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乐器中型坠子弦子比大调曲子坠子弦子的琴杆略短一些，琴柄是用梨木做成，琴线是丝线，弓子用细竹弯成，绷紧了一束黑色的马尾，琴筒是镶有蟒皮的六角或八角檀木筒，自制的弦子，琴筒往往用粗竹筒替代，马尾、琴线和琴筒的接触处，用火燎的办法滴上一片松香，凝固后拉动起来，松香变成白末，渗透在马尾中间，增大弓子和琴弦之间的摩擦。琴杆的上端龙头部分镂空，安有两根轴，弦线上头插入轴中，上码子就在龙头的下檐上，这样一来，一粗一细的两根弦线就很长，把位灵活，拉起来左手上下翻飞，右手前后左右拉动、摆动，发出的声音强度高，音色明亮，与越调的唱腔很配套。
四弦就是嘴赖的发旺哥会拉的那一种弦子。这种弦子，可有可无，但有了四弦，比较轰场，整个后棚就一定热闹得多。顾名思义，四弦有四根弦，两细两粗，弦弓子马尾分成三股，穿在四根弦中间，向外向内拉动，可以摩擦三根弦同时发音。这四根弦分别定有相差五度的两个音调，拉起来两个弦发出主音，另一根弦发出高音或低音，产生和弦的效果，很符合声学理论。当然，定音不准时，不能形成和弦，反而刺耳难听。另一个缺点是，腰码与筒码间的距离太短，一把定位，音阶不多，不是熟手，很难拉出多少复杂的音调来。西洋乐器比我们祖传的宝贝要讲究得多，人家的小提琴也用四根弦，却用了“G、D、E、A”四个音阶定弦，扩展了音阶，也能一齐拉两根弦，产生特别和弦，虽然复杂一些，流出的音乐就比我们的四弦丰富得多。
我们那里的群众常说：“粗越调，细二黄，论听还是梆子腔。”这说明我们河南的剧种不少，听得多了，就有所比较。二黄戏相当于京剧，是由鄂北传入的，与正宗京剧稍有差别，声音尖细一些。梆子腔就是我们河南的主要剧种豫剧，唱腔有“二八板”、“慢板”、“流水板”等，还能变化出快慢之分，变化多了，唱腔更加婉转，越来越精细，就在全国发生了影响。此外，还有大调曲子、二夹弦、宛梆等剧种，地方戏曲比较丰富。
少说闲话，还是回到我们大队的剧团。自从将马寨小学作为排练场以后，陈聪老师和丁老师替代了栾二哥，成了剧团的编导和唱腔设计主创人员。栾二哥自愧弗如，主动让贤，只担当了专职“团长”的角色。他最熟悉的古装戏，成了“四旧”，当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和现实舞台，改排的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和《沙家浜》等几部革命样板戏。
经陈聪老师和丁老师建议，越调戏改成了梆子戏。丁老师负责教练唱腔，陈聪老师负责搞音乐设计。开始，演员们很不习惯，唱着唱着，就跑了调，没有多久，竟然不会唱越调戏了。发旺哥的四弦也因此而下岗，发旺哥心理很不平衡。因为他对乐理比较通达，夜里又有他豁嘴老婆替他喂牛，他在家里闲得发慌，所以不甘心下野，太阳一落山，就往学校里跑，一心泡在文艺宣传队里，团长栾二哥就派他掌鼓板。
掌鼓板也是一项重大任务，发旺哥愉快地承担下来。没有多久，对乐理有着天生的偏才的发旺哥成了行家。打起闹台来（大戏开场前召唤人的预热性质的锣鼓），指挥起大锣、小锣、铜镲，“急急风加胡擂炮”，花样翻新，怪招迭出。伺候唱腔时，敲起边鼓，打起木板，比原来的那一个老打家，鼓点和板眼打得更加精确一些，俨然成了乐队的总指挥。
事情就出在马寨小学成了排练场以后。一群男男女女在一起滚大堆儿，容易日久生情，闹出点风流韵事儿来。
陈聪老师是摘帽右派，说是摘帽，其实那无形的帽子无处不在。所以三十多岁了，不敢谈恋爱，至今没有结婚。丁老师比他小十来岁，从师范学校学“小三门”（体育、音乐、美术）毕业，与女同学谈过恋爱，却没有谈出结果。两个未婚的有学问的大男人，当然成为了我们剧团里女孩子们心中的白马王子。陈聪老师的性格比较忧郁，年龄偏大，大多数女孩子不兜揽他，只有春妮对他有那么一点意思。丁老师身在福中不知福，几个女孩子为他争风吃醋，他却在心中暗暗地爱上了春妮。男人与女人的心就是如此复杂，这对于杜小宝及其同学们来说，小小年纪，不要说混沌未开，不知道这些细节，就是知道了，也不会理解成年人这么复杂的心理。
春妮虽然没有拔过集体的羊毛为陈聪老师编织毛衣，却不断地给他送上了“秋天的菠菜”。陈聪老师对于春妮表现出来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向他施展的爱慕之意，不是没有觉察，只是不敢往深处去想，竭力遏制自己不往爱情上发展。两个人就这么进入了心理的胶着状态，谁也没有把自己的心事直接向对方说出来。
一天夜里，喝得醉醺醺的支书刘庆典来到学校，嘴里向外冒着一股子酒气、烟气和坏红薯干子气，对着栾二哥、两位老师和演员们胡说八道一通后，叫上春妮，说到外边去和她说件事儿。
春妮很不情愿地跟了他出去，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儿，到了一个无人处，刘庆典先是说了帮助春妮入党的事情，后是扯了一些闲话，没有说上几句，就对春妮动手动脚起来，他揽腰抱着春妮，往春妮的脸上热烘烘喷吐气息。春妮气恼地推拒着这个发情的公兽，不敢大声说，只小声地嘟囔着：“支书，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刘庆典说：“咋不能这样？多少女人想跟我好，我还不稀罕哩！”春妮一看说不服他，又正色叫道：“庆典，我是你姑哩，你咋能这样？”刘庆典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你是哪老的姑，跟我好了，有你的好处！”
刘庆典说的其实不假，论辈分他应该称春妮为姑，因为春妮是他四奶的亲女儿。可春妮是她妈改嫁带来的，刘庆典和春妮二人根本没有血亲关系。好色的刘支书看着这个丫头长大，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两家同出一个大门，经常在眼前晃动，让他心动不已，平时没有少撩拨她，但碍于四奶，又从来没有敢真正下手。春妮也知道他不正经，寨子里能勾上手的女人快搞遍了，见了漂亮女人走不动路，可对她不会怎么样，因为自己毕竟是他的姑姑，对他平时的戏谑没有放在心上。这一天他喝了酒，越发想搞上春妮这丫头，乘着酒劲儿，来到学校，就演出了眼前的一幕逼奸戏。
春妮出门以后，陈聪老师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头，就放下二胡，好像出门方便，走出了大门。远远看去，一团黑影正闹得不可开交，就大声地咳嗽了一声。刘庆典一惊，急忙松开了手，春妮乘机脱身，跑了回来，刘庆典悻悻地走了。春妮一下子扑到陈聪老师的怀里，双手死死地抱着陈聪老师，“嘤嘤”地哭了起来，陈聪老师揽着气得发抖的春妮，半天没有话说。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丁老师知道春妮被支书叫走了，也想到没有好事儿，但不敢出去。一见陈聪老师也出去了，就在后边跟了上来，看见春妮正抱着陈聪老师，心中醋意顿生，也大声地咳嗽了一声，春妮不但没有理他，反而更加抱紧了陈聪老师。丁老师像刘支书一样悻悻地走了回去。
这一夜，陈聪老师和丁老师都是心乱如麻。陈聪老师想的是怎样对待春妮突然爆发出来的爱情，拿什么来奉献自己的一片心意；丁老师想的是这个陈聪老师真是可恶，平时不露声色，真是“咬人的狗不叫”，硬是夺走了属于自己的爱人，看老子不往死地里整你！
二哥
现在我向你说一说栾二哥的故事。
我们寨子里就他一个人姓栾，栾二哥是我们寨子里一个极为活跃的人物。栾二哥生性活泼，是个出了名的“活宝”。他最爱逗人玩，无论干什么，一开始都是一本正经的，最后变成荒唐，即便是捉弄人也是如此。杜小宝八九岁时，上山墙上掏麻雀，不料手指头被蝎子蜇了一下，胳肢窝里马上起了一个“筋疙瘩”，痛得小宝直打滚，嗷嗷大哭，可巧家里又没有一个大人。正在这时，二哥赶到了，他一边拍打着小宝身上的土，一边问小宝咋啦。小宝说：“蝎子蜇着了。”他见小宝哭得轻了，就问：“疼不疼？”小宝说：“可疼。”二哥挤着眼说：“那赶紧上树，一到树上就不疼了。”
小宝信以为真，连忙爬到了门前的那棵小柿树上，可还是疼。小宝问二哥，为啥还这么疼？二哥说：“总是不疼啦，要是真疼，你咋还上树咧？”弄得小宝哭笑不得，摘几个大柿子冷不防地向他头上砸去，他却一个个都接到手中，做着鬼脸，像小孩子一样开心，笑得直不起腰来。等小宝从树上下来，一边骂着“歪二哥、孬二哥”，一边扑向他，用小拳头打他，他仍然笑嘻嘻的，一把拽着小宝的小胳膊，用嘴对着伤处，使劲地吮吸了一阵子，从他常挎着的口袋片连成的包包里，找出一瓶像人尿一样臊的水水，用指头蘸了点往上一抹，也怪灵验，马上不多疼了。他还说：“小宝儿，咋样，二哥的药比你上树强吧？”
二哥这个人总是不爱在家，一生中漂泊流浪。在我们那一带，到处留下了他的踪迹。
二哥没有孩子，有一年他从逃荒的人手里用一箩头红薯干换了一个儿子。他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运来”，他天天领着运来，在庄上转来转去，碰到了不知道的人，就先介绍一下：
“就是我一箩头红薯干结的瓜儿，我总算有个孩子了，这日子过着就比光和我那不生长的老婆两个人有劲多了。”
有人打趣他：“二哥，你这个孩子还真像你哩。”
他便高兴得合不上嘴，两眼合成一条缝：“这倒也不假，上辈子我肯定是个骡子，成天让人骑，才修了这么一个儿子。”
从此以后，他也不知道怎样来娇惯这个孩子，真是含在口中怕化了。运来把他的四弦弄断两根弦，他也不生气，乐呵呵地再接起来；尿在了锅里，他也挺高兴，连声夸孩子的尿是败火茶；不论干啥事都叫儿子插手，连吸烟也喊：
“运来，运来，快快过来，爹吸一袋，来吸一袋，学会了艺不压身。”
也有人打趣他说：“二哥，你又多了一个小兄弟。”这可不行，栾二哥确实爱给人当“二哥”，对于孩子却说什么也不干了。
谁知好景不长，第二年这运来得了个“急惊风”，虽然求神拜药，占卜问卦，总算把命给扒出来了，却从此落了一个傻子，分不清东西南北。为此，二哥真难过了好长一阵子，头整天耷拉着，无精打采的，像个蔫黄瓜。很多人都替他惋惜，抱怨这老天不长眼，黄鼠狼专咬病鸡子。有一天，二哥突然想通了，对他老婆说：
“日他妈，命里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生成是小舅子命，一辈子当不了姐夫。唉，算了。”打那以后，又拉起了四弦，高兴地乱跑。自然，对那个运气并未转好的栾运来，再也没有先前那个疼热了。
1948年，刘邓大军打过黄河，他从北乡跑回来，逢人便高兴地嚷：
“这下可好了，咱们穷人要翻身了！老财咱再也不用怕了！”恨得当时寨子里的大地主孙乃器要抓他，他一听说，一下子又窜了个没下落。不过，他一跑，寨子里的几个光棍汉儿，免不了有人要去给他老婆做伴。所以，二哥尽管不在家，他老婆没有闲着，倒也不感到有什么寂寞。小运来也不懂得这种事，自然由着他娘。后来，也不知谁传了个“毛毛信儿”，说二哥死在外头了，马上就有几个老光棍想娶她。可二嫂跟谁也不干，一是再嫁一家“怕对不住二哥，孩子也没人心疼”，二是一个人过惯了。实际上是，虽然没有男人，却等于有了更多的男人，有那么多男人帮衬，何必只找一个男人管着不自在？况且，还要得罪那么多的老相好？这是题外话。
其实，二哥并没有死，一年多一点儿，我们马寨开始土改，二哥就一身光鲜地背着个四弦回来了。他老婆嘟噜嘴，着实把他埋怨了一顿，过了一夜，两个人就又非常亲热。从此，那几个光棍汉儿傍不上了边，心里想，还不如他不回来，同时盼望着他早点走，走得远远的。
那阵子，我们这里的人不知道那么多新鲜名词，不知道啥叫个“流氓无产者”，这是后来一个公社秘书给栾二哥定的性质。反正大家都知道他这一家很穷，不好做农活，日子过得很“懈”，所以分土地时也按贫农一样对待，分了好几亩地，并且定了个贫农成分。农会干部劝他不要再往外跑了，让他在家老老实实地种几亩地，“几亩薄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嘛”。二哥满口答应：“中！中！”可真去种地，他就下不了那牛一般的气力了，瞪着眼看地荒成了“牛毛毡”。还是他老婆中用，不费多大气力，找来几个相好，就给他的地整得很好，他也挺乐意，直夸他媳妇能干。第二年可就不行了，原来那几个帮助他种地的人，看到把地种好后，他反而不出去跑了，未免失望，算是给他白干了。二哥一看这势头不对，就马上出去窜了一阵子，回来果然又有了好收成。第三年，人们开始组织互助组、高级社，二哥从来不给人搭伙儿，还风凉地说：“要说互助嘛，我这几年是没少沾互助的光，搭不搭伙儿都没关系，反正到时候就有人来互助。”谁知道，解放后日子上升，那几个老光棍十有八九成了家，没有人再愿意出这冤枉力了，这一年，他的地真的撂了荒。他老婆这次发火了，要与他离婚，他连着做了几夜工作也没有做下来，干脆又撒了丫子。
二哥与七太爷不一样，七太爷偶尔犯病似的，突然失踪一次，长久安稳。可二哥经常在外边跑，很少能在家里久留。其实，他这一次并没有跑多远。只跑到山外二十几里路的集镇上，碰上了当时的区公所主任老马也在那里办事，他俩是老相识，不骂不开腔，一见面就打上了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