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
1
如今，在先锋和先锋派早已陈旧的文学艺术领域，先锋是一个什么概念？在我们自身的社会语境中，先锋不再是玩弄技术，先锋派不是颠倒价值而是体现了一种价值趋势的人。
一个民主的人就是一个先锋诗学的人。他意识到词与物的间距，言义关系的紧张，他意识到理念和现实的距离，因此他既不会因为这种间距而成为价值虚无主义者，也不会成为幼稚的意义实证主义者。一个自由的人就是一个诗学的人，他希望保持着词与物的差异和异质性，防止思想犯下统一性的暴行；他希望保持着意义实践中的潜在性与可能性，以免陷入存在即合理的暴政。他不会因为发愿推动政改的言论与制度沉重的惰性之间的巨大间距，而站在后者一边居心不良地讽刺前者；也不会站在现状一边，挖苦微弱的希望。
专制主义者是价值虚无主义也是权力实证主义者，他是权力的信徒；而自由与民主的人是一个诗学的人，为着意义的可能性、为着自由的可能性而创造生存希望的人。
同样，一个深刻理解古典诗学思想的人也是一个先锋的人，一个懂得中国古典思想言意之辨的人，就是一个能够理解词与物之间的间距的人，就是一个能够接受词语与意义之间的缝隙的人。词与物的间距，言与义的缝隙，不是出自于意识形态的欺诈，不是源于宣传机器的骗局，不是源于彻底的虚无主义与心存恶意的怀疑论，而是源自对纯粹理性的界限、实践理性的限度的理解，源自于对事物与状态的非确定性、潜在性的意识，来自于对意义辨认与实践理性的可能性、未完成性的认知。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确信，一种将观念置于具体化的处境中的实践理性。他能够把词与物之间的间距，把言义之间的张力关系视为信念自身的属性，把这个缝隙视为人性的一部分。一个具有诗学品质的人，不会把任何实践理性中所出现的词与物的间距视为纯粹的谎言，不会把在具体化的社会语境中出现的言义之间的缝隙视为虚无主义的论据。他不会由此幼稚地陷入失望或绝望，也不会貌似深刻地陷入津津乐道的怀疑论。故此，人们才会在森子、邓万鹏、高春林、扶桑、杜涯……尤其是在蓝蓝、罗羽、东东的诗歌中体味到这种充满悖论的感受与情绪体验，也能够看到一个诗人转身成为一个内行的批评者时所具有的相应的敏锐。
当一些人———知识界的人，一些文学家与诗人———“看到”民主制社会中的民主的纷争时，当他们“看到”自由制度下的自由的批判性的言论时，当他们看到词与物之间的惯常的间距、言义之间的缝隙在某个瞬间扩大时，他们几乎有点沾沾自喜：看吧，哪里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哪里也没有真正的民主，一切都是谎言。此刻，面对具体的经验语境，他们深刻的哲学和他们的诗学意识荡然无存。应该说，这绝不是先锋诗人的态度，或许应该说，基本上不是一个诗人的思维方式。
2
民主制的社会实践存在着词与物的间距，自由制度下的社会表述存在着言与义之间的缝隙，就像思想中的词与物的关系，就像诗学中的言与义的问题一样，间距与缝隙不会成为彻底否定思想与意义的证据，不会成为否认诗学功能的论证，恰恰相反，词与物的间隙、言与义之间的紧张正是思想与诗学中的一个充满魅力的证据。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和实践就包含着对自由的非真实性的质疑、对民主实践中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距离的批判，以寻求其意义的显现，以寻求自由与民主的最大值。民主社会的多种主体性之间纷争性就是民主的证明过程，自由意志的表达就是自由的证明过程。它们就是作为一种充满纷争的活动，一种可错的实践和一种纠错机制的运行。它是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预设的价值，也是需要在每一种具体境况中被证明和展现的实践。这就是说，当一个群体感受到不公正、当某些人遭遇伤害时，他们能够信任和求助于这一原则和实践，而不至于陷入沉默与无助。这意味着，词与物的间距、言与义的缝隙既不是什么也没有的空无，也不是其言义关系全然悲剧性的或荒诞的颠倒。彻底颠倒词与物关系的、彻底粉碎言义关系的是极权主义制度：民主就是集中，自由就是服从，真理就是谎言，平等就是世袭，和平就是暴力，和谐就是噤声，革命就是反动，以至于在具体生活中，人民的欢乐就是恐惧，赞美就是诅咒，坏人、罪人就是一些还心存良知的人，积极分子和进步分子就是彻底道德沦丧的人。
3
存在着一个作为政治目标的斗争性的民主的英雄时代，存在着一个为具体的利益目标的纷争性的民主含义含混的商人时代。在民主的英雄时代，民主是一个战斗着的总体化的“人民”形象，它的诉求主要体现在政治伦理方面和建构一般性原则方面；在民主的商人时代，民主的形象是分散、多重的利益主体，是纷繁多元的利益诉求。英雄时代民主的逻辑是一种同质性的逻辑，商人时代民主的逻辑是一种异质性的逻辑。后者在制度化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自我调节及其多重主体的欲望多元化的实践中，渐渐变得平庸，既是目标的平庸也是手段（形式合法性与目的合理性方面表现出来的）的平庸，早期民主实践中的英雄般的政治目标、群体规模与革命手段渐渐让位于现阶段商人般的利益目标、小群体或边缘群体与抗议形式上的谦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声音中几乎没有了社会总体动员的仇恨情感，也没有了历史与政治上的宏大话语。民主实践的形式与话语都不再渴望诉诸一种绝对真理，或一种全人类的历史目标。它既不对它所反对的对象进行全面的邪恶化攻击，也不想作为它彻底摧毁的对象，它在东方革命所犯下的暴行之后，似乎产生了对无产者的民粹主义的道德感染的免疫力，阻止了总体性话语再次轻易允诺人类拯救的目标下犯下新的普遍性的暴行。让人一时无法断定这是民主实践的成熟的标识还是民主蜕化的迹象。现在，人们在阿拉伯看到的是前者，在西方看到的是后者。也有人在阿拉伯看到了暴民的暴动或革命，在西方看到了民主的软弱无力或“虚假性和虚伪本质”。我们的社会酝酿着的或许将要发生的激变，不知将采用阿拉伯的方式还是更接近西方一点点的方式？
在现阶段，资本、利润、工资与剩余价值以及工人自身，不知何时渐渐脱离了阶级话语及其所包含的政治经验，被一种仿市场的经济话语与消费性经验所取代。其中有些前一阶段的意识形态核心词汇被有意无意地忘却了，比如剩余价值和工人阶级这样的批判性语汇。而无产者、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像一个历史的幻觉一样消失了。苦难、压榨、不平等留了下来，只是一切都悄悄地改变了名称，改变了含义。中性的经济学术语和仿市场经济仿消费社会的语言，消除了新的贫穷之中的道德含量，减弱了经济中的政治，造成了不平等的经济事实的双重模糊性。使得贫穷者既不能求助于老的批判性道德与话语，也没有新的政治伦理与政治话语可以求助。经验的去政治化或许尚且有益，但是不平等现实的去政治化却未必没有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变形记。暧昧贫弱的知识阶层也不再参与对这一复杂经验的知识化和话语的生产，本来在这个国度里就是统治阶级的专利。只有一些哗众取宠者继续玩弄着模仿着前一阶段早已变成统治话语的阶级话语，在一个小圈子里产生着对真实意识的遮蔽作用，他们时常会在这些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加进几个新学或后学的拙劣词句。他们对权力的贡献在于：把真实的经验遮蔽下去。
在专制社会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地将阶级话语的反抗性与批判性改装为统治性的策略和信仰性的话语。其中蕴含着的欺骗性逻辑从未被认真清算过。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之类的名称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现实中就是名称所标识的那种政治主体，从这个概念所标识的身份诞生那一天起，他们从未作为政治主体存在过，他们的命运从未主体化。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这类词汇所意味的政治主体含义在他们群体与个人的命运中的缺席而言，今天社会里的“农民工”“打工族”只不过是一个恢复了其真相的名称。一个没有稳定的身份归属的名称，一个被排斥者的名字。
不同利益主体或政治主体之间的妥协意味着仇恨的缓解。自由民主制中的纷争采用了合法性的形式而非原始仇恨及其阶级战争形式来解决不同主体之间的债务纠纷。自由民主制的实质是共和。民主与自由的逻辑是异质性的逻辑。是关于他者的逻辑，是多重利益主体和多元欲望的逻辑。
4
一些内心卑微的侏儒深深患上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巨人症，他们根本看不见人，“人”是他们捍卫皇权的政治工具、战争工具和疯狂“崛起”的经济工具。不要说个人的苦难与不幸，就是对几百万知识人的集体迫害、或致使几千万被描述成获得“翻身解放”的人死于饥饿，他们也能不屑一顾地放在“历史必然性”或“国家崛起的代价”这个自豪的概念中轻松打发掉，一切残暴行径都不能丝毫触动他们心中稀薄的人性知觉。他们只能看见权力群集概念下的“人民”，只能看见巨大历史幻觉中的“国家”图腾形象。世界图景被全面颠倒之后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客观真理。其实，这些意识形态巨人症患者只是把自己伟岸的影子投在自身面前，一切经验世界都在他们自身的观念巨人症里模糊不清了。
民主政治旨在把神权政治模式下的敬畏、服从与感激改变为交流、协商与承认模式。现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剩余魔力是在神学政治和权力的形而上学被消解之后对神权政治的低劣模仿。身为平民而赞同极权主义的人或许只是在维持一种意识形态的自欺，他们把对神秘性的渴望、对奇迹性的事物的渴望从古老的心灵中转移到对权力的形而上学期待、对政治的神学幻想并极其不正当地投射于平庸的现实政治身上。他们甚至愿意把政治受虐变成无力过一种精神生活的人们的精神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