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文龙何许人也？一般读者可能会感到陌生。
确实，毛文龙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犹如跑龙套般地一闪而过，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辽东上空滑过的一颗流星，迅即消逝。不过他本人倒并非跑龙套的小角色，而是明朝正式任命的高级武官——驻守鸭绿江口的东江总兵，在明朝和后金（清）、朝鲜的边界地带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崇祯二年（1629）他死在督师大人袁崇焕的尚方宝剑之下，在袁崇焕的显赫威名与耀眼光环的笼罩下，毛文龙黯然失色，甚至模糊了原来的本真面目。到了后世历史学家的笔下，他的功过是非到底应该怎样评说，似乎成了一个问题。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早在1940年代就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从漫无头绪的史料中，清理毛文龙事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历史的抑或现实的——考虑，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说得一无是处，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执的态度难以令人信服，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吧？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19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也有类似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此举“一无错处”。用心可谓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摆拆字摊，替人看相谋生。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天启元年（1621），经友人引荐，成为辽东巡抚王化贞标下的一名“游击”。后金（清）的军队攻陷辽阳，他从海道遁回，乘虚占据鸭绿江边的镇江堡，升任副总兵。镇江堡被后金（清）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
皮岛也称东江，东西十五里，南北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地理位置居于辽东、朝鲜、山东登莱二州的中间，号称孔道。在后金（清）窥视辽东的形势下，这个地区对于明朝极具战略价值。毛文龙登岛后，披荆斩棘，筹备器用，召集流民，招商引资，南货绸布，北货参貂，挂号抽税，不过几年，东江就成为一方雄镇。
天启三年，毛文龙与部下计议，辽东要地只有金州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向东可以收复失地。如果占领金州，陆路可以遏制后金（清）军队南下，水路可以前往登州运粮。便率领部攻下金州，命部将张盘驻守，自己仍退回皮岛，使金州与皮岛互为犄角之势。由于此战告捷，皇帝晋升毛文龙为左都督，并挂将军印，赏赐尚方宝剑，确认并扩大他的职权。
当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努尔哈赤军队的功劳，从《明熹宗实录》可以看到，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的力量不足以消灭努尔哈赤，牵制努尔哈赤则绰绰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的评价更为具体：“东方自逆奴（指努尔哈赤）狂逞以来，唯一毛文龙孤撑海上，日从奴酋肘腋间撩动而牵制之；奴未出老巢则不时攻掠，以阻其来；奴离窥关则乘机捣袭，以断其后。”因此天启皇帝在谕旨中多次称赞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两顾。”
皇太极即位之后，毛文龙以明朝封疆大吏的身份，多次和他联系，相约和好，维持边疆安定。崇祯皇帝鉴于他的独特作用，继续对他实施优容方针。然而朝廷中也有一些大臣以为毛文龙拥兵跋扈，千方百计对他加以掣肘。毛文龙对此很不满意，向皇帝诉苦，崇祯皇帝说了公道话：“毛文龙本以义勇简任东江，数年苦心，朕所洞鉴，人言何足置辩！”
户部以为毛文龙虚冒军饷，派员前往核实，意欲裁减军饷。毛文龙当即向皇帝申诉：户部把皮岛一地兵员作为他辖境兵员总数，太过于昧良心。崇祯皇帝也不同意户部这种做法，说道：毛文龙辖境，辽民避难，屯聚海岛，拿起锄头是农民，拿起武器是士兵，不能和内地一概而论。他鼓励毛文龙乘机奋勇，著有成效，谁都难以“糜饷”为借口对他说三道四。显然，皇帝不赞成以“糜饷”为借口对毛文龙进行制裁，而主张对远在海外的孤军采取特殊政策，在军饷方面稍许宽松一点，激励其奋勇报国之心。
但是，崇祯元年新任“督师蓟辽兼登莱天津军务”的袁崇焕，却不如此看问题。他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统帅辽东、山东以及蓟州、天津一带军务，毛文龙毫无疑问在他的管辖之下，他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势如割据，不受节制。在离京前，与内阁大学时钱龙锡谈到平定辽东时，并不把收复失地摆在首要地位，而是主张“先从东江做起”，集中精力对付毛文龙，对付的策略是：“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在辽东军事形势日趋不利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充分利用毛文龙的优势，与之形成犄角之势，巩固辽东的防务。“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的重点不在“用”而在“杀”，是极不明智的决策。可惜的是，袁崇焕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作为钦差督师大臣的下马威，袁崇焕首先卡住毛文龙的经济来源，迫使他就范。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沿海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不许登州的船只前往皮岛，凡是运往皮岛的物资装备，一概由督师衙门控制的宁远近海的觉华岛（今菊花岛）经由旅顺口转运至皮岛；先前从天津运送的粮食物资，也改由觉华岛起运，必须经督师衙门挂号方许出海。这一举措，不仅控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海上贸易的命脉。用对付敌军的手法来对付自己的下属，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毛文龙无可奈何地向皇帝申诉：自从受到几十份奏疏诽谤以来，早已心如死灰，只因圣恩未报，才声嘶力竭做着未完之事，这是臣的愚忠，并非栖栖恋位。谁知袁督师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商船不敢前来皮岛，故而部下士兵慌忙说：“是拦喉切我一刀！”
“拦喉切我一刀”，道出了毛文龙对袁督师的看法。崇祯皇帝对此没有表态，他有他的难处，任命袁崇焕为督师是自己的主意，已经授予尚方宝剑，可以全权处置蓟辽、登莱以及天津一带军队的一切事宜，当然包括东江在内。只要袁督师能够兑现五年内收复辽东的诺言，其他一切都可以便宜从事。
毛文龙见皇帝没有表态，再次上疏，倾诉孤撑海外的苦衷，“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曲直生死唯命是从，岂敢哓哓取憎！实在是文臣误臣，而非臣误国。”他似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祸患，对皇帝慨乎言之：“诸臣独计除臣，不计除奴，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他对袁崇焕此番督师辽东的总体评价只有四个字——同室操戈。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并非耸人听闻之词，因为毛文龙在讲这句话时，已经离开死期不远了。令人不解的是，袁崇焕受命督师辽东，为何不调动一切力量一致对外，而要同室操戈呢？
崇祯皇帝只好充当和事老，淡淡地答复毛文龙：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料到，时隔不久毛文龙就身首异处，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
袁崇焕处死毛文龙以后向皇帝提交了一份报告，透露了此前的一些细节。比如他说：“自去年（崇祯元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毛）文龙有死无生矣。”可见袁崇焕要杀毛文龙早已成为“预案”，他先前所说“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前半句不过是一个幌子，不管可用不可用，“杀”是既定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