒要向内库支取。如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出内库罗绮、犀玉、金带之具，送度支估计供军”。次年，“出内库绢三十万匹、钱三十万贯，付度支供军”（《旧唐书·宪宗本纪》）。元和十五年（820），国库空虚，“仍出内库钱三十七万五千贯，付度支给用”（《旧唐书·穆宗本纪》）。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资治通鉴》卷243）。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度支是唐朝掌管国家预算的机关，这种现象的频频出现说明在唐后期内库支拨范围越来越大，有国库化的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除了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国家财政状况愈来愈恶化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更加重视内库的作用，乃至不惜侵夺本应收入国库的财赋以充实内库，甚至一度取代了国库。具体说就是在唐代宗时期。关于此事的详情，《旧唐书·杨炎传》有详细的记载，录之如下：
初，国家旧制，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而太府四时以数闻，尚书比部覆其出入，上下相辖，无失遗。及第五琦为度支、盐铁使，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给为便，故不复出。是以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窥其多少，国用不能计其赢缩，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书，领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给其间，连结根固不可动。及炎作相，顿首于上前，论之曰：“夫财赋，邦国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犹惧不集，往往覆败，大计一失，则天下动摇。先朝权制，中人领其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丰俭盈虚，虽大臣不得知，则无以计天下利害。臣愚待罪宰辅，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参校蠹弊，无斯之甚。请出之以归有司，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量数奉入，不敢亏用。如此，然后可以议政。惟陛下察焉。”诏曰：“凡财赋皆归左藏库，一用旧式，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议者以为难，中外称之。
经过宰相杨炎的力争后，唐德宗才同意恢复旧制，仍将国家财赋交由太府寺左藏署掌管。
皇帝既然有意增加内库的库藏，朝廷内外不少大员有意讨好皇帝，也主动设法向内库进献钱财，以捞取政治上的好处。如玄宗时，王为户口使，“探旨意，岁进钱宝百亿万，便贮于内库，以恣主恩锡赉。云：‘此是常年额外物，非征税物。’玄宗以为有富国之术，利于王用，益厚待之”（《旧唐书·王传》）。这种情况自安史之乱以来更加严重，史载：“四方贡献，悉入内库。权臣猾吏，因缘为奸，或公托进献，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旧唐书·杨炎传》）这样做的结果，内库得到了充实，官吏又中饱了私囊，致使国库收入日减，百姓负担繁重。
内库只是对皇家私库的总称，其规模非常庞大，“则天时，建昌王武攸宁置内库，长五百步，二百余间，别贮财物以求媚”（《旧唐书·五行志》）。这仅是武攸宁扩建的部分内库，全部规模到底有多大，史书缺载，肯定要远远大于这个规模。唐代的内库还有分工，唐玄宗时创建了大盈、琼林二库，前者又称百宝大盈库，以宦官充使掌管，称大盈库使，专门收储钱币布帛，其职能类似于左藏；琼林库也由宦官掌管，称琼林库使，专门收储金银珠玉宝货，职能类似于右藏。自从这两库设置以来，受到了不少正直大臣的批评，但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它们一直维持到唐朝末年。
除了这两库以外，唐朝内库中还有许多专库，如藏书库，专门收藏宫廷图籍，如“元（玄）宗开元五年，于乾元殿置修书使，召学士张说等于集仙殿东廊下，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又召学士张说等于集仙殿，改名集贤，其修书使为集贤殿学士。自是图籍不独秘书省，弘文崇文馆皆有之。集贤所写，则御书也。分为四部，一曰甲为经，二曰乙为史，三曰丙为子，四曰丁为集。两京各一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全唐文》卷890）。
内弓箭库：专门收储各类兵器、弓箭。唐宪宗时，“宰相武元衡被害，宪宗出内库弓箭、陌刀赐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为翼从，及建福门退”（《旧唐书·文宗本纪》）。唐朝置有内弓箭库使，以宦官充任，专掌此事。
药材库：专门收储各类药物。唐懿宗女同昌公主患病，“医者欲难其药饵，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访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兜离国所贡也。白猿脂数瓮，本南海所献也”（苏鹗《杜阳杂编》卷下）。
服饰库：专门收储皇帝、皇后、嫔妃在各种场合下穿用的服饰。
食品与口味库：前者是专门收储各类食品的专库；所谓“口味”，是指山珍野味及各地珍异土产等特殊的食物，也设有专库收储，由宦官专掌，称口味库使。
茶叶库：唐朝中期以来，饮茶风气已经普遍流行于全国，在宫廷中也有专门收储茶叶的专库，而且收储量极大。如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又命以内库绢千匹、茶千斤，为兴唐观复道夫役之赐”（《唐会要》卷50《观》）。元和十二年，“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付度支进其直”（《册府元龟》卷493）。
酒库：唐朝在宫廷中置酒坊，专掌酒醴酿造，由宦官任使，称酒坊使。出土的唐代银酒注底部刻有“宣徽酒坊”字样，文献中也存有大量皇帝赏赐茶酒的记载，这一切都说明宫廷中置酒库，以供皇帝及宫廷所需。
唐朝的内库均由宦官管理，在唐朝前期，由内侍省内府局管理。《旧唐书·职官志》载：“内府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书令史二人，书吏四人。内府令掌中藏宝货，给纳名数。丞为之贰。凡朝会五品已上，赐绢帛金银器于殿廷者，并供之。诸将有功，并蕃酋辞还，亦如之。”随着内库规模越来越大，分工越来越细，仅靠内府局是很难管理好的，因此管理内库的宦官人数也在不断地增加。如唐德宗时，“宦官领其事者三百余员，皆蚕食其中，蟠结根据，牢不可动”（《资治通鉴》卷226）。
唐朝后期在朝中逐渐形成了与南衙朝官系统相对应的内诸司使系统，这个系统以左右神策中尉、两枢密使为首，合称“四贵”。实际上“四贵”只是内诸司使系统的精神领袖，其实际首领应该是宣徽使。唐朝置有宣徽院，分为南北两院，各由宣徽使一人负责，统管内诸司使职事。宋人徐度在其所撰的《却扫编》中说：
宣徽使本唐宦官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亚二府……然其职役多因唐之旧：赐群臣新火，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张，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酺，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
从中可以看出宣徽使所掌职事之范围情况，实际上内诸司使的内部事务皆由宣徽使掌管，此外还“分掌四案：曰兵案、曰骑案、曰仓案、曰胄案”（《文献通考》卷58）。正因为如此，在唐朝后期，内库实际上也统归宣徽院掌管，上面提到的“仓案”，是其掌管内库的一个证据。除此之外，在已出土的许多唐代宦官墓志中，都提到“宣徽库家”这一职务，是其掌管内库的又一证据。上引《却扫编》中所说的掌管“内外进奉名物”，更是其掌管内库的直接记载。类似资料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唐代的内库功能齐全，无所不包，所储物资琳琅满目，品类甚多。其主要功能是为宫廷生活服务，首先是向皇帝、嫔妃、太子、公主等皇族供给生活所需的各类物品。所谓“唐法沿于周隋，妃嫔宫官，位有尊卑，亦随其品而给授，以供衣服铅粉之费，以奉于宸极”（《旧唐书·王传》）。这仅是平时供给，至于非时赏赐不在其内。皇子、皇孙的供给也由内库负责，如唐玄宗时，置十王宅、百孙院，于“宫中置维城库，诸王月俸物，约之而给用”（《旧唐书·凉王璿传》）。这里所谓维城库，只不过是内库的一个分库而已，专供诸皇子皇孙生活所需。
自唐肃宗、代宗以来，内库的支出项目越来越多，除了供给宫廷各种需求之外，军饷官俸、赎买赈济、补充国用、支付马价、收购图书、典礼祭祀、平抑物价、兴建寺观、修葺宫室、维护山陵等，莫不动用内库之藏。从唐朝的财政制度看，以上所列开支项目中的绝大多数都应由国库支拨，但是由于唐朝后期财政状况不佳，国库空虚，无力支付，在这种情况下，皇帝只好动用内库来开支了。
七、内庄宅使
所谓庄宅，包括别庄、宅第和田园三者在内，唐朝有庄宅使与内庄宅使之别，前者为掌管国有庄宅的使职，以士大夫充任，后者则为掌管皇家庄宅的使职，通常均以宦官充任。如唐代宗广德二年（764），以宰相杜鸿渐兼庄宅使，这种庄宅使就是掌管国有庄宅的使职官。宋人高承的《事物纪源》卷6记载说：“李吉甫《百司举要》曰：则天分置庄宅使。又曰：司农别有园苑、庄宅使。”杜鸿渐兼任的庄宅使就是隶属于司农寺的庄宅使，而武则天所置的庄宅使则属于内庄宅使。内庄宅使在一些史书中经常省称为庄宅使，胡三省说：“唐内诸司有教坊使、庄宅使，皆宦者为之。”（《资治通鉴》卷245）这里所说的庄宅使便省去了一个“内”字。
内庄宅使掌管的事务颇为繁杂，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凡产权属于皇家的宅第均归其掌管。如唐敬宗宝历二年（826）九月，“敕户部所管同州长春宫庄宅，宜令内庄宅使管系”（《旧唐书·敬宗本纪》）。同州长春宫庄宅本为皇家资产，原由户部代管，此次收归内庄宅使掌管。再如“宝历三年六月，琼王府长史裴简永状：请与诸王共置王府一所。伏见诸王府本在宣平坊东南角，摧毁多年，因循不修，至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庄宅使收管。其年八月二十五日，卖与邠宁节度使高霞寓”云云（《唐会要》卷67《王府官》）。唐朝后期诸王均统一居住在十六宅，致使诸王府年久失修，于是索性予以出卖。这里所说的庄宅使，也是指内庄宅使，由其掌管属于皇家的诸王府第。既然内庄宅使掌管属于皇家的宅第，那么修缮事务也应当属于其分内之事，关于这一点也有史料证明，唐敬宗曾经颁敕：“长春宫庄宅，宜令内庄宅使营建。”（《唐会要》卷30《杂记》）
2.掌管皇家田园的经营事务。如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内庄宅使上言诸州有官租万四千余斛，上令分给所在充军储”（《资治通鉴》卷225）。在唐代由于种种原因，皇室在各地或多或少都拥有一些田地，由于其经营由内庄宅使负责，所以才有以上请示这一万四千余斛租的记载。出于天灾人祸等各种原因，皇帝往往要发布赦免命令，免去百姓的一些租税负担，除了免除国家部分税收外，内庄宅使所管的田园租税也在免除范围之内。如唐顺宗在永贞元年（805）六月规定，“其庄宅使从兴元元年至贞元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已前，畿内及诸州府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零地等，所有百姓及诸色人，应欠租课斛斗、见钱、丝、草等，共五十二万余，并放免”（《册府元龟》卷491）。再如唐懿宗曾规定：“应租庄宅使司产业庄硙店铺所欠租斛斗草及舍课地头等钱，所由人户贫穷，无可征纳。年岁既远，虚系簿书，缘咸通七年赦条不该。今宜从大中三年已后至大中十三年已前，并令放免。”（《全唐文》卷85）唐僖宗也颁布过类似赦文：“内庄宅使巡官及人户等，应欠大中十三年已前至咸通八年已前诸色钱六万二千三百八十贯三百文、斛一十万三千七十四石九斗、丝二十二万七千五百八两、麻二千四百七十斤、草二十六万五千八百五十五束。念其累岁不稔，人户贫穷，徒有鞭笞，终难征纳，并宜放免。”（《全唐文》卷89）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唐代皇室庄园均采取了租佃方式经营，其所征收的租税都有哪些物类，上述记载也都写得非常清楚。
3.其他经济类事务。前引唐顺宗永贞元年的赦文中所提到的“庄宅、店铺、车坊、园硙、零地等”一句，已经涉及了内庄宅使所掌管的除宅第和田园之外的一些经济事务。其中店铺，就是市场内的店舍，是经营商业销售的场所；车坊，据研究是停放车马的场所，也是属于商业经营的范畴；园硙，当是指碾碨，即指水力推动的加工粮食的设施，唐代官僚贵族经营者甚多，包括皇室也没有置身事外；零地，可能是指零星的小块土地。在唐代以上这一切大都是通过租赁的方式经营，收取租金和谷物便成为内庄宅使的一项重要任务。其实内庄宅使所掌管的范围并不仅此，据《穆宗即位赦》中说：“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官府。”（《唐大诏令集》卷2）即将原属于内庄宅使所管的这些经营项目划归当地官府管辖，但长安、洛阳两地除外，仍由内庄宅使管理。另据《旧唐书·宪宗本纪》载：元和二年（807）六月，令“东都庄宅使织造户，并委府县收管”。据此可知，内庄宅使还掌管着纺织一类的事务。所谓织造户，即专门为皇室服役的纺织工匠。除此之外，内庄宅使还掌管一些似乎与经济工作无关的事务，如唐文宗开成元年（836）七月，右拾遗魏謩上书：“陛下不迩声色，屡出宫女以配鳏夫。窃闻数月以来，教坊选试以百数，庄宅收市犹未已。”胡三省注认为此处“庄宅”指内庄宅使（《资治通鉴》卷245）。内庄宅使竟然为宫廷收买妇女，当是其掌管着许多经济事务，手中经费充足，因此皇帝才命其临时负责此事。这种事务当非其本职范围内的事情，应属于特例。顺便说一下，内庄宅使所掌握的经费称“庄宅钱”，在唐代动用这笔经费的记载不少，如唐宣宗大中十年（856）下诏以庄宅钱为名臣段秀实的后人收赎其家旧宅，计用钱三千四百多贯（《长安志》卷7）。
唐朝自武则天时设置内庄宅使以来，一直到唐末长期未废。胡三省说：“唐昭宗天复三年诛宦官，以士人为内诸司使，时所存者九使而已。”（《资治通鉴》卷273胡三省注）其中就包括内庄宅使在内。五代时期仍然设置内庄宅使，其中后唐一度仍以宦官充使，其余诸朝皆以士人充使，充使者虽然不同，但职能却相沿未变，仍然掌管皇室庄宅等经济事务。
八、北衙禁军
（一）天子六军
唐朝的北衙禁军先后废置颇多，曾经有北衙十军的叫法，然常置的有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总称为“北衙六军”，也称“天子六军”。
唐初的禁军是所谓的“北门军”，也称“元从禁军”，又称屯营兵。这支部队是跟随唐高祖太原起兵，打到长安后留下来的一部分军队，约有三万人，主要负责守卫宫城北门。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改为左右屯营，其军号称“飞骑”。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左右屯营为左右羽林军。左右羽林军一度兵力强大，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推翻武则天的统治，依靠的就是羽林军。早在唐太宗时，就从飞骑中选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为百骑，作为皇帝的侍卫。武则天时，将百骑扩大为千骑。唐中宗时，又扩大为万骑，并分为左右营，当时仍隶属于左右羽林军。唐玄宗诛灭韦氏乱党时，依靠的禁军就是左右万骑营，故玄宗即位后万骑营的发展很快，并于开元二十六年（738）新置左右龙武军，以左右万骑营隶之，实际上就是在万骑营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与左右羽林军合称为“北门四军”。后来到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由于宿卫兵力弱少，于是增置左右神武军，以灵武元从军士及扈从官员子弟充，与以上诸军合称“北衙六军”。此后，唐朝的禁军还有左右英武军、左右神策军等，这些都属于北衙系统诸军，与南衙十二卫互相制约，相当于汉代的南北军体制，以维持平衡。自安史之乱以来，所谓“北门四军”，兵力寡弱，新组建的左右神武军兵力也不强大，所谓六军遂成为装点天子门面的仪卫，除了能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一些作用外，并不具备真正的战斗力。
六军各置大将军一人，正三品，将军二人，从三品，其下还置有长史及诸曹参军等职官。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六军各置统军一人，从二品，成为六军中的最高军职。唐朝后期，宦官控制六军兵权，置有左右三军辟仗使，相当于监军使。北衙诸军大将军、将军与统军皆不再掌握兵权，与南衙诸卫大将军、将军一样，都是供养勋臣的闲职。
（二）左右神策军
唐朝自肃宗以来，南衙诸卫基本成了空架子无兵可用，北衙诸军力量也十分衰弱，因此中央政府急需一支强大的禁军部队作为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支柱，神策军就是这样一支军队。
神策军本是天宝中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败吐蕃后，在临洮西之磨环川（今甘肃卓尼西）设置的军名，即节度使属下的一级军事驻防单位。安史之乱时，这支军队奉命调回内地参加平叛，后来吐蕃占据了陇右地区，这支神策军的驻地也被占据，无法回防，遂留在内地，驻守于陕州（今河南三门峡西旧陕县城）。广德元年（763），吐蕃内侵，占领长安，唐代宗仓皇逃到陕州，当时大宦官鱼朝恩驻在陕州，遂率包括神策军在内的当地驻军护驾。吐蕃军撤退后，他又率这支部队护送代宗回到了长安。于是神策军也就成为禁军，并留在了长安。由于其本来就属于野战军，战斗力较强，所以发展很快，逐渐成为北衙诸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除了宿卫京师之外，还分驻于京西北八镇，承担着防御吐蕃的任务，实力最盛时达十八万人。从唐后期的情况看，神策军还多次参与平定叛乱藩镇的战争，于是在宿卫京师之外又有了野战任务，性质仍是禁军，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禁军，具有双重性质。
左右神策军各置大将军二人，将军二人。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左右神策军各置统军一人，品阶同于六军统军。
神策军成为禁军后，开始并非由宦官统率。泾原兵变时百官禁军离散，唯有宦官数百人跟随皇帝左右。加之此时的神策军在军使白志贞的统率下没有发挥拱卫皇帝、镇压叛乱的作用，反而纷纷逃散。经此事变，唐德宗认为还是家奴（指宦官）可靠，于是便把禁军兵权逐渐交到宦官手中。贞元二年（786），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军，“特置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新唐书·兵志》）。贞元十二年（796），改监勾当左右神策军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在中尉之下还置有中尉副使、中护军、判官、都勾判官、勾覆官、表奏官、支计官、孔目官、驱使官及长史、诸曹参军事等官职。这样，左右神策军就形成了以护军中尉为首的一整套组织和指挥系统。从此以后直至唐末，神策军便一直在宦官的控制之下成为其专权擅政的有力工具，而神策大将军、将军都失去了兵权。左右军护军中尉手握重兵，不仅南衙诸司难以与其比肩，就连皇帝的废立亦在其掌握之中。本来从职能上看，并无参与朝政之责，但其凭借实力也时常参与中枢决策，干预国政。
唐朝后期府兵制崩溃，南衙十二卫无兵可掌，遂使南北衙军事系统互相制约的体制完全破产。北衙六军兵力寡弱，唯有神策军兵力强大，兵权却控制在左右神策中尉手中。唐代宦官之所以能够专权擅政，主要是倚仗其所控制的禁军兵权，从而构成了唐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九、宫廷乐舞
唐代宫廷乐舞有雅乐与燕乐之分。雅乐是朝廷举行各种典礼时所表演的乐舞，是所谓的庙堂之乐，用于南郊大典、宗庙祭祀以及朝贺、册封等典礼活动。雅乐是所谓的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演程式庄严、肃穆，但却死板、僵化，缺乏生命力，因此并非在宫廷中经常举行表演。所谓燕乐，指的是宫廷举行宴享时表演的乐舞，也称为“宴乐”，因此燕乐并不全是娱乐性、艺术性，也具有一定的礼仪性。燕乐有广义性与狭义性之分，广义的燕乐是指所有宫廷筵宴中表演的乐舞，狭义的则是指《十部乐》与《坐部伎》、《立部伎》中的第一部——《燕乐》。燕乐的根在民间，具有强大的活力与生命力。
（一）十部乐
隋朝的燕乐有《九部乐》，即《西凉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康国伎》、《疏勒伎》、《礼毕伎》等。唐朝初期仍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废除了《礼毕》。贞观十四年，创制了《燕乐》，并将它列为第一部。这一年，唐朝灭亡了高昌王国，俘获了许多高昌乐师。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在举行宴会时表演了《高昌乐》，从此以后它便成为《十部乐》之一了。
唐朝的《十部乐》是：《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在这《十部乐》中，除了《燕乐》和《清商乐》为中原固有的之外，其余八部均是少数民族及外国乐舞。其中中原地区固有的《清商乐》，又称《清乐》，内容十分复杂，乐舞甚多，武则天时部分亡佚，尚余六十多曲，可见内容之丰富。至于新创制的《燕乐》，完全是为了歌颂大
唐鎏金胡人
伎乐八棱银杯唐帝国的兴盛繁荣，曲目不多，只有四部乐曲。其余八部乐，共计二十二曲。这些外来的乐舞除了《高昌乐》外，大多都在南北朝时期已经传入了中国，比较多地保留了原来的民族风格或地区色彩。
唐代的《十部乐》并不仅是音乐，还包括舞蹈、歌曲在内，这与今天所说的音乐不同。如《清商乐》就包括《白纻舞》、《前溪舞》、《铎舞》、《公莫舞》、《明君舞》、《巾舞》、《巴渝舞》等舞蹈，歌曲有《阳伴》等；《西凉乐》就包括《白舞》、《方舞》等舞蹈，歌曲有《永世丰》等；《天竺乐》的舞蹈有《天曲》，歌曲有《沙石疆》；《高丽乐》的舞蹈有《歌芝栖》，歌曲有《芝栖》；《龟兹乐》的舞蹈有《小天》、《疏勒盐》，歌曲有《善善摩尼》，等等。
《十部乐》中的每部乐表演时都有一定的程式，其服饰、乐器、人数都有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外来的那八部乐，表演者均要穿各自民族的服饰，乐曲的名称沿用音译，所使用的乐器也都是当地的民族乐器。
《十部乐》虽然是燕乐，但也只是在宫廷大宴或者皇帝在场的情况下才能表演，平常并不能随便演出。如果有朝廷官员擅自表演，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即使是主管朝廷礼仪和祭祀乐舞的太常卿，也不能随意演出。如唐宣宗时，太常卿封敖在其上任时未经皇帝同意便上演了，结果被贬了官，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燕乐具有礼仪性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也使得《十部乐》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从而使其生命力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唐朝尚未灭亡之时就已经有相当部分的曲目失传了。
（二）坐部伎与立部伎
由于《十部乐》逐渐成为宫廷仪式乐舞，仅在重要的筵宴上表演，缺乏活力，自唐高宗以来，宫廷乐舞以中原乐舞为基础，进一步吸收融合各民族和各国乐舞的精华，又创造出了新的乐舞，逐渐形成了精彩纷呈的坐部伎与立部伎。所谓坐部伎与立部伎，就是根据表演需要，在殿上坐着演奏的叫坐部伎，在殿下站着演奏的叫立部伎。这种分工实际上是根据表演者的水平高低而划分的，所谓“太常阅坐部，不可教者隶立部，又不可教者，乃习雅乐”（《新唐书·礼乐志》）。坐部伎与立部伎的初具规模和形成体系是在唐高宗时期，至唐玄宗时期趋于完备。
佚名《唐人宫乐图》局部（摹本）《坐部伎》共有六部乐舞，即《燕乐》、《长寿乐》、《天授乐》、《鸟歌万岁乐》、《龙池乐》、《小破阵乐》。由于《坐部伎》是在殿堂之上表演，所以规模小、人数少，舞蹈者最少时只有三人，最多时有十二人。其中《长寿乐》舞者十二人，《天授乐》四人，《鸟歌万岁乐》三人，《龙池乐》十二人，《小破阵乐》四人。至于《燕乐》，包括四部乐舞，其中《景云乐》舞者八人，《庆善乐》四人，《破阵乐》四人，《承天乐》四人。《坐部伎》的舞蹈比较精致，对艺人的技艺水平要求较高，所以艺术性也较高。
《立部伎》由八部乐舞组成，即《安乐》、《太平乐》、《破阵乐》、《庆善乐》、《大定乐》、《上元乐》、《圣寿乐》、《光圣乐》。由于是在室外广场庭院中演出，规模大、人数多，最多的达一百八十人，最少的也有六十四人。其中《安乐》八十人，《破阵乐》一百二十人，《庆善乐》六十四人，《大定乐》一百四十人，《上元乐》一百八十人，《圣寿乐》
唐李寿墓奏乐宫女壁画一百四十人，《光圣乐》八十人，《太平乐》又称《五方狮子舞》，共五狮，每狮二人，每狮有狮子郎十二人，共七十人。《立部伎》舞蹈讲究排场，气势雄伟，有比较鲜明的政治性，主要是歌颂唐朝皇帝的文治武功。
《坐部伎》与《立部伎》的所有乐舞节目，除了《太平乐》之外，都是为了歌颂某一个帝王而创作的。除了《安乐》是歌颂北周武帝灭亡北齐的武功外，其余多是歌颂唐朝的皇帝的节目。需要说明的是，在《坐部伎》与《立部伎》中均有《破阵乐》，这只是规模大小不同而已，也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改编而已。
《坐部伎》与《立部伎》的节目虽然多为唐代新创作的，但却是在吸收各民族各国乐舞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太平乐》、《大定乐》、《破阵乐》所用的音乐就具有龟兹乐的风格，《庆善乐》具有西凉乐的风格，而西凉乐却是在吸收了西域音乐的因素后形成的。与此同时，《坐部伎》与《立部伎》又吸收了许多民间乐舞因素，如《鸟歌万岁乐》就包括了《鸲鹆舞》、《孔雀舞》、《鹤舞》等我国传统的舞蹈。《龙池乐》吸收了雅乐的音乐因素，但去掉了钟磬等雅乐乐器，曲调优美，舞步轻盈。所以《坐部伎》、《立部伎》与《十部乐》有很大的不同，已不再像后者那样照搬诸族及各国乐舞，而是在继承传统、吸取各种音乐精华的基础上新编制创作的唐代乐舞，反映了盛唐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即从原样照搬到吸收融化再到重新建构的发展历程。
（三）健舞与软舞
除了以上乐舞外，在唐代的宫廷中还有一些小型乐舞，即由教坊表演的健舞和软舞，它们是按照舞蹈风格特点而划分的。健舞矫捷雄健，节奏明快，富有阳刚之美；软舞优美柔婉，节奏舒缓，抒情性较强。健舞与软舞只是对一些乐舞的泛称，其中的舞蹈节目并不固定，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创新。
关于健舞和软舞所包括的舞蹈，唐人崔令钦的《教坊记》和段安节的《乐府杂录》的记载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不同时代划分的结果。现依据《教坊记》的记载，将它们分别记录如下：
健舞：《阿辽》、《拂菻》、《柘枝》、《大渭州》、《黄獐》、《达摩支》等。
软舞：《垂手罗》、《春莺啭》、《乌夜啼》、《回波乐》、《半社渠》、《借席》、《兰陵王》等。
《乐府杂录》中记载的健舞与软舞名目如下：
健舞：《棱大》、《剑器》、《阿连》、《胡旋》、《柘枝》、《胡腾》等。
软舞：《凉州》、《屈柘（枝）》、《团圆旋》、《绿腰（六幺）》、《苏合香》、《甘州》等。
健舞和软舞的规模都不大，大部分都属于独舞或双人舞，因此艺术技巧和表演水平要求都非常高。这些舞蹈一部分是内地固有的，一部分则来自域外。前者如《兰陵王》、《乌夜啼》、《回波乐》等，后者如《柘枝》、《胡旋》、《胡腾》、《拂菻》、《达摩支》等。还有一部分则是唐代新创的，如《剑器》、《绿腰》、《春莺啭》、《黄獐》、《屈柘》等。不论是外来的还是固有的，所有这些舞蹈经过艺人们的加工提高后，成为流行颇广、社会影响较大，无论是在宫廷里还是在社会上都颇受人们欢迎的艺术精品。
（四）散乐与其他域外乐舞
散乐，又称百戏，实际上是一种包括杂技、魔术、马戏在内的艺术形式。其中有些节目是中国固有的，有些节目则来自域外，颇受民间欢迎。正由于这些节目观赏性很强，因此宫廷中也不时进行此类表演，遂成为宫廷娱乐的一个组成部分。
唐代的散乐内容非常丰富，规模宏大。从内容上看，包括蹬技、手技、口技、顶技、踩技、走索、爬竿、车技、踩球、魔术、马戏、驯兽、旱船、角抵及各种民间杂耍等；从规模上看，一次出动成百上千人进行表演的情况并不罕见。每逢重要节日或者皇帝的生日，往往会举办规模宏大的散乐百戏表演。早在唐高祖武德时期，高祖便下令借民间裙襦五百余套，于端午节在玄武门前举行百戏表演。唐高宗为了庆祝立燕王（李忠）为太子，在麟德殿前也举行过规模甚大的散乐表演。唐玄宗喜好散乐百戏，经常举行表演，史载：“上皇每酺宴，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马百匹，衔杯上寿；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资治通鉴》卷218）唐后期尽管国事艰难，但散乐百戏的表演从未间断。
散乐在唐初本隶属于太常寺，乐户分番当值。唐玄宗即位以后，“以其非正声。置教坊于禁（中）以处之”（《唐会要》卷33《散乐》）。这些仅是隶属于官府的散乐艺人，民间艺人的人数则更多，其中还包括不少外来的艺人。“睿宗时，婆罗门献乐，舞人倒行，而以足舞于极铦刀锋；倒植于地，低目就刃，以历脸中；又植于背下，吹筚篥者立其腹上，终曲而亦无伤。”（《旧唐书·音乐志》）描写的就是天竺艺人在中国表演杂技的情况。此书还说：“大抵散乐杂戏多幻术，幻术皆出西域。”
除此之外，在唐代还有不少类似于今天马戏一类的表演，著名的有所谓舞马表演，每次出动舞马百余匹，随着乐声，舞马“奋首鼓尾，纵横应节”（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或者“以口衔杯，卧而复起”。此外，还有驯犀和驯象表演。在唐朝前期还没有见到此类表演，唐玄宗以来此类表演才逐渐多了起来，直到唐僖宗时，占城国还向唐朝进贡了驯象三头，亦能拜舞。此外，还有一些小动物的表演，如驯猴、驯鹦鹉、驯赤嘴鸟、驯昆虫等，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唐代宫廷散乐的全部内容。
在唐代宫廷中表演的域外乐舞，除了前面所述的以外，还有一些没有被列入《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之中的少数民族或外国乐舞。见之于记载的这类乐舞主要有：《百济乐》、《骠国乐》、《南诏奉圣乐》等，其中以《骠国乐》的影响尤大。骠国，即今缅甸。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骠国王派遣其弟悉利舒城主舒难陀，经南诏，行至成都，向唐朝进献了一套乐舞，其中乐器二十种，乐工三十五人，乐曲十二首。这十二首乐曲名是：《佛印》、《赞沙罗花》、《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涤烦》等。据研究，这些骠国艺人表演时的服饰与今天缅甸古典歌舞的装束十分相似，其舞蹈《唐会要》卷33《南蛮诸国乐》有详细记载：“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这种载歌载舞或以歌伴舞的表演形式，以及两手十指随着音乐时而合拢、时而张开，与今天印度古典舞蹈中的手姿颇为相似。唐代诗人如胡直钧、元稹、白居易等人，都有在观赏《骠国乐》后而创作的诗作，从而使《骠国乐》名声大振。
这些乐舞大都侧重于表演性，具有很强的观赏性，由于其大都在宫廷中的重要宴会或活动中表演，所以不可避免地又带有一定的礼仪性，这是这类乐舞的一个特点。这类乐舞只在宫廷中表演，在民间很难欣赏到，因此就使其大都能保持着原乐舞纯正的民族风格，从而又构成了其又一个特点。总之，这类乐舞的输入，对丰富唐代乐舞艺术的内容，促进各民族各国文化的交流，都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类乐舞大都是由各民族或国家主动进献给唐朝的，因此它们也是民族团结、国际交流的见证。
十、鸡坊与斗鸡风气
中国很早就有斗鸡的风气，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贵族中流行斗鸡了。经过长期的发展，至唐代时已经非常流行了，不仅在宫廷中，即便在社会上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娱乐活动。“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曾经撰写了一篇名为《檄英王鸡》的文章，惹怒了唐高宗，将他免去了官职。事情经过是这样的：王勃任沛王府修撰时见诸王喜爱斗鸡，遂代沛王李贤戏撰了这篇檄文，高宗得知此事后便将他逐出了王府。凑巧的是，在章怀太子李贤墓的壁画中，恰好有一幅怀抱斗鸡的宫女，从而证实了李贤喜好斗鸡的事实。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韦承庆写了一首《寒食应制》诗，诗中写道：“莺啼正隐叶，鸡斗始开笼。”证明斗鸡是寒食节期间的一项传统娱乐活动。
在唐朝前期，虽然斗鸡已经在贵族和宫廷中广泛开展了，但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尚处于恢复阶段，斗鸡风气还没有在全社会普及开来。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时期，随着唐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得斗鸡之风终于普遍流行起来，标志有两个：一是普通百姓也颇好此道，二是连妇女也卷入其中，而且乐此不疲。唐人张籍的《少年行》诗中有“日日斗鸡都市里”一句，可知好此道者多为青年人。至于在贵族和宫廷中，更是大行此道。李白的《古风》第二十四首写道：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首诗描写了贵族中流行斗鸡风气的情况，表达了作者对此种风气盛行的忧虑。不过李白也不是不喜欢斗鸡活动，他曾经写道：“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叙旧赠江阳宰陆调》）唐代画家周昉画过一幅名为《明皇斗鸡射鸟图》的绘画作品，说明皇帝也喜好此道。关于这个问题，还有资料可以证实。陈鸿的《东城老父传》描写了一个名叫贾昌的少年，由于精通斗鸡之术，从而得到玄宗的赏识，飞黄腾达，享尽了荣华富贵。当时还流行着一首童谣，描写了贾昌的荣耀情况，录之如下：
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
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
能令金距期胜负，白罗绣衫随软舆。
父死长安千里外，差夫持道挽丧车。
毕竟诗歌的描写比较抽象，关于玄宗热衷斗鸡的描写远不如《东城老父传》更加直观，现将其中部分文字录之如下：
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斗鸡戏。及即位，治鸡坊于两宫间，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鸡坊。选六军小儿五百人，使驯扰教饲。上之好之，民风尤甚，诸王世家、外戚家、贵主家、侯家，倾帑破产市鸡，以偿鸡直。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帝出游，见昌弄木鸡于云龙门道旁，召入为鸡坊小儿，衣食右龙武军。三尺童子入鸡群，如狎群小，壮者弱者，勇者怯者，水谷之时，疾病之候，悉能知之。举二鸡，鸡畏而驯，使令如人。护鸡坊中谒者王承恩言于玄宗。召试殿庭，皆中玄宗意，即日为五百小儿长。加之以忠厚谨密，天子甚爱幸之，金帛之赐，日至其家。
此文还详尽地描写了玄宗举行斗鸡比赛的宏大场面以及贾昌一生荣辱剧变的相关情况，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鸡坊的设置。
唐代宫廷中设置鸡坊的最早记载，当见于此篇传记。鸡坊设置之初，即以宦官掌管，称之为护鸡坊中谒者，由王承恩担任，尚未设置专使。时隔不久，便为其设置了专使，据《常无逸神道碑》记载：其在玄宗初期任检校鸡坊使（《全唐文补遗》第3辑）。这个常无逸也是一个宦官。任鸡坊使的宦官还有一个名叫王文干的人，他是在唐宪宗时任此职的。其墓志中说他：“翦拂珍禽，在斗自我，羽翼奇特，利用绝群，每蕴能名，谁之能匹？”（《金石萃编》卷113）可见任此职者，大都精通培育斗鸡的技能。
唐朝后期，斗鸡之风仍然非常兴盛，不少唐代诗人都曾撰诗描写过斗鸡的场面，如韩愈、孟郊、李商隐、韩偓、韦庄等。白居易还写了一篇名为《鸡距笔赋》的文章，对毛笔与斗鸡的关系做了生动的描写。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记载了唐穆宗时一件与斗鸡风气有关的事情，其中写道：
威远军子将臧平者，好斗鸡，高于常鸡数寸，无敢敌者。威远监军与物十匹强买之，因寒食乃进。十宅诸王皆好斗鸡，此鸡凡敌十数，犹擅场怙气。穆宗大悦，因赐威远监军帛百匹。主鸡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鸡实有弟，长趾善鸣，前岁卖之河北军将，获钱二百万。”（《酉阳杂俎》续集卷8《支动》）
这段文字描写了唐穆宗及十王宅诸王喜好斗鸡的真实情况，对我们了解唐后期斗鸡风气的盛行很有价值。此外，唐敬宗、唐文宗、唐懿宗、唐僖宗等也都喜好斗鸡。其中尤以僖宗为甚，《资治通鉴》卷253载：“上好骑射、剑槊、法算，至于音律、蒱博，无不精妙；好蹴鞠、斗鸡，与诸王赌鹅，鹅一头至五十缗。”根据这些情况推断，鸡坊的设置应一直延续到唐末，否则皇帝所饲养的斗鸡当置于何处？
十一、五坊与五坊使
唐朝诸帝大都有狩猎之好，因此宫中置有饲养雕、鹘、鹰、鹞、狗的机构，《新唐书·百官志》载：“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五坊置有专使一人掌之，谓之五坊使。
关于五坊及五坊使的设置，论者多以为始于唐玄宗开元时，其实是不对的。据《册府元龟》卷42《帝王部·仁慈》载：“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癸酉诏曰：‘……顾省宫掖，其数实多，恐兹幽闭，久离亲族，一时减省，各从罢散，归其戚属，任从婚娶。’自是后宫及掖庭前后所出三千余人，又在内鹰狗貀等，并委五坊使量留，余并解放。”说明早在太宗即位之初就已经有了五坊及五坊使的设置，很可能高祖武德时期就已有设置了。
五坊使自设置后，长期以来均以士人充任，《唐会要》卷78《诸使》载：“开元十九年，金吾将军杨崇庆除五坊宫苑使，其后，来曜、牛仙客、李元祐、韦衢、章仇兼琼、王、吕崇贲、李辅国、彭体盈、药子昂等为之。”此外，安禄山也兼任过闲厩、五坊、宫苑、陇右群牧都使（《旧唐书·玄宗本纪》）。上引《唐会要》漏载。上述诸人，除李辅国外，均不是宦官。李辅国充任五坊使是在唐肃宗统治时期，《旧唐书·李辅国传》曰：“肃宗还京，拜殿中监，闲厩、五坊、宫苑、营田、栽接、总监等使。”肃宗自灵武返回长安，时在至德二载（757）十月。李辅国任此职当在这之后。左右武卫大将军彭体盈、药子昂分别充任过闲厩、群牧、宫苑、营田、五坊等使，说明此时这一职务并非由宦官专任。五坊何时成为宦官专任，史书缺载，从现有的史料看，最早可能在德宗时期，最迟应在宪宗元和初期。自此之后，五坊使便为宦官所专任，并逐渐成为内诸司使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自开元、天宝以来，五坊使均由闲厩使兼任，安史之乱后，闲厩使失其职，自唐代宗宝应二年（763）起，又由宫苑使兼领。其后，五坊使遂单独置使，不再由宫苑使兼领，并出现了内外五坊使的名号，大宦官仇士良曾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担任此职。
为了保证五坊所饲猛禽及猎犬的及时供给，唐朝置有五坊色役户，专门为五坊捕捉此类动物。这些户口分散在各州府，每岁皆有上贡数量的规定，负担还是很重的。李绛任华州刺史时，“州有捕鹞户，岁责贡限，绛以为言，并劝止畋猎。有诏泽潞、太原、天威府并罢之”（《新唐书·李绛传》）。这些五坊色役户直接归五坊使管辖，直到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六月才下诏放归所在州府管理。除此之外，各地官员还会主动进贡鹰鹞狗马，包括神策禁军在内，也都有过向皇帝进贡此类动物的记录。
五坊使除了负责饲养这些动物以备皇帝狩猎之需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职能。据《新唐书·礼乐志》载：每逢千秋节，玄宗都要在兴庆宫勤政楼下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届时“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五坊所饲养的并不包括象、犀在内，为何五坊使却负责此事呢？前面说过此时的五坊使通常由闲厩使兼领，而象、犀这些动物大概由闲厩使负责饲养，所以才出现了以上的记载。
又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渭河三百里内渔钓者，五坊捕治之。”按照唐制，渔钓之事本归河渠令掌管，为何又令五坊掌其事？之所以这样规定，因为唐朝的禁苑位于长安城北到渭水南岸的范围内，这也是宫苑使掌管的地域，五坊就设在禁苑之内，其使又由宫苑使兼领，又有临近渭水之便，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规定。
在唐朝前期，五坊使及五坊小儿作恶之事尚不多见，自唐德宗以来，由于皇帝的纵容，其为非作歹的记载便不绝于史。关于此事，韩愈所撰的《顺宗实录》卷2记载说：
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于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至其张罗网于门，不许人出入者。或有张井上者，使不得汲水，近之，辄曰：“汝惊供奉鸟雀”，痛殴之。出钱物求谢，乃去。或相聚饮食于肆，醉饱而去，卖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多被殴骂。或时留蛇一囊为质，曰：“此蛇所以致鸟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饲之，勿令饥渴。”卖者愧谢求哀，乃携而去。上在春宫时，则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人情大悦。
但是自宪宗即位以来，五坊又复故态，不仅欺凌百姓，而且连京畿地区的官员也不能幸免。据《旧唐书·裴度传》载：“宣徽院五坊小使，每岁秋按鹰犬于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饷，小不如意，即恣其须索，百姓畏之如寇盗。”自宣徽院设置以来，内诸司使皆统属于这一系统，故称之。至于小使、小儿，胡三省解释说：“小儿者，给役五坊者也。唐时给役者多呼为小儿，如苑监小儿、飞龙小儿、五坊小儿是也。”（《资治通鉴》卷236胡三省注）五坊小使，则是指五坊使属下的小宦官。五坊小使曾至下邽县，县令裴寰在“公馆之外，一无曲奉”，引起其极大的不满，返京后向宪宗进谗言，宪宗大怒，将裴寰逮捕下狱，“欲以大不敬论”。经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再三进谏，才免罪释放（《旧唐书·裴度传》）。
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五坊小使在鄠县殴击百姓，县令崔发闻知大怒，下令抓捕。当时天色已晚，不辨容貌，后来才知抓获乃是一宦官。敬宗闻知后，下诏将崔发关押到御史台。次日，改元大赦，唯崔发不赦，还被宦官五十余人群殴捶打，幸赖御史台官吏以席蔽之才未被打死。给事中李渤上书营救，反被贬为桂州刺史。后来在宰相李逢吉的再三劝说下才将其重杖四十，免官释放。
唐代在京诸司多放钱生息，五坊使亦不例外。唐宪宗时五坊使杨朝汶“妄捕系人，迫以考捶，责其息钱，遂转相诬引，所系近千人”（《资治通鉴》卷240）。按照唐朝制度，在京师地区只有司法部门及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才有权力抓捕人犯，杨朝汶擅自捕人，而且人数多达千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何况还是“妄捕”，严刑拷掠，情节更加严重。杨朝汶骄横不法，就连官僚家庭也不能幸免。长安商人张陟欠杨朝汶利息钱，潜逃躲避，杨朝汶在搜查其家时，发现其家账簿上有一名叫卢载初的人欠其钱，说是像故西川节度使卢坦的笔迹，于是将卢坦的儿子捕来，责令还钱，卢坦子不敢辩，只好予以偿还。后来查明是已故郑滑节度使卢群的笔迹，卢坦子要求还钱，杨朝汶却说：“钱已进过，不可复得。”（《旧唐书·裴度传》）拒不归还。杨朝汶的这些行为引发了众怒，御史中丞萧俛及谏官们纷纷上书要求严惩，宪宗却认为这是小事，不必兴师动众。后在宰相裴度的再三督促下，才勉强同意将杨朝汶处死，并当面斥责说：“以汝故，令吾羞见宰相！”（《资治通鉴》卷240）可见宪宗自始至终对此事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只是因为伤了自己的面子才下令赐杨朝汶死。此后，宪宗还惩罚过几个违法的宦官，均是在朝官们的理论督促下的不得已行为，所以宦官横暴之事并不能杜绝。
此后诸帝大都持纵容的态度，致使这一问题始终得不到遏制。《新唐书·宦者列传》说：“（仇士良）元和、大和间，数任内外五坊使，秋按鹰内畿，所至邀吏供饷，暴甚寇盗”，便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翻检新旧《唐书》，发现唐后期诸帝每逢即位、改元大赦、遇水旱灾害、皇帝患病，或者颁布遗诏，都会全部或部分纵放五坊鹰犬，说明这些皇帝也知道此为害民弊政，所以才每每下诏予以纵放，以收买人心。但是这些行为均非出自内心，所以才有屡纵屡贡的现象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