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映的《万历首辅张居正》，是根据小说改编的，试图透过张居正这个人物，再现一段历史场景。既然由小说改编，虚构与想象是免不了的，研究历史的人最忌惮的就是虚构与想象，然而有人振振有词地说：小说比历史更加真实。呜呼，历史家无话可说了。因此我不想对这部电视剧说三道四，无奈报纸编辑盛情相邀，只得谈点感想。
著名演员唐国强大概是演惯了领袖人物，演起张居正来，摆出一副架势尽量拔高，给观众的印象似乎过于追求“高大全”。对16世纪的张居正的刻画为什么也要“高大全”呢？百思不得其解。是编导的意图，还是演员自己的演绎？是出于对改革家的尊重，还是囿于习惯思维，“好人一切皆好”的形而上学在作祟？不敢妄加推论，以下写的完全是自说自话，不针对任何人。
历史人物是复杂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一个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性，《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十年海内肃清，四夷詟服，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太仆寺）积金至四百余万。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尽管过不掩功，也足以使他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方其怙宠夺情时，本根已断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他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国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得到了遏制。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这些，久已为人所共知，毋庸赘言，本文只想谈一谈电视剧《万历首辅张居正》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面。
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绝非偶然。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徇匹夫之小节”。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与冯保联手扳倒高拱。
隆庆三年（1569），高拱以武英殿大学士第二次进入内阁，并兼任吏部尚书，两年后，升任内阁首辅。此人一向以精明强干自诩，傲视同僚，对于内阁次辅张居正也是如此。张居正不是等闲角色，穆宗病危时，他瞒着高拱，与冯保准备了“遗诏”。穆宗死后，他和冯保的关系愈加密切。高拱不能容忍大权旁落，决定先拿冯保开刀，以自己起草的削夺太监权力的《陈五事疏》，征求同僚的意见。张居正当场一口答应，佯笑道：除掉冯保这个阉宦，就像除掉一只死老鼠。然后马上派人告诉冯保，要他早作准备，二人合力对付高拱。
高拱以为时机成熟，指使他一手提拔的言官弹劾冯保，迫使他下台。弹劾奏章写得最厉害的，是指责冯保精通房中术，给先帝（即穆宗）送去“诲淫之器”和“邪燥之药”，“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指控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仅凭这一条，足可处死冯保，何况还有“矫诏”——假传圣旨等罪名。言官们振振有词地请求皇帝，将冯保逮捕审问，明正典刑；还特别强调：“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含沙射影指向张居正，不得从旁解救。
冯保虽然对嘉靖以来的权力斗争早已司空见惯，但毕竟是隔岸观火，如今自己挨整，有点手足无措，唯恐上朝时言官当面向皇上奏请，局面难以收拾，便派亲信徐爵向张居正请教对策。张居正说：“勿惧，便好将计就计为之。”这个“计”究竟是什么呢？
穆宗逝世后，继承者是年仅十岁的太子，秉性傲慢的高拱瞧不起小皇帝，口无遮拦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既然高拱攻击冯保是害死先帝的元凶，那么冯保就反击高拱根本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利用皇后、皇贵妃、小皇帝的孤儿寡母心态，一举击倒高拱。
此事见于《明史·冯保传》。冯保向皇后、皇贵妃、小皇帝说：“（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听了大吃一惊，面色立即大变。后来成为张居正的副手与接班人的申时行，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更为具体：对于高拱的《陈五事疏》，皇帝批示“照旧制行”（即不必变更），由文书太监送到内阁，高拱很不满意地问道：“此疏不发阁议拟，而旨从中出者何也？”文书太监回答：这是皇上御批。高拱回敬道：“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裁决政事者乎？”冯保获悉后，立即报告皇帝：“高阁老云，十岁孩子安能决事？”小皇帝大怒，面告两位圣母，三人相持而哭。申时行所写的下面一段话最为关键，点出了张居正在其中的作用：“是日，给事、御史论劾（冯）保恣横不法疏凡七上，保益惶急，而故善江陵（张居正），则使所亲问计，江陵方恶新郑（高拱），欲乘机逐之，则以计授（冯）保。明日，召部院大臣于会极门。”这里所说的“计”，就是激怒皇后、皇贵妃、皇帝，把高拱罢官，于是便有了会极门的一场好戏。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高拱、张居正率领部院大臣来到会极门，只见太监王蓁捧着圣旨出来，用尖细的嗓音喊道：“张老先生接旨！”这一声喊，大大出乎高拱预料，他是首辅，为何不说“高老先生接旨”？更加蹊跷的事在后面，王蓁念道：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人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小，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高拱万万没有想到遭到斥逐的不是冯保而是他自己，而且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回籍闲住，不许停留”，顿时浑身瘫软，直冒冷汗。
张居正为了避嫌，向皇帝上疏，说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没有过失，请求皇后、皇贵妃、皇帝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如果以为阁臣有罪，他自己愿意与高拱一起罢官。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张居正果然君子坦荡荡，挺身与高拱分担责任。然而联系到他与冯保密谋策划打倒高拱的幕后活动，人们不禁为张居正的虚情假意感到愕然，为政治家特有的两面派作风感到惊愕。高拱下台的结果，自然是张居正如愿以偿地升任内阁首辅，申时行说：“由是，宫禁事皆决于（冯）保，而朝廷政务悉归阁中，江陵（张居正）得行一意，无阻挠者矣。”
冯保联合张居正，借助皇后、皇贵妃之手，把高拱赶下台，只是在权力斗争中玩弄手腕而已，不过是政坛高层明争暗斗司空见惯的又一幕。接下来冯保联手张居正策划的“王大臣案”，更加匪夷所思，竟然要置高拱于灭门之地，令朝廷内外惊诧不已。
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小皇帝朱翊钧出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有一个宦官打扮的男子，由西阶直奔过来，被警卫人员抓住，从他的腋下搜出利刃两把。张居正得知此事后，代替皇帝起草一道谕旨：“着冯保鞫问，追究主使之人。”冯保亲自去东厂审问，关闭门窗，屏退左右，对王大臣说：“汝只说是高阁老使汝来刺朝廷，我当与汝官做，永享富贵。”随后叮嘱心腹长伙（听差）辛儒，与王大臣朝夕共处，教他诬陷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口供。手段之卑劣，用心之险恶，令人毛骨悚然。
此事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总督太监冯保一手操办的，但内阁首辅张居正也脱不了干系。不少史料可以证明此点。
其一，何乔远《名山藏》说：冯保审讯时，王大臣招供，本名章龙，从总兵戚继光处来。张居正听说后，对冯保说：“奈何称戚总兵，禁勿复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诛高氏灭口。”
其二，谈迁《国榷》、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都说，东厂审讯王大臣受高拱指使行刺皇帝的结案报告，在上报皇帝之前，由张居正作了修改，加上了“历历有据”四个字。吏部尚书杨博、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对张居正说，愿意担保高拱绝非王大臣的主使人，张居正愤愤然拿出东厂结案报告，意思是此案系东厂所为，与己无关。葛守礼认得张居正的笔迹，发现了他所加的“历历有据”四字。张居正猛然醒悟，讪讪地说：“彼法理不谙，我为易数字耳。”
其三，钱一本《万历邸钞》说：“此即冯珰（冯保）所为不道，而欲诛之，以灭其迹者。时章龙（王大臣本名章龙）狱兴，诬连高拱。（张）居正密为书，令高拱切勿惊死，已，又为私书安之云。”
可见张居正自始至终都插手此案。案件的发展颇具戏剧性，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居正不得不放弃追查幕后主使人的主张，接受吏部尚书杨博的建议，委派主管锦衣卫的左都督朱希孝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前往东厂，会同冯保一起审理案情。杨博还给朱希孝出点子：派锦衣卫校尉在会审前让王大臣辨认高拱的家人（奴仆），迫使其露出破绽，从而使得高府家人“同谋”的说法不攻自破。
二月十九日的三堂会审进行得煞是精彩。按照惯例，东厂和锦衣卫审问犯人，必先加刑，王大臣挨了十五大板，大声叫嚷：“原说与我官做，永享富贵，如何打我？”
冯保打断他的话，喝问：“是谁主使你来？”
王大臣瞪目仰面回答：“是你使我来，你岂不知？却又问我。”这句话十分要紧，“是你使我来”，一语道破天机。
冯保气得面色如土，又强问：“你昨日说是高阁老使你来刺朝廷，如何近日不说？”
王大臣的回答非常之妙：“你教我说来，我何曾认得高阁老？”
朱希孝见案情真相已经大白，恐怕王大臣把隐情和盘托出，使冯保难以下台，厉声喝道：“这奴才，连问官也攀扯，一片胡说，只该打死。”又对冯保说：“冯公公，不必问他。”
在一片尴尬中，会审草草收场。第二天（二月二十日）夜里，再次审讯王大臣时，他已经中毒，喉咙哑了，再也无法说话。次日，宣判处死王大臣，案件匆匆了结。
高拱的回忆录《病榻遗言》对这一案件有详细的追述，大体可信。申时行作为目击者，他的回忆录《杂记》，可以证实高拱所说并非虚构。申时行说：“（王）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与小竖（小宦官）交匿，窃其牌帽，阑入禁门，群阉觉其有异，捕送东厂。（冯）保素恨新郑（高拱），未有以中之，阿意者遂欲因事锻炼，乃以双剑置（王）大臣两腋间，云受新郑指，入内行刺，图不轨。榜掠不胜楚，遂诬服。为言新郑状貌及居址城郭云云……是时道府以兵围新郑家而守之，祸且不测。然众论皆知其（高拱）冤，颇尤江陵（张居正），江陵迫公议，亟从中调剂，（冯）保意解，乃独归罪（王）大臣，论斩。新郑（高拱）得无恙。”
经过此次风波，高拱虽然幸免于难，不过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消失。张居正却摇身一变，极力向外界宣扬，解救高拱是他的功劳，在给友人的信中，一再强调自己是反对株连高拱的。当时人朱国祯在《涌幢小品》中不无讽刺地说：“王大臣一事，高中玄（高拱）谓张太岳（张居正）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
万历六年（1578）三月，张居正回乡安葬亡父，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得到消息，抱病出来迎接，两人相对痛哭一场。张居正到了湖广江陵老家后，写信给高拱，一诉衷肠：“相违六载，只于梦中相见，比得良晤，已复又若梦中也。”葬礼完毕，回京途中经过新郑，张居正专程拜访高拱。回京以后，又写信问候：“比过仙里，两奉晤言，殊慰夙昔，但积怀未能尽吐耳。”两人之间真的捐弃前嫌了吗？假如是真的话，这大概就是所谓政治家风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