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定统治的措施
玄武门政变成功后，秦王府诸将要求乘势将建成、元吉部下百余人全部处死并抄没家产。尉迟敬德不同意，争论说罪在建成、元吉二人，元凶既除，滥杀支党会使人心不安、社会不稳。李世民认为有理，于是以高祖的名义颁诏，大赦天下，除建成、元吉等元凶之外，其余同党一概不问。这一政策的推出对于很快地稳定局势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建成部下将领冯立、薛万彻等都是在得知大赦令后自动投案，皆释而不问，并授予军职。李建成的谋士魏徵、王珪、韦挺等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李世民深知自己杀兄夺位有亏于道德伦理，为了消除这方面不良的影响，早在武德九年（626）十月就下令追封建成为息王，又追封元吉为海陵王，并下令以王礼改葬。埋葬之日，他亲送至宜秋门，哭之甚哀。魏徵、王珪请求陪送到墓地，太宗遂命原东宫、齐王府僚属全都前去送葬。贞观十六年（642）六月，太宗又下诏恢复李建成的太子地位与名分，李元吉改封为巢王。
在中外历史上，许多政变成功者上台后对原来的政敌采取了高压政策，致使人心浮动，社会久久不能稳定，其统治地位也往往难以迅速巩固。唐太宗以其杰出的政治家风度与气魄妥善地处理了政变遗留问题，使大批原东宫、齐王府旧部“心术豁然，不有疑阻”（《贞观政要》卷1），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巩固了太宗的统治地位，使他可以很快地把精力转移到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抵御外侮上去。
唐太宗像河北地区曾是李建成的势力范围，一些东宫、齐王府的党羽在玄武门之变后逃到了这一带，如果处理不当，使这些人利用建成的影响举事，将会形成极为严重的危害。太宗采取了魏徵的建议，派他亲到河北一带进行安抚，释放了一些原东宫集团的人物，争取当地豪杰支持，减免当地赋税，使得这一地区人心平稳、社会安宁。
李唐皇室出自关陇政治集团，武德时期统治阶层中大都为关陇地区人。太宗即位之初囿于地域之见，也未能公平地对待山东（指太行山、崤山以东）人士。贞观元年（627），“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遭到了殿中侍御史张行成的批评，他指出：“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狭。”（《旧唐书·张行成传》）这番话对太宗触动很大，以后逐渐改变了原来的用人政策，擢用了一大批山东人士。
在改组政府方面，太宗首先从调整宰相班子入手，将高祖宠信的
魏徵像裴寂清除出宰相行列，后流放致死。贵族出身的陈叔达、萧瑀、宇文士及等人，由于进取精神不强，比较保守，从宰相职位上被换了下来，又由于他们都是武德时李世民的支持者，所以另行予以妥善安置。这样就为他安置原秦王府旧僚创造了条件，如高士廉、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徵等都先后进入宰相班子，从而完成了中枢决策机构的改组工作。
精简官员，裁减州县。在隋朝统治时期，中央机构官员共2581员，人数较多，效率不高。太宗即位之初就一再表示要量才授职，务省官员。他令房玄龄根据这个原则确定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定额。经过房玄龄等人的认真核查论证后，确定中央各机构的官员定编数为640员。太宗对此非常满意。对于地方官员的选任，太宗也非常重视，决定刺史由自己亲自选定，县令则由中央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贤才一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刺史、县令选非其才的状况，使吏治情况有所改变。隋文帝统治时期，曾针对南北朝以来的“十羊九牧”的状况把地方行政区划由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二级制，裁减了不少州县。隋末以来，天下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加之武德初期对归附的各地豪杰多割地设置州县以安置，“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资治通鉴》卷192）。太宗针对这种情况采取坚决措施，省并州县。经过努力，至贞观十三年（639），全国共有州府358个，县1551个，大大少于武德时期，从而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轻徭薄赋，勤俭节用。经过隋末大动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唐初社会萧条，一片残破景象。高祖在位九年，由于战争并未完全停息，社会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为了尽快恢复经济，太宗推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减轻百姓负担，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要想真正做到轻徭薄赋，就必须节约政府的财政开支，所以省费惜用、力戒奢侈便成为太宗在贞观前期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方针。
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均田令”颁布于武德时期，但是比较彻底地贯彻与推行却是在贞观时期。为了解决好授田不足的问题，太宗支持把官僚贵族多占的土地分给农民的举措，甚至把本应分给官员的职田拿来分给农民，由政府另行从官仓中拨粮给收回职田的官吏，以缓解这个矛盾。他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便是减少皇家园囿，分配给农民，以增加耕地面积。在大力推行均田制的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到各地巡视，督促农民努力生产，检查地方官劝课农桑的政绩。为了不耽误农时，他还运用法律手段惩治那些影响农业生产的行为，不许在农忙时兴建工程和征发徭役。
兴修水利，增殖人口。太宗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多次亲自视察水灾灾情和黄河治理情况。在太宗的督促与倡导下，各地官员大都重视兴修水利，先后修复前代和新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想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有充足的劳动力。经过隋末动乱，人口锐减，高祖统治的武德年间全国仅有二百余万户，不到隋朝最多时户数的四分之一。所以太宗采取许多措施以增加人口，如奖励婚嫁、鼓励生育、赎回外流人口、释放宫女令其婚配等。经过努力，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全国人口达到了380万户，比武德时期增加了180万户。
设置义仓，储粮备荒。隋文帝时曾设置社仓，储粮以备荒。隋炀帝大肆挥霍，国用不足，取社仓之粮以充费用，致使储粮耗尽，无法发挥储粮赈灾的作用。高祖时尚未恢复这一制度，太宗即位后，于贞观二年（628）设置义仓，规定每亩田征收粮二升，下下户及少数民族不交，商人无田者按照其资产的多少分别交纳数量不等的粮食。每遇灾年用来赈济灾民，或者贷给农民作为种子，秋季收获后归还。太宗还下令设置常平监官，专掌平抑物价，物价上涨时则减价抛售物品，物价下降时则大力收购，使物价不致浮动过大，其中最主要是平抑粮价，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经过太宗的治理，贞观时期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很快，出现了“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的景象（《资治通鉴》卷193），与隋末唐初的残破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从被尊为“天可汗”说起
东突厥是唐朝最大的威胁。唐太宗在未即位时挟突厥以自重，即位以后，突厥并没有放弃对唐朝的侵扰，为了获得更多的金帛子女仍然连年入寇，如何解除边患便成了摆在太宗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为了一举解决东突厥问题，太宗除了训练军队、养精蓄锐外，还采取了分化突厥的政策，结好于西突厥，不使其支援东突厥颉利可汗，又拉拢薛延陀，形成对东突厥的南北夹攻的态势。在条件完全成熟后，于贞观四年（630）一举击败东突厥，活捉了颉利可汗，严重威胁唐朝北方的边患基本解除。
此战的胜利使唐朝声威远播，各国各族纷纷遣使到长安朝贡。他们服饰不同，面貌各异，汇集于长安，太宗命著名画家阎立德绘《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可过也”（朱景
庭州南城墙遗址玄《唐朝名画录·神品下》），生动地反映了各国各族使者云集长安的热闹隆重场面。贞观四年（630）三月，四夷君长请求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各族酋长皆呼万岁。从此以后以玺书赐西北诸国诸族君长时，“皆称天可汗”（《资治通鉴》卷193）。
接着唐朝又陆续灭亡吐谷浑、薛延陀、高昌，平定焉耆、龟兹，在西域设立安西四镇，有效地控制了天山以南广大地区，保护了商路，有利于中西交通孔道“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以后唐朝在西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来在唐高宗时期打败了西突厥，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设立了北庭都护府，管理天山以北广大地区，从而最终完成了统一西域的事业。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在回纥、仆骨、拔野古、阿跌、契苾以及同罗、多滥葛、浑部、思奚结、斛薛等部居住地分别设立了羁縻府州，以诸部酋长为都督、刺史，各赐金银缯帛及锦袍，酋长们大喜，捧戴欢呼拜舞。太宗还在长安天成殿设宴，款待各族酋长，并演奏了《十部乐》。于是诸族共同请求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辟一条道路，称之为参天可汗道，沿途设置了六十八处驿馆，备有马匹及酒肉以供给过往的使者。每年以貂皮充作租赋，并请求派给各族能文之士，掌管表疏书启。太宗一一答应。次年，唐朝击败了西突厥，在西域获得空前的胜利，各国纷纷朝贡。面对一片大好形势，太宗十分兴奋，他对群臣说：“人生有几种不同的乐趣：修土城骑竹马，儿童之乐；饰金翠穿罗纨，妇女之乐；兴贩易聚钱财，商贾之乐；百姓安居，四海一统，帝王之乐。朕今日可谓大乐矣！”这是太宗对自己一生成就的总结，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客观地看，太宗在处理各国各族关系方面的确成就突出，在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的过程中，这位杰出的皇帝所成就的事业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唐太宗制定的民族政策促使唐朝与吐蕃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文成公主的入藏加强了内地与吐蕃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吐蕃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也有大批少数民族内迁，在这一时期的长安城中就有许多诸族之人居住，在朝中任官者也不在少数。其中以突厥、铁勒、粟特、契苾、吐谷浑、契丹、鲜卑、奚、浑、吐蕃、于阗、龟兹等族人为多。在今甘肃、宁夏、陕北、山西、河北一带都安置了大批入迁的诸族人口，甚至在南方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安置了一些内附的诸族人口。这些民族大量的内迁促进了各族之间的民族融合，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这些民族固有的文化也对内地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崭新的大唐文化。
三、太宗与子女
（一）严于教子
唐太宗共有十四个儿子，即太子李承乾、楚王李宽、吴王李恪、魏王李泰、齐王李祐、蜀王李愔、蒋王李恽、越王李贞、晋王李治、纪王李慎、江王李嚣、代王李简、赵王李福、曹王李明。其中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三人为长孙皇后所生。
太宗共有二十一女，即襄城公主、汝南公主、南平公主、遂安公主、长乐公主、豫章公主、巴陵公主、普安公主、东阳公主、临川公主、清河公主、兰陵公主、晋安公主、安康公主、新兴公主、城阳公主、高阳公主、金山公主、晋阳公主、常山公主、新城公主。现能考知为长孙皇后所生的为长乐公主、晋阳公主、新城公主三人。
太宗对子女要求颇严，他曾对魏徵说：“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贞观政要》卷4）为了使自己的儿子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命魏徵等人将自古以来帝王子弟成败之事迹编成一书，称《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分赐诸子。魏徵还为这部书撰写了序言，太宗阅后大加赞扬，要求诸子将此作为座右铭，看成立身之本。
太宗不仅要求诸子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还注重让自己的儿子了解社会，了解民间疾苦。他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认识到帝王子弟只有接触社会才能真正体验到世事的艰难，在磨炼中才能增长才干。太宗曾对于志宁等人说过自己的这种体会，他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人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贞观政要》卷4）这时的太子是李承乾。出于这种认识，太宗一面要求东宫官员见到太子的不足之处随时进谏；另一方面也让太子参与一些政事的处理，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贞观四年（630），下诏规定：自今以后有诉讼者，如经尚书省判而不服，可到东宫上诉，由太子裁决，倘若还不服，才可奏闻皇帝。太宗外出巡幸，常令太子留守监国，据说他处理政事“颇识大体”（《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太宗虽然贵为皇帝，但作为父亲，宠爱自己的子女也是人之常情，因此每年都要给诸子赏赐大量的财物。贞观六年（632），将女儿长乐公主下嫁给长孙冲。太宗特别宠爱这个女儿，加之又是长孙皇后亲生，因此嫁妆比较丰厚，相当于自己的妹妹永嘉长公主嫁妆的一倍。魏徵认为此事不妥，上书劝谏。太宗觉得魏徵的话很对，但又怕长孙皇后不高兴，遂把魏徵的进谏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听后感叹地说：“我平时常听说陛下很器重魏徵，却不知是什么原因，今日看到此事才知道他真是一位社稷重臣！我与陛下为结发夫妇，也得到陛下的尊重与爱抚，即使这样，每次说话都要观察陛下情绪的好坏，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君臣之间呢？魏徵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陛下不可不从。”太宗夫妇不仅很快纠正了此事，为了感谢和鼓励魏徵，还赐给他钱四百贯、绢四百匹。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为妻。由于是公主下嫁大臣之家，自然无人再敢按照《礼》规定的媳妇见公婆之仪行事，这种状况由来已久，并非唐初如此。王珪认为太宗动辄以礼法行事，自己带头恢复这种礼仪当不会受到责怪，还能收到示范与宣传的效果。于是他与其妻在正堂而坐，令南平公主亲执笲巾行盥馈之礼，礼成而退。太宗得知此事后大加赞赏。从此以后，凡公主下嫁，只要有公婆在世的都要行此礼仪。这件事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维护旧礼节的问题，实际是媳妇能否尊重公婆的社会问题，对出身高门或优裕家庭的女子尤为重要。太宗能支持此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子女的严格要求和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太宗为了巩固李唐的统治，大封诸皇子为王，并赐予封户，建立王府，设置王府辅导之官。他对诸王政治上要求很严，培养他们的各种才干，但在生活上却给予种种优待，赏赐大量物品。马周对太宗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上书指出：“汉晋以来，在诸侯王的问题上有许多教训，历代君主对这些教训都是熟知的，但是溺于私爱，故有前车之鉴而后车不改辙。今日诸王宠遇之恩有的过厚，很容易导致恃恩骄纵的事发生。往昔魏武帝曹操宠爱陈思王曹植，等到魏文帝即位，对曹植防范甚严，如同狱囚，就是先帝施恩太多而引起的。何况皇帝的儿子不愁不富贵，有封地食邑、锦衣美食，何必每年再厚加赏赐。俗语说：‘贫不学俭，富不学奢。’陛下创建大业，难道只是为了安置好自己的儿子？应该从长远考虑，制定一个办法，使万代遵行。”太宗非常赞赏马周的这种看法。
马周的上述言论实际上有所专指。吴王李恪，他的母亲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门第很高，加之李恪有文武之才，太宗常说这个儿子很像自己，甚至一度有立为太子的打算。魏王李泰是长孙皇后亲生，有文学之才，太宗非常宠爱，专门为他设置了文学馆，允许其自选学士。由于李泰身体胖大，特许他乘小舆入宫上殿。马周的上书中所说的恩宠太厚就是指这两个人。太宗虽然有所偏爱，但他能听从臣下的意见，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对儿子造成不利影响，或者助长他们的骄纵奢侈习气。贞观十年（636），太宗把李恪、李泰和自己的几位兄弟召来，以历史上帝王子弟骄逸不法导致败亡的事例教训他们注重德行修养，不要与人争富贵，并告诫说：“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贞观政要》卷4）这一年，太宗命吴王李恪为安州都督，晋王李治为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纪王李慎为秦州（今甘肃秦安西北）都督。在他们即将赴任时，每人赐书信一封，以相告诫，并说：我本来想给你们赏赐珍玩等物，恐这样将会使你们骄奢不法，还不如赠以此言（指书信）更好些。
吴王李恪在安州都督任上多次外出田猎，损害了百姓的庄稼，侍御史柳范提出弹劾，太宗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官职，并削减封户三百户，以为惩罚。太宗认为吴王犯法，辅佐之官不能及时匡正，也有责任，欲将安州长史权万纪治罪，经人劝谏而释放。太宗这样做，目的是督促辅导诸王之臣尽职尽责，使皇子们少犯或不犯错误。吴王李恪被罢官后，太宗召他回京师，教育他说：“父亲爱儿子，这是人之常情。儿子能尽忠孝则很好，若不遵教诲，触犯礼法，必然招致刑戮，父亲虽然爱子心切，也不能枉法徇私，那时就不好办了。作为大臣和皇子都要谨慎行事，约束自己的行为。”后来李恪吸取了这次教训，再也没有犯过类似错误。纪王李慎在地方任职期间多行善政，得到人们的赞扬，后来又调任襄州（今湖北襄樊），由于政绩突出，当地“百姓为之立碑”（《旧唐书·纪王慎传》）。太宗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下诏进行勉励褒奖。
（二）善于择师
太宗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更顺利地成长，得到更好的教育，非常重
孔颖达像视给皇子选择辅导之官。太宗曾经明确地谈论过为皇子们选择师傅的意义，他说：“有智慧之人，自然不会轻易受到外界不良风气的影响；但是一般的人就不是这样，环境与教育对他们的成长影响很大。周成王由于有周公、召公为太傅，日闻礼法仁德，所以就成为圣君；秦二世胡亥以赵高为师傅，教以刑罚，后来即位就诛功臣、杀亲族，残暴不仁，很快覆亡。可见人的善恶都是由于教育的不同而形成的。所以朕要为太子、诸王选择贤人为师傅，使他们懂得仁德礼法，以利于他们顺利成长。”太宗还命近臣都要多多留意，访察正直忠信之臣，各举荐二三人以供自己选择。先后为太子、诸王充任过师傅的有：李纲、王珪、马周、岑文本、于志宁、杜正伦、李百药、张玄素、孔颖达、权万纪等人，都是正直忠信之人，尽职尽责，受到太宗的器重。如太子少师李纲，“每吐论发言，皆辞色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太子未尝不耸然礼敬”（《贞观政要》卷4）。李百药曾撰《赞道赋》，于志宁撰《谏苑》二十卷，孔颖达撰《孝经义疏》，用于教导太子、诸王。
太宗为使诸子知书达理，还效法古人，提倡尊师重道。他命礼部尚书王珪兼任魏王李泰之师，又令宰相房玄龄向魏王转达他的旨意，说：“卿宜语泰，每对王珪，如见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贞观政要》卷4）太宗还改定礼仪，以保证师、傅的尊崇地位。他对长孙无忌、房玄龄说：“三师（指太师、太傅、太保）以德导人者也，若师体卑，太子无所取则。”于是下令撰太子接三师仪注，规定：三师到东宫，太子要出殿门迎接，并先拜三师，然后三师答拜，进门要让三师先入。三师坐，太子才能落座。太子给三师写书信，前头一定要有“惶恐”二字，最后要有“惶恐再拜”字样。
贞观四年（630），太子少师李纲患脚疾，步行不便。太宗赐以步舆，命三卫士轮番抬舆入东宫。又下诏令太子引上殿，“亲拜之”，以显示尊重师道。李纲为太子讲授君臣父子之道，“问寝视膳之方”（《贞观政要》卷4）。所谓“问寝视膳”，是《礼记》记载的一个故事，说周文王为世子时，每天要三次向父亲王季问安；鸡鸣时就穿好衣服到寝室外问睡眠如何，中午、晚上都要问安，吃饭时要亲视食物的冷热，饭后还要了解吃了多少，胃口如何。通过这类教育使得太子与诸王懂得封建伦理纲常，以达到统治阶级内部协调与和睦的目的。
（三）齐王李祐之死
齐王李祐为太宗第五子，阴妃所生。武德八年（625），唐高祖封为宜阳王，不久又改封楚王、燕王。贞观十年（636）改封齐王，任齐州（今山东济南）都督。李祐的舅父阴弘智对他说：“你们兄弟很多，陛下千秋（亡故）以后，你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应当早做准备，多募壮士以自卫。”李祐年轻无知，性格急躁，轻信了阴弘智的话。阴弘智遂将妻兄燕弘信推荐给李祐，李祐对燕弘信非常器重，给他大批金帛，让他招募武士。
太宗对任职于外地的儿子要求颇严，怕他们年轻骄纵，遂选择了一些刚正之士为长史、司马，辅佐诸王管理地方事务，诸王如有过失，随时匡正并上奏皇帝。李祐喜欢田猎，又昵近小人，长史薛大鼎屡次劝谏不听，太宗认为薛大鼎辅导无方，遂把他罢官。权万纪以前曾做过吴王李恪的长史，正直忠信，太宗遂调权万纪为齐州长史，辅佐齐王。权万纪见齐王所作所为多不法，常犯颜直谏，李祐不听。权万纪遂把李祐身边最为亲近的壮士昝君謩、梁猛彪等驱逐出齐州，以免他们诱惑齐王胡作非为。李祐又暗中将他们召回，更加宠信。太宗得知这些事后，几次写信严厉谴责李祐。权万纪害怕自己也像薛大鼎一样受到李祐牵连而获罪，便对李祐说：“王乃陛下爱子，陛下希望王能改过自新，故严加教训，倘若王能悔过，我愿入朝见陛下，奏说王的改过决心。”李祐遂上表谢罪，权万纪入京后也对太宗言齐王必能改过，太宗甚喜，勉励权万纪，又颁敕书再次警告齐王，切勿再犯前过。李祐听说权万纪受到皇帝慰勉而自己又一次被责，以为权万纪出卖了自己，心中愤愤不平。权万纪回到齐州后对李祐要求更严，不许他走出城门，把所有鹰犬全都释放，又不许昝君謩、梁猛彪与李祐相见，致使李祐对权万纪更加痛恨，与昝、梁等人商议，打算诛杀权万纪。贞观十七年（643），齐王李祐预谋杀害权万纪的事泄露，权万纪遂把齐王亲党逮捕入狱，并将此事上奏太宗。太宗一面命刑部尚书刘德威前往审讯此案，一面命李祐与权万纪入京。权万纪奉诏先行，李祐派二十余骑追赶，在途中把权万纪射死。
权万纪死后，李祐在其党羽的劝说下索性起兵反叛。李祐下令城中十五岁以上男子都要参加军队，又把城外百姓驱赶入城，打开府库，赏赐士卒。李祐还设立官署，大封众人为官，每夜与亲党数人饮酒作乐，自以为得志。太宗得知齐王反叛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亲生儿子竟敢反叛，痛心之余下令兵部尚书李率九州军队讨伐，并下手敕切责李祐。
李祐下令召所属州县军队集中于齐州，竟无一地响应。齐州城中官吏、百姓见李祐如此荒唐，知道他即将败亡，纷纷缒城而逃。李大军尚未进入齐州境内，青（今山东青州）、淄（今山东淄博西南）等数州兵已齐集齐州境内，并向齐州推进。齐王府兵曹参军杜行敏等不愿跟随李祐反叛，商议举兵铲除李祐，齐王府中的很多人以及官吏、百姓无不响应。杜行敏乘夜深李祐防备不严之机率众四面围攻王府，并斩杀了居住在王府之外的李祐同党。战斗一直进行到次日中午，由于李祐余党拼死力战竟攻不破王府。杜行敏遂命四周堆积柴草，扬言如不投降便把他们烧为灰烬。李祐见大势已去，只好开门投降，杜行敏斩杀其余党，把李祐押送长安。太宗下诏将李祐废为庶人，然后赐死于内侍省。
李祐骄奢荒淫，不听劝谏，在贞观中期生产恢复、社会稳定的情况下竟敢举兵谋反，无疑是逆社会潮流而动的，必然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唐太宗一向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想不到在他生前竟然出现了这样一个逆子，对他打击之沉重是不言而喻的。不过，齐王李祐反叛事件的出现并不能说明太宗对子女的教育是完全失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搞分封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这个事件对太宗来说实际是一个警钟，证明分封制不仅不能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反而会破坏中央集权。
四、太宗与亲属
唐太宗对待亲属像对待子女一样要求颇严，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从不轻授官爵。他刚即位不久，就把宗室中封为郡王而无功者全部降为郡公。江夏王李道宗十七岁时就追随太宗南征北战，为统一全国立下了许多战功，后又与李靖等人率军平定吐谷浑，就是这样的功臣，一旦犯罪，太宗也绝不宽容。贞观十二年（638），李道宗因接受贿赂被捕下狱。太宗惋惜地说：“道宗俸禄甚多，又得到很多赏赐，家有余财，却如此贪婪，使人嗟惋，又使人鄙视。”遂下诏免去他的官爵，削去封邑。李道宗知错必改，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屡立功勋，晚年自请授以闲职，好学不倦，敬贤礼士，不以权势凌人，受到舆论的好评。
太宗虽然诛杀了建成、元吉二人，那是由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对于政治家来说也是司空见惯之事，不足为奇。但他对于兄弟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珍惜的，建成死后，太宗在兄弟中年最长，又是
长孙无忌像皇帝，所以自觉地担负起教育诸弟的责任。他为诸弟选择正直之臣为师，与自己的儿子一样严格要求，又时时将诸弟召来，为他们讲授骄奢必亡的道理，告诫他们勤奋学习，亲君子，远小人。
太宗第十一弟韩王李元嘉，为宇文昭仪所生。贞观六年（632），昭仪死，元嘉当时年仅十五岁，涕泣不食，太宗怜惜其弟年幼，多次劝解安慰。元嘉好学，收藏书籍达万卷，生活俭朴，如同普通士大夫家，与兄弟友爱，相见如布衣之交，这一切都深受太宗的赞扬，对他优礼有加。太宗十四弟霍王李元轨，少年多才，深受太宗器重，魏徵也对他大加称赞，太宗遂为他娶魏徵之女为妻。元轨不仅文才出众，武艺也不平凡，有一次他随太宗打猎，箭不虚发，太宗高兴得抚着他的背说：“汝武艺过人，恨今无所施耳。当天下未定，我得汝岂不美乎！”（《旧唐书·霍王元轨传》）元轨前后数次出任刺史，每到一州，政事委于长史、司马，自己谨慎自守，闭门读书，从不扰民，与贤人往来，如布衣之交，不仗势凌人。有人曾问与元轨交往颇深的徐州（今江苏徐州）布衣刘玄平：“霍王有何长处？”回答说：“无长。”问者感到很奇怪。刘玄平解释说：“人有所短，才能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你让我怎么回答呢？”可见元轨的口碑之好。正因为如此，太宗对元轨宠遇弥厚。
太宗的七弟汉王李元昌任州刺史时多次违反法度，太宗曾经下诏严加谴责，元昌不但不思改过，反而更加怨恨。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谋反事发，经查证，元昌也曾参与密谋。太宗不忍诛杀，打算特赦免死，李、高士廉等人认为天子应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用法公平，不能徇私，力主诛杀元昌。太宗不得已，只好将元昌赐死于家中。
高士廉为太宗之妻长孙皇后之舅，参与过玄武门之变，为太宗的心腹大臣。太宗即位后任他为侍中，在贞观初年的拨乱反正中出力甚多，威望很高。就是这样一位重要大臣，一旦有失误，太宗也不轻易放过，必加惩处。有一次，黄门侍郎王珪有密表需要上奏太宗，交给高士廉代为转达，高士廉扣留密表不奏，事发后被太宗从宰相降为安州都督，又转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高士廉在蜀中移风易俗，发展水利，兴办教育，政绩突出。太宗见他能改过且政绩不凡，遂又把他调入朝中任吏部尚书。
长孙无忌是太宗的妻兄，少年时就与太宗相友善，太宗从河东进军关中时他来相投，此后跟随太宗长年征伐，立有功劳。玄武门之变时，他力主先发制人，并参与了玄武门的战斗，故深受太宗器重。贞观元年（627），太宗因念他是外戚，又有功勋，早就想用他为宰相，只因时机不到只好暂时忍耐。这年六月，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死，七月，太宗遂任长孙无忌为右仆射（宰相）。长孙皇后认为自己贵为皇后，家族地位已经非常尊贵了，兄长再执国政似乎不当，希望太宗取消成命，太宗不听。不久，有人密表反映长孙无忌权势过盛，太宗表示不疑。长孙无忌本人恳请辞去相位，皇后又再次陈请，太宗不得已只好解除了他的宰相之职。贞观七年（633）封长孙无忌为司空，坚辞不就，并上表表示自己身为外戚，如再加显官，恐怕会使别人议论陛下徇私情照顾亲属。太宗说：“朕择才授官，若无才干道德，纵然是至亲也不轻易授以要职，比如对襄邑王李神符就是如此；如果才干与德行突出，虽是仇怨之人也不放弃，比如魏徵就是一例。倘若朕因你是皇后之兄，多赐金帛子女就可以了，何必授予重要官职？可见朕授官完全是依据德才而定。”此后，长孙无忌始终受到太宗的信任和器重，成为贞观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河间王李孝恭，是唐高祖堂兄的儿子。巴蜀三十余州由他招抚而下，归属了唐朝。平定萧铣，他是唐军主帅，功劳最大。辅公祏反叛，李孝恭再次率军征伐，迅速扫平了叛乱，稳定了江淮广大地区。旧史说：“自大业末，群雄竞起，皆为太宗所平，谋臣猛将并在麾下，罕有别立勋庸者，唯孝恭著方面之功，声名甚盛。”（《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对于这样的宗室功臣，太宗非常尊重。贞观初，任他为礼部尚书，封河间王，赐封户一千二百户。李孝恭性格宽恕，不以功骄矜。“太宗甚加亲待，诸宗室中莫与之为比。”（《旧唐书·河间王孝恭传》）李孝恭曾对亲近的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所居住的府第宏伟壮丽，这不是我所希望的，应当卖掉，另外再建一所规模较小的住宅，能够容纳得下现有人口就行。我死之后，诸子有才，能守住这份家业就足够了；如果他们不才，也免使他人获得好处。”李孝恭作为一个古人，能具有这样的想法的确难能可贵。
唐太宗对待亲属能做到敬贤才，远小人，赏罚分明，不因亲属滥赏官爵，表现出一个雄才大略帝王所应有的广阔胸怀与风范。贞观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宁，统治阶层内部人心稳定，社会矛盾趋于缓和，与太宗的这一系列措施与做法不无关系。
五、废立太子的风波
（一）失宠的太子李承乾
李承乾为长孙皇后所生，是太宗的嫡长子，武德二年（619）生于长安承乾殿，因而命名。他一岁时就被唐高祖封为恒山王，武德七年（624）又改封为中山王。太宗即位后，因是嫡长子，遂立为太子。幼年的李承乾聪明活泼，太宗十分喜爱。高祖逝世，太宗居丧期间，命李承乾监国裁决政事，这时他年仅十七岁，但是处理政事“颇识大体”。太宗对此十分满意，以后每次外出巡幸都留他在长安居守监国。
为了把太子培养成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太宗非常注意对李承乾的教育，选择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大臣为太子的师傅。贞观四年（630），太宗任命李纲为太子少师，以儒家君臣父子之道教育太子。李纲正色立言，对太子要求颇严。李承乾这时年仅十二岁，还是个小孩子，对这样的严师当然畏惧恭敬，不敢放松学业。次年，太宗又命李百药为太子右庶子，加强对太子的教育和匡扶。李百药针对太子留心典籍但嬉戏过度的特点专门作了一篇《赞道赋》，列举古今帝王成败的教训，劝谏太子近君子，远小人，尚节俭，戒奢侈。太宗得知此事，大加赞扬，要李百药善始善终辅弼太子，并赐良马一匹、彩绢三百段。这一时期担任过太子辅导之官的还有杜正伦、于志宁、房玄龄、孔颖达、张玄素等人。他们都能尽心竭力匡正太子过失，如于志宁曾作《谏苑》二十卷，对太子进行讽谏。孔颖达每次进谏，不留情面，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认为太子已经不小了，“何宜屡得面折？”孔颖达说：“蒙国厚恩，死无所恨。”（《贞观政要》卷4）谏诤更加频繁，更加严厉。孔颖达撰《孝经义疏》，把讽谏之意贯穿于注疏之中。太宗知道后，赏赐于志宁、孔颖达帛各五百匹、黄金各一斤。
太宗为了培养太子的政治才干，让他参与诉讼之事，并处理一些政事。他还让一些富有政治经验的重臣辅佐太子处理政事，“太子每亲政事，太宗必令（李）纲及左仆射房玄龄、侍中王珪侍坐”（《旧唐书·李纲传》）。这样做也是为了随时匡正太子之失。杜正伦为太子右庶子时，太宗对他说：“我儿有疾病，这不要紧，还可以医治；如不敬贤好善，私下接近的全是小人，问题就严重了。希望你认真观察，若劝谏不听，可来告诉我。”太宗把太子的政治缺陷看得比生理缺陷更为严重，无疑是正确的。他始终认为只要是中等之才就可以
褚遂良像通过教育使其变为有用的人才，所以他不放弃对太子的教育，并要求臣下多多举荐贤良以辅佐训导太子。直到贞观十六年（642），即废去太子的前一年，太宗还为如何教育好太子而殚精竭虑。他问群臣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最急迫？请你们每个人都谈一下各自的意见。”众人纷纷发表各自的见解，都不能得到太宗的赞同，唯有谏议大夫褚遂良的话得到太宗的首肯。褚遂良说：“目前天下太平，四方归心，只是太子、诸王应有定分，使他们各安其位，这是当今最急之务，需要尽快处理。”褚遂良正是看到太子地位动摇，怕诸王争位引起政治危机，所以才委婉地提醒太宗重视这个问题。太宗是何等样人，自然明白褚遂良的言下之意，他说：“此言很对，我既以长子位居东宫，诸弟与诸子之数将近四十人，心中常为此事而忧虑。但是自古以来嫡子也好，庶子也好，如无贤良辅佐，何尝不倾败家国。你们应该为我访求贤德之才以辅弼太子及诸王。诸王府的官员不应该让他们任职太久，时间长了不免和诸王情义深厚，非分的企图多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诱发的。”从这些话看，太宗到这时仍没有放弃对李承乾的教育，作为父亲，太宗对儿子可谓尽心竭力了。
李承乾长大以后，由于生长于深宫之中，缺乏艰难的生活磨炼，全无社会阅历，加之身居太子的尊贵地位，生活舒适而散漫，使他染上了喜好声色、漫游无度的纨绔子弟习气。他知道父亲要求很严，所以总是把自己伪装起来，背着太宗去干一些荒唐的事。每临朝处理政务和接待大臣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东宫中辅佐之臣进谏之时，他事先就已猜到他们要说什么，便正襟危坐，主动引咎自责，口齿伶俐，态度诚恳，搞得谏臣答拜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
但是假象只能瞒哄人一时，时间久了总要露出马脚来。当李承乾的所作所为败露后，太宗派去的辅佐之臣因为责任所在，不能不有所劝谏，李承乾不但不听，反而恶语相加。如贞观十三年（639），李承乾因游猎而废学，右庶子张玄素上书劝谏，李承乾不听，张玄素再次上书力谏，李承乾大怒，斥责说：“庶子患了疯狂症吗？”不久，李承乾又在宫中击鼓玩乐，声音传到宫外。张玄素听到后遂去见太子，极言切谏，李承乾当着张玄素的面将鼓毁掉，暗中却派人谋害张玄素，乘张玄素早朝之时在途中伏击，用马猛击张玄素，差一点使他丧命。
贞观十四年（640），太子詹事于志宁因太子广造宫室，奢侈过度，又沉溺于声色之中，上书劝谏，承乾不听。次年，正在农忙之时，太子广召民夫充役，又不许分番，直接影响了生产，人怀怨苦。他还私引突厥人入宫，于志宁又一次上书进谏，李承乾大怒，密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前往于志宁家中刺杀他。当时于志宁正在为母服丧，被太宗起复为太子詹事。于志宁恪守礼法，二人潜入其宅，看到于志宁睡在芦草之上，知道他是大孝之人，不忍伤害而返。
太子还命人造了一口大鼎，召逃亡奴隶偷盗民间马牛，亲自宰杀烹煮，与左右亲近之人共食。他还喜好突厥语、突厥服饰，选左右面貌像突厥人者，每五人为一部落，穿羊裘梳发辫，让他们放牧牛羊。又制作了突厥的五狼头纛及旗幡，设置帐庐，李承乾自居帐中，宰羊烹煮，仿照突厥人的方式，抽佩刀割肉而食。他曾对左右说：“我学作可汗死，你们可仿效突厥丧仪，哭祭于我。”于是僵卧在地，左右皆剺面号哭，跨马绕“尸”而走。他还说：“有朝一日我当了皇帝，当率数万骑田猎于金城之西，然后散发为突厥人，投身于阿史那思摩部下，当一位领兵将领。”
有一位太常寺的乐人，年纪十几岁，长得十分美貌，善歌舞，太子对他非常宠幸，取名叫称心，与他同食同睡。道士秦英、韦灵符也因左道而得宠于李承乾。太宗得知此事，大怒，把称心等人全部处死，连坐诛死者数人。太宗还把太子召去严加谴责。李承乾不思悔改，心中思念称心不已，在东宫中修建一室，供上他的图像，并在禁苑为他修筑坟墓，朝夕祭奠，痛哭徘徊，私赠官爵。他越想越愤恨，竟然称病，数月不朝见太宗。
太宗的异母弟汉王李元昌行为不法，多次受到太宗的谴责，因此对太宗非常不满。李承乾却与他臭味相投，关系十分亲密，两人朝夕相处，游乐玩耍。他们有一次把左右分为二队，太子与李元昌各领一队，披毡甲，擅竹捎，布阵大呼交战，击刺流血，以为娱乐。有人“作战”不力，被捆上手足用树枝抽打，甚至有被活活打死的。太子还说：“假使我今日做天子，明日就在禁苑设置万人营，与汉王分别统率，观他们互相战斗，岂不乐哉！”他还公然叫嚷：“我做了天子，当纵情欢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敢于进谏的就杀掉，不过杀五百人，就无人再敢阻挡我了。”
李承乾生理上还有缺陷，即病足，也就是说他可能是个跛子。虽然如此，太宗也没有因此而废去他的太子之位，但是李承乾的这些行径确实使太宗非常痛心，尽管太宗想尽一切办法来教育他、挽救他，无奈李承乾不知悔改，遂使太宗渐渐疏远了他，并有了改立太子的想法。
（二）急于夺嫡的李泰
太子李承乾的失宠使他的兄弟们滋生了夺取东宫之位的欲望，其中最迫切也最有希望的便是魏王李泰。
李泰是太宗的第四子，也为长孙皇后所生。武德三年（620）封宜都王，次年改封卫王。太宗即位后封越王，贞观十年（636）改封魏王。李泰从小勤奋学习，文章写得很好，又喜好招贤纳士，和李承乾形成鲜明对照，因而很得太宗的宠爱。贞观十年，太宗大封诸王为都督、刺史，并于当年三月命他们各自离京赴任，李泰被任命为相州（今河南安阳）都督，却不赴任所，继续留在京师。“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任自引召学士。”（《旧唐书·濮王泰传》）这种做法和太宗当年在秦王府置文学馆如出一辙，所以元代史学家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时特地在这一条下注明：“为泰图东宫张本。”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礼部尚书王珪为魏王师，这是一种辅佐教导亲王的官职。太宗还对李泰说：“汝事珪当如事我。”（《资治通鉴》卷194）李泰知道父亲把这样的朝廷重臣派来辅佐自己意味着什么，所以每次见到王珪总要先拜，王珪也以老师而自居。太宗因李泰身胖腰大，行走不便，特允许他乘小舆入宫朝见，“其宠异如此”（《旧唐书·濮王泰传》）。
贞观十二年（638），魏王府司马苏勖以自古贤王皆招士著书劝李泰奏请修撰《括地志》。“于是大开馆舍，广延时俊，人物辐辏，门庭如市。”（《资治通鉴》卷196）经李泰奏请，太宗批准，当时朝臣中参与该书编撰的有：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李泰奏请修撰《括地志》的目的有二：其一，可以借修撰书籍为自己捞取好声誉，为夺取太子之位创造条件；其二，可以借机扩充势力，招纳一批人到魏王府集团中。太宗对此事大力支持，下诏命卫尉寺供帐，光禄寺供食。《括地志》共计五百五十卷，历时四年编成，于贞观十六年（642）奏上，太宗命藏于秘阁，赐李泰绢帛万段，赐给参与编修者萧德言等人各大批彩帛。《括地志》是一部大型地理类典籍，它是以贞观十三年（639）的簿书，全国三百五十八州为准绳，叙述了这些州郡的建置沿革、山河形势、风俗物产、人口古迹等。该书大约在两宋之际亡佚，今仅有辑本八卷传世，这是非常可惜的。《括地志》的修成确实为李泰带来许多好的声誉，赞誉之声不绝，对李承乾形成了很大威胁，也引起了李承乾的忌恨。
李泰以驸马都尉柴令武、房遗爱等二十余人为腹心，又以韦挺、杜楚客总摄魏王府事，让这两人暗中交结朝中大臣，“津通赂遗”，“文武群官，各有附托，自为朋党”（《旧唐书·濮王泰传》）。李承乾恐被废去太子之位，对其弟李泰恨之入骨。太常乐人称心被太宗处死，李承乾怀疑是李泰告的密，心中更加痛恨。他命太子左卫副率封师进与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等人设法刺杀魏王，由于李泰防范甚严，无法得手。李承乾见一计不成，遂命人冒充魏王府典签官到玄武门上封事，告发李泰的种种“罪行”。太宗知道这是有人故意诬告，下诏搜捕上书人，结果没有捕获。太子李承乾的这些做法是黔驴技穷的表现，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引起李泰的警惕和太宗对他的反感。
在太子李承乾的过失日渐暴露的情况下，让他继续充当太子，将来继承大统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自古以来嫡长子承继皇位的观念根深蒂固，轻易改换太子为历代之大忌，尽管李承乾不成器，但要把他断然废去也是一件大事，太宗也轻易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于是就采取了扶持魏王李泰的办法，逐步地创造条件，以便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使李泰登上太子之位。太宗扶持宠异魏王的具体做法是：增加魏王的月料，使其超过了太子的月料标准。又令李泰迁居于宫中武德殿，以便父子随时见面。有一次，太宗亲临魏王府，赏赐给魏王府官员大批财物，赦免长安死罪以下犯人，并免除魏王府所在的延康坊民户一年的租赋。长安城以南北走向的朱雀大街为界，东为万年县，西为长安县，延康坊的位置在长安县管辖区域内。太宗赦免长安死刑以下罪犯和免除延康坊的租赋，用意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是替魏王收买人心。
太宗为了抬高李泰地位，曾借题发挥压制那些不支持李泰的大臣，有人反映说三品以上的大臣皆轻蔑李泰，“意在谮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太宗于是御齐政殿，召三品以上大臣入见，大发雷霆地说：“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时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儿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非天子儿耶？我见隋家诸王，达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踬顿。我之儿子，自不许其纵横，公等所容易过，得相共轻蔑。我若纵之，岂不能踬顿公等！”（《贞观政要》卷2）房玄龄等人见太宗如此震怒，吓得战栗不已，连连拜谢，却不料遭到魏徵的反击。魏徵很严肃地反驳了太宗，认为当今群臣并无人轻蔑李泰。今三品以上大臣都是朝廷公卿，连陛下您都非常尊重，就是小有不是，亲王如何可以随便折辱？如果国家纲纪混乱，当然就谈不上这些了，而今正是圣明之时，魏王岂能如此放肆！隋文帝不知礼义，放任诸王，使其无礼于臣下，不足以效仿。这些话义正词严，使太宗无法反驳，何况太宗是圣明之君，岂能不知魏徵的话是有道理的？于是他转怒为喜，赏赐了魏徵一千匹绢，才算结束了这个尴尬局面。
魏徵还反对魏王居于武德殿，认为太宗爱自己的儿子可以理解，但应防止其骄奢，也不应违背礼法。太宗只好让李泰搬回魏王府。除了魏徵之外，褚遂良也反对太宗对待魏王的一些做法。太宗给魏王的月料超过太子，褚遂良就看不惯，上书坚决反对，认为“庶子虽爱，不得逾嫡”（《资治通鉴》卷196），这是自古以来的礼法，否则将会导致祸乱的发生。太宗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表示接受意见。到贞观十六年（642）时，关于太宗废立太子的传闻越来越多，据载：“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资治通鉴》卷196）从“群臣日有疑议”一句看，当时对废去李承乾太子之位持不同观点的大臣人数还不少。在这种压力下，太宗不得不明确表态自己并不打算废去太子。他对群臣说：“方今群臣，忠直无逾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绝天下之疑。”（《资治通鉴》卷196）于是太宗在这年九月正式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魏徵因为有病，上表推辞。太宗下手诏说：“周幽王、晋献公都是因为废嫡立庶而导致亡国危家，汉高祖几乎废去太子，赖有四皓辅佐太子而平安。我今日的举动，目的也在于此。”一直到贞观十七年（643）正月，太宗还对群臣一再表白说：“外间有些人看到太子脚有毛病，魏王聪颖，又时常跟随我游幸，遂产生废立太子的议论，一些侥幸投机之徒已经投靠于魏王。太子虽然病足，还可以行走。《礼》曰：‘嫡子死，立嫡孙。’太子的儿子已经五岁，我绝不以庶子代替嫡长子，以免开启窥窬之源！”同月，魏徵病危，太宗还和李承乾一同到其府上看望。太宗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向外界表明自己并无废去太子之意。
太宗既然已经在扶持魏王李泰，并有废立太子之意，为什么却又有以上这些举动呢？主要原因是由于群臣反对废太子的人不少，其中还有一些像魏徵这样的重臣，这就使太宗不能不慎重对待这个问题。其次是李承乾虽然失德，但并无反逆行为，充其量不过行为荒唐，还没发展到非废不可的地步。李泰夺嗣的行动过分暴露，加之恃宠骄傲，引起了一些大臣的不满，何况他本人也没建立什么功业，难使众人敬服。在这种情况下，废长立幼显然时机不成熟，太宗从封建礼法出发只能作以上的表示，以平息舆论的压力。
但是太宗这样的姿态并不表示他已彻底放弃废立太子的打算，这一点与他的经历和思想有关。太宗本人就不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登上帝位的，因而他并不一定要坚持嫡长子制。从思想上看，他曾经说过：“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贞观政要》卷7）可见太宗的思想深处还坚持立贤而不一定立长。这种思想平心而论是比较明智的，这样做对政权的长治久安是有益处的。然而这种想法与古代礼法却极不吻合，对于一个口口声声要大兴礼法的皇帝来说是不便说出口的，当反对废立太子的大臣们用礼法作武器进行反击时，太宗只能妥协退让了。贞观十七年（643）三月，齐王李祐发动叛乱被镇压，李祐本人被赐死。同月，投靠李承乾的将军李安俨上书说：“皇太子及诸王，陛下处置，未为得所。太子，国之本也，伏愿深思远虑，以安天下之情。”（《唐会要》卷4《储君》）太宗只好再次表示绝不废长立幼。太宗此前已经多次公开表过态了，为什么还有人要继续提这个问题？可见太宗虽然口头上表态了，但实际行动上并没有改变亲近魏王、疏远太子的立场。否则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个问题，李承乾也不会愚蠢到阴谋发动政变。
（三）一场流产的政变
李承乾集团中人数虽然不少，但大都地位不高，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朝臣中反对废立太子者并不一定是投靠了他，他们只不过是出于古代礼法认为不应轻易废长立幼而已，没有讨好或投靠李承乾的意思。太子集团中的主要人物有如下数人：汉王李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等。连东宫系统中的主要官员都没投入这个集团中，如左庶子张玄素（张玄素初为右庶子，后为左庶子）、右庶子赵弘智以及令狐德棻、于志宁等，可见李承乾集团是多么的孤立。
汉王李元昌是唐高祖的第七子，太宗的异母弟。此人勤于学习，善绘画，隶书写得很好，行书也不错。《书断》说他的字“洒落可观”，然“过于奔放”（《法书要录》卷9引《书断》）。他的画“颇得风韵，自然超举”（《图绘宝鉴》卷2），尤善画马羊、禽鹰。但其政治才干不行，在华州（今陕西华县）刺史、梁州（今陕西汉中）都督任上干过不少不法之事，太宗曾下手诏谴责。他非但不自责，反而心怀怨愤。贞观十六年（642），他回到京师，便投入李承乾集团中参与密谋。李元昌曾对李承乾说：“我希望殿下早当天子。近日入宫看到陛下身边有一美人善弹琵琶，事成之后希望能赏赐给我。”李承乾表示不成问题。
洋州（今陕西西乡）刺史、开化公赵节是赵慈景的儿子，他的母亲是高祖之女长广公主，也算是皇亲国戚。赵慈景早年受高祖之命率军进攻河东，被尧君素所杀。赵节自以为他家功劳甚大，不满意现有地位，投入李承乾集团中想在政治上捞取更大的好处。
李安俨曾是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之变时他率军与秦王府军队拼死力战。事后太宗认为他能忠于故主，也算是忠义之士，故没有治其罪，反而让他掌典宿卫之任。李安俨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投入李承乾麾下，欲对太宗行不轨之事。究其原因，与他不满自己的官职低下有关，到贞观十七年（643）时，他仅是一个正四品下的中郎将，而
高昌故城遗址与他同时的薛万彻等人的地位却远在他之上。
驸马都尉杜荷是宰相杜如晦的次子。杜如晦早死，太宗念其功大，把女儿城阳公主嫁给了杜荷，任命他为尚乘奉御，封襄阳郡公。但杜荷生性暴虐，不遵法度，不知感恩，却与李承乾气味相投、往来密切，并且利令智昏地为他出谋划策。
在李承乾集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侯君集。他本是太宗手下的得力大将，早年投入秦王府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玄武门之变时，侯君集积极出谋划策，并参与了诛杀李建成、李元吉的行动，所以太宗即位不久就升任他为右卫大将军。贞观四年（630），升任兵部尚书，参与朝政。后作为李靖的助手征服了吐谷浑。贞观十二年（638），升任吏部尚书。作为统帅他又率军平定了高昌。侯君集后来口口声声说他平定两国，即指这些事。由于侯君集功大，所以他的画像也被悬挂于凌烟阁中，这样一位重臣为什么却要投入李承乾集团中，冒杀身破家的风险呢？这还要从他平定高昌说起。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率军攻破高昌国，未奏请太宗就擅自配没无罪之人，又私取该国珍宝。部下将士见主帅如此，纷纷盗窃财物，侯君集怕牵连出自己，因而不敢追究查处。回到长安后有人告发此事，太宗遂将他交给司法部门查处。中书侍郎岑文本认为功臣大将不可轻易加以屈辱，命将出师，重要的在于克敌取胜，如能克敌，虽贪可赏；若吃败仗，虽廉可诛，上书太宗不要追究侯君集的罪过。太宗遂下诏释放了侯君集。侯君集自以为功劳甚大，而被捕下狱，心中对此极为不满。贞观十七年（643）二月，太子詹事张亮外出任洛州（今河南洛阳东）都督。侯君集以为张亮对这个任命也不满意，就去见张亮，问他道：“你这次出京，知道是何人排斥的吗？”张亮说：“不是你是谁呀！”侯君集回答说：“我平定一国以来受到了很大的冤枉，处处受到斥责，如何还能排斥别人！”他鼓动张亮与他一同造反。张亮遂将此事密奏太宗。太宗说：“你与君集都是功臣，君集对你说这话时又无他人听见，如将他下狱审问，他肯定不会承认，两人相证，事未可知，你就不要再说了。”太宗对待侯君集与以往一样，不久又将他与其他功臣的画像同列于凌烟阁。侯君集不知悔改，依然如故。
侯君集的女婿贺兰楚石任东宫千牛，侍奉太子，李承乾从他那里得知侯君集心怀怨愤，就多次令贺兰楚石引侯君集入东宫，向他请教保全太子之位的办法。侯君集认为李承乾劣弱，就劝他造反，并举起自己的手说：“此好手，当为殿下用之。”（《资治通鉴》卷196）他还告诫李承乾，魏王为陛下所爱，恐怕殿下有被废黜的危险，以后如有敕召见殿下，应早做准备，不要到时无所措手足。李承乾认为侯君集说得很对，厚加赏赐，视为心腹。
太子李承乾所依赖的这些人，或为狂妄之徒，或为野心家，无一老成持重的正人贤士。他们不识时务，在唐初社会刚刚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百姓向往安乐太平的情况下，逆社会潮流而动，妄图大搞动乱，失败自然是难以避免的。
李承乾既已决定发动政变，于是召集同谋者，割破手臂，以帛蘸血，然后烧成灰倒入酒中，同饮而尽，誓同生死。他们计划率兵袭击大内，杀害太宗。当他们听到齐王李祐造反失败的消息后，李承乾对纥干承基说：“我东宫西墙距大内不过二十步，与卿等谋大事，岂是齐王所能比的？”他们就是利用东宫紧靠太宗所居的太极宫的方便条件，图谋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成功。杜荷说：“琅玡人颜利仁善观天象，他说天象有变，陛下当为太上皇。”劝李承乾尽快起事，以应天象。他还献策说：“请称疾，上必临问，可以得志。”（《新唐书·杜荷传》）建议李承乾称暴病危急，利用太宗前来东宫探视病情之机发动政变。
贞观十七年（643）四月，李承乾集团的政变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在偶然之间被揭穿了。在审理齐王李祐反叛的案件时牵连出了纥干承基，遂将他逮捕入狱，并判处死刑。纥干承基为了活命，于是就供出了太子李承乾的谋反计划。太宗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竟会如此大逆不道，感到非常震惊，遂命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等重臣会同大理寺及中书省、门下省查处此案。经过认真调查和审理，证明谋反确属事实。太宗与群臣商议如何处治李承乾，没有人敢首先提出处理意见，最后由通事舍人来济提出处理原则，即“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资治通鉴》卷197）实际上是不要对李承乾处以死刑。这个意见正合太宗的心意，于是下诏把李承乾废为庶人，暂时幽禁于右领军府，后来流放到黔州（今重庆彭水），贞观十八年（644）十二月病死。
太宗还想免去汉王李元昌的死罪，群臣坚决反对，太宗只好赐他于家中自尽。对于侯君集、李安俨、赵节、杜荷等人，太宗就无所顾忌了，将他们通通处死。左庶子张玄素、右庶子赵弘智以及令狐德棻等人，因为不能及时谏诤全部免官为庶人。于志宁因为数次犯颜直谏，受到太宗的褒勉，没有牵连进去。纥干承基因为揭发李承乾的阴谋有功，被任命为折冲都尉，封平棘县公。
（四）渔翁得利的李治
魏王李泰一心想夺取太子之位，李承乾被废，太子之位空虚，正是他入主东宫的好时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李泰天天入宫侍奉太宗，显得非常殷勤孝顺。太宗本来就宠爱李泰，李承乾被废后，长孙皇后亲生的儿子就只剩下魏王李泰和晋王李治二人了，其他均为嫔妃所生的庶子。在李泰和李治二人中，李泰排行第四，李治排行第九，李泰为长，所以太宗当面向李泰许愿，同意立他为太子。此外，岑文本和刘洎两位重臣也劝太宗早日立魏王为太子，似乎魏王李泰的太子之梦就快要成真了。
不料宰相长孙无忌坚决反对立李泰，力主立晋王李治为太子。他的出面使这个问题又趋复杂化了。长孙无忌是李泰和李治的亲舅父，按理说他对这两个人不应有亲疏之别，为什么却支持一个反对另一个呢？要搞清这个问题，必须从这两位皇子自身说起。晋王李治性格懦弱，平日与外臣极少交结，这时仅十五六岁，还不大懂得权术与政治之类的事情，当然也就使人对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而魏王李泰就不同了，他早在开文学馆时就已网罗了一股势力，以后因为太宗宠爱，有夺嫡的可能，遂使一批文武官员投入其集团之中，加上他自己的主动拉拢，已经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长孙无忌既是皇亲国戚，又是元老重臣，长期担任宰相，在贞观后期权势很大，他要想长期执政，保持自己的权势不变，就必须从这两位外甥中选出一位更有利于自己扩展权势的作为储君。选李泰显然不大合适，因为李泰有属于自己的政治势力，一旦当了皇帝肯定要重用自己的亲信，而且年纪较大，有一定的政治能力，不好控制。再加上李泰自恃有太宗的扶持，大概没有求助于长孙无忌，于是便显得有些冷落了这位舅父。而李治就不同了，他没有自己的政治势力，且为人懦弱，扶持他当储君便于将来操纵政权，所以长孙无忌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此外，支持李治的并非仅长孙无忌一人，还有房玄龄、李、褚遂良等人。这大概是魏王李泰平时傲慢，与三品以上公卿争礼造成的后果。正因为有这样一批重要大臣的反对，才使太宗不敢轻易下诏立魏王为太子。
太宗并不就此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决定再试试朝臣的态度。有一天，太宗对群臣说：“昨日青雀投我怀中，说他今日就如同重生一样，成为天子的儿子。他有一个儿子，他死之日，一定将其杀死，然后传位于晋王。谁人不爱自己的儿子，我见他这样说，心中甚是怜悯。”青雀是李泰的小名。所说重生等语，当是太宗又一次表示要立他为太子，故李泰才说出这一番话来讨好太宗。其实太宗对李泰这些话并非完全相信，太宗是何等英明的人物，岂能被李泰的这些假话所蒙蔽，他不过是借李泰的话去堵那些反对者的口。你们不是要立李治吗？那好，等魏王死了以后再传位给他吧。太宗的话立即遭到褚遂良的反驳，他说：“陛下此言大误，希望认真想一想，哪有陛下万岁之后，魏王当了皇帝，肯杀自己的爱子，传位给晋王的道理？陛下以前既立承乾为太子，却又宠异魏王，供给礼遇皆超过承乾，结果造成今日这样的局面。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日要立魏王为太子，请先安置好晋王，这样才能安全。”所谓“前事不远，足以为鉴”，指的就是玄武门之变兄弟相残之事。这番话触到了太宗痛处，使他难以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太宗当场就流了泪，说“我不能尔”（《资治通鉴》卷197）。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找到保证自己的儿子不互相残杀的办法。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终于促使太宗改变了立魏王为太子的初衷。魏王李泰看到立自己为太子的事出现了障碍，而这个新障碍在他看来就是自己的弟弟李治，于是他决定利用李治平日与汉王李元昌关系较为亲密的事实恐吓李治，让他自动退出竞争。李泰找到李治，对他说：“汝与元昌善，元昌今败，得无忧乎？”（《资治通鉴》卷197）李治本来懦弱胆小，经李泰这样一吓果然恐惧得不得了，唯恐李元昌参与谋反的事牵连到自己，整日忧心忡忡。这种情况被太宗看到，感到很奇怪，经过再三询问，李治就把李泰如何讲的话都告诉了太宗，“上怃然，始悔立泰之言矣”（《资治通鉴》卷197）。太宗之所以有些后悔，是因为他从李泰对李治的话中隐隐感到了一股寒气，使他认识到褚遂良的话不幸说中了。这里不仅涉及晋王李治将来的安全问题，同时也牵涉到李承乾能否活下去的问题。
太宗把李承乾囚禁起来后，有一次把他召来当面谴责。李承乾说：“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资治通鉴》卷197）平心而论，这些话还真合情合理。同时也提醒太宗，在他生前可以赦免李承乾不死，一旦将来李泰继承了皇位，因为争夺太子之位的仇恨，就很难保证李承乾继续生存下去了。
为了避免兄弟残杀的事再度发生，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放弃李泰改立李治为太子。对于这一点，太宗自己讲得非常清楚：“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资治通鉴》卷197）太宗的这一决定对日后政局的稳定有较大的益处，避免了可能发生的纷争与混乱。
实际上，太宗在公布自己的最后决定时，为了避免再发生争论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据载，太宗在两仪殿坐朝，散朝时留下长孙无忌、房玄龄、李、褚遂良等人，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三子一弟”，指李承乾、李泰、李治与元昌。“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旧唐书·长孙无忌传》）长孙无忌等急忙上前抱住太宗，夺下佩刀交给晋王李治。他们问太宗为何如此难过，到底想干什么？太宗回答说：“我想立晋王为太子。”长孙无忌连忙说：“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对晋王说：“你舅父许你为太子，还不赶快拜谢。”晋王跪拜以谢长孙无忌。太宗对长孙无忌等人说：“公等已同意此事，只是不知其他人的意见如何？”长孙无忌回答说：“晋王仁孝，天下久已归心，请陛下召见百官，肯定不会有异议。如若不然，臣愿以性命担保。”太宗于是在太极殿召见六品以上文武官员，对群臣说：“承乾大逆不道，李泰也很凶险，皆不可立。朕打算从诸子中另选一人为太子，谁可担此大任，请众卿明言。”群臣皆呼曰：“晋王仁孝，应当为嗣。”这件事终于确定下来了。太宗抽佩刀欲自刺的举动的确不大成体统，尤其还当着晋王李治的面讨论立嗣之事，似乎不大可能。其实这正是太宗独出心裁的举动，试想皇帝为了立晋王竟闹到要自杀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原来支持李泰的大臣也不敢再出面争论了，谁能负得起这样大的责任，谁又敢冒这样的大不韪？太宗以自己的智慧一举制止了一场原本会很激烈的争论，使立嗣问题顺利解决，有利于政局迅速稳定。在立晋王的问题上之所以没有发生争论，不能不说与太宗的这一举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唐书·濮王泰传》载：“长孙无忌固欲立晋王，帝以太原石文有‘治万吉’，复欲从无忌。”这一记载不大可信。太宗从来都重人事，轻迷信，对谶语之类的东西尤其反对，如何会因一块石头上有这么几个字就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这是李治当了皇帝以后，有些旧史官为了抬高其地位编造的所谓顺应天命的谎言。此类东西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并非什么新鲜的把戏。
在确定晋王为太子的当日，李泰还不知道这一变化，率百余骑至大内南门永安门，被把守宫门的官员阻挡住，只许他一人入宫，然后根据太宗的命令将他幽禁于内苑。数日后，下诏免去李泰一切官职，降爵为东莱郡王，迁于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安置。魏王府官员凡与李泰亲近的全部流放岭南，杜楚客免官为庶人，给事中崔仁师因奏请过立李泰为太子，贬为鸿胪少卿。
处置李泰后，太宗下诏正式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并大赦天下。以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房玄龄为太子太傅，萧瑀为太子太保，李为太子詹事，后两人皆同中书门下三品，即仍为宰相。又以于志宁、马周为太子左庶子，苏勖、高季辅为右庶子，褚遂良为太子宾客。太宗几乎把朝廷中重要大臣都任以东宫系统官职，用以辅佐李治，其用心良苦于此可见一斑。
以上所述可以清楚看出李治之所以能登上太子之位，完全是他的两位兄长争斗得两败俱伤的结果，并非他本人有什么过人的才智。不过太宗对李治实在是不放心，他立李治为太子固然可以避免兄弟相残，然而太子毕竟是未来的皇帝，将来是要统治天下、治理万民的，没有相当的才干与魄力是无法胜任的，搞得不好也不利于政权的长治久安，对于这一点太宗是非常清楚的。太宗曾对长孙无忌说：“公劝我立雉奴，雉奴仁懦，得无为宗社忧，奈何？”（《新唐书·濮王泰传》）雉奴是李治的小名。太宗因吴王李恪有文武之才，“甚为物情所向”（《旧唐书·吴王恪传》），又打算改立李恪为太子。此事为长孙无忌所知，“密争之，其事遂辍”（《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太宗立李治为太子的目的是想避免兄弟相残，由于李治懦弱，后来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为了取代唐室建立大周政权，大杀唐朝宗室，太宗子孙几乎被诛杀殆尽，这种状况却是太宗所始料不及的。武则天指使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他所极力保护的这位外甥“竟不亲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旧唐书·长孙无忌传》），下诏免去其一切官爵，不久赐死，家属亲戚全部流放岭南，子侄或流放或诛杀，这一结局也是长孙无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五）其他诸子的情况
除了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晋王李治及齐王李祐之外，太宗还有十个皇子，其情况如下：楚王李宽，太宗第二子，由于太宗弟李智云早亡，遂在武德三年（620）时由唐高祖做主，将其过继到李智云门下，很早就亡故了。贞观初追封为楚王。
吴王李恪，太宗第三子。他的母亲是隋炀帝的女儿，因其门第高贵，加之李恪有文武才，很得太宗的宠爱，“太宗常称其类己”（《旧唐书·吴王恪传》）。在太子李承乾失宠后，立晋王李治为太子，又因李治生性懦弱，一度曾有改立李恪为太子的打算，由于长孙无忌的反对而作罢，尽管如此，也为其日后不得善终埋下了隐患。
李恪早在武德九年（626）时就被封为汉王，授益州（今四川成都）大都督，因为年幼并没有赴任所就职。贞观十年（636）改封吴王，十二年（638）授安州都督。唐高宗李治即位后，官拜司空、梁州都督。永徽四年（653）二月，高阳公主与驸马房遗爱谋逆被诛，长孙无忌因李恪英武，名望素高，为众所敬服，为了断绝众望，遂诬陷李恪也参与了此事，将其处死。李恪临死时大骂曰：“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199）后来长孙无忌果然为武则天所杀。
李恪共有四子，在他被害之时均被流放到岭南蛮荒之地。长孙无忌被诛后，高宗遂追封李恪为郁林王，并立庙祭祀。他的长子李仁后改名千里，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历任诸州刺史。当时李唐宗室子弟多被诛杀，李千里由于数次进献符瑞竟得免祸，并升任为金吾卫将军。唐中宗复位后，晋封成王，任左金吾卫大将军兼益州大都督。因参与诛杀武三思之事被诛杀抄家。唐睿宗即位后，平反并恢复官爵。
蜀王李愔，太宗第六子，与吴王李恪为同母兄弟。贞观五年（631）封梁王，十年（636）改封蜀王，任益州都督、岐州刺史。李愔骄横不法，曾无故殴打所属县令，又田猎无度，使太宗非常生气，一度削去其封户之半，并贬为虢州刺史。太宗死后，李愔自以为再也无人可以约束自己，经常外出田猎，毁坏百姓庄稼。典军杨道整叩马劝谏，被李愔拽翻毒打。经御史大夫李乾祐弹劾，高宗遂将其贬为黄州刺史，升杨道整为折冲都尉，赐绢五十匹。永徽四年（653），因李恪之事的牵连被贬为庶人，流放到巴州（今四川巴中）居住。后来又改封为涪陵王，乾封二年（667）死。
蒋王李恽，太宗第七子。贞观五年封郯王，十年改封蒋王，历任安、梁、遂、相等州都督或刺史。李恽生活奢侈，好聚敛，在安州时多造器用服玩，州县不堪其扰，对百姓造成了一定负担。永徽二年（651），高宗给诸王各赐帛五百段，独不赐李恽与滕王李元婴，并说：“滕叔、蒋兄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两车以为钱贯。”“二王大惭。”（《资治通鉴》卷199）上元元年（674），有人赴长安诬告李恽谋反，高宗派官吏前往查处，李恽惶恐不安，遂自尽而死。
越王李贞，太宗第八子。贞观五年封汉王，后改封原王、越王，历任徐、扬、相、安、蔡等州都督或刺史。李贞善骑射，懂文史，颇有吏才。其自以为有才，所到之处，偏听偏信，奸佞当道，正直官员反倒受到贬斥，又放纵童仆，侵暴百姓，故人服其才而鄙其行。武则天临朝称制时，他与唐朝其他宗室联合密谋匡复李唐政权。垂拱四年（688），武则天以明堂新建成为由，召诸王、宗室赴京参加大享之礼。李贞等认为武则天想借机铲除宗室，遂举兵反叛。武则天遣大军讨伐，并下诏改其姓氏为虺氏。大军包围了蔡州城，李贞战败，饮药而死。唐中宗即位后，侍中敬晖欲恢复其官爵，被武三思阻止。直到唐玄宗开元四年（716）才颁诏恢复了爵位，并以礼改葬。
纪王李慎，太宗第十子。贞观五年封申王，十年改封纪王，历任秦、襄、荆、邢、贝等州都督或刺史。李慎为政清明，襄州百姓曾为其立碑颂扬，得到过太宗的奖励。李慎虽贵为亲王，但却好学不倦，精通文史，与越王李贞齐名。李贞起兵反对武则天时，李慎不愿同谋，但事后仍被逮捕下狱，并判处死刑，临行刑前却又放免，改姓虺氏。李慎虽然侥幸逃过一死，却仍被流放到岭南，行至中途而死。其诸子除长子早亡外，其余均被武则天杀害，家属流放岭南。唐中宗即位后，下诏追复李慎一切官爵。
江王李嚣，太宗第十一子。贞观五年封王，次年因病而亡。
代王李简，太宗第十二子。贞观五年封王，当年病死。
赵王李福，太宗第十三子。贞观十三年（639）封王，由于隐太子李建成诸子全部被杀，遂命其为建成后嗣。贞观十八年（644）授秦州都督，后任梁州都督。唐高宗咸亨元年（670）病死。
曹王李明，太宗第十四子。贞观二十一年（647）封王，历任梁、虢、蔡、苏等州都督或刺史。因齐王李元吉诸子被诛，诏令其为元吉后嗣。李明任苏州刺史时，放纵下属危害百姓，不遵法度，不奉国命，长史孔祯劝谏不听。唐高宗时，太子李贤被废，李明因与李贤多有交往，被降为零陵郡王，安置于黔州。永淳元年（682），黔州都督谢祐为了讨好武则天，逼迫李明自杀。高宗得知后非常惋惜，将黔州官员全部免职。
六、太宗与后妃
（一）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十三岁嫁给李世民，当时李世民也不过十六岁，可谓少年夫妻。长孙皇后从小好读书，贤惠知礼，对唐高祖非常孝顺，很得高祖的喜爱。玄武门之变时，她亲自慰勉战士，“左右莫不感激”（《旧唐书·后妃列传》）。
当了皇后以后，长孙皇后生活节俭，性格和顺，嫔妃以下有病都要亲自看视抚慰，甚至把自己的药和饭食送给患病的嫔妃。有时太宗脾气暴怒，无故责罚宫人，长孙皇后要求由她负责惩处，让太宗不必为此劳心，过一段时间等太宗平静下来后再为之申诉，因此宫中“刑无枉滥”（《资治通鉴》卷194）。太宗的女儿豫章公主从小丧母，长孙皇后将她收养，慈爱超过了对待自己亲生的儿女。由于长孙皇后善于处理宫内的各类事务，不仅太宗省心，还赢得了宫中上下的赞扬与爱戴。
长孙皇后对自己的儿子要求很严，经常教育他们要节俭谦和。太子李承乾的乳母告诉皇后，说东宫器用之物比较少，请求增置，遭到拒绝。长孙皇后告诉她：“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资治通鉴》卷194）
太宗因魏徵直谏屡次使他下不了台而十分生气，经皇后巧妙地劝解后，使他对魏徵一如既往。太宗欲重用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皇后认为外戚不可使之权重，坚决反对。太宗不听，任命长孙无忌为宰相。皇后又密令长孙无忌苦求辞让，太宗不得已，只好同意。长孙皇后有一异母兄长孙安业，好酒无赖，在他父亲死后把年幼的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赶出家门，因此长孙无忌兄妹二人是在舅父高士廉家中长大的。太宗当了皇帝后，长孙皇后并不忌恨以往之事，劝太宗加以任命，使长孙安业官至监门卫将军。后来长孙安业因罪被捕，太宗按律将处以死刑，长孙皇后叩头流涕为他请命，认为长孙安业按其罪行确实应予诛杀，只是这样做了以后，天下之人还以为是因以往旧事而处极刑，不仅对她的声誉有影响，而且也将影响朝廷声誉，太宗遂免去了长孙安业的死罪。
贞观八年（634），长孙皇后病重。太子李承乾对其母说：“所有的医生都已看过，各种药物都已服过，只是病情不见减轻，不如请求赦免囚徒，度人入道教，也许福佑降临，病情好转。”皇后则认为死生有命，不是人力可以改变的。如果修福可延长生命，我平生就没做过恶事，可见行善无效，还有何福可求？况且赦免囚徒是国家大事，“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所不为”（《资治通鉴》卷194），岂可因我一人而乱天下之法！你的话不可听从。李承乾一听母亲这样说，不敢去对太宗说，遂私下告诉房玄龄，由房玄龄上奏太宗。太宗听后，打算下诏实施此事，也为长孙皇后所阻止。从这件事来看，长孙皇后不仅识大体顾大局，颇有超越常人的风范，而且还是一个不迷信佛道之教的女政治家，她的言行比历史上那些尊崇佛道、劳民伤财的皇帝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长孙皇后病危时还对太宗进行谏诤。她见房玄龄因为小过而被勒令回家待罪，便对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旧唐书·后妃列传》）太宗听了她的话，又把房玄龄召入朝中。她临终时还再三叮嘱太宗，不要给外戚授以太多的权力，只有这样才可使其子孙保全。她告诫太宗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去谗言，省徭役，停游猎。
长孙皇后曾将古代妇女得失之事汇集起来，编成《女则》一书，共十卷，又亲自为此书作序。她自认为此书编撰缺乏条贯，主要是为诫约自己的言行而编，要求左右不要告诉太宗。直到她死后，太宗才得知此事，阅读后感慨颇深，他对侍臣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并认为皇后能经常规谏自己的过失，她的死去“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旧唐书·后妃列传》）长孙皇后还写了一篇文章批驳汉章帝的母亲马太后，认为马太后虽然制止了章帝对外戚的封爵，却没有抑制其发展势力，只是告诫外戚生活不要奢侈，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这样做不过“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资治通鉴》卷194）。这些话都不乏真知灼见。
长孙皇后还反对厚葬，提倡薄葬。她临终之时告诫太宗不要厚葬她。她认为自己生前没有做过多少有益的事，死后不可以厚葬害人。自古圣贤都崇尚俭薄之葬，唯有无道君主才大修陵墓，祸害天下之人，为有识之士所嘲笑。留下遗言要求“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旧唐书·后妃列传》）。她甚至要求送葬之时儿女辈不必参加，以免他们哭哭啼啼，“徒乱人意”。她的这些要求得到太宗的支持，其墓室修筑仅动用百余人，数十日完工，“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资治通鉴》卷194）。作为一个古代皇帝的皇后，仅动用这点人力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修成陵墓，确实比较少见。长孙皇后生前生活节俭，死后薄葬，其对政治与生活的见解又如此精辟，不要说在古代皇后中很少有人能比，就是在古代妇女中也是属于杰出的女性之一。
长孙皇后死于贞观十年（636）六月，终年三十六岁，十一月葬于昭陵。长孙皇后与太宗情义颇深，她的死去使太宗思念不已，太宗为此在禁苑中修建了一座高楼，以便望见昭陵。有一次，太宗又想起了皇后，遂和魏徵一同登楼，北望昭陵。魏徵说：“臣眼睛昏花，没有看见。”太宗真以为他没有见到，遂为他指示方位。魏徵说：“臣以为陛下是在望献陵，如果是昭陵，则我早就看到了。”太宗听后不觉双泪直流，遂下令毁去此楼。献陵是唐高祖的陵墓。魏徵这样做是有意讥刺太宗只惦念妻子而忘了老子，太宗毁楼是怕担上不孝的名声。对于此事，魏徵不免失之偏颇，太宗虽是皇帝，也具有常人一样的感情，爱妻新丧，焉能不思念？何况思念亡妻并不等于就一定会忘掉亡父，两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魏徵如此作为，倒叫人觉得他缺少一点人情味，远不如太宗显得感情真挚，令人可亲可佩。至于太宗毁楼并非绝情，因为他曾大力提倡礼仪孝道，作为皇帝更要做好表率，既然魏徵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仍无动于衷，将会严重影响到他和朝廷的声誉，所以毁楼是不得已的行动，并非出自太宗内心。可见要成为一位明君，往往要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有时也得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二）“乱伦”之讥
太宗的后妃除了长孙皇后外，能知道姓氏的还有杨妃（李恪母）、阴妃、燕妃、徐妃、韦妃、杨妃、李福母王氏、杨氏、武才人等人。以上诸人除徐妃、武才人外，都是因生了皇子才留下了姓氏，其他嫔妃全都湮没无闻了。以上嫔妃中的杨氏就是李元吉的妃子，李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后，因杨氏美丽贤淑，太宗就将她纳入宫中，成为自己的嫔妃。杨氏入宫后为太宗生了一个儿子，即第十四子李明，贞观二十一年（647）封为曹王。杨氏深得太宗宠爱，尤其是长孙皇后死后就更加珍爱于她，并打算立为皇后。这件事遭到魏徵的反对，遂作罢。魏徵对太宗说：“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资治通鉴》卷198）辰嬴即春秋时期秦穆公的女儿怀嬴。晋国公子圉在秦国为人质，秦穆公就将怀嬴嫁给他。后来圉逃回国做了国君，临走时要怀嬴跟他一块儿逃走，怀嬴不愿擅自离开自己的国家，拒绝未行。以后晋国公子重耳又到秦国避难，秦穆公遂把怀嬴嫁给重耳，并派兵护送重耳回国夺得国君之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晋文公叔侄同娶一个妻子，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允许的，只是为后来的封建礼法所不容，说什么“辰嬴嬖于二君”。嬖，宠幸之意，含有贬义。魏徵如此一讲，便把太宗吓了回去，从此不再提立后的事了。太宗虽没有把杨氏立为皇后，然终其一生不再另立皇后，大概也出于对杨氏的爱恋吧。由于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把其弟李元吉的几个儿子全部诛杀，致使元吉无后，遂在封李明为曹王后不久，便让他作为李元吉的继子以承嗣其后。
对于太宗纳杨氏为嫔妃这件事，在唐代当然无人敢说什么，自宋代以来就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与责难，视之为“乱伦”。如编撰过《资治通鉴》的史学家范祖禹就说过：“太宗手杀兄弟，曾不愧耻，而复纳元吉之妃，恶莫大焉。”（《唐鉴》卷6）在范祖禹看来，太宗发动政变、手杀兄弟尚可谅解，又纳弟妇则是莫大的恶行。近世以来，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多从李唐家族的血统上寻找太宗纳弟妇的历史根源，认为李唐具有较多的鲜卑血统成分，又受到突厥人的深刻影响，突厥有“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的婚俗（《隋书·突厥传》），李氏家族受这种婚俗影响，故在其家族中多次出现“乱伦”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其实所有这些说法都是对南宋理学家朱熹的“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观点的诠释（《朱子语类》卷136），并非什么新创见。
姑且不论李唐先祖是否出于夷狄的问题，恐怕仅从他们血统中具有胡族成分或受突厥人的影响来解释这一现象就显得比较勉强。因为人们的生活习俗是由社会环境决定的，并随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并不是由血统来决定的，更何况李氏家族仅是有一些异族血统，并非全部为胡族血统。至于说受突厥人影响更是显得勉强。在唐代的长安等地确实有一些人喜好胡风，那也只是在生活的某个方面追求新奇而已，往往表现为一阵风后又去追求另一新奇的东西，谈不上对汉族人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习的影响。从历史上看，在民族杂居地区往往是少数人受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影响，而不是绝大多数人反倒受少数人的影响。突厥人在唐朝内地毕竟是少数，他们只能受汉族人的影响，最后被融合于汉族之中，而绝不是相反。
唐太宗大兴礼乐，尊崇儒学，提倡仁德孝道，其文治成就超过了以往许多帝王。一个接受儒家传统思想如此彻底的帝王却偏偏在婚俗上接受胡族的影响，使人难以理解。如果太宗和李唐诸帝真的接受了胡族的“妻其群母及嫂”的婚俗，那就应该在后宫嫔妃制度上有所体现，然而史籍中并无这方面内容的记载。从太宗和其他诸帝的婚姻状况看，没有一位皇帝的正妻是其兄弟之妻，充其量只是嫔妃，且表现在个别皇帝身上，大多数的皇帝并没有这样做。既如此，如何能说李唐皇室接受了胡族婚俗呢？突厥婚俗是父兄死妻其嫂或庶母，都是作为正妻，如隋朝义成公主先嫁启民可汗，启民死，其子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隋书·突厥传》），于是义成公主又嫁给启民之子始毕可汗。既然是“诏从其俗”，可见内地没有这种婚俗，所以才作为特例批准。唐德宗女咸安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后来数次改嫁，也都是经过唐政府的批准，并且作为正妻。太宗虽纳李元吉妃杨氏为嫔妃，却未能立为皇后，说明唐朝婚俗必定不同于胡族。皇后与嫔妃从广义上讲都是皇帝的配偶，但地位相差悬殊，就如同普通人家的妻与妾一样，前者必须是明媒正娶，后者就比较随便了，甚至可以通过买卖、赠送而获得。唐朝的法律规定：“诸有妻更娶妻者，徒一年。”（《唐律疏议》卷13《户婚律》）但却不禁止多纳妾。可见妻妾在名分、地位上是多么的悬殊。正因为如此，太宗纳杨氏为嫔妃，魏徵没有表示反对，当要将她扶正为皇后时，魏徵就要出面干预了，因为在魏徵看来，皇帝多个把嫔妃就如同常人多纳一个妾一样，至于这个妾的身份如何都无关紧要，但是要将其扶正为妻，那就不同了，就要仔细调查一下其家庭、门第、身份等，看够不够做正妻的资格。历史上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人纳妓为妾，人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可以，但要将其扶正或直接娶妓为妻，就要遭到父母、亲属、朋友的反对，甚至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或嘲弄。这样的例子在唐代也是很多的。杨氏曾是太宗弟弟的妻子，再要成为太宗的正妻，从身份上看显然不大合适，与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相违背，故遭到魏徵的反对。太宗本人经提醒后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
唐高宗纳武则天为嫔妃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当他要把武则天立为皇后时问题就不同了，遭到了大多数元老重臣的坚决反对，数次商议都没能通过，阻力之大、斗争之激烈都是空前的。好在高宗是万民之主，具有绝对的权力和地位，一意孤行臣下也没有办法，但不等于有这样的结果就一定有这样的婚姻习俗。唐玄宗纳杨玉环为嫔妃，尽管宠爱异常，而且当时玄宗并没有皇后，但却从未有过将她册立为皇后的打算，直到马嵬之变杨玉环被缢死时，她也只是个贵妃身份。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她们以前的生活经历所加给的特殊身份，使她们不便于被扶正。这些史实充分说明，由于妻妾名分与地位的悬殊，对皇帝纳妃与常人纳妾一样，要求并不严格，至于册立为皇后则不同了。一句话，由于妾（嫔妃）在家庭（族）中地位的低下，微不足道，使当时的人们对于诸如此类的“乱伦”现象能够容忍和谅解。
其实在唐以后的各代，妻妾同样存在着地位悬殊的问题，为什么这些朝代的统治者“乱伦”现象却没有唐代这样多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先解决唐代的“乱伦”到底是受胡族的影响，还是另有历史根源？关于前一问题已在前面作过论述，不再多说了，现在探讨一下是否还有其他历史影响。从汉族的婚俗渊源看，我国先秦时期曾普遍存在着像唐代那样的所谓“乱伦”现象，比如前面提到的辰嬴之事，这种例子举不胜举，而且对这些婚俗赋予了特定的名称，如子娶父之妻妾的婚制叫做“烝”，孙娶祖父之妻妾叫做“因”，侄娶伯叔之妻妾叫做“报”，等等。这一切在当时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不为社会舆论所谴责。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观念的改变，这些现象尤其遭到后世儒家的谴责，人们也逐渐改变了这种婚俗。但是其残余影响却始终存在，不要说唐代，在唐以后的各代中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此类现象，只是人们不再把它视为正常现象，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罢了。李唐皇室中的这种所谓“乱伦”现象，实际上就是这种残余影响的反映。如太宗叔父庐江王李瑗谋反被杀，太宗便纳其爱姬崔氏为妃。弟娶兄妻的例子也很多，如唐中宗女安乐公主先嫁武崇训，武崇训死后又嫁其弟武延秀。还有婚姻不计辈分的现象，如唐肃宗之女郯国公主嫁给肃宗张皇后之弟张清，即外甥女嫁给了舅父。以上这些现象在民间也不少，如李仁钧娶表侄女崔氏为妻（《太平广记》卷160）。就算李唐皇室有胡族血统因而婚俗有胡族之风，那么其他人并无这种血统，如何也存在这些现象呢？可见从血统的角度是解释不了这些现象的。直到清代，甘肃不少地区还保存着上古婚俗的残余，据载：“甘省多男少女，故男女之事颇阔略。兄死妻嫂，弟死妻其妇，比比皆是……有兄弟数人合娶一妻者。”（赵翼《檐曝杂记·甘省陋俗》）这种现象又是受何种民族的影响呢？这种习俗不仅甘肃有，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地发展不平衡以及其他一些原因，近代以来不少地方还都保存着这种婚俗。因此与其说唐太宗纳弟妇是胡风胡俗的影响，毋宁说是上古社会传统婚俗残余的反映。太宗纳弟妃为妃，既然为当时的社会舆论和习俗所允许，也就算不上太宗个人生活的“污点”了，不应以后世的思想观念和习俗去苛求历史人物。
唐代之所以能够宽容一些在后世看来不能允许的婚姻现象，简单地说，与唐代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特点有关。唐代处于古代社会的上升、繁荣时期，社会风气比较开放，表现在政治制度、民族政策、外交关系、社会风尚、民间礼俗以及婚姻制度上，禁忌都比较少，约束人性的封建礼教尚未发展到以后那么严酷的程度，致使唐代婚俗呈现出少有的开放特点。如妇女贞节观淡漠，允许妇女再嫁，离异束缚较少，可以异辈通婚，允许转房婚等。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只要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口繁衍的数量与质量，一些古老婚俗的残余影响的存在也就得到宽容与默许。这种情况经五代直到北宋前期仍或多或少地允许存在着。北宋后期及南宋以来，封建礼教渐趋严酷，加上理学家的推波助澜，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较大，许多地方的乡规民约中把规范婚嫁之事都写了进去，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延至明清时期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遂使社会风气大变，唐太宗纳弟妇之事也就再也得不到宽容和谅解，成为被嘲弄讥讽的对象。
七、晚年的生活
（一）嗜好书法
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自晋代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真、行、草、篆、隶各书体中都涌现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名家，其中真书（楷书）与草书影响尤大。在初唐时期，真书已有了明显的突破，表面上看仍然继承晋朝王羲之的衣钵，实质上已超出了王氏藩篱，自成一代新风。其特点是：结字略长，笔法遒劲，已无王派书法的恬淡萧散，却于精求法度中显现出了劲健的风格。初唐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代表了这一时尚。在行、草书方面，尚守晋代王派之法度，以王羲之为宗师，新意不多。初唐书家除了以上四家外，还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以及唐太宗等人。
太宗喜好书法是很出名的，为了培养书法人才，在中央国子监下辖的六学中就包括有书学。此外，弘文馆也设置有书学，《唐六典》卷8《弘文馆》载：“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唐朝的这种教育体制对大量培养书法人才、促进书法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唐代初年就在科举考试的科目中设置了明书科，专门录取在书法方面有造诣的人才，也就是说只要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也可以通过科举而获得做官的资格，这对鼓励人们学习书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朝规定吏部每年主办一次官员铨选，参加铨选的人要进行身、言、书、判的考试，通过考试后才能授予官职。其中“书”就是指书法考试，可见唐政府对官员的书法要求之严。这一切都与太宗重视与爱好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太宗李世民在武德时期虽然也爱好书法，但由于忙于平定割据的战争，戎马倥偬，尚无暇顾及这种爱好，即皇帝位后，遂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书法的发展。学习书法的第一步就是临摹前代书法家的字迹，临摹得法与否是学书成功的关键。太宗对这一点有独到的见解，他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张彦远《法书要录》卷4）这种见解深得学习书法的要领。太宗还认为初学书法时要做到心神正、志气和，“心神不正，字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全唐文》卷10）。他还根据自己长期学习书法的体会，总结出了一套笔法要诀，对字的点、划、擎、竖、戈、环、波等笔画的写法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和体会。太宗认为任何技艺都没有学不精的道理，关键在于能否做到专心致志，只要用心苦练就可以取得成就。他认为学习书法一味苦练还不行，还必须多动脑筋思考，不断地总结经验。他还认为“学书之难，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便到古人”（《全唐文》卷10）。就是说学习前人书法重在神似，形似是次要的，只要做到形神兼备，便可达到古代名家的水平。
太宗最为推崇的前代书法家便是晋人王羲之，他一生搜集了许多王羲之的墨迹，据《唐会要》卷35《书法》载，说他共得钟、王真迹“一千五百一十卷”。《宣和书谱》卷1说他：“雅好王羲之字，心慕手追，出内帑金帛，购人间遗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纸来上。万机之余，不废模仿。”
太宗为了得到王羲之最著名的作品《兰亭序》，还留下了一段有趣的佳话。据宋人施宿所撰的《会稽志》卷16载：《兰亭序》自南朝梁末动乱以来从宫廷流入民间，陈朝天嘉（560—566）年间为僧人智永所获，后将它献给了陈宣帝。隋朝灭亡陈朝后，《兰亭序》便为时任灭陈统帅的晋王杨广所得。杨广对它并不珍惜，僧果向他借去拓摹，杨广当了皇帝以后竟把此事忘记了，没有向僧果索讨。僧果死后，其弟子僧辨才便得到了《兰亭序》。李世民当秦王时曾经得到过《兰亭序》的拓本，十分惊喜，便命人四处求购真迹，却没有得到。后来得知辨才手中有《兰亭序》真迹，便派欧阳询前往求之，获得后献给李世民，时在武德中。
另据《太平广记》卷208引《法书要录》载：《兰亭序》为僧智永所获，智永死后，为其弟子僧辨才所得。贞观中，太宗在听政之暇锐意学习书法，虽然获得了不少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唯有《兰亭序》真迹一直无法获得。当听说此物在辨才手中后，遂下诏将其召入京师，在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并追问《兰亭序》的下落。辨才称在其师生前确曾见过此物，但自其师死后，屡经战乱，已经失落不知所在了。太宗无法，只好将其放归越州（今浙江绍兴）。以后又召入京师追查此物，前后三次，竟不能使其献出此物。于是宰相房玄龄向太宗推荐监察御史萧翼，乃梁元帝曾孙，多智谋，有才艺，可命其前往越州设法获取《兰亭序》。萧翼化装成商贾潜往越州。萧翼又伪装成潦倒书生，日暮入辨才所居寺庙，拜佛观壁画，从而得以接近辨才。由于其博学多才，与辨才颇能谈得来，两人弈棋赋诗，谈论文史书画，相见甚欢，一连住了十余日。一天，萧翼拿出了梁元帝自书的《职贡图》给辨才赏玩，又谈论起了书法。萧翼说自己也喜欢二王书法，并随身带有数帖。辨才看了后说：“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萧翼问：“何帖？”答曰：“《兰亭》。”萧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详细告知此物的来历，并邀请他明日前来观看。次日，萧翼见到了《兰亭序》真迹，故意说它是拓本，两人反复辩论不休。后来萧翼乘辨才离寺之机取走了《兰亭序》，并通过当地都督齐善行唤来辨才，告知他奉敕命前来索取《兰亭序》。辨才闻言，当场昏倒，“良久始苏”。
萧翼回到京师长安，献上了《兰亭序》，太宗大喜，给他升官赏赐。太宗虽然怒辨才秘吝，因其年迈，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后来太宗命供奉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分赐太子及诸王、近臣。太宗病危临终前命令将《兰亭序》作为殉葬品埋入昭陵。关于此事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说宰相褚遂良奏请将其葬入昭陵，另一种记载说太宗命高宗李治在其死后葬入昭陵。
关于萧翼智取《兰亭序》的故事，流传颇广，南唐大画家顾德谦还以此事为题材创作了一幅《萧翼取兰亭图》。宋人桑世昌是大诗人陆游的外甥，曾撰有《兰亭考》一书，共十二卷，也提到过这个故事。关于唐太宗与《兰亭序》的故事尽管许多典籍都有记载，但大体上都不出以上这两种说法，只是在一些小的细节上或时间上略有出入而已。
太宗学习书法主要还是师从虞世南。虞世南曾师从僧智永，而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曾在山阴永欣寺为僧，人称“永禅师”。他擅长楷书与草书，继承了王氏家法，虞世南跟从其学习书法，“颇得其体”。实际上智永的书法成就不如虞世南，关于这一点唐人已有评论。由于其是王氏后裔，太宗又酷爱王羲之书法，因此名气甚大，求书者踏破了“铁门限”。
太宗跟随虞世南学书，虞世南死后，由于褚遂良深得王氏书法真谛，故又成为太宗的侍书，经常侍候太宗一同研究书法。太宗在练习书法时对“戈”字偏旁经常写不好。有一次，太宗写“戬”字，只写了一半，留下了“戈”字偏旁未写，命虞世南补全此字，然后令褚遂良评论。褚遂良说：“今窥圣上作，惟‘戬’字戈法逼真。”（陈思《书小史》卷1）太宗对其眼光非常钦佩，从此更加勤奋练习。
由于太宗勤学苦练，加之方法得当，又有名家指点，因此书法水平提高很快。房玄龄说太宗笔力超过了前代的名家钟繇、张芝，这话有些夸大，但太宗的书法水平较高却是不争之事实。《唐朝叙书录》一书说太宗的“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唐会要》卷35《书法》说：其“笔势惊绝”。可见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正因为如此，太宗也时常以自己的作品赠人。如贞观十八年（644）五月，他用飞白书写了“鸾凤、蟠龙”等字于扇面之上，赐给长孙无忌、杨师道二人。飞白是枯墨用笔的一种书体，笔画中微微透白，故名“飞白”。此外，太宗还用飞白书写了“凤鸾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赐给了马周。他给戴至德写了“泛洪源，俟舟楫”；给郝处俊写了“飞九霄，假六翮”；给李敬玄写了“资启沃，罄丹诚”；给崔知悌写了“罄忠节，赞皇猷”（以上见《书小史》卷1）。对臣下或寄予重望，或予以勉励。太宗的行书也写得很好，代表作有《温泉铭》、《晋祠铭》，并流传至今。
唐太宗晚年书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唐代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书法作品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的对象。如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太宗在玄武门设宴，召请在朝三品以上官员参加。太宗一时高兴，操笔作飞白之书，当时群臣乘着酒兴，纷纷从太宗手中抢夺，刘洎竟然登上御床，抢先夺得。那些没有抢到的大臣纷纷指责刘洎擅登御床，罪当死，请求太宗将其交给法司惩处。太宗笑着说：“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法书要录》卷4）本是君臣同乐，太宗当然不愿因人一时的失误去扫众人之兴。
（二）善撰诗文
唐太宗还非常喜欢撰写诗文，仅《全唐文》就收录了他的文章七卷，《全唐诗》收其诗作六十九首（这些诗全为太宗的作品，但《全唐文》所收的文章却不一定都是他的作品）。这些文章大体可分为赋、诏敕、册文、书、序、祭文、令、政论、书论等类型，其中诏敕、册文、书、祭文等大都不是出自太宗的手笔，而是有关官员以太宗的名义撰写的，其他类型如赋、政论、序、铭等应为太宗所撰。太宗的这些文章全为骈体文，语多用典，讲究对仗、押韵，辞藻华丽，还未摆脱六朝绮丽文风的影响，这也是唐朝初年文坛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非太宗一人如此，当然这些都是无可称道的。
然而太宗毕竟是一代英主，有些文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充实的，尤其是政论文章，议论精辟，言之有物，多为他长期执政的政治经验的总结。其中《金镜》一文对历史上的治乱成败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从而总结出了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也不乏名言警句。《帝范前序》、《后序》、《政本论》、《谕侍臣绝谗构论》等篇都是不可多得的政论文章，所论及的内容都是当时存在的比较重要的问题。
宋人评论太宗的文风时认为他功业雄卓，然而所撰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与其伟大的功业大不相称。其实这是时代局限性的表现，当时的整个文风均是如此，太宗个人也是难以突破的。然而客观地看，太宗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其所撰的《小山赋》、《小池赋》等篇论气势虽不雄浑，与其叱咤风云的统帅风度很不相称，然其中也不乏刻画细致、辞藻典雅的段落。如《小山赋》中的“松新翠薄，桂小丹轻……才有力以胜蝶，本无心而引莺。半叶舒而岩暗，一花散而峰明”，《小池赋》中的“牵狭镜兮数寻，泛芥舟而已沉。涌菱花于岩腹，擘莲影于波心。减微涓而顿浅，足一滴而还深”，这些句子都得到了后人高度评价，所谓“渲染小字，工妙乃尔，可见才大者而心必细”云云（《全唐文纪事》卷4）。
太宗的诗歌与文章一样，仍摆脱不了南朝风气的影响，其诗歌循规蹈矩，逐句相对，与普通文士无异，缺乏创业英主的豪迈气概。从《全唐诗》所收太宗诗歌来看，大体上为咏物、写景、述怀、巡幸、君臣唱和、宫廷生活等内容。这些作品的体裁从总体上看均为五言诗，矫揉造作，宫廷气息较浓，缺乏社会生活气息，这和他的帝王地位及生活环境有关，所以不可能创作出贴近社会生活的诗篇。从艺术形式看，风格单一，形式拘谨，缺乏感人的艺术魅力。但是仔细分析，太宗的诗作也并非一无是处。
首先，诗作内容政治性较强，不少诗句都体现了太宗治国惠民、明慎刑赏、察善纳谏、节用惜费、发展生产的一贯思想。如他《咏雨》诗中的“和风吹绿野，梅雨洒芳田”，“花沾色更鲜，对此欣登岁”等句，从绵绵春雨联想到农业生产，把一个帝王期盼丰年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登三台言志》诗：“未央初壮汉，阿房昔侈秦。在危犹骋丽，居奢遂役人。岂如家四海，日宇罄朝伦。”指出了暴秦摧残人民，营作不息，致使天下鼎沸、社稷倾颓的历史教训，同时此诗也贯穿了他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
太宗诗作的另一特点就是某些诗篇抒发了他指挥千军万马，扫平割据，统一全国的不凡气概，这些诗大都写得气势雄伟，有较强的感染力。如《经破薛举战地》诗中“移锋惊电起，转战长河决。营碎落星沉，阵卷横云裂”等句，一扫往日辞藻纤丽、缺乏气势的缺点，无论是措辞还是气魄都有了较大的变化。他的《饮马长城窟行》一诗，气势雄壮，视野宽阔，悲凉慷慨，为太宗诗作中难得的佳作。其中“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与“悠悠卷旆旌，饮马出长城。塞沙连骑迹，朔吹断边声”等句写得最好，没有边塞战争经历的人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
总之，唐太宗的诗文虽然不少，其中也有一些较好的作品，但总的来看，水平不是很高，尤其是缺乏宏大的气魄，与他的政治、军事成就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要求一位皇帝创作出艺术水平上乘的作品，不免有些苛求。然而像太宗这样功业卓著的英主，又是驰骋疆场的伟大统帅，所谓文如其人，总得表现出一些不凡的气概吧。像汉高祖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和宋太祖赵匡胤的“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的雄伟气概，在唐太宗的作品中是找不出来的。不过唐太宗也有自知之明，贞观十一年（637）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编太宗文集，被他以“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贞观政要》卷7）为由，拒绝组织编辑。
（三）喜好良马
马匹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装备之一，它不仅是驮运给养的重要工具，也能供战士骑乘，保证军队的最大机动性，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匹就是战斗力。唐政府对马匹的供给与繁衍十分重视，从太宗时起就建立了完整的马政系统，并开始大规模的国家养马业。唐朝的国家牧场设在幅员辽阔的陇右地区，其种马大都来自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通过贸易、进贡、和亲聘礼等方式获得，此外还通过战争手段也获取了不少良马。唐朝把引进的良马统称为胡马或番马，
昭陵六骏之白蹄乌
昭陵六骏之什伐赤为了便于区分和管理，对不同的马要烙上不同的马印，仅《唐会要》卷72《诸蕃马印》就留下了约三十五种不同来源的马的马印实图。可见唐朝对外来马的引进还是非常成功的。
唐太宗建立国家马政，是从国家武备必须依赖大批战马的需要出发的，也是长期战争实践给他的启示。太宗一生征战最善于使用骑兵，唐朝初年灭亡强大的东突厥，依靠的也是骑兵部队，所以太宗不仅为国家建立了完整系统的马政体系，而且他本人也非常喜爱良马，曾拥有过不少的良马。他为了获得良马有时是不惜代价的。隋文帝时期，大宛国曾进贡了一匹千里马，号“师子骢”，据说它早上从长安出发，下午就可奔驰到洛阳。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这匹马就不知所终了。太宗即位后，下令天下各地寻访这匹马的下落，后来被宇文士及从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南）一家磨坊找到。这匹马已经变得皮焦尾秃，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太宗得知找到“师子骢”的消息后，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亲自到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去迎接它。由于此马已老，牙齿脱落，太宗命以钟乳饲养，后来又产了五匹马驹，“皆千里足也”（张《朝野佥载》卷5）。
太宗的战马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他亲冒矢石与群雄逐鹿时骑乘过的“六骏”。这六匹马据研究都是来自西北的胡马，从“特勒骠”的命名就可知它是来自突厥的良马。这些马在战争中都立下过不少的功劳，因此太宗非常喜爱它们，曾命大画家阎立本把它们画成图本，太宗亲自题写了图赞。这六匹马的名字及太宗的赞语是：
拳毛：黄马黑喙，平刘黑闼时所乘。前中六箭，背二箭。赞曰：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什伐赤：纯赤色，平世充、建德时乘。前中四箭，背一箭。赞曰：瀍涧示静，斧钺伸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白蹄乌：纯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时所乘。赞曰：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勒骠：黄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刚时所乘。赞曰：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紫骝，平东都时所乘。前中一箭。赞曰：紫超跃，骨腾神骏，气詟山川，威凌八阵。
青骓：苍白杂色，平窦建德时所乘。前中五箭。赞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全唐文》卷10）
后来太宗命人将“六骏”的图像雕刻在石头上，太宗死后，就将这些石雕陈列在昭陵之侧。现四骏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另两件真品被盗往美国，现仍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这些雕刻均为浮雕，造型粗犷，雄健有力，动感强烈，形态各异。马的鬃毛都已经经过修剪或捆扎成束，如齿状的雉堞。这种形式最初可能起源于伊朗，后来流传于中亚和西伯利亚一带，并传到了中国，但在汉代以后又湮没无闻了。不过在突厥族中却仍然流行这种形式，昭陵“六骏”齿状鬃毛在中原地区的再现是这些马来之于突厥的又一证明。
太宗对良马的喜爱还表现在他对黄骢马的怀念上。这匹马是他扫平窦建德时所骑乘过的战马。骢，指青白色的马。“六骏”之一的青骓为“苍白杂色”，是平定窦建德时骑过的马，因此这两匹马很可能是同一匹马。黄骢说明青白色中杂有淡黄毛，青骓的毛色中明确记载有杂色，从这个特征看也应是同一匹马。这匹马后来在征伐高丽的战争中死去了，太宗非常惋惜，命乐工谱写了《黄骢叠曲》来寄托自己的惋惜怀念之情。
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骨利干遣使贡献良马百匹，太宗从中挑选了十匹骏马，总号“十骥”，并亲自为它们命名，即腾云白、皎雪、凝露白、元光骢、决波、飞霞骠、发电赤、流金、翔麟紫、奔虹赤。这些马来自贝加尔湖以北地区，是一批筋骼壮大、强健有力的骏马。虽然它们都是当时难得的骐骥，由于是在太宗统治末期进贡的，这时已经没有了大规模的战争，它们也就失去了建立功业的机会，太宗本人与它们之间缺少一种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所以它们也不可能获得“六骏”那样的地位和荣誉，知名度也没有“六骏”那样高，但这并不等于这些马骏异健美程度差，只是机遇不好而已。从这些情况看，唐太宗直到晚年仍未改变喜爱良马的癖好。
（四）骄傲奢侈
唐太宗在贞观初期能够实行轻徭薄赋、慎刑恤罚的政策，也能够做到任人唯贤、从谏如流，但是随着统治地位的巩固，到了贞观中期就已经开始骄纵起来，至其统治后期情况更加严重。早在贞观十年（636），魏徵就上书指出，随着唐朝“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廪日积，土地日广”，太宗的骄傲情绪越来越严重，“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贞观政要》卷5），批评太宗不能前后一致，善始善终。魏徵还指出：在贞观初期，太宗闻谏则喜，见善则扬；到了贞观八九年间，还能乐于纳谏；从此之后，逐渐不愿再听直言，有时虽勉强接受，但远不如往昔那样爽快自如，甚至有把忠于国事者视为擅权，把正直进谏者视为诽谤的现象，以至于出现了“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争”（《贞观政要》卷5）的局面。这种情况越到太宗晚年就越严重，尤其是魏徵在贞观十七年（643）死后，朝廷上谏诤之声日渐稀少，谀悦之言却慢慢增多了。贞观十八年四月，太宗自己也感到“人臣顺旨者多，犯颜则少”，于是要求群臣直言他的过失。宰相长孙无忌等人皆说陛下没有什么过失，唯有刘洎与马周两人婉转地提了一点意见。此时的太宗已经不能再如以前那样虚心地接受谏诤，史载：“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对。”（《资治通鉴》卷197）太宗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变相地拒绝进谏，言事者非不能对，而是不敢对，因为双方地位高下悬殊，没有相当的胆略谁敢轻犯君威？太宗在政治上的这种变化，是其事业成功后不能保持清醒头脑，骄傲情绪日渐滋长的结果。
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贞观末年朝廷内部的内耗也愈来愈严重。比如魏徵曾是太宗最为信任的大臣，死后太宗亲自起草碑文并亲自书写。魏徵生前曾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与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后杜正伦任太子右庶子时屡次向太子李承乾进谏，李承乾不听，杜正伦遂对其说，如再不改过，将向太宗上奏，并说这是太宗对他的叮嘱。此事被太宗知道后，认为杜正伦泄露密情，将他贬官。侯君集因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之事被诛杀。于是太宗怀疑魏徵“阿党”，即搞政治小集团。魏徵曾将他前后进谏的言论拿给当时的史官褚遂良看，太宗知道后更加不高兴，遂下令推倒了魏徵墓前的碑石，又撕毁原来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之子魏叔玉的婚约。后来太宗征伐高丽失败，损失很大，感到非常后悔，认为魏徵如果活着一定不会让他有这次行动，遂又命人再次立起推倒的魏徵墓碑，并赏赐了魏徵的家属。
唐俭跟随太宗三十年，忠心耿耿，太宗对他也十分赏识，把豫章公主嫁给了唐俭之子唐善识。太宗晚年时自尊心极强，有一次与唐俭弈棋时发生了争执，这本是游戏之道，不必认真对待，但太宗却认为唐俭轻视于他，大怒，将其从吏部尚书贬到潭州（今湖南长沙）任地方官。太宗还不解恨，要尉迟敬德察访唐俭是否有怨言，准备借故将他处死。幸亏尉迟敬德实事求是，才使唐俭免为刀下冤鬼。张《朝野佥载》说：“唐俭事太宗，甚蒙宠遇，每食非（唐）俭至不餐。数年后，特憎之，遣谓之曰：‘更不须相见，见即欲杀。’”这种情况正是太宗晚年心态变化的真实写照。
房玄龄为贞观名相，曾经辅佐太宗建立过不朽的功勋，在贞观后期也多次因小事被太宗赶回家中赋闲，经人劝解，又数次任用。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少朝臣战战兢兢，唯恐大祸临头。贞观十八年（644），岑文本被任为中书令（宰相），回家后面带忧色，其母询问何故，岑文本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们得知岑文本升任宰相皆来祝贺，岑文本说：“今受吊，不受贺也！”（《资治通鉴》卷197）岑文本的弟弟岑文昭是一个正九品的校书郎，此人喜欢结交宾客，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他对岑文本说，要将其弟贬到地方做官。岑文本再三哭求，说他母亲年纪已老，特别珍爱其弟，从未离开身边，如贬到外地，老母忧愁，肯定不会久在人世。太宗这才收回成命，把岑文昭召入宫中严厉谴责，不许再结交宾客。岑文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书郎，即便结交一些朋友也不会搞出大名堂，太宗之所以看重此事，关键在于对岑文本的防范，担心岑文本通过其弟拉拢个人势力。太宗晚年疑心之重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一些元老功臣晚年大都杜门不出，以防猜忌。如尉迟敬德，晚年“谢宾客不与通”（《新唐书·尉迟敬德传》）。李也深为太宗所忌，几乎为其所杀。
刑部尚书张亮好收认假子（义子），曾收认了五百人之多。太宗认为他图谋不轨，下狱追究其罪。张亮不服，太宗说：“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资治通鉴》卷198）命群臣讨论这件案子，大多数人不敢违背皇帝意愿，随声附和，唯有将作少匠李道裕认为张亮谋反证据不足，罪不当死。但太宗刚愎自用，听不进去正确意见，坚持将张亮处死，抄没家产。后来他又后悔错杀张亮，遂将李道裕提升为刑部侍郎。
这一时期以宰相刘洎的被诛最为冤枉。太宗征高丽时留刘洎辅佐太子李治，并兼任太子左庶子，总管吏、礼、户三部尚书之事，权力之重前所未有。太宗临出征前对刘洎再三叮嘱，要他尽心辅佐太子，刘洎为了使皇帝放心，遂表示说：“愿陛下无忧，大臣有罪者，臣谨即行诛。”太宗听到心中老大不快。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患病，刘洎探望后神色悲怆，担心太宗将会一病不起，对同僚说陛下病情如此沉重，实在令人担忧！褚遂良乘机向太宗进谗说：“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资治通鉴》卷198）太宗联想起此前刘洎说过的话，认为刘洎有异志，遂赐其自尽。
太宗晚年不仅猜忌朝臣，对地方官员也不能完全信任。贞观二十年（646），他派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分赴全国各地巡察，一大批刺史、县令遭到贬黜。这些人不服，纷纷赴阙称冤。太宗亲自处理了此事，“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资治通鉴》卷198）。一次处罚贬黜如此之多的地方官员，实在令人吃惊。从本来要被贬黜的官员中经太宗亲自过问后反倒有二十人获得提升的情况看，可以断言这其中冤滥之事还有不少。
太宗在贞观前期生活比较节俭，但到贞观十一年（637）时，马周就指出其近来营作过多，使百姓徭役负担过重，并认为后宫嫔妃及诸王妃服饰奢华。说明随着太宗在政治上的变化，生活上也开始发生变化了。贞观十三年（639），魏徵针对太宗近岁颇好奢纵的现象，上书指出太宗在生活上的种种变化：其一，求骏马于万里，购珍奇于域外，追求各种新奇物品，“见轻于戎狄”；其二，轻用民力，营建不息，还强词夺理地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经常役使则容易使用；其三，喜好田猎，致使“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其四，徭役繁重；其五，生活骄奢，日益严重，口头上说要节俭恤民，心里却不忘追求享乐（《贞观政要》卷10）。从魏徵的上书中可以看出，贞观十一年至十三年，太宗生活作风的变化是很大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采取两面手法，说一套，做一套。想尽种种办法，寻找各种借口，拒绝群臣进谏，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
不过在这一时期太宗虽有奢侈行为但还不算过分，贞观后期才有所加重。通观太宗的主要营建活动有：修葺了洛阳宫苑，在东都禁苑兴建了飞山宫、元圃苑。在汝州（今河南临汝）西山修建了襄城宫。在关中修建了汤泉宫，天宝时改名华清宫。修葺了九成宫，兴建了翠微宫和玉华宫等。在关中的这几处行宫规模都较大，耗费了不少人力、财力。兴建玉华宫时，太宗“务令俭约”，“然备设太子宫、百司，苞山络野，所费已巨亿计”（《资治通鉴》卷198）。由于这几处宫室的接连兴建，所谓“北阙初见，南营翠微，曾未逾时，玉华复兴”（《唐会要》卷30《玉华宫》），徭役屡兴，给关中人民造成了很大的苦难。修建襄城宫时，“役工一百九十万，杂费称是”（《唐会要》卷30《诸宫》）。花费如此之大，太宗仅居住了数日就因当地天气暑热而废去，并将负责工程的阎立德罢官。
太宗虽然曾多次批评隋炀帝骄奢亡国，但内心却对其豪华的生活极为羡慕。他曾盛饰宫殿，明燃灯烛，仿效隋炀帝那样过夜生活，然后将炀帝的萧皇后请来一同观赏，并问她：“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再三询问，她才说炀帝不过是亡国之君，陛下乃开基之主，奢侈与俭约，本不相同。太宗又问炀帝到底奢华到什么程度？萧后说：“每除夜，殿前诸位设火山数十，每一山焚沉香数车，沃以甲煎，焰起数丈，香数十里。一夜用沉香三百余车、甲煎二百余石。房中不燃膏火，悬宝珠一百二十照之。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所爇膏油，但觉烟气薰人。”太宗听了萧后的这番描述，好长时间不说话，“口刺其奢，心伏其盛”（曾慥《类说》卷31）。这后一句话才是对太宗心理活动的真实描述。
关于太宗晚年的这种变化，他本人也不否认，他曾对太子李治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资治通鉴》卷198）太宗晚年能认识到这些方面的不足，算是对自己有了一个客观的总结，说明太宗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庸主，并没有完全被成功冲昏了头脑，这一点还是难能可贵的。
对唐太宗在贞观后期这种变化的评述，并不是说他已经蜕化到质变的程度，只不过是出于更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的需要而已。客观地看，唐太宗一生还是功大于过。说他晚年文过饰非，不愿纳谏，也是和前期比较而言的，并非如隋炀帝那样任何进谏都听不进去。太宗虽然向往奢侈的生活，然而他也非常清楚如果一味地追求奢侈将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不敢过分地放纵自己。因此，贞观后期的政治风气与吏治还是比较好的，唐朝的社会生产也是在向前发展的，只是与前期相比，励精图治的精神不再那么强烈而已。
八、太宗之死
（一）服食丹药
唐太宗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终年五十二岁（又据今人胡如雷《李世民传》考证，应为五十三岁）。对于一位驰骋疆场多年又平生喜好田猎的皇帝来说，这个年龄就死去了似乎有些过早。究其原因，完全是嗜服丹药的恶果。太宗早年曾嘲笑秦始皇追求神仙长生之术，并认为人的寿命长短“皆得之于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唐大诏令集》卷76）。又说：“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全唐诗》卷1）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不想在晚年竟也重蹈他曾经嘲笑过的人的覆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太宗早年患有“气疾”，但是对健康影响不大，从他经常外出田猎这一点可以证明。贞观十七年（643），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之间的政争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征伐高丽的失败使这位战无不胜的皇帝大丢面子，思想负担很重，郁郁寡欢，回国后大病一场。据载，贞观十九年（645）十一月，太宗在定州（今河北定州）一度病情严重，几乎丧命。经过抢救后扶病急返京师，次月到达并州，病情好转，百官皆贺，于是在当地休养，直到次年三月才返回长安。回长安后因病未痊愈，需要继续疗养，遂命太子李治处决军国机务。从此以后太宗的健康每况愈下，关于他患病的记载接连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太宗可能便逐渐由不相信转为迷信金石丹药之类，希望真的有灵丹妙药能够发挥奇效，使自己长生不老。史籍中有太宗在此之后直到贞观二十三年丧命为止连续不断的患病记载，这和他服食丹药有极大的关系。这样做不仅没有恢复他的健康，反而使病情更加恶化，最终因此而丧命。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高士廉病逝，太宗欲亲往哭祭，长孙无忌劝谏说：“陛下饵金石，于方不得临丧，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资治通鉴》卷198）可见太宗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服食方士丹药了。大概太宗因服食中国方士的丹药无效，于是转而服用外国术士的丹药，以求获得长生。《续世说》卷9载：“太宗俘虏天竺国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罗迩娑寐，自言二百岁，云自有长生之术。”这个天竺人就是王玄策所俘获的众多天竺人中的一个，应当是在贞观二十二年（648）五月到达长安的。太宗对他深加礼敬，“馆之于金飙门内，造延年之药”，并且命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督此事，命天下各地采集奇药异石，供其炼制丹药。“药成，服，竟不效。”
太宗的直接死因就是服食了天竺人所制的丹药所致。高宗时东台侍郎郝处俊说：“昔贞观末年，先帝令婆罗门僧那罗迩娑寐依其本国旧方合长生药……历年而成。先帝服之，竟无异效，大渐之际，名医莫知所为。”（《旧唐书·郝处俊传》）宪宗时的朝臣李藩也说：“文皇帝服胡僧长生药，遂致暴疾不救。”（《旧唐书·宪宗本纪》）都可证明太宗是死于此人所制之药。根据史籍记载，这个天竺人炼制长生药大约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他是贞观二十二年五月到的长安，太宗死于次年五月，正好一年时间。据记载，太宗在贞观二十三年四月行幸翠微宫。此宫建在终南山中，相传是神仙、修炼之士经常出没的地方。太宗到这里来可能是为了找一个适当的场所服食长生药。另外，此时太宗虽然患病，但病情似乎还不很重，因为在这之前的上个月，因久旱降雨，太宗还扶病到显道门外大赦天下，如果是病危就不会有这种举动，也不会离开长安到山中的一座行宫中去。五月，太宗病情突然加剧，腹泻不止，大约是服食了这种丹药所致。御医束手无策，太宗很快就与世长辞了。因为太宗死在长安之外，为了以防万一，“乃秘不发丧”，返回长安时“侍卫如平日”（《资治通鉴》卷199）。说明太宗的确是突然死亡，才搞得当时的将相如此紧张，到了长安才正式宣布皇帝驾崩。一位富有才干、文治武功显赫一时的皇帝，最后竟死于一剂丹药，实在可悲。
这位夺去太宗生命的天竺人按律当处以重罪，结果竟然平安地被放回国。出现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据载是唐朝政府担心如果诛杀此人，将遭到夷狄取笑，有损于唐朝的体面，因此不敢追究此人的罪行（《旧唐书·郝处俊传》）。一位害人性命的凶手竟无罪释放，唐太宗的生命如此不值钱，大概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历史和这位一代英主开了个大玩笑。
（二）临终遗命
唐太宗病危之时仍然没有忘记玩弄权术，他对太子李治说：“李才智有余，但是你对他并无恩惠，恐怕他很难服你。我现在将他贬黜，他如果迅速离京而去，等我死后你可以任命他为仆射（宰相）；如果他犹豫不愿离京，应当立即处死。”于是太宗就将李从宰相任上贬为叠州（今甘肃迭部）都督。李接到诏令，没有回家就直接出京赴任，可见他对太宗的用心洞察得非常清楚。后人对太宗的这种做法大有异议，认为他不能以诚待人，反而以权术对待臣下，故李也
李像以权术对待高宗。这也是太宗晚年疑心太重的表现，和贞观前期形成鲜明对照。一个月后，高宗即位，遂任命李为检校洛州刺史、洛阳宫留守，不久又任命他为宰相。
太宗临终时召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入寝殿，将太子李治托付给他们，并对太子嘱咐说：“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资治通鉴》卷199）实际上是让李治一定要重用这两个人，以便保证贞观政治能得以继续推行。并命褚遂良起草遗诏。通观这篇遗诏，除了一些官样文字外，有几点内容值得注意：其一，诸王任都督、刺史者都可以入长安奔丧，唯独不许李泰入京赴丧。太宗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太子李治能顺利即位，并非他不喜爱李泰。其二，宣布停止征伐高丽的一切准备工作。说明太宗在临终时终于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不愿为此再劳民伤财大动干戈了。其三，宣布停止一切营建活动。说明太宗对自己晚年追求奢侈生活最终还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在实际行动上有所体现。最后，要求丧事及陵园制度从简。
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主持下，太子李治在长安太极殿即位，史称唐高宗。据载，太宗驾崩的消息宣布后，周边各国各族在长安任职者和来长安朝贡者数百人也非常悲痛，按照各民族的不同习俗，有的剪发，有的剺面，有的割耳，流血洒地，以表达他们悲痛怀念之情。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番将请求杀身殉葬，高宗不许。这一切都说明太宗在各国各族人民心目中威望还是非常高的，并深受他们的爱戴。
（三）宏伟的昭陵
唐太宗的昭陵位于今陕西礼泉县东北四十五里的九嵕山上。昭陵是太宗生前亲自选定的陵址，他早年带兵作战以及在后来的田猎中对九嵕山一带地形非常熟悉，他对侍臣说九嵕山孤耸迥绝，可将陵址定在此处。说明太宗看中了九嵕山的形势雄伟，因而才定为陵地的。
唐高祖的献陵是堆土成陵，即在高阜之地深凿墓室，堆土夯筑成高大的封土堆，称为“山陵”。而太宗的昭陵却与此不同，是“因山为陵”，即在山势险峻的九嵕山上，从旁凿石洞为地宫，绕山筑城，虽无封土，却利用了自然的山峰，比封土为陵显得更为宏伟高大。昭陵最早营建于贞观十年（636），当时长孙皇后病故，太宗命在九嵕山凿石为陵，动用百十名工匠，数十日而毕。据《唐会要》卷20《陵议》载：贞观十八年（644）太宗下诏在九嵕山旁凿石室，二十三年（649）八月十八日完工。历时五年才最后完工，比秦汉时期花费十几年乃至数十年时间修建一座帝陵固然不如，但也绝不是太宗在诏书中所说的“务从俭约”，“足容一棺而已”。有关昭陵的墓室情况目前尚无发掘资料可以参考，仅从文献记载看，其华丽堂皇的程度也非常惊人。所谓“因九嵕层峰，凿山南面，深七十五丈，为玄宫”。玄宫即墓室。“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仞，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玄宫门。顶上亦起游殿。文德皇后即玄宫后，有五重石门，其门外于双栈道上起舍，宫人供养，如平常。”（《唐会要》卷20《陵议》）这些栈道在太宗葬入玄宫后即被拆除。五代时，温韬任静胜军节度使，在镇七年，将唐朝诸帝陵在其境内的全部挖掘，其中昭陵封固最严密，温韬花费了很大气力才得以进入玄宫，“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新五代史·温韬传》）。这还不包括规模宏伟的地面建筑，可见太宗“务从俭约”的说法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太宗的昭陵开始了唐代帝陵“因山为陵”的制度。太宗为什么要凿山为陵，而不沿袭秦汉以来的封土为陵呢？用太宗自己的说法，有两条理由：其一是“今为此制，务从俭约”。就是说因山为陵比封土为陵更加节省人力财力。其二是殉葬之物不用金玉珍宝，可使“奸盗息心”。太宗生前几次讲到汉文帝的霸陵，依山为陵，不堆土为坟，不藏金玉，节俭为美。但是因山为陵比封土为陵的工程更为复杂，难度更大，并不节省人力物力，然墓道封固得的确比较严密。因此所谓俭约之说并不能成立，而后一理由才是其真正的目的，即深埋密封，防止盗掘。太宗自己在采用这一制度的同时还要求子孙永遵此法，故自太宗之后的诸帝大都采用这一制度。
昭陵除了玄宫深在九嵕山峰之中外，还在地面绕山建造了如同皇宫一样的城墙、门阙、宫殿。在九嵕山之南有献殿，山之北有祭坛，西南面有下宫，山顶有神游殿，四周有城墙，城墙的四面中央设门，东为青龙门，西为白虎门，南为朱雀门，北为玄武门，城墙的四角建有角阙，驻有士兵警卫。
山顶上的神游殿位于玄宫之上，以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
献殿也叫“寝宫”，主要供上陵朝拜或举行重要祭祀典礼之用。献殿是陵区内的主要建筑，规模宏大。据考察资料，献殿在朱雀门内，遗址约四十米见方，东西面有庑房、阙楼以及门庭，中间有一条龙尾道直通献殿。献殿除了供上面所说的活动外，还陈列墓主的神位和生前服御之物，史载：“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小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首建义旗，新正皇极十有余载，方致升平，随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孝孙，永存节俭。’”（《高力士外传》）可证其事。
祭坛位于山北，其主体建筑是寝殿，中有神位，是进行日祭和时祭的场所。在位的皇帝对其父皇之陵要每日派人祭奠，叫日祭；朔望或节日祭祀，叫时祭。因此，寝殿周围建有供留守官员和宫人居住的房舍。寝殿本来设在山上，因供水困难，加之屡次失火有所烧毁，遂移到山下瑶台寺旁。献殿和寝殿分别设置，是为了适应上陵朝拜，举行重大典礼活动和守陵官吏、宫人日常祭祀和饮食生活的需要，这样就使得重大祭奠典礼显得更加庄重。
据文献记载，太宗葬后，高宗李治为了弘扬其父皇的赫赫武功，命令将各国各族归附唐朝的君长形象雕刻成石像，并题刻了每座石像官名、人名，连同昭陵“六骏”石雕，“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唐会要》卷20《陵议》）。这些石像分别是：
突厥颉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出苾，突厥突利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什钵苾，突厥乙弥泥孰候利苾可汗、右武卫大将军阿史那思摩，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新罗国王、乐浪郡王金贞德，吐谷浑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诺曷钵，龟兹王诃黎布失毕，于阗王伏阇信，焉耆王龙突骑支，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林邑王范头黎，天竺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
这十四尊石像分立寝殿门内东西两侧，其中西侧七个石像题名石座仍然存在，东侧置石像处早已坍塌，石像及座也不知何时失去了。这些石像早已毁坏，仅残存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石块，从残块看石像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分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现存西侧七个石像题名座分别是阿史那社尔、阿罗那顺、麹智盛、伏阇信、松赞干布、龙突骑支、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近年来又发现了金贞德的石像底座残块，题名仍依稀可见。此外，陈列昭陵“六骏”的位置不在文献所记载的东西庑房，经考察应在寝殿前的白石台基上。
昭陵石刻在唐代诸帝陵中并不算多，但在品类、造型及题材方面
昭陵远景
昭陵博物馆却有着独特的意义。首先是题材不取祥瑞、辟邪之类，也不取仪卫之形，而是选取太宗生前骑乘过的六匹骏马和十四国君长，使其具有弘扬武功，象征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其次，昭陵石刻采取写实与浮雕技法，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特色。各国君长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九尺许，无论体长与面貌均无夸张之处，属于写实之作。“六骏”采用浮雕技法，此法以前多见于古青铜器和佛教艺术之中，自从昭陵“六骏”采用此法后，此后唐诸帝陵的鸵鸟也多采用此种技法。
（四）陪葬制度
功臣死后陪葬于帝王陵园的做法在唐代始于唐高祖的献陵，但制度却是唐太宗确立的。高祖葬于献陵之后，太宗下诏规定：“自今以后，（功臣）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闻。并于献陵左侧，赐以葬地，并给东园秘器，事从优厚。”（《唐大诏令集》卷63）以后营建昭陵时，又再次重申“宜令所司于昭陵南左右厢，封境取地，仍即标志疆域，拟为葬所，以赐功臣。其父祖陪陵，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许”（《唐大诏令集》卷63）。这些功臣陪葬者丧葬所需费用皆由官给，有的官为立碑，有的赠粟麦绢帛，有的给仪仗鼓吹。不少人生前就预赐茔地，以便提前营建坟墓。
唐代帝王陵园中的陪葬者以献陵、昭陵为最多，前者陪葬六十七墓，后者共一百六十七墓。其他诸陵多者十余墓，少者数墓。献陵陪葬者几乎全是功臣，昭陵约三分之二为功臣或少数民族人物，盛唐帝陵陪葬者半数为功臣，以后诸陵的陪葬者几乎全是皇族，逐渐失去了功臣陪陵的意义。
陪陵者的多少关系到陵园的大小，也是帝王生前功业大小的一个标志。昭陵的陪葬者最多，其陵园规模在唐代也最大，在我国历代帝王陵园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占地方圆一百二十里，约三十万亩的面积。如此广大的区域内，由于有众多的陪葬墓显得并不空旷，加上各陪葬墓前立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柱、石碑之类的点缀，使整个陵园的气势更加宏伟。有些陪葬墓还各具特点，如李靖墓冢像阴山、积石山，李墓冢像阴山、铁山、乌德鞬山，阿史那社尔墓冢像葱岭，阿史那思摩墓冢像白道山等，以纪念墓主生前的赫赫战功。这些著名将帅的墓冢也为昭陵增色不少。
功臣陪陵与皇族陪陵有很大的不同，它表现的是君臣之间的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亲密关系。昭陵陪葬墓众多，既是太宗倡导的结果，同时也是功臣们忠于君主、乐于陪从的表现。太宗在创建唐朝、统一战争、玄武门之变、开拓边疆以及在开创贞观盛世的伟大事业中，得到了许多贤臣良将的竭力辅佐，互相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君臣关系。生前太宗妥善安置功臣，使他们保持晚节，死后君臣同葬一地，如同众星拱月一般，这种做法在历史上的确少见。昭陵的布局和众多陪葬墓群所构成的陵园体系，显示了唐太宗的文治武功，礼赞了贞观之治的清明与繁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