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人到中年，兴趣逐渐转移到对中国传统文学的研究上，由诗人一变而为学者。他已经结束了他人生的第一阶段——激情澎湃、充满活力和理想的诗人和艺术家的生活，而开始进入生活负担沉重、理智多于感情的第二阶段的学者生活。他把诗情带入了他的学术研究，将诗与学术贯通，开辟一个新天地。
学者时期的闻一多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他从学术文化的角度，借助于社会科学的理论，以及西方学术新的研究方法，对上古神话、古典诗词、古典文献等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如从语义学的角度、社会学的观点，以及考古、民俗、语言等方面来理解古代人，悟入那完全生疏的诗人的心理。如上古神话研究的代表性的一批论文，收在《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中。此外还有古典诗词研究包括《诗经》、《楚辞》、唐诗等的研究，古典文献研究包括《易经》、《管子》、《庄子》等研究。正如美籍华人学者许芥昱说：“十年的研究结果是三大部关于楚辞的书，三部关于唐诗的著述，此外还有十几篇讨论《尔雅》的文章，都是考据学中有独开天地的成绩。”
（一）教学生涯的新天地
1927年8月，时任南京东南大学（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宗白华约请闻一多在该校任教，聘请闻一多为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教授英文、英美诗、戏剧。至此闻一多才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栖身之处。年轻气盛的激情逐渐衰退，而学者理智沉稳的思考日渐成熟，于是他下定潜心学术的决心。一年后，正当闻一多犹豫不决，想继续进行诗歌创作，又想集中精力研究学术的时候，武汉大学开始组建，时任湖北教育厅长并兼任湖北大学校长的刘树杞约请闻一多为武汉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新校址在罗家山，诗人的敏感和激情使他想到了富有诗情画意的谐音“珞珈”，于是建议改为“珞珈山”，一直沿用至今。在武汉大学，闻一多开始讲授古典文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钻研古典文学，如他发表的《杜甫》及《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这样一来，由于教书任务的必要，他决定走学术研究的路。梁实秋说：
一多到了武汉，开始专攻中国文学，这是他一生中的一大转变。《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的第一部分发表在武大文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年4月出版）。在17年8月出版的《新月》第6期里，一多已发表了一篇《杜甫》的未完稿，可见他在临去南京之前已经开始了杜甫的研究，到了武汉之后继续攻读杜诗，但是改变了计划，不再续写泛论杜甫的文章，而做起考证杜甫的年谱的工作。这一改变，关系颇大。一多是在开始甩去文学家的那种自由欣赏自由创作的态度，而改取从事考据校订的那种严谨深入的学究精神。作为一个大学的中文系教授，也是非如此转变不可的，何况他本来就有在故纸堆里专研的癖好。
闻一多是著名的诗人，他的教学经验是教西方文学。为了教授中国文学，他开始温习早期念过的古典文学，这时他的压力是相当大的。这项新工作使他得到楚辞专家游国恩的帮助。要证实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识和成就，他必须用加倍的努力重整旗鼓向古典文学进军。他开始重新研究杜甫，比较历代研究杜诗的注解，用研究历史的方法确定杜甫一生的事迹。他写出了《少陵先生年谱会笺》。由于当时学者们还继续推崇清朝的考据，而闻一多正是沿用了清朝考据的手法，因此，学术界公认闻一多的成绩，并给予较高评价。朱自清在《标准与尺度》中称闻一多的成就在清儒王念孙之列。日本学者近藤光男认为，闻一多可以与戴东原相媲美。
除了杜甫，闻一多对庄子也非常喜爱，他注意到《庄子》里诗的成分，认为庄子有两种美：其一是，表现的感情既简单、又神秘，如闻一多说：“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涯岸的艳慕，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其二是，认为庄子把古老的跟诡怪的都描绘出来了，并给它们以永久的艺术价值，使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闻一多凭他诗人般丰富的想像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个独特的研究方法，为他奠定了基础。他说：“讲健全有能超过这样的吗？单看‘肌肤若冰雪’一句，我们现在对于最高超也是最健全的美的观念，何尝不也是二千年前庄子给定下的标准？”
这一年夏末，他一个人在湖北老家埋头钻研唐诗。9月到青岛大学任国文系主任，教唐诗、中国文学史、英诗等。他讲课充满热情，想像自由翱翔，完全不同于被学术界认同的传统。他对诗歌至高无上的忠诚、社会责任感与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心，在他的内心不断地起冲突，一辈子没有能够彻底解决。另一方面，他受到左翼作家的攻击，说他保守、落伍，使他对创作灰心。可是他那创作的欲望、敏锐的感悟，不可能不爆发、不可能永远麻木。如闻一多的最后一首白话诗《奇迹》，是他沉默三年后，对自己诗歌创作生涯的一次深刻真诚的总结。“奇迹”分明是指艺术创作的“理想形态”，是创造力迸发的最佳状态。这是闻一多火山再度爆发的痕迹，是他追求美、色彩和生命意义的一片热诚，是他在青岛大学安静的学术生活中发生的一阵情感的波澜。有人说诗句中的“剥开顽石来诛求白玉的温润”，一定来源于他在古典文学中殷勤的研究，不断的努力，在蛀虫吃坏了的纸堆里头找它美的价值。这首诗也进一步证明了他的诗歌理论，即他强调新诗结构的重要性。
闻一多从新月的战场上退下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一种隐退的行动。尽管，他对清华毕业班的学生说，一个兵什么时候才会觉得他真正完成了他从军的使命呢？单是参加战斗是不够的。一个兵一定要等到他打了败仗，遍体鳞伤，甚至于战死疆场，才能彻底地掌握住当兵的意义。他劝那些快毕业的学生们，毫无保留地去追求他们的理想，一直到他们负伤归来为止。可是闻一多却并没有停留在新诗的战场至死不休。他退却了，因为只有从诗歌创作上退下来，才能拼命在文学研究上昼夜不息。闻一多在清华的老友顾一樵曾邀请他参加政府教育部的工作，他拒绝了，他要留下时间完成写书的志愿。他说：“我辈做事，亦不必聚在一起，为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证明他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坚定信念。
可是闻一多在武大的环境并不很好，新任校长王世杰是原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外交部长，为了文学院院长的职位排挤闻一多，私自任用不学无术之徒与他作对。1929年在武汉发生学潮，闻一多因学潮的波及而愤然宣布辞职，离开武汉大学去上海。
后来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杨振声筹建青岛大学，聘请闻一多主持中文系工作，后又担任青岛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他举家搬到青岛，全力研究唐诗和《诗经》。几年来为职业奔波，为生活所累，身心受到摧残和压抑，虽离开诗坛，仍系念于心。一方面他看到自己的学生陈梦家、方玮德的诗歌创作，深受鼓舞，另一方面徐志摩办《诗刊》催促他写稿，他写下了《奇迹》一诗，盼望“一个奇迹的来临”，可现实却是险恶的。
在青岛大学期间，他除为学校多方吸引人才，促进学校发展外，就是专心致志在自己的古典文学研究上。在杜甫诗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又涉及《诗经》、《楚辞》以及《唐代诗人列传》等。尽管积累了很多研究笔记、札记，却没有形成完全能够发表出去的论著。只是对研究《诗经》的《匡斋尺牍》，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梁实秋说：
在诗经研究上，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他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解释诗经。……如《匡斋尺牍》所解释的“芣苡”和“狼”两首，却有新的发明，指示出一个崭新研究方向。有人不满于他的大量使用佛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以为他过于重视性的象征，平心而论，他相当重视佛洛伊德的学说，但并未使用这一学说来解释所有的诗篇。
闻一多已经开始沉心纯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而在方法上却是新鲜的。正如梁实秋所言，尽管有人对他的研究提出某种非议或不满，如一些人指责他的那篇《诗经的性欲观》。就这篇文章而言，如果我们以传统道学来评价它，不免有可以指责之处；但若从研究的角度，特别是从现代学术的角度看，应该允许它是一家之言。应该说，在《诗经》中，虽然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可是这无邪之思，就不包括“性”吗？“食、色，性也”，“言性自由而不及于淫秽”的意念，是不能排除于诗外的。这一点，连宋代大道学家朱熹，也是间接地承认的：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己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从我们对诗的理解和后代诗歌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界定来看，《诗三百》，乃抒情之作也。抒发情感乃诗的根本特征。而“风雅颂，赋比兴”也必然包括“情欲之性”。所以，那种把《诗经》作“道学”化的解释，是不足取的。而闻一多能够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诗经》，正是他的独特之处。而七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学术界，特别是比较文学用西方文论阐释中国文学的理论，正在日益被人们承认，也是我们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在闻一多那个时代，他于古人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对《诗经》研究所获得的、精到而深入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是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使闻一多结束青岛大学两年多的教学和研究，奔赴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国文学系教授。自此在清华连续供职五年之久。来到清华以后，闻一多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举凡唐诗、先秦魏晋六朝诗，以及《诗经》、《乐府》、《楚辞》、《易林》……大都在他的研究和教学范围之内。如对《诗经》的研究有：《诗经新义》、《诗经通义》、《诗新台鸿字说》等。再如对《楚辞》的研究：《楚辞》与仙人思想，《离骚》与“仙真人诗”，《楚辞》中的“兮”字说，论《九章》、《天问》、《九辩》、《屈原论》等。他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天问释天》、《离骚解诂》等，都是这一时期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曾被学术界认为是《诗经》、《楚辞》的研究权威。由于时局的动荡，华北局势日趋危机，人们无不忧心忡忡。当时，闻一多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热心读书，这种精神，也是当时中国有识人士的一种生活方式。
1932年，游国恩来青岛大学，闻一多与他一起研究《楚辞》。由于受到政治风潮的干扰和冲击，他们的研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9月，闻一多又回到已改为四年制的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教唐诗、《楚辞》。他弃“诗”从“史”，由“诗人”正式转向“学者”。对于闻一多来说，这种转移首先是文化兴趣的转移，“由创作者变为研究者”。他对熊佛西说：“我已发现我在创作方面无天才。诗，只好留给那些有天才的人们去写。过去，我觉得我搞的玩意太多、太杂，结果毫无成就，今后我愿意集中精力来研究中国文学。”1933年他在给饶孟侃的信中说：
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见了自己的缺陷，一种最根本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
这时，他接来家眷，养花种草，生活安定，没有外界干扰。他潜心学术，研究《楚辞》，很快在清华园得到一个“京派学者”的尊号。他的古典文学课讲得非常精彩，大家称他为清华园里的道士。作为一个已经享有盛名的诗人，为什么闻一多宁愿做“京派学者”，从早到晚埋首古籍、钻入故纸堆？也许有人不理解，他的回答是，他自己的兴趣太广泛，怕因此而一事无成，才决定集中精力像西方学者那样分开题目一个一个地研究。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对他是个极大的安慰和鼓励。他告诉饶孟侃，当时有八项研究计划都在先后进行，这八项包括：
1.毛诗字典，将《诗经》拆散，编成一部字典，注明每字的古音古义古形体，说明其造字的来由，在某句中作何解，及其parts of speech（古形体便是甲骨文，钟鼎文，小篆等形体）（这项工作已进行了一年，全部完成的期限当在五年以上）。
2.楚辞校议，希望成为最翔实的楚辞注。已成三分之二。二年后可完工。
3.全唐诗校勘记，校正原书的误字。
4.全唐诗补编，收罗全唐诗所未收的唐诗。现已得诗一百余首，残句不计其数。
5.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作家小传最潦草。拟订其讹误，补其缺略。
6.全唐诗人生卒年考附考证。
7.杜诗新注。
8.杜甫（传记）。
闻一多把这些研究认为是奠定基础的工作，而根本的目的是要解释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意义。
青岛学潮，学生参加南京请愿，闻一多站在学校一边，赞成开除几名闹事学生，结果受到攻击，加上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校园贴出这样的标语：“驱逐不学无术的闻一多！”在这种情况下，闻一多再次提出辞职，于1932年6月离开青岛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闻一多不得不携妻子儿女离开清华园南下，历经磨难，辗转艰辛，而后平安抵达昆明。自此至抗日战争胜利，他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一个学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磨难，在新的客观环境中，思想和行为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闻一多于诗人和学者之外，又成为一位“民主斗士”。他一生的生活和思想也从第二阶段进入了第三阶段，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最后的一次转变，不仅与他以往的历史格格不入，也使他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1938年，闻一多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潜心于学术研究，表现出一个学者风范和学术人格。这些由内向外、内外相交的个性因素，促使闻一多排除各种干扰，坚定地走向中国学术殿堂。
（二）在古代文献里游泳
闻一多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整理，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从先秦以前的神话传说、《易经》、《诗经》到《庄子》、《楚辞》，他都下了很大工夫。他眼光犀利、分析敏锐、立论新颖，作出了独特贡献。在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闻一多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上古神话研究，包括《伏羲考》、《姜嫄履大人迹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等一批神话学论文；二是古典诗词研究，包括《诗经新义》、《唐诗杂论》、《类书与诗》等；三是古典文献研究，包括《周易义证类纂》、《楚辞校补》、《庄子内篇校释》等著作。郭沫若说闻一多在“古代文献里游泳”，是很贴切的。当然，他不是作为鱼而游，而是作为鱼雷而游的。他是要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有所取舍而钻进古代典籍中去。
学术研究方法不外有两类，一是形而下的经验实证，一是形而上的理性思辨。闻一多的研究也遵循这样的思路，先是用经验实证的方式，注重文字的训释、古籍校勘、词义的笺注诠释、文学文化现象的考证、史料的整理等。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闻一多做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细致的个案分析，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
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凝结在古代文献之中，而要认识古代文化就必须阅读记录历史文化的古字。因此要懂得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古人称之为“小学”，即对字形、字音、字义的考证和解读。而文字的考证和训释是一件繁难的学术工程。闻一多借助“小学”，通过对《诗经》、《楚辞》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门的文字考证和训释的文章；把各篇中有关字的句义结合起来，编辑出版了《诗经词类》，对古字、古词、古语做了追根溯源的考证解释；辨析了形、音、义，解释了本义、今义、引申义，从根本上解决了古文字问题。
例如那篇解释《诗经》的《诗新台鸿字说》，对“鸿”做了新的解释和考证。古人一般都认为“鱼网之设，鸿则离之”之“鸿”是鸿鹄的鸿，汉朝的郑玄、宋朝的朱熹都这么说。英国的汉学家魏雷也用这种传统的说法把这诗里的第三节的第一、二两句翻译成：
Fish nets spread；
A wild goose got tangled in them。
（我们把鱼网张开，
一只天上的野雁落网了。）
然而闻一多认为：“鸿之为鸟，既不可以网取，又无由误入于鱼网之中，而以为丑恶之喻，尤大乖于情理，则诗之‘鸿’，其必别为一物，而非鸿鹄之鸿，尚可疑哉？”闻一多对整首诗的解释并没有否定传统说法，他同意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失望，因为他要找一个理想的对象，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妻子，不幸找到的不是一条好鱼而是一只野雁。但闻一多觉得奇怪，何以高飞的野雁会被鱼网网住？显然古人的解释有些牵强。经闻一多考证，“鸿”乃蟾蜍，即蛤蟆，被古人忽视了两千多年的字意被闻一多纠正了。郭沫若称赞闻一多：“这确是很重要的发现。”由这些文章里可以看出闻一多的兴趣转向了文化人类学。
闻一多的研究证明，古代中国的传统歌谣、神话等都与最初的一些宗教性的生活习惯有关，直至今天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土著族部落里看到他们对男女性结合的崇拜。除了性生活就是维系人生命的饮食，因此粮食的来源与饮食的享受常常与女神有关，与生孩子有关。可见，《诗经》里那些赤裸裸关于性生活的描写，是被那些“卫道士”解释成别的东西了。
还如他在《天问释天》解释了“顾菟”。“月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问月亮的情形。古人一般认为顾与菟是分开的，清代有人认为顾菟是月中的兔名，而闻一多举出十一项证明，认为顾菟即蟾蜍也，也是蛤蟆的雏子蝌蚪。他说：“以上传说演变之步骤证‘顾菟’即蟾蜍，凡二事为一类。综上所述，计为说十一，为类四，诸所引证，要为直接者寡，而间接之中又有间接焉。”由一个字的解释而说明文化史上的重大现象，是以小见大的典型的研究方法。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要了解语言，就必须了解语言所反映的生活本身。传统文字学研究，往往只是从字到字，从考证到考证，而闻一多的研究是从文献到历史，从文字到生活。他虽然是释字，但实际上这是运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方法，进行中国古代文献研究。
在把握和占有古代文献资料过程中，人们会发现古代文献中有很多讹舛篡改、散失亡佚。读古书的第一步工作是校勘，所以，校勘和辑佚是整理古籍的基本手段。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不幸许多古书，展转传抄传刻，讹舛不少，还有累代妄人，凭臆窜改，越发一塌糊涂。所以要想得到正确的注释，非先行（或连带着）做一番校勘工作不可。”梁启超提出的古书致错的原因，也就是闻一多所说的三项课题。他在《楚辞校补》中说：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学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闻一多认为伪书是很风行的，虽然经过“辨伪”的法庭，但像《诗经》却绝不能没有怀疑。他说：我相信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诗三百》决不是原来的面目。至于时间的自然的剥蚀，字体的变迁，再加上写官的粗心和无识——一部书从那么荒远的年代传递下来，还不知道要受多少种折磨。所以，闻一多从文学研究逐渐转向古籍的校勘和辑佚，这是他文化兴趣的转移。他基本上是用乾嘉学者的朴学考证方法，首先对古籍进行文字的校正。闻一多校补《楚辞》，研究的宗旨和任务在“凡例”中有如下说明：今本用借字，别本用正字，可据别本以发明今本之义者；各本皆误，而以文义、语法、韵律诸端推之，可暂改正以待实证者；今本之误，已经诸家揭出，而论证未详，尚可补充证例者。闻一多校补《楚辞》的主要特点是能以朴学精神和现代科学方法实事求是的准确校勘，又以创造性思维，多方面、多角度地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郭沫若认为闻一多是一位“富有发现力的天才”，在他的著作中有很多细密的发现，那是前人所未发现或被忽略的新意。假如把这种“发现力”用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中他会成为牛顿、爱迪生之类的人物。郭沫若说：
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明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彻底地实践了。
古籍的校勘是为了获得真实可靠、准确可信的文本，有了这第一步的工作，就可以进入对词义文义的理解，开始进行词义的诠释和章句的阐发。就是要看懂文字，由文字到词汇、词意、句意，字词意的阐发，章句的理解，及全文的解释。他说：“要解决关于《诗经》的那些抽象的、概括的问题，我想，最低限度也得先把每篇的文字看懂。”在闻一多看来，至少读得要比别人稍透些，要有耐性。闻一多校勘《诗经》、《楚辞》、《庄子》，是在古代集注疏证的基础上，通过认真研究后而提出的理解。也就是说在古籍古注的基础上来理解文本的。古代一些注释家读经、讲经、注经，出现很多如郑玄的《毛诗传笺》、《诗谱》，王逸《楚辞章句》之类的集著。所以读书不仅要读古书本身，还要读各种“集注”。作为学术研究，其研究对象既有文献本身，也有历代对文献的注释。闻一多在古人注释的基础上提出自己新的诠释，继承古人观点提出自己的创建，甚至推翻前人的陈说提出新的观点，这是他在古代文献里游泳所取得的成果。
